汉学家是为西方世界解析中国的人，就像科学家要在实验室里把鱼剖腹检查，之后做科学研究一样。如果这鱼是会说人话的，它一定会抗议说，你不用把我解剖，我告诉你我是怎么回事。
　　很多年前，诗人杨L和夫人回北京玩，约了《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朱伟一起来我家吃饭。还带了一位诗人的朋友——汉学家，好象叫Ian Bruma。
　　吃饭闲聊说起诗歌，我突然想起在黄花城长城附近有个叫小二的农民，开了一个农家乐，天天练毛笔字，写诗歌，奉杨L等新诗人为神。说得高兴了，大家说去看看小二吧。于是乎，我们全体出动开车奔往黄花城。
　　小二看见杨L比玉米看见李宇春还激动，带我们参观他的农家乐，说如果艺术家来都可以白吃白住，留作品就好。很像欧洲流行的“在驻艺术家”计划。小二还拿出收藏多年的白酒，诗人与粉丝和汉学家痛饮，十分欢快。小二更是让厨师准备下酒菜，大家又坐下被款待了一番。真是酒壮怂人胆，这时候小二居然敢把自己的诗歌拿出来给杨L看，还是自己用毛笔抄的，杨L看了，劝小二多喝点，没有别的评语。也还算客气，给面子。
　　回家的路上，我开车，朱伟坐前面，杨L和Ian Bruma坐在后面。我们在前面听着诗人和汉学家数叨小二，诗人说，“中国的农民就是这么愚蠢，什么基本人权都没有，还当诗人，当个屁。”汉学家说，“小二的诗歌和农家乐都是自欺欺人的一种安慰，一个不自由的国度怎么可能有艺术、诗歌，农家怎么可能乐。”两人一唱一和，牙缝里都流露出对小二这个农民诗人的各种看不起。我和朱伟实在听不下去了，起初只是说，咱们吃了人家的，喝了人家的，能不能不这么损人。之后就抬杠到什么是中国的文学，诗歌算不算；是不是只有流亡的，才是真的；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都不算数，我们出的杂志全是废纸……总而言之，自我阉割的东西都不是东西。只有在自由空气中发出的声音才是真正代表中国的。
　　我和朱伟怒了，说那我们算什么？我们就是哈巴狗，那干吗到我们狗圈里来分我们的狗粮和我们的狗酒？那时候年轻气盛，越吵我越生气，干脆一脚刹车，停在漆黑的山路上，冲着后座的两个自由战士说：“下车，给我滚蛋！你们自己走回去。”
　　自由战士居然乖乖下车，天太黑、看不清他们的面部表情。我再给一脚油，走了。等我们追上前面的车，朱伟和杨L的夫人都知道我们把两个人扔山上了，过来劝我们回去接他们。施暴还是解气的，我和朱伟耍完脾气后，还是乖乖开车回去，把诗人和汉学家接回来了。诗人似乎习惯这种小插曲，说说笑笑，事情过去了。
　　汉学家好像比较受刺激，过了很多年，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文章写了这个故事，我在他的故事中成为了一名坚决捍卫国家的红二代。文章中说，像我这样的人虽然受过良好的外国教育，说着流利的英文，但是我的核心价值是和权力捆绑在一起的。
　　我当然不是汉学家所形容的那种人，我很迫切希望我们能够生活在一个更加民主自由公平的社会里。我想把诗人和汉学家留在山上喂狼是因为他们太傲慢了，他们不尊重像小二这样的人。我觉得任何批评的前提必须是互相尊重，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有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中国民间在国际社会和媒体中几乎是没有声音的，和其它第三国家相比，中国人几乎是哑巴。墨西哥有卡洛斯·富恩特，印度有阿玛蒂亚·森，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为欧美诠释了墨西哥和印度。中国曾经有过林语堂，但是现在基本没有任何作品可以有当年《吾国吾民》在西方的影响力。
　　我曾经对我非常尊重的汉学家白杰明表示我不喜欢汉学家，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是会说话的鱼。”
　　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汉学家是为西方世界解析中国的人，就像科学家要在实验室里把鱼剖腹检查，之后做科学研究一样。如果这鱼是会说人话的，它一定会抗议说，你不用把我解剖，我告诉你我是怎么回事。他说：“如果鱼都会说话，那科学家都干什么去呢？”
　　我希望我们有会说话的鱼，我希望中国老百姓既不被官方代表，也不被汉学家解剖。我们要当会说话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