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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禅是一个人日常生活中挂在嘴边的常用语言，形成原因既跟传统语言文化氛围有关，也取决于个人的重要经历。毛泽东口头禅之“账”，作为他独特的行为表现之一，既是他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也是他数字思维的日常表现。这个口头禅在文献记载中最早见于井冈山斗争初期，最晚见于1976年他逝世前，可谓终生相随。
革命战争时期的口头禅——“账”
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红军前身）攻克宁冈县的新城，俘虏白军官兵400多人。当时优待敌军俘虏的政策刚执行，不少人想不通，毛泽东说：“大家要出气、报仇，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找错了对象。白军士兵绝大多数是工农子弟，你杀了他们，地主豪绅连眉头都不皱，马上又去找新的，结果还是穷苦老百姓倒霉。红军不是要解放劳苦大众吗？有些同志脑子一热就忘了。做什么事都得有耐心，白军士兵越是不了解我们，就越是要多往回放，让他们回去替我们宣传。一回不行就两回，两回不行三回，总有一天，他们会醒悟过来的。”讲完道理后，毛泽东就用口头禅说话了：“要是放回去一个能争取十个，这个账不是很好算吗？”经毛泽东这么一讲，用“放回去一个能争取十个”来给大家算账，得失一目了然，“大家也就心平气和，心里亮堂了。”（陈果吉：《重大事件中的毛泽东》）
这条铁的纪律，在解放战争时期进行的三大战役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起义或争取过来的国民党官兵，比“十个”多了几万倍。中国革命走的是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战争境界，就是从“放回去一个能争取十个”这个“账”开始谋划的。
为了应对国民党的第四次“进剿”，1928年6月20日，毛泽东在宁冈古城召开红军连以上干部会议。当时做文书和收发工作的苏兰春回忆：“毛主席作报告。我坐在靠窗户底下作记录……我记得毛主席的报告主要是分析敌情……算了一下赣南的反动势力的账……我还记得毛主席算敌人的势力账时还说了湖南的鲁涤平、何键……算来算去是湖南的反动势力大，是敌强我弱，又算了江西的反动势力账不如湖南强。”（黄仲芳、罗庆宏：《井冈山斗争口述史》）这段文献资料多次提到算反动势力的账，显然是如实记录，证实毛泽东当时指挥作战的语言里，频繁出现口头禅“账”字（先算账，再打仗，也应是苏兰春记忆深刻的原因）。毛泽东没受过军事院校的科班教育，当时还没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但算算敌我兵力，看看能否打得过，是一个常识；而常识往往就是各行各业通用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所以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分析敌情、拟定战斗方案的过程中，就不仅仅用口头禅表达了，还有毛泽东最初的应敌方法之一——用“算账”的方式知己知彼，指挥战斗。在敌强我弱的现实条件下，“赚钱就来，蚀本不干”，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总结的战略战术。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还曾把这一口头禅写进命令里。《毛泽东年谱》记载，1930年3月，毛泽东发布红四军司令部命令：“申令各部队官兵要爱惜公物，私购被服公家概不认账。”这个“账”远比“报销”通俗易懂，既体现了毛泽东语言的大众化，也是毛泽东口头禅的自然运用。
在有关毛泽东思想的学术研究文献中，很难看到毛泽东这一口头禅，这是由学术研究“不动声色”的风格决定的。口头禅属于行为细节，最能反映历史的现场感和真实情况，多出现在据实记录的回忆录或口述史里。在革命活动初期，毛泽东身边助理人员较少，所写的回忆录鲜见，或写回忆录的人并没有长期跟毛泽东生活在一起，或不太注意“账”这个专业术语，于是很少谈及毛泽东的口头禅并写进回忆史料。延安时期，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逐渐增多，后来很多人也都写了回忆录，这些回忆录里就如实记下了毛泽东的口头禅。
1941年1月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毛泽东通过电报很快得知这个消息。据叶子龙回忆：“他看过电报，深思了片刻，然后把电报交给我，说：‘让大家都看看，要记住这笔账呢！’”皖南事变，9000多名新四军将士遭到暗算，大部分壮烈牺牲，在当时情形下，毛泽东用“要记住这笔账”而不用“要记住这笔血债”来表述，说明在毛泽东的语言系统里，“账”是一个优先选取的词，跟“血债”一样可以表达出愤怒的情感，这就具备口头禅的“优先性”和“四通八达”的表述特征了。
据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记载，撤离延安时，毛泽东跟大家做思想工作也使用这一口头禅：“蒋介石打仗是为了争地盘，占领延安，他好开大会庆祝。我们就给他地盘。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员，缴获他的装备，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来壮大自己。这样，他打他的，我打我的。等蒋介石算清了这笔账，后悔就晚了。”这里说的“账”是指战争较量的结果，也是一种得失，其实是很复杂的，但毛泽东用一个“账”字就言简意赅地表达清楚，也体现出口头禅的巧妙作用。
