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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儿”分三六九等，往往与国家机器的零部件有关。虽说民主党派在个别历史时期地位有所提升，但基本属于残次品，故三不老1号的人贵有自知之明
胡同构筑的迷宫、雨后的水坑、初夏槐花的香味和昏暗的街灯，让我这个在楼里长大的孩子心向往之。与楼房的刻板结构相比，那有一种平民的野性与自由
（四）
要想标明三不老胡同１号在北京社会版图中的位置，就得从“大院儿”与“胡同”说起。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一般说来，“大院儿”是居庙堂之高的外来户，“胡同”是处江湖之远的原住民；“大院儿”代表权力，“胡同”贯穿历史。两者间的对抗与消长，构成1949年后北京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当然问题没那么简单，真正的高官宁可在胡同深居简出。比如，我们大院儿的住户就多是中下层干部，而民主党派的大佬们则跟着执政党隐身胡同，相濡以沫，即使削官革职，照样好吃好喝，难怪其后代自称“最后的贵族”。
“大院儿”分三六九等，往往与国家机器的零部件有关。虽说民主党派在个别历史时期地位有所提升，但基本属于残次品，故三不老1号的人贵有自知之明。这种等级意识体现在发声学上，特别在文革期间，人家自报家门时中气十足：“中直的！”“计委的！”“海军大院儿的！”轮到我们，就像含着大枣似的：“三不老的。”
那时候市内楼少。三不老胡同1号在当地是标志性建筑，方圆三五里抬头便是。我在弘善寺小学读书，同学多来自底层。到同学家去玩，家长问及住处，同学抢先回答：“人家三不老大楼的。”家长翻着白眼打量我，好像我是权力中心的使者。对国家机器的零部件及残次品，平民百姓并无鉴别力。
胡同构筑的迷宫、雨后的水坑、初夏槐花的香味和昏暗的街灯，让我这个在楼里长大的孩子心向往之。与楼房的刻板结构相比，那有一种平民的野性与自由。
夏天，公用水龙头旁，半裸的男女插科打诨，孩子追逐嬉戏。沿墙角拐进小院，房屋歪斜，角落堆满碎砖破瓦。那有另一种生活：祖孙三代挤在一起，骂骂咧咧，可粗砺的外表下是深深的依恋；还有左邻右舍那份真心的关切……从胡同深处回望，我竟会对大楼产生隐隐的敌意。这无疑和青春期的反抗有关：大楼代表着父权和秩序。
大院儿的孩子深入胡同是要冒风险的，弄不好会遭辱骂甚至暴打，除非你有几个真正的胡同朋友。
关铁林是我小学同学，一度与我来往甚密。他住在附近一条死胡同的小院里，大楼遮蔽了其中的阳光。他母亲因病早逝；父亲是救火队员，三班倒，很少在家。不知为什么，在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他家的旧铜脸盆，坑坑疤疤，就像一件传家宝。下了课，他点火生炉子，把烧好的热水倒进铜盆，用手指试试水温，慢慢把双手浸泡进去， 惬意地闭上眼。也许那就是他所失去的母爱。
有一次我跟他吹牛，说我父亲的字写得多么棒。他吃惊地看着我。关于他父亲呢？他沉默了。至少在现实层次，写字与救火是不对等的——在大火中爬高等于玩命。他不能再失去父亲了。
另一个胡同朋友的名字我忘了。他是我小学同学，家住后海河沿。他父亲是街头小贩，摆摊卖糖果针线兼营小型赌博业。那是个分格木盒，糊上窗户纸，缴两分钱用手指捅进小格，或空空如也，或糖果玻璃球之类的奖品。我每次志在必得，道理也简单：他儿子把秘密先透露给我。
（五）
文化革命爆发那年我17岁。我就读的北京四中处于风暴的中心。6月中旬，《人民日报》发表了我校和女一中部分高三同学写给党中央的信，要求停课闹革命并自愿放弃高考。那正是我数理化告急的关坎，而期末考试在即。
学校突然宣布全面停课，我欢呼雀跃，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彻底失败，也为自己跨越数理化的全面胜利。文化革命于我，最初是一场青春的狂欢节。每天醒来，我都不踏实，担心毛主席又改了主意。他老人家最终下定决心，永远关上学校大门。
