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16日，古巴首都哈瓦那会议宫。
　　89岁的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下文称劳尔）在作古共八大的工作报告。他宣布，自己不再担任古共最高领导人，但“将以一名革命战士的身份继续在党员队伍中奋斗，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为捍卫社会主义奋斗终身”。4月19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
　　从1959年推翻美国扶持的独裁者巴蒂斯塔算起，卡斯特罗兄弟已领导古巴60多年。古巴的抗压骨气、社会公平、良好治安和美丽风光，都给人留下美好印象。如今，古共交到了下一代手上。

将缴获的美制手枪作国礼

　　美国《时代》周刊曾这样评价卡斯特罗兄弟：“卡斯特罗是当代古巴的心脏和灵魂，劳尔是革命的拳头。”革命者，这是兄弟俩毕生最鲜明的标签。
　　卡斯特罗兄弟出生在古巴奥尔金省比兰镇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安赫尔是西班牙人，参加过美西战争，战后移民古巴，经营甘蔗种植园发了财，有上万公顷土地，雇用了数百名工人。劳尔曾在教会学校就读，积极参加反独裁的学生运动，遭到镇压后前往苏联、东欧游历。父亲怕他“成了共产党”，把他交给远在哈瓦那求学的卡斯特罗“管教”。不料想，兄弟俩彼此影响，最终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卡斯特罗兄弟始终是战士。1953年7月26日，兄弟俩率起义者攻打蒙卡达兵营，因寡不敌众失败后被捕。在法庭上，卡斯特罗留下了著名的辩护词《历史將宣判我无罪》。后来，兄弟俩遭判刑一年多，刑满后流亡墨西哥，在那里结识了阿根廷革命者切·格瓦拉。1956年11月25日凌晨，包括兄弟俩在内的82位革命者，搭乘18米长、额定乘坐15人的旧游艇“格拉玛”号返回家乡，不幸遭到了反动军队伏击，只有卡斯特罗兄弟等12人带着7条枪突围。
　　兄弟俩在马埃斯特腊山展开游击战。那时条件极其艰苦，手术刀用完了，军医只能用刮胡刀片动手术。不久，刀片也所剩无几，卡斯特罗带头蓄起胡须，并建议战士们也蓄须，以省下刀片。革命胜利后，他仍一直留着大胡子。古巴人民喜欢称他“总司令”。
　　曾有中国同志问卡斯特罗，当年打游击时有没有看过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著作，他说没有，革命胜利以后才看到西班牙文的毛主席著作。如果当时看了，“古巴革命胜利可能还会早些”。他也和时任中国驻古巴大使徐贻聪谈起毛泽东军事思想，称赞这是“很伟大的思想”。在自传《我的生活》中，他说自己最大的遗憾是未能见到毛泽东，“在世界最伟大的政治战略家中，在古往今来所有的军事领袖中，你一定不能漏掉毛泽东”。他对中国革命战争史的熟悉也令徐贻聪吃惊。有一次他问徐贻聪，“解放军渡江战役有三个前线指挥部，这三个指挥部在哪里？三个指挥员都是谁？” 徐贻聪被问住了，只好说“我回去查一查”，卡斯特罗说“我查过，我可以告诉你”。

　　虽然没见过毛泽东，但卡斯特罗在1964年托中国首任驻古大使申健给毛泽东捎去一件礼物。那是一把美制手枪，用西班牙文刻着毛泽东的名字。此枪大有来头：1961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宣布与古巴断交。4月16日，卡斯特罗宣布实行社会主义革命。4月17日，中情局训练的1400名古巴流亡者在猪湾登陆，妄图颠覆古巴政权。古巴军民迅速击败了这批乌合之众，俘敌11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这支手枪就是其中之一。这一事件史称“猪湾事件”，是美国武装干涉拉美政权的首次失败，到今年恰是60周年。
　　早在1953年，劳尔就学会了《东方红》。后来，凡是有中国同志参加的场合，他经常会主动演唱这首歌。1993年12月26日，他亲自张罗、组织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小型活动，邀请卡斯特罗和古共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与中国驻古使馆外交官一起缅怀毛泽东的丰功伟绩。1995年12月，卡斯特罗首访中国，主动要求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他说，自己极为敬重毛主席，因为毛主席总是站在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一边。

