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定伯捉鬼》选自干宝《搜神记》，《狼》选自蒲松龄《聊斋志异》。教材认为两文都在表现人的机智，然而细读起来觉得两文主题大异。
　　“鬼”与“狼”在中国文化中往往都与邪恶、贪心、狡诈有关。然而《宋定伯》中的“鬼”并不贪心，也不狡诈，反而让人感到它很真诚、善良。因为该文中的“鬼”始终没有做一件坏事，每当宋定伯问它，它都真诚相告。在“共递相担”中也不嫌定伯“太重”，而深信其是“新鬼”，至宛市被“急执之”“声咋咋然”而也，除了哀伤之外也无害人之心念与动作，变化也仅变一羊（“羊”在中国文化中却是温顺的代名词），假如变为一狼或一豹，定伯岂不吓得魂飞天外？可见文中的“鬼”不鬼。而宋定伯却自始至终在算计着“鬼”，文中一个“诳”统摄了宋定伯的言行：当“鬼”说“我鬼也”，定伯马上“诳之”“我亦鬼”，而此后问答均是定伯先问,待“鬼”真诚相告后他再作答，这就显得非常奸诈，不仅如此，定伯还设计套出“鬼”之大忌，而此时的“鬼”完全把定伯看作知心朋友，以实相告“唯不喜人唾”，这就把身家性命交给了定伯。“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著肩上”，这也是定伯蓄谋已久的，因为这样才能到宛市时“急执之”。当鬼化为一羊后，定伯“便卖之”，目的是“得钱千五百”。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定伯为了这“千五百”文钱，将一个把他当作知心朋友的好鬼卖掉了。
　　读了本文，使人感到的不是宋定伯的“机智”而是他的奸诈与卑鄙。他不是在“捉鬼”，而是在“骗鬼”，是“奸人”骗了“善鬼”，因此可以说定伯“不人”，或者是“鬼人”，“鬼”也“不鬼”。因而我认为本文主题应是表现“人不如鬼”。
　　翻开《搜神记》，类似的文章还有：“临川东兴，有人入山，得猿子，便将归。猿母自后逐自家。此人缚猿子于庭中树上，以示之。其母便搏颊向人，欲乞哀状，直谓口不能言耳。此人既不能放，竟击杀之。猿母悲唤，自执而死。此人破肠视之，寸寸断裂”（《搜神记》卷二十）。请看文中的这个人，得“猿子”，不仅不放，反而多次折磨“猿母”，先是“缚猿子于庭中树上，以示之”，注意这里的“示”揭示了此人是故意的，再是在“猿母”“欲乞哀状”时，将“猿子”杀了，致使猿母哀肠寸断而死。一个毫无怜悯与同情，尽情折磨这位伟大的“兽母”，一个因过分悲伤“自执而死”。作者无一言作评而褒贬尽在其中，表现了“人不如兽”的主题，与《宋定伯捉鬼》正好相映成趣。
　　再来看看《狼》，文中的“狼”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狼，作者尽力表现“狼”的贪婪与狡诈。贪婪，表现在无休止的索要，其实，这里的“狼”根本目的不是要向屠户索要“骨”而是要吃掉屠户这个人，是欲壑难填者之代表。狡诈，表现在一狼“假寐”，一狼“洞其中，意将隧入以攻其后”。这里的“狼”与《宋定伯捉鬼》中的“鬼”显然不是一类。
　　文中的屠户，面对凶残贪婪的狼，先是“惧”，后是“投以骨”以争取到思考对付狼的办法的时间，这时的屠户已经明白“狼”意不在骨了，于是他一“顾”、一“奔”、一“倚”、一“持”，动作何等连贯，这是屠户思虑已久做出的反应，表现了他的机智，最后乘狼不备，击毙两狼，其勇可见。显然这屠户与宋定伯也非同一类人物。
　　由于两文主题各异，当然所写重点也各不相同。《宋定伯捉鬼》，重在写人是怎样骗鬼的，突出“骗”的过程和“骗术”的高超，而《狼》重在写人与狼的斗争场面，表现人是怎样用智勇战胜恶势力的。
　　同是封建文人，表现手法也都采用了“变形”手法，而主题却大异，究其原因当是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和对社会认识不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