狂欢节很快转成血腥的悲剧。三不老胡同1号这条大船首先发出求救信号。谁也没料到，本楼首席行政长官葛志成的家首当其冲：他夫人、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被关在学校，因忍受不了拷打，8月22日凌晨自缢。紧接着，一凡的家被北航红卫兵抄了，他父亲曹葆章被遣返回四川原籍（几年后郁郁而死）。
我们大院儿几乎成了北京抄家的首选目标，鸡犬不宁。3号楼的赵君迈，这位辽沈战役被俘的国民党长春市市长，每天早上在院里舞剑，飘飘然，好像在练习升天。那天红卫民抄家时，他试图反抗，差点儿被当场打死。看来他已做好升天的准备。
各楼门口贴出告示，宣称全体居民都是反革命，订于某日某时全部抄家，无一幸免；并勒令先缴出“四旧”，否则格杀勿论。于是我们先自行抄家，把涉嫌“四旧”的书籍物品送到居委会，包括一副象牙麻将，多年后父亲提起来还心疼。大限到了，扬言抄家的红卫兵却无影无踪。一场虚惊。
那年夏末某日，轮到我到传达室值夜班。看大门的伍大爷被扫地出门——据说是逃亡富农而遣返回乡。至今我还记得他模样：黧黑瘦高、秃头、背微驼，身着白粗布褂黑缅裆裤，如同收进布袋里的弓。他带河北口音的嗓门特大，后来几个看门的用扩音器都远不可及。
这昏睡的传达室终于醒来，见证了暴力和苦难。就在那天深夜，一个住2号楼的少女向我哭诉。天一亮，她和家人就要被押上火车，永远不准再回北京。在昏暗的灯下，她嘤嘤哭泣，目光充满了乞求，好像我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血雨腥风的时刻过去了，生活照旧。而“文革”终于给民主党派带来实践民主的机会。民进中央连同司机勤杂总共二十来号人，按民主的游戏规则分成两拨。父亲忙着写大字报，打笔仗，乐此不疲。成人世界势不两立，而孩子们照常来往。
与国家大事进行曲的主旋律相平行的，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变奏：收集纪念章、打鸡血、甩手疗法、养热带鱼……由于大联合，民主实践告一段落。急流勇退，父亲迷上了攒半导体。
那时主要燃料是蜂窝煤。每月最后那个星期日的上午，由煤铺工人蹬平板三轮，挨家挨户送货上门。赶上“文革”，工人造反了，不再为资产阶级服务，一筐筐蜂窝煤卸在楼门口。一筐蜂窝煤六七十斤，无壮劳力的人家傻了眼，那阵子招女婿，估摸先得过搬蜂窝煤这一关。
趁“文革”之乱，一家废品收购站连同破烂，悄么悄声地侵占了大院儿东头的篮球场，后来证明是极有远见的：六十年代末的全民大迁徙带来无限商机。而在我们同学中正兴读书热，我和一凡去废品收购站反收购，拦截顾客，筛选当废纸卖掉的旧书；甚至用介绍信蒙混过关，直接钻进废纸堆淘宝。
在全民大迁徙的同时，北京开始挖防空洞。我们大院儿再次大兴土木。首先遭殃的是那些杨树。十年工夫，它们窜得可真高，而转眼间全部砍伐，如风帆垂落。
（六）
1969年春，我被分配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前往河北蔚县开山放炮。一年后，转到北京房山的工地，每两周大休回家一次。那时父母弟妹都在外地，我家成了聚会的中心。拉上厚重的粗布窗帘，三五好友，读书、写作、饮酒、听音乐，当然还有爱情。那些出没的女人，构成沙龙运转的神秘动力。
而我们的行踪，早在大楼居委会的监视中。一天夜里，一凡在家冲洗照片，红灯和放像机的闪光被当成发信号，小脚侦缉队立即报告西城公安局。警察破门而入，一无所获，最后没收了我借给一凡的一摞古典音乐唱片。转眼间人去楼空，三不老胡同1号门可罗雀。废品收购站也随之生意萧条，一度洪水般泛滥的破烂，变戏法般缩进几个箩筐中。
我们把地下男高音康健请到我家。他头大如斗，脸色红润，像一轮夜里的太阳，照亮我家的小屋和客人。他笑起来都带着共鸣，震得玻璃哗哗响。待他高歌《伏尔加船夫曲》，满堂失色，三里开外都能听见那警世洪钟：“踏开世界的不平路……”
1973年初，父母从湖北干校搬回北京，沙龙不得不转移阵地。通过父亲，我结识了1号楼的翻译家冯亦代伯伯；再通过冯伯伯，我结识了更多的书和人。我常到他家小坐。冯伯伯像他的烟斗般镇定，思路和烟缕一起上升。穿围裙戴袖套的冯妈妈，奔忙于炉灶与字典之间。她几乎失明，从厚厚眼镜片上迷茫地看我，或手持放大镜帮冯伯伯锁定某个词的含义。