　　卡斯特罗兄弟执政60余年，熬走了12位美国总统。美国针对卡斯特罗策划了多达638次暗杀行动，手段从毒雪茄到毒钢笔多达数百种，但都莫奈他何。为防患于未然，兄弟俩一般不会同乘一架飞机。劳尔退休之际，美国解密资料显示，中情局在1960年也策划了暗杀他的计划。当时，美国以1万美元收买飞行员，要后者针对劳尔制造一起空难。飞行员提出，如果自己丧命，要美国人照顾他的儿子。不过，这个飞行员后来说，自己“没有制造事故的机会”。
　　在卡斯特罗当古共第一书记的那些年，劳尔长期担任第二书记、国防部长。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分析员拉泰尔说：“劳尔是他哥哥不可或缺的盟友，他对古巴军队稳定的领导，成全了古巴革命。”

稳定民心的法宝

　　古巴革命政权建立后，长期遭到美国打压，直到奥巴马执政后期，两国才在2015年7月恢复外交关系，但美国并未全面解除对古封锁。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再度强化制裁，采取了超过240项制裁措施，将231个古巴实体列入制裁名单。
　　但古巴始终没有被压垮。古共中央机关报《格拉玛报》官网在今年4月17日刊出文章《4月带来了又一场胜利》。文中称，“正当有人以为在遭受美国的残酷进攻后古巴会失去力量时，我们的先锋队用赤裸的拳头进行战斗，把这个岛屿建设为更加富足的国家”。究其原因，除了古巴军民的战斗精神，以卡斯特罗兄弟为首的古巴领导层廉洁亲民，是一个重要原因。
　　卡斯特罗有句名言：“幸福不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他常年戴一块价值几十美元的手表。他曾说，这块表跟随自己多年，不会轻易扔掉。平时他爱穿墨绿色军装，生活十分简朴，吃饭时掉在饭桌上的食物会捡起来吃掉。他的办公室陈设也很简单，到处都放着书，主要家当就是一组旧沙发，来的人一多，他还得到别的房间搬椅子。
　　卡斯特罗对子女的管束也很严格。他的长子迪亚兹曾去苏联学习核物理，获得博士学位，回古巴后担任古巴核能委员会负责人。他在1992年被革职，卡斯特罗宣布儿子“是因为能力不足被开除”。他另外几个儿子都在远离权力的环境中长大，有两个计算机专业毕业后从事IT生意，一个是棒球队医生，一个是摄影师，还有一个没有读过大学，从事汽车代理业务。
　　在领袖的影响下，古巴干部的作风普遍比较清廉。卡斯特罗执政时，除政府有少量奔驰作为礼宾车，官员配的都是没空调的拉达。有的高级干部依旧住在破旧的祖宅里，没有警卫，妻子骑自行车上班。有位革命元老因收了礼物，被调到中学去当教师。卡斯特罗给他的“特权”是带走革命时用的手枪作为纪念。
　　卡斯特罗兄弟也都有民主作风。古巴召开“人民政权代表大会”时，电视台现场直播，代表们自由发言，可以向包括卡斯特罗在内的领导人直接提意见。有一次，一位代表向卡斯特罗提出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卡斯特羅说，虽然这个话题不适合在会上讨论，“但请你会后来找我，我们商量解决的办法”。劳尔接班后，也继承了这种民主讨论的办法。2007年，他曾组织了大规模的讨论会，听取群众意见。不少与会者抨击官僚主义，呼吁政府进行改革。
　　另一方面，卡斯特罗兄弟领导下的古巴，在教育和医疗两大“刚需”上进行了重点投入，保障了基本的民生需求，这也稳定了人心。在教育方面，古巴各级教育都免费。古巴官员称，即便在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也没有停办任何学校，没有一间校舍是危房。古巴更以全民医疗体系发达闻名于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古巴就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家庭医生制度，由家庭医生负责社区的治病、防病和社区防疫，治不了的病再转诊到上一级医院。各级医院的检查、诊断都是免费的。古巴还建立了先进的医学科研机构，培养了大批医术精湛的医生。在抗击新冠肺炎的斗争中，古巴虽遭美国封锁疫苗原材料，依旧研发出5种候选疫苗，有两种已进入后期试验阶段，计划今年完成全民接种，并向海外出口。这被世界视为生物医学奇迹。

