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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课本中有不少苏轼被贬时期的作品，与众多文人不同的是在这些被贬时期的作品中看不到他外放时无俚的茕独情怀，也看不到他的自爱自怜。苏轼总是一反常态，化悲怨为豁达，化凄然为悠然，发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感叹和“休将白发唱黄鸡”的豪情壮语。
文学即人学，苏轼在人们思想受到禁锢的时代，一生嬉游歌唱，自得其乐。当悲哀和不幸降临时，他总是微笑着接受。即使一生起起落落，苏轼的精神也远远超出当时的社会斗争之外，他总是豁达乐观地面对世间的沉浮。难怪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苏轼一生并未隐退。苏轼只是超然地对待自然界的变化发展，并努力从自然界规律中寻求“随缘自娱”的生活意义。那苏轼为何会如此超然旷放、豁达乐观呢？
研析苏东坡的诗词文赋，根据文学人性人情美的观点和环境育人的理念，我认为形成东坡超然豁达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①舒适的家庭环境和父辈们的遗传养育了东坡乐观向上、狂放不羁的性格，为他的超然文化埋下了种子。②仕途的起起落落养成了他旷达超然的人生态度，为超然境界奠定了感情基调。③广泛地接受儒、佛、道、禅等各家思想，使其对人生有极通达的认识。
一、家庭环境和父辈们的影响
东坡于1036年生于四川眉山，这不是一座大城，却是很舒服的居家所在，街上的路边有许多荷花池，幽香遍野。苏东坡的祖父苏序年轻时高俊体健，爱喝酒，为人豪爽、慷慨。苏序曾经在其次子（苏东坡的二伯）考中进士时，用一奇怪的包袱包着牛肉、告示、官帽、官袍，骑着驴进城。苏轼对其祖父的这一举动很是赞赏，并说只有优秀的文人才能欣赏那份纯真。苏轼的父亲苏洵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生性鲁直、脾气刚烈、思想独立、又常爱反抗。苏洵非常讨厌当时的正规教育，当他的哥哥、大舅子和两位姐夫都通过考试在外做官后，他才开始发奋读书，那时他已27岁，已近而立之年。应该说祖父苏序、父亲苏洵的个性对苏轼的影响非常大，使苏轼的骨子里就有些狂放，有些无畏。环境造就人才，四川纯朴的民风、优雅美丽的环境、苏家积存的大量文学典籍以及愉快开放的家庭氛围造就了苏轼这个具有强烈文学倾向的少年，加上其母程氏的谆谆教导和其弟子由得互帮互助，少年时代的苏轼就养成了乐观、自由、上进的品性。正是这种愉悦的品性，为他以后作品中的超然境界埋下了种子。
二、仕途的起伏跌落
东坡于嘉祐二年（1057年）考中进士，深受考官欧阳修的赏识。1061年，他通过直言极谏科的制策殿试，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同年底到治所所在地扶风任职，正式踏上荣辱不定、政治风波迭起的坎坷仕途。熙宁初年，他在朝任职，因改革思想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多有不同，请求外调，被派任杭州通判，三年后改任密州知州，接着又移知徐州和湖州。在外任职期间，他也改不了心直口快、敢于坦诚相言的习性，写诗对新法实施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弊端进行讽谏，遭到新党中小人的陷害，引发“乌台诗案”。连做四个月的监狱后，他于元丰二年（1079年）十月被放出来，连削两个官职，以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的名义贬谪黄州，四年后改贬汝州。元祐元年（1086年）旧党得势，苏轼被召回朝，官职由起居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位极人臣。但他并不因受到旧党的重用而隐瞒和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认为王安石的新法有一些已证明是有效的，不可一概废除。这就使他与旧党人物处于尖锐的矛盾对立状态，多次受到旧党的诬陷，在朝中难以立足。由于为人刚正、敢于直言，加之才华横溢、树大招风，苏轼的后半生一直处于新、旧两党的夹击和陷害中。绍圣年间（1094年）哲宗亲征，重新启用新党，把屡受旧党排斥的苏轼作为旧党要员处置，贬谪惠州安置，流放到当时是瘴疠之乡的岭南地区。1097年，再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迫使苏轼垂老投荒，携幼子苏过告别家人，渡海抵达当年荒僻异常的儋州（今海南儋县）。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为大赦天下，苏轼始得内迁，可北归仅一年就病逝了。
苏轼在政治仕途上的抑郁、坎坷不仅没有消磨他的意志，摧毁他的理想，反而使他学到了坦然地接受生活的偶然和必然，使其性格愈发坚贞、坦荡、旷达。苏轼虽历经磨难却笑对人生，尽情享受生命的悠然自得，真正做到了凌驾于人生之外的超然。在《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苏轼对自己的后半生总结为“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所谓不系之舟，就是对自己无所系念，随缘自适的生活态度的形象比喻，含有随波漂泊于生灭流转的人生苦海而毫不在乎的意思。他少年时所养成的愉悦、无畏的性格特点，在他坎坷的仕途中开始扎根发芽，为他的超然豁达奠定了感情基调。