1976年10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带来四人帮垮台的好消息，当时冯伯伯正在厨房用毛巾擦拭后背。于是他和历史一起转身。
1975年夏，我们家买来一台红灯牌9吋黑白电视。这可是全楼的大事，此前仅葛志成家有。每天晚饭后，左邻右舍自带小板凳涌进我家，欢声笑语。那台电视供放在五斗橱正中，被团团围住，等于大家共看一本小人书。关键时刻出现信号干扰，父亲连忙转动天线，待画面恢复正常，得，敌人已被击毙。
随着技术更新，9吋电视前又加上放大器，画面变形，坐得越偏变得越厉害，影响对正面人物的理解。好在那年头人不挑剔，有声有影足矣。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的好处是，欲望不多不少，就像自己的衣服那么贴身。
1978年年底，我和朋友创办了《今天》杂志。部分装订工作是在我家进行的，一摞摞油印纸页从床铺到地上，散发着一股油墨味。门庭若市，我手忙脚乱，居委会跟着加班加点。客人中有几位新朋友，后来成了《今天》的中坚。
1980年秋天我结了婚，从三不老胡同1号搬走。
（七）
2001年年底，因父亲病重，我回到阔别13年的北京。
一凡开车带我回三不老胡同1号。这梦魂萦绕的家，如今难以辨认：楼房低矮，窗户狭小，外墙刚粉刷过，仍难掩衰败之相。据说它已到了建筑年限，是该拆掉的时候了。
我们拜访了老邻居们。首先是434庞家。邦本大哥开门迎候，他头发花白，挺拔如旧。他已再婚，是啊，大嫂去世好几年了。他告诉我，她死前惟有我的诗集放在枕边，让人黯然神伤。邦选现在是一家投资公司董事长，衣着举止，都表明社会进步的大方向。是啊，人家只在插队时，才与我们这些草寇为伍。大哥张罗着要搞一次聚会，把全楼的孩子都请来。是啊，家已租了出去，这正合我意，免得触动记忆中的那个角落。
与邻居们告辞，暮色四起。在原防空洞的位置，盖起标准化楼房。往前推32年，那些杨树，正等着被砍伐的命运；往前推42年，那些太湖石，正被吊进卡车，运往兴建中的军事博物馆；再往前推600年，郑和凭栏眺望后花园的假山，暮色中掌灯，鸟归巢，万物归于沉寂。（下）
北岛：诗人，现居香港
本文上篇刊发于本刊2008年第3期
胡同构筑的迷宫、雨后的水坑、初夏槐花的香味和昏暗的街灯，让我这个在楼里长大的孩子心向往之。与楼房的刻板结构相比，那有一种平民的野性与自由
（四）
要想标明三不老胡同１号在北京社会版图中的位置，就得从“大院儿”与“胡同”说起。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一般说来，“大院儿”是居庙堂之高的外来户，“胡同”是处江湖之远的原住民；“大院儿”代表权力，“胡同”贯穿历史。两者间的对抗与消长，构成1949年后北京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当然问题没那么简单，真正的高官宁可在胡同深居简出。比如，我们大院儿的住户就多是中下层干部，而民主党派的大佬们则跟着执政党隐身胡同，相濡以沫，即使削官革职，照样好吃好喝，难怪其后代自称“最后的贵族”。
“大院儿”分三六九等，往往与国家机器的零部件有关。虽说民主党派在个别历史时期地位有所提升，但基本属于残次品，故三不老1号的人贵有自知之明。这种等级意识体现在发声学上，特别在文革期间，人家自报家门时中气十足：“中直的！”“计委的！”“海军大院儿的！”轮到我们，就像含着大枣似的：“三不老的。”
那时候市内楼少。三不老胡同1号在当地是标志性建筑，方圆三五里抬头便是。我在弘善寺小学读书，同学多来自底层。到同学家去玩，家长问及住处，同学抢先回答：“人家三不老大楼的。”家长翻着白眼打量我，好像我是权力中心的使者。对国家机器的零部件及残次品，平民百姓并无鉴别力。
胡同构筑的迷宫、雨后的水坑、初夏槐花的香味和昏暗的街灯，让我这个在楼里长大的孩子心向往之。与楼房的刻板结构相比，那有一种平民的野性与自由。
夏天，公用水龙头旁，半裸的男女插科打诨，孩子追逐嬉戏。沿墙角拐进小院，房屋歪斜，角落堆满碎砖破瓦。那有另一种生活：祖孙三代挤在一起，骂骂咧咧，可粗砺的外表下是深深的依恋；还有左邻右舍那份真心的关切……从胡同深处回望，我竟会对大楼产生隐隐的敌意。这无疑和青春期的反抗有关：大楼代表着父权和秩序。