轉战陕北途中，阎长林《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一书也记载毛泽东的口头禅：毛泽东跟村里的民兵队长、粮秣主任、党支部书记和委员开会，了解情况，指导大家坚壁清野，详细问村里思想情况。当听说有些地主、富农分子蠢蠢欲动的时候，他就严肃地说：“这不是个小问题，那些地富分子有翻把思想，就等着这一天。要教育群众，提高警惕。还要警告地富分子，如果他们敢做坏事，将来群众会跟他们算账的。”这个“算账”是一种口气严厉的警告，也是一种斗争策略。尤其是用陕西方言“翻把”（笔者注：意为敌对的一方被打败以后，重占上风；或不承认说过的话，不认账）跟基层干部讲清问题的严肃性及其后果，大家一听就懂，相关防范措施布置下去，在人民群众中就会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方言和口头禅的叠加运用，起到准确的传递作用，执行效果更好。
七大召开前后的文献中，有多处提及毛泽东的这一口头禅。比如毛泽东在评价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了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毛泽东讲到遵义会议的贡献时说：“现在大家把这个账挂在我身上。我要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犯过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很重要的某些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他在中共七大期间关于选举的讲话中还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 对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也有两处记录毛泽东的这一口头禅。毛泽东讲到历史问题决议草案时说：不算旧账这句话当然不是一个口号，总结经验也可以说是算账。不采用大会这个形式来算账，才能集中注意力于当前问题……《决议》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我的错误缺点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而是没有挂，为了党的利益没有写上。
这些“账”显然是业绩账。但只有成績没有缺点，或是把好的账放在自己的名下，毛泽东是不完全赞成的；特别是遵义会议的贡献，更不能独揽在自己身上。由此看出毛泽东凡事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认真态度，尤其是涉及自己业绩时的理性和谦逊。
1948年5月来到西柏坡，毛泽东擦脸擦脚只有一块毛巾，李银桥劝他买条新毛巾，擦脸的和擦脚的分开。他想了想说：“不要分了，现在整天行军打仗，脚比脸辛苦。分开就不平等了，脚会有意见的。”
李银桥就劝说：“那就用新毛巾擦脚，旧毛巾擦脸。”
毛泽东仍然摇头：“账不能那么算。我多用一条毛巾可能费不到哪里去，可是全军如果每人节约一条毛巾，省下来的钱我看就够打一次沙家店战役了。”这里的“账”既是一笔“从小见大”的经济账，也是一笔“从大算小”的战争账。战争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毛泽东十分清楚其中的关系；日常生活中的节俭，就是对战争的有力支持。节俭也是毛泽东勤俭本质的表现，他到老都没有改变一个农民儿子的朴素形象。
共和国成立后的口头禅“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口头禅也多见于一些历史文献中，比如1953年8月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做自我批评时说：“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这里的“账”是指责任账。1953年8月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自我批评：“我的错误在于：（1）抓得少，抓得迟……（2）统的死了，我也有份……（3）预算中16万亿是虚假数，我现在才知道……我也有急躁冒进。”经济建设对于刚刚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共产党人来说，还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如何让中国人民尽快“吃饱饭”，是毛泽东最大的心事之一，所以在经济建设领域就出现操之过急的情绪，毛泽东发现后，在大会上主动承担责任，并力图改正，这就是真实的毛泽东。
1960年8月，苏联撤走在中国的全部专家，还讥讽说“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得知这一消息，对在场的人说：“不要怕，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还是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算的。”（陈登才、冯世平：《一代伟人——毛泽东生平故事》）那时中苏关系还没有彻底决裂，毛泽东就用口头禅把两国之间的交往关系表达清楚了。
这些散落在历史文献中的“账”，多是记录者如实记录下来的，也是毛泽东知识储备体系中的账簿知识的自然流露；如果记录者当时能刻意记录，相信这个口头禅还会留下更多。
毛泽东的这一口头禅肯定也受民俗语言的影响，很多人都会在恰当的时候说出“账”或“算账”来，但像毛泽东这么频繁地用“账”表达各种心情、认识或观点，显然具备口头禅的特征。这些散落在历史文献中的“账”就是证明。