三、广泛地接受儒、佛、道等各家思想
普列汉诺夫曾说：“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苏轼之所以能超然地面对种种艰苦的生活，表现出旷达超然的人生态度，我想与他复杂而极具包容性的思想有密切的关系。苏轼一生涉猎广泛、交游广阔，其思想的主要特点就是杂，他所倡导的蜀学就是融合佛、道、儒三家的杂学。他习惯于把政治思想和人生思想区别对待，又大致以“外儒内佛”的形式把两者统一起来。苏轼政治上受大挫折、忧惧苦恼时总是向道家思想寻求超脱之方。“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是颇富哲理的议论，并且都是从《庄子》中化用而来，表现了苏轼切身的感受和深沉的情感。在这首《临江仙》的结尾，他情不自禁地产生了脱离现实社会的浪漫主义遐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他要趁此良辰美景驾一叶扁舟，随波逐流，任意东西。他要将自己有限的生命融化在无限的大自然之中。但苏轼毕竟从小深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仍认为文人要实现自己的志向抱负必须“兼济天下”，必须从政为官，所以儒家的淑世精神与佛、道化解人生苦难的虚化意识互补，使他的人生观没有发展到对社会、人生的厌倦和伤感。他在以佛、老庄、禅的空无思想“超物我、齐生死”化解人生忧患的同时，亦含有一种儒家士大夫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追求道德人格挺立的意味。他援佛道入儒，儒家始终是他的主要思想，一生之中他仍保持着积极入世和人的气节，佛老的静达旷放用儒家的浩然正气来支撑，成就了他虚静高洁的心灵和淡泊超逸的人格。故苏轼“最深于性命的自得之际”，他懂得生活的艺术，具有坦荡坚贞的品格，拥有放旷的文心和风流潇洒的气度。这一切形成了苏轼作品中不同于其他封建文人学士的超然境界。
苏东坡的超然豁达令每个喜欢他的人都会发出一声赞叹。他智能优异、文才禀赋超群，其文学作品中处处体现出谈笑于生死之际的旷达情怀、经历磨难而始终乐观向上的精神以及任性逍遥、随缘自适的创作个性。“苏东坡用他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创作了一种不同于封建文人学士官样文章的作品，他独特的魅力和创意、他的正义感和旷达任性在作品中都统一得妙不可言。苏东坡这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凭借自己性格的豁达超然开拓了人生的境界，写下了众多灵透和通脱的作品，研读苏轼能“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
文学即人学，苏轼在人们思想受到禁锢的时代，一生嬉游歌唱，自得其乐。当悲哀和不幸降临时，他总是微笑着接受。即使一生起起落落，苏轼的精神也远远超出当时的社会斗争之外，他总是豁达乐观地面对世间的沉浮。难怪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苏轼一生并未隐退。苏轼只是超然地对待自然界的变化发展，并努力从自然界规律中寻求“随缘自娱”的生活意义。那苏轼为何会如此超然旷放、豁达乐观呢？
研析苏东坡的诗词文赋，根据文学人性人情美的观点和环境育人的理念，我认为形成东坡超然豁达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①舒适的家庭环境和父辈们的遗传养育了东坡乐观向上、狂放不羁的性格，为他的超然文化埋下了种子。②仕途的起起落落养成了他旷达超然的人生态度，为超然境界奠定了感情基调。③广泛地接受儒、佛、道、禅等各家思想，使其对人生有极通达的认识。
一、家庭环境和父辈们的影响
东坡于1036年生于四川眉山，这不是一座大城，却是很舒服的居家所在，街上的路边有许多荷花池，幽香遍野。苏东坡的祖父苏序年轻时高俊体健，爱喝酒，为人豪爽、慷慨。苏序曾经在其次子（苏东坡的二伯）考中进士时，用一奇怪的包袱包着牛肉、告示、官帽、官袍，骑着驴进城。苏轼对其祖父的这一举动很是赞赏，并说只有优秀的文人才能欣赏那份纯真。苏轼的父亲苏洵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生性鲁直、脾气刚烈、思想独立、又常爱反抗。苏洵非常讨厌当时的正规教育，当他的哥哥、大舅子和两位姐夫都通过考试在外做官后，他才开始发奋读书，那时他已27岁，已近而立之年。应该说祖父苏序、父亲苏洵的个性对苏轼的影响非常大，使苏轼的骨子里就有些狂放，有些无畏。环境造就人才，四川纯朴的民风、优雅美丽的环境、苏家积存的大量文学典籍以及愉快开放的家庭氛围造就了苏轼这个具有强烈文学倾向的少年，加上其母程氏的谆谆教导和其弟子由得互帮互助，少年时代的苏轼就养成了乐观、自由、上进的品性。正是这种愉悦的品性，为他以后作品中的超然境界埋下了种子。
二、仕途的起伏跌落