研究解决“吃饭问题”

　　卡斯特罗兄弟都有着浓浓的中国情缘。
　　卡斯特罗爱吃中餐，哈瓦那的中餐馆他都很熟悉。他最喜欢松花蛋和松鼠鱼，还爱喝北京出的甜酒桂花陈。徐贻聪出使古巴时，请劳尔吃饭，特意准备了他爱吃的肥肠。几天后卡斯特罗见到徐贻聪，第一句话就是“请别人吃饭为什么不请我”。聊了几句才知道，卡斯特罗也想吃肥肠。后来，徐贻聪设法从一个屠宰场找来肥肠，卡斯特罗带了很多人赴“肥肠宴”。吃完后，卡斯特罗还回赠中国驻古使馆一头猪。
　　无论大事小事，卡斯特罗办起来都充满激情。1960年的一天，哈瓦那革命广场举办了一个百万人大会。卡斯特罗在现场提问，古巴是否应该和新中国建交。在场群众高呼“应该”。古巴随后开始了建交谈判，很快成为西半球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中国改革开放后，卡斯特罗兄弟更关注中国怎样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徐贻聪回忆，他在1993年9月到任驻古大使时，古共中央已将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有关改革开放的文件译成西班牙文出版，发给省委书记以上领导阅读。卡斯特罗后来告诉他，邓小平公开发表过的文章自己都看过，邓小平用改革开放政策保证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这很重要。
　　卡斯特罗1995年访华时，陕西方面安排他访问一家农户。他看到农民家里条件不错，就反复问这家的主人家里有多少人，多少地，承包后粮食够不够吃，对听到的情况很满意。后来，在行车途中他又突然要求停车，自己走进一家未经安排的农户，也问了同样的问题。陪同他的中方同志觉得，他是在做调查研究，要了解真实情况。他后来还问起中国的汽车产量，并建议中国应该发展公共交通，小汽车多了修路、修停车场都要占地。中国这么多人口，爱惜耕地是长期的任务。可以看出，他是真诚关心中国。

　　卡斯特罗在执政后期也开始给经济“松绑”，谨慎地扩大集体和个体经济比重，允许公民建私人企业等。劳尔接班后，古巴的经济改革之路走得更快，扩大了私营经济经营范围，允许个人买卖汽车和房产，放开公民出国旅游，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升。
　　如今，61岁的迪亚斯-卡内尔正式接过了卡斯特罗兄弟传下的接力棒。他是第一位在古巴革命后出生且没有军人经历的“一把手”。他1982年大学毕业，当了电子工程师，1987年在古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7年后当上了古共比亚克拉拉省委第一书记。2003年，他进入古共中央政治局，劳尔称赞他“集体工作意识强、意识形态扎实坚定”。虽然那时他已是中央领导，仍骑着自行车上下班。2009年，他出任高教部长，2013年任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2018年接替劳尔成为国务委员会主席，2019年当选国家主席。
　　在迪亚斯-卡内尔走到前台的这3年，互联网在古巴得到了普及。面对美国的敌意，他和前辈领导人一样，通过外交渠道和媒体进行坚决抗议。不过，他是第一个通过社交网络进行抗议的古巴领导人。目前，他面对逐渐恶化的经济形势、不断加强的美国制裁以及新冠肺炎大流行三个挑战，可谓任重道远。
　　劳尔·卡斯特罗
　　1931年生，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与菲德尔一起领导古巴革命。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长期担任国防部长。1965年起任古共中央第二书记等职，2006年菲德尔因病将权力移交劳尔。2008年，劳尔当选国务委员会主席，2011年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2018年卸任国务委员会主席，2021年4月卸任古共中央第一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