“账”与毛泽东终生相随
口头禅作为一种行为表现，必有其背后原因；现有文献也证实，毛泽东的一生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记账活动。1936年在延安，毛泽东曾亲口跟斯诺说：“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账来。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记账这门“家庭作业”——也是国学算术的民间实践活动，毛泽东从9岁上学开始，一直“修炼”到17岁离开韶山，这门“做中学、学中做”并长达8年的实践课程，无疑让毛泽东学到了账簿知识的精髓，并运用到他以后的革命活动中去。投身革命初期，在韶山发动农民群众时，“毛泽东还用算账的办法，说明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吮吸农民的血汗，装进了腰包，灌满了肥肠。”（《回忆毛主席》）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后，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又创造性地把账簿（伙食尾子账）建在连上，作为支部建设的重要配套措施，开始践行小钱大用的经济思想。延安时期，限于自然条件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生活极为困难，毛泽东更加注重精打细算的会计工作。吴吉清回忆：“一有机会，主席就来指导我们的工作。他常常同社里（合作社）的工作人员交谈，从中了解营业情况。并在每次临走之前，都要给我一些指示，帮助我们有计划地改进工作。特别是有一次，当我向主席汇报了有的服务员不安心工作时，主席就亲切地鼓励同志们说，经济工作是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搞好经济工作……谁也不能轻视一架算盘，一本流水账。要知道，现在国家和人民的钱，是经你们的手周转。难道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为了从战略层面管理中央的重要经费，1941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主持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时，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特别会计科，委任赖祖烈负责筹建和领导特别会计科的工作，中央的一些特别经费（比如第二条战线的活动经费）从此都由特别会计科管理。
毛泽东率领的人民军队，在经费严重短缺的常态下，用“小米加步枪”打下了一个新中国，除了坚定的政治信仰，还有一个重要的支撑，那就是小钱大用的经济思想，而要做到小钱大用，就必须借助锱铢必较的账簿管理。
毛泽东还把账簿知识应用到自己的生活管理。从延安开始，他就让炊事员记录生活账，管理自己每月3元的菜金；共和国成立后又设立家庭生活账和稿酬账，这两本账都记到他去世之后。
革命战争时期的口头禅——“账”
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红军前身）攻克宁冈县的新城，俘虏白军官兵400多人。当时优待敌军俘虏的政策刚执行，不少人想不通，毛泽东说：“大家要出气、报仇，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找错了对象。白军士兵绝大多数是工农子弟，你杀了他们，地主豪绅连眉头都不皱，马上又去找新的，结果还是穷苦老百姓倒霉。红军不是要解放劳苦大众吗？有些同志脑子一热就忘了。做什么事都得有耐心，白军士兵越是不了解我们，就越是要多往回放，让他们回去替我们宣传。一回不行就两回，两回不行三回，总有一天，他们会醒悟过来的。”讲完道理后，毛泽东就用口头禅说话了：“要是放回去一个能争取十个，这个账不是很好算吗？”经毛泽东这么一讲，用“放回去一个能争取十个”来给大家算账，得失一目了然，“大家也就心平气和，心里亮堂了。”（陈果吉：《重大事件中的毛泽东》）
这条铁的纪律，在解放战争时期进行的三大战役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起义或争取过来的国民党官兵，比“十个”多了几万倍。中国革命走的是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战争境界，就是从“放回去一个能争取十个”这个“账”开始谋划的。
为了应对国民党的第四次“进剿”，1928年6月20日，毛泽东在宁冈古城召开红军连以上干部会议。当时做文书和收发工作的苏兰春回忆：“毛主席作报告。我坐在靠窗户底下作记录……我记得毛主席的报告主要是分析敌情……算了一下赣南的反动势力的账……我还记得毛主席算敌人的势力账时还说了湖南的鲁涤平、何键……算来算去是湖南的反动势力大，是敌强我弱，又算了江西的反动势力账不如湖南强。”（黄仲芳、罗庆宏：《井冈山斗争口述史》）这段文献资料多次提到算反动势力的账，显然是如实记录，证实毛泽东当时指挥作战的语言里，频繁出现口头禅“账”字（先算账，再打仗，也应是苏兰春记忆深刻的原因）。毛泽东没受过军事院校的科班教育，当时还没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但算算敌我兵力，看看能否打得过，是一个常识；而常识往往就是各行各业通用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所以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分析敌情、拟定战斗方案的过程中，就不仅仅用口头禅表达了，还有毛泽东最初的应敌方法之一——用“算账”的方式知己知彼，指挥战斗。在敌强我弱的现实条件下，“赚钱就来，蚀本不干”，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总结的战略战术。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还曾把这一口头禅写进命令里。《毛泽东年谱》记载，1930年3月，毛泽东发布红四军司令部命令：“申令各部队官兵要爱惜公物，私购被服公家概不认账。”这个“账”远比“报销”通俗易懂，既体现了毛泽东语言的大众化，也是毛泽东口头禅的自然运用。