东坡于嘉祐二年（1057年）考中进士，深受考官欧阳修的赏识。1061年，他通过直言极谏科的制策殿试，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同年底到治所所在地扶风任职，正式踏上荣辱不定、政治风波迭起的坎坷仕途。熙宁初年，他在朝任职，因改革思想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多有不同，请求外调，被派任杭州通判，三年后改任密州知州，接着又移知徐州和湖州。在外任职期间，他也改不了心直口快、敢于坦诚相言的习性，写诗对新法实施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弊端进行讽谏，遭到新党中小人的陷害，引发“乌台诗案”。连做四个月的监狱后，他于元丰二年（1079年）十月被放出来，连削两个官职，以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的名义贬谪黄州，四年后改贬汝州。元祐元年（1086年）旧党得势，苏轼被召回朝，官职由起居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位极人臣。但他并不因受到旧党的重用而隐瞒和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认为王安石的新法有一些已证明是有效的，不可一概废除。这就使他与旧党人物处于尖锐的矛盾对立状态，多次受到旧党的诬陷，在朝中难以立足。由于为人刚正、敢于直言，加之才华横溢、树大招风，苏轼的后半生一直处于新、旧两党的夹击和陷害中。绍圣年间（1094年）哲宗亲征，重新启用新党，把屡受旧党排斥的苏轼作为旧党要员处置，贬谪惠州安置，流放到当时是瘴疠之乡的岭南地区。1097年，再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迫使苏轼垂老投荒，携幼子苏过告别家人，渡海抵达当年荒僻异常的儋州（今海南儋县）。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为大赦天下，苏轼始得内迁，可北归仅一年就病逝了。
苏轼在政治仕途上的抑郁、坎坷不仅没有消磨他的意志，摧毁他的理想，反而使他学到了坦然地接受生活的偶然和必然，使其性格愈发坚贞、坦荡、旷达。苏轼虽历经磨难却笑对人生，尽情享受生命的悠然自得，真正做到了凌驾于人生之外的超然。在《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苏轼对自己的后半生总结为“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所谓不系之舟，就是对自己无所系念，随缘自适的生活态度的形象比喻，含有随波漂泊于生灭流转的人生苦海而毫不在乎的意思。他少年时所养成的愉悦、无畏的性格特点，在他坎坷的仕途中开始扎根发芽，为他的超然豁达奠定了感情基调。
三、广泛地接受儒、佛、道等各家思想
普列汉诺夫曾说：“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苏轼之所以能超然地面对种种艰苦的生活，表现出旷达超然的人生态度，我想与他复杂而极具包容性的思想有密切的关系。苏轼一生涉猎广泛、交游广阔，其思想的主要特点就是杂，他所倡导的蜀学就是融合佛、道、儒三家的杂学。他习惯于把政治思想和人生思想区别对待，又大致以“外儒内佛”的形式把两者统一起来。苏轼政治上受大挫折、忧惧苦恼时总是向道家思想寻求超脱之方。“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是颇富哲理的议论，并且都是从《庄子》中化用而来，表现了苏轼切身的感受和深沉的情感。在这首《临江仙》的结尾，他情不自禁地产生了脱离现实社会的浪漫主义遐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他要趁此良辰美景驾一叶扁舟，随波逐流，任意东西。他要将自己有限的生命融化在无限的大自然之中。但苏轼毕竟从小深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仍认为文人要实现自己的志向抱负必须“兼济天下”，必须从政为官，所以儒家的淑世精神与佛、道化解人生苦难的虚化意识互补，使他的人生观没有发展到对社会、人生的厌倦和伤感。他在以佛、老庄、禅的空无思想“超物我、齐生死”化解人生忧患的同时，亦含有一种儒家士大夫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追求道德人格挺立的意味。他援佛道入儒，儒家始终是他的主要思想，一生之中他仍保持着积极入世和人的气节，佛老的静达旷放用儒家的浩然正气来支撑，成就了他虚静高洁的心灵和淡泊超逸的人格。故苏轼“最深于性命的自得之际”，他懂得生活的艺术，具有坦荡坚贞的品格，拥有放旷的文心和风流潇洒的气度。这一切形成了苏轼作品中不同于其他封建文人学士的超然境界。
苏东坡的超然豁达令每个喜欢他的人都会发出一声赞叹。他智能优异、文才禀赋超群，其文学作品中处处体现出谈笑于生死之际的旷达情怀、经历磨难而始终乐观向上的精神以及任性逍遥、随缘自适的创作个性。“苏东坡用他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创作了一种不同于封建文人学士官样文章的作品，他独特的魅力和创意、他的正义感和旷达任性在作品中都统一得妙不可言。苏东坡这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凭借自己性格的豁达超然开拓了人生的境界，写下了众多灵透和通脱的作品，研读苏轼能“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