大院儿的孩子深入胡同是要冒风险的，弄不好会遭辱骂甚至暴打，除非你有几个真正的胡同朋友。
关铁林是我小学同学，一度与我来往甚密。他住在附近一条死胡同的小院里，大楼遮蔽了其中的阳光。他母亲因病早逝；父亲是救火队员，三班倒，很少在家。不知为什么，在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他家的旧铜脸盆，坑坑疤疤，就像一件传家宝。下了课，他点火生炉子，把烧好的热水倒进铜盆，用手指试试水温，慢慢把双手浸泡进去， 惬意地闭上眼。也许那就是他所失去的母爱。
有一次我跟他吹牛，说我父亲的字写得多么棒。他吃惊地看着我。关于他父亲呢？他沉默了。至少在现实层次，写字与救火是不对等的——在大火中爬高等于玩命。他不能再失去父亲了。
另一个胡同朋友的名字我忘了。他是我小学同学，家住后海河沿。他父亲是街头小贩，摆摊卖糖果针线兼营小型赌博业。那是个分格木盒，糊上窗户纸，缴两分钱用手指捅进小格，或空空如也，或糖果玻璃球之类的奖品。我每次志在必得，道理也简单：他儿子把秘密先透露给我。
（五）
文化革命爆发那年我17岁。我就读的北京四中处于风暴的中心。6月中旬，《人民日报》发表了我校和女一中部分高三同学写给党中央的信，要求停课闹革命并自愿放弃高考。那正是我数理化告急的关坎，而期末考试在即。
学校突然宣布全面停课，我欢呼雀跃，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彻底失败，也为自己跨越数理化的全面胜利。文化革命于我，最初是一场青春的狂欢节。每天醒来，我都不踏实，担心毛主席又改了主意。他老人家最终下定决心，永远关上学校大门。
狂欢节很快转成血腥的悲剧。三不老胡同1号这条大船首先发出求救信号。谁也没料到，本楼首席行政长官葛志成的家首当其冲：他夫人、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被关在学校，因忍受不了拷打，8月22日凌晨自缢。紧接着，一凡的家被北航红卫兵抄了，他父亲曹葆章被遣返回四川原籍（几年后郁郁而死）。
我们大院儿几乎成了北京抄家的首选目标，鸡犬不宁。3号楼的赵君迈，这位辽沈战役被俘的国民党长春市市长，每天早上在院里舞剑，飘飘然，好像在练习升天。那天红卫民抄家时，他试图反抗，差点儿被当场打死。看来他已做好升天的准备。
各楼门口贴出告示，宣称全体居民都是反革命，订于某日某时全部抄家，无一幸免；并勒令先缴出“四旧”，否则格杀勿论。于是我们先自行抄家，把涉嫌“四旧”的书籍物品送到居委会，包括一副象牙麻将，多年后父亲提起来还心疼。大限到了，扬言抄家的红卫兵却无影无踪。一场虚惊。
那年夏末某日，轮到我到传达室值夜班。看大门的伍大爷被扫地出门——据说是逃亡富农而遣返回乡。至今我还记得他模样：黧黑瘦高、秃头、背微驼，身着白粗布褂黑缅裆裤，如同收进布袋里的弓。他带河北口音的嗓门特大，后来几个看门的用扩音器都远不可及。
这昏睡的传达室终于醒来，见证了暴力和苦难。就在那天深夜，一个住2号楼的少女向我哭诉。天一亮，她和家人就要被押上火车，永远不准再回北京。在昏暗的灯下，她嘤嘤哭泣，目光充满了乞求，好像我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血雨腥风的时刻过去了，生活照旧。而“文革”终于给民主党派带来实践民主的机会。民进中央连同司机勤杂总共二十来号人，按民主的游戏规则分成两拨。父亲忙着写大字报，打笔仗，乐此不疲。成人世界势不两立，而孩子们照常来往。
与国家大事进行曲的主旋律相平行的，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变奏：收集纪念章、打鸡血、甩手疗法、养热带鱼……由于大联合，民主实践告一段落。急流勇退，父亲迷上了攒半导体。
那时主要燃料是蜂窝煤。每月最后那个星期日的上午，由煤铺工人蹬平板三轮，挨家挨户送货上门。赶上“文革”，工人造反了，不再为资产阶级服务，一筐筐蜂窝煤卸在楼门口。一筐蜂窝煤六七十斤，无壮劳力的人家傻了眼，那阵子招女婿，估摸先得过搬蜂窝煤这一关。