在有关毛泽东思想的学术研究文献中，很难看到毛泽东这一口头禅，这是由学术研究“不动声色”的风格决定的。口头禅属于行为细节，最能反映历史的现场感和真实情况，多出现在据实记录的回忆录或口述史里。在革命活动初期，毛泽东身边助理人员较少，所写的回忆录鲜见，或写回忆录的人并没有长期跟毛泽东生活在一起，或不太注意“账”这个专业术语，于是很少谈及毛泽东的口头禅并写进回忆史料。延安时期，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逐渐增多，后来很多人也都写了回忆录，这些回忆录里就如实记下了毛泽东的口头禅。
1941年1月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毛泽东通过电报很快得知这个消息。据叶子龙回忆：“他看过电报，深思了片刻，然后把电报交给我，说：‘让大家都看看，要记住这笔账呢！’”皖南事变，9000多名新四军将士遭到暗算，大部分壮烈牺牲，在当时情形下，毛泽东用“要记住这笔账”而不用“要记住这笔血债”来表述，说明在毛泽东的语言系统里，“账”是一个优先选取的词，跟“血债”一样可以表达出愤怒的情感，这就具备口头禅的“优先性”和“四通八达”的表述特征了。
据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记载，撤离延安时，毛泽东跟大家做思想工作也使用这一口头禅：“蒋介石打仗是为了争地盘，占领延安，他好开大会庆祝。我们就给他地盘。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员，缴获他的装备，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来壮大自己。这样，他打他的，我打我的。等蒋介石算清了这笔账，后悔就晚了。”这里说的“账”是指战争较量的结果，也是一种得失，其实是很复杂的，但毛泽东用一个“账”字就言简意赅地表达清楚，也体现出口头禅的巧妙作用。
轉战陕北途中，阎长林《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一书也记载毛泽东的口头禅：毛泽东跟村里的民兵队长、粮秣主任、党支部书记和委员开会，了解情况，指导大家坚壁清野，详细问村里思想情况。当听说有些地主、富农分子蠢蠢欲动的时候，他就严肃地说：“这不是个小问题，那些地富分子有翻把思想，就等着这一天。要教育群众，提高警惕。还要警告地富分子，如果他们敢做坏事，将来群众会跟他们算账的。”这个“算账”是一种口气严厉的警告，也是一种斗争策略。尤其是用陕西方言“翻把”（笔者注：意为敌对的一方被打败以后，重占上风；或不承认说过的话，不认账）跟基层干部讲清问题的严肃性及其后果，大家一听就懂，相关防范措施布置下去，在人民群众中就会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方言和口头禅的叠加运用，起到准确的传递作用，执行效果更好。
七大召开前后的文献中，有多处提及毛泽东的这一口头禅。比如毛泽东在评价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了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毛泽东讲到遵义会议的贡献时说：“现在大家把这个账挂在我身上。我要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犯过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很重要的某些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他在中共七大期间关于选举的讲话中还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 对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也有两处记录毛泽东的这一口头禅。毛泽东讲到历史问题决议草案时说：不算旧账这句话当然不是一个口号，总结经验也可以说是算账。不采用大会这个形式来算账，才能集中注意力于当前问题……《决议》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我的错误缺点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而是没有挂，为了党的利益没有写上。
这些“账”显然是业绩账。但只有成績没有缺点，或是把好的账放在自己的名下，毛泽东是不完全赞成的；特别是遵义会议的贡献，更不能独揽在自己身上。由此看出毛泽东凡事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认真态度，尤其是涉及自己业绩时的理性和谦逊。
1948年5月来到西柏坡，毛泽东擦脸擦脚只有一块毛巾，李银桥劝他买条新毛巾，擦脸的和擦脚的分开。他想了想说：“不要分了，现在整天行军打仗，脚比脸辛苦。分开就不平等了，脚会有意见的。”
李银桥就劝说：“那就用新毛巾擦脚，旧毛巾擦脸。”
毛泽东仍然摇头：“账不能那么算。我多用一条毛巾可能费不到哪里去，可是全军如果每人节约一条毛巾，省下来的钱我看就够打一次沙家店战役了。”这里的“账”既是一笔“从小见大”的经济账，也是一笔“从大算小”的战争账。战争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毛泽东十分清楚其中的关系；日常生活中的节俭，就是对战争的有力支持。节俭也是毛泽东勤俭本质的表现，他到老都没有改变一个农民儿子的朴素形象。
共和国成立后的口头禅“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口头禅也多见于一些历史文献中，比如1953年8月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做自我批评时说：“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这里的“账”是指责任账。1953年8月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自我批评：“我的错误在于：（1）抓得少，抓得迟……（2）统的死了，我也有份……（3）预算中16万亿是虚假数，我现在才知道……我也有急躁冒进。”经济建设对于刚刚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共产党人来说，还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如何让中国人民尽快“吃饱饭”，是毛泽东最大的心事之一，所以在经济建设领域就出现操之过急的情绪，毛泽东发现后，在大会上主动承担责任，并力图改正，这就是真实的毛泽东。
1960年8月，苏联撤走在中国的全部专家，还讥讽说“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得知这一消息，对在场的人说：“不要怕，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还是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算的。”（陈登才、冯世平：《一代伟人——毛泽东生平故事》）那时中苏关系还没有彻底决裂，毛泽东就用口头禅把两国之间的交往关系表达清楚了。
这些散落在历史文献中的“账”，多是记录者如实记录下来的，也是毛泽东知识储备体系中的账簿知识的自然流露；如果记录者当时能刻意记录，相信这个口头禅还会留下更多。
毛泽东的这一口头禅肯定也受民俗语言的影响，很多人都会在恰当的时候说出“账”或“算账”来，但像毛泽东这么频繁地用“账”表达各种心情、认识或观点，显然具备口头禅的特征。这些散落在历史文献中的“账”就是证明。
“账”与毛泽东终生相随
口头禅作为一种行为表现，必有其背后原因；现有文献也证实，毛泽东的一生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记账活动。1936年在延安，毛泽东曾亲口跟斯诺说：“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账来。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记账这门“家庭作业”——也是国学算术的民间实践活动，毛泽东从9岁上学开始，一直“修炼”到17岁离开韶山，这门“做中学、学中做”并长达8年的实践课程，无疑让毛泽东学到了账簿知识的精髓，并运用到他以后的革命活动中去。投身革命初期，在韶山发动农民群众时，“毛泽东还用算账的办法，说明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吮吸农民的血汗，装进了腰包，灌满了肥肠。”（《回忆毛主席》）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后，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又创造性地把账簿（伙食尾子账）建在连上，作为支部建设的重要配套措施，开始践行小钱大用的经济思想。延安时期，限于自然条件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生活极为困难，毛泽东更加注重精打细算的会计工作。吴吉清回忆：“一有机会，主席就来指导我们的工作。他常常同社里（合作社）的工作人员交谈，从中了解营业情况。并在每次临走之前，都要给我一些指示，帮助我们有计划地改进工作。特别是有一次，当我向主席汇报了有的服务员不安心工作时，主席就亲切地鼓励同志们说，经济工作是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搞好经济工作……谁也不能轻视一架算盘，一本流水账。要知道，现在国家和人民的钱，是经你们的手周转。难道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为了从战略层面管理中央的重要经费，1941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主持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时，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特别会计科，委任赖祖烈负责筹建和领导特别会计科的工作，中央的一些特别经费（比如第二条战线的活动经费）从此都由特别会计科管理。
毛泽东率领的人民军队，在经费严重短缺的常态下，用“小米加步枪”打下了一个新中国，除了坚定的政治信仰，还有一个重要的支撑，那就是小钱大用的经济思想，而要做到小钱大用，就必须借助锱铢必较的账簿管理。
毛泽东还把账簿知识应用到自己的生活管理。从延安开始，他就让炊事员记录生活账，管理自己每月3元的菜金；共和国成立后又设立家庭生活账和稿酬账，这两本账都记到他去世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