趁“文革”之乱，一家废品收购站连同破烂，悄么悄声地侵占了大院儿东头的篮球场，后来证明是极有远见的：六十年代末的全民大迁徙带来无限商机。而在我们同学中正兴读书热，我和一凡去废品收购站反收购，拦截顾客，筛选当废纸卖掉的旧书；甚至用介绍信蒙混过关，直接钻进废纸堆淘宝。
在全民大迁徙的同时，北京开始挖防空洞。我们大院儿再次大兴土木。首先遭殃的是那些杨树。十年工夫，它们窜得可真高，而转眼间全部砍伐，如风帆垂落。
（六）
1969年春，我被分配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前往河北蔚县开山放炮。一年后，转到北京房山的工地，每两周大休回家一次。那时父母弟妹都在外地，我家成了聚会的中心。拉上厚重的粗布窗帘，三五好友，读书、写作、饮酒、听音乐，当然还有爱情。那些出没的女人，构成沙龙运转的神秘动力。
而我们的行踪，早在大楼居委会的监视中。一天夜里，一凡在家冲洗照片，红灯和放像机的闪光被当成发信号，小脚侦缉队立即报告西城公安局。警察破门而入，一无所获，最后没收了我借给一凡的一摞古典音乐唱片。转眼间人去楼空，三不老胡同1号门可罗雀。废品收购站也随之生意萧条，一度洪水般泛滥的破烂，变戏法般缩进几个箩筐中。
我们把地下男高音康健请到我家。他头大如斗，脸色红润，像一轮夜里的太阳，照亮我家的小屋和客人。他笑起来都带着共鸣，震得玻璃哗哗响。待他高歌《伏尔加船夫曲》，满堂失色，三里开外都能听见那警世洪钟：“踏开世界的不平路……”
1973年初，父母从湖北干校搬回北京，沙龙不得不转移阵地。通过父亲，我结识了1号楼的翻译家冯亦代伯伯；再通过冯伯伯，我结识了更多的书和人。我常到他家小坐。冯伯伯像他的烟斗般镇定，思路和烟缕一起上升。穿围裙戴袖套的冯妈妈，奔忙于炉灶与字典之间。她几乎失明，从厚厚眼镜片上迷茫地看我，或手持放大镜帮冯伯伯锁定某个词的含义。
1976年10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带来四人帮垮台的好消息，当时冯伯伯正在厨房用毛巾擦拭后背。于是他和历史一起转身。
1975年夏，我们家买来一台红灯牌9吋黑白电视。这可是全楼的大事，此前仅葛志成家有。每天晚饭后，左邻右舍自带小板凳涌进我家，欢声笑语。那台电视供放在五斗橱正中，被团团围住，等于大家共看一本小人书。关键时刻出现信号干扰，父亲连忙转动天线，待画面恢复正常，得，敌人已被击毙。
随着技术更新，9吋电视前又加上放大器，画面变形，坐得越偏变得越厉害，影响对正面人物的理解。好在那年头人不挑剔，有声有影足矣。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的好处是，欲望不多不少，就像自己的衣服那么贴身。
1978年年底，我和朋友创办了《今天》杂志。部分装订工作是在我家进行的，一摞摞油印纸页从床铺到地上，散发着一股油墨味。门庭若市，我手忙脚乱，居委会跟着加班加点。客人中有几位新朋友，后来成了《今天》的中坚。
1980年秋天我结了婚，从三不老胡同1号搬走。
（七）
2001年年底，因父亲病重，我回到阔别13年的北京。
一凡开车带我回三不老胡同1号。这梦魂萦绕的家，如今难以辨认：楼房低矮，窗户狭小，外墙刚粉刷过，仍难掩衰败之相。据说它已到了建筑年限，是该拆掉的时候了。
我们拜访了老邻居们。首先是434庞家。邦本大哥开门迎候，他头发花白，挺拔如旧。他已再婚，是啊，大嫂去世好几年了。他告诉我，她死前惟有我的诗集放在枕边，让人黯然神伤。邦选现在是一家投资公司董事长，衣着举止，都表明社会进步的大方向。是啊，人家只在插队时，才与我们这些草寇为伍。大哥张罗着要搞一次聚会，把全楼的孩子都请来。是啊，家已租了出去，这正合我意，免得触动记忆中的那个角落。
与邻居们告辞，暮色四起。在原防空洞的位置，盖起标准化楼房。往前推32年，那些杨树，正等着被砍伐的命运；往前推42年，那些太湖石，正被吊进卡车，运往兴建中的军事博物馆；再往前推600年，郑和凭栏眺望后花园的假山，暮色中掌灯，鸟归巢，万物归于沉寂。（下）
北岛：诗人，现居香港
本文上篇刊发于本刊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