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外溢当地化、企业家精神与产业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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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从知识外溢当地化与企业家精神角度研究产业集中,是目前国外产业集中研究的新趋势。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知识化是知识生产函数建立的基础,而知识外溢当地化则是知识生产函数的重要特征,也是产业集中形成的主要原因,而企业家精神则是知识外溢当地化引起产业集中形成的重要转换机制。因此,加强知识外溢当地化研究,促进知识外溢,培养当地企业家精神,是推动产业集中发展的重要措施。
  关键词:知识生产函数;知识外溢当地化;企业家精神;产业集中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7)11-0059-04
  
  20 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绝大多数国经济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增长。然而,与各国经济持续增长相伴的另一个重要经济现象,就是经济增长的地区“聚集性”或是产业的“地区高度集中性”。例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出现的“经济增长带”、“城市经济圈”等经济现象,更为突出的是在“经济增长带”或“城市经济圈”中出现了以某一、二种产业、企业或产品为主导的“产业群”、“产业带”或是“产业生态网络”。对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这一独特现象,很多研究者从社会学、管理学、法学和生态学等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并得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结论和政策建议。最近十多年来,国外部分学者以知识生产函数为基础,从知识外溢当地化和企业精神的新视角,深入地分析产业集中的形成原因和形成机制,以期为宏观经济决策提供一些可选择的决策变量,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一、知识生产函数与知识外溢当地化
  
  经济增长知识化是新经济增长理论产生的根本原因,而以知识生产函数模型为基础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则导致了知识外溢当地化理论的产生。
  1. 知识生产函数产生的理论背景。众所周知,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和信息科技革命的发展,世界大多数国经济都获得了巨大的增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持续经济增长,被称之为“新经济”。对于这一时期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现象,用传统的资本增长理论并不能进行充分和全面的解释。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著名学者(Romer, Von Hipper, Feldman & Francis)从知识和科技创新的特性以及人力资本的独特性出发,重新扩展并全面诠释了经济增长理论,进而产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因此,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既是世界“新经济”增长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世界“新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
  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贡献,就是在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之中将技术或创新内生化。该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经济增长不再仅仅依赖于资本积累,而是通过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来实现的,因此,新经济增长理论也称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①。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增长理论又有了重大的修正和完善,在其理论中引入了新知识产品(知识增量)的概念。新知识产品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它能导致新技术的产生,而且体现在它能促进新知识的积累和扩散,从而使科技创新、知识外溢和人力资本等概念联系起来,并推动人们对新知识的理论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因此,新知识产品概念的提出,不仅丰富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内容,拓展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内涵,而且也推动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尽管新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并为政府宏观经济决策提供了决策变量,如增加公共研究与开发(R&D)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新经济增长过程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比如,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新知识是如何产生的?新知识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有何特点?新知识产品的生产在经济增长和产业集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因此,新知识生产函数就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不容忽视也是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知识粘性”的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地区集中研究》(项目批准号07BJL04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2. 知识生产函数与知识外溢当地化研究。本质上,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主要是分析知识增量(新知识产品)的生产,而知识增量的生产取决于知识生产函数的特性。国外学者(Cohen and Klepper)建立了知识生产函数模型,在知识生产函数模型中,将新知识作为创新活动的投入要素,即产生新经济知识最重要的源泉就是R&D,当然,其他投入要素如人力资源、技术劳动力、教育等也必不可少。因此,基于创新和科技变化的知识生产函数模型可能表达为:Ii=αRDβiHKiεi,其中,I代表创新活动的程度,RD代表R&D的投入,HK代表人力资源投入,下标表示知识生产函数模型中的观察单位②。因此,知识生产函数模型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国家、行业和企业等层面。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分析,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对象通常是以国家或者是行业作为分析单位,重点分析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决定因素及其特征。而从微观经济的角度出发,新经济增长理论就具体化为企业的发展或增长,此时的分析对象就是企业,它重点考查企业知识创新的决定因素及其投入与出产机制。知识生产函数的研究单位不同,其实证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从国外相关实证研究的结果看,知识生产函数的作用在国家或行业层面更为有效;而且理论界对此问题认识比较一致,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以国家作为研究单位, R&D投入大的国家,其新知识产品就丰富,其经济增长速度就快;这些国家往往都是经济发达的国家或是新兴工业化国家;R&D投入小的国家,其新知识产品数量有限,新知识产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高,经济增长速度不快,这些国家多半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知识生产函数在行业层面也得到实证分析的支持。R&R投入多的行业,如计算机、医药、生物和机械产业等,行业成长速度很快,一般都是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相反,R&D投入少的行业,如森林、纺织与造纸等传统产业,技术革新速度较慢,经济增长速度较低,对经济增长贡献有限。
  对知识生产函数在企业层面的作用影响,学术界分歧较大。Scherer认为大量的工业创新主要是由大企业完成的,而小企业在创新中所占的比例则很小;但Acs和Audrestsch的研究表明,尽管一些大企业(雇员人数大于500人的企业)比小企业(500以下人的企业)更容易产生新知识,但如果从就业层面来衡量(人均创新量),小企业的创新活力超过了大企业。这说明至少知识生产函数在企业微观层面中的作用不如其在宏观经济层面中的作用明显③。
  为什么知识生产函数以企业作为分析单位时,学者的研究有如此大的分歧呢?这主要是因为企业知识生产或创新与知识的空间地理分布具有重要的联系,也就是说,知识增量与知识外溢的当地化密切相关,这就是知识生产函数的一个重要特性。因此,知识生产函数理论的深入发展,就导致了对知识外溢当地化的研究,而知识外溢当地化研究主要是从地理或空间布局的角度来研究知识增量的生产,动态地分析知识外溢对经济增长地区聚集性和产业集中的影响,从而将经济增长与产业集中联系起来,并探索经济增长与产业集中关系的规律性。正是因为当企业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时,不能深入地分析知识生产函数在微观层面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国外一些学者开始从外部性入手,重点分析知识生产函数的地理区位和空间分布问题,理论研究的视角由此转入了知识创新的外部性及其外溢问题。
  
  二、知识外溢当地化与产业集中
  
  1. 知识外溢当地化的理论基础。为什么经济增长的过程往往都是产业高度集中的过程?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活动之所以在国家(地区)和产业层面呈现出空间集中的特性,主要是因为知识生产过程中存在外部规模递增,例如,克鲁格曼和罗默的理论均认为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规模报酬递增,但克鲁格曼和罗默并没有研究工厂或企业层面中的规模报酬递增问题,其理论均假设生产中的外部规模报酬递增是外生的,至少是通过行业集中导致生产的,特别是克鲁格曼受到Marshall的启发,强调外部报酬递增来源于劳动力储备、金钱外部性和知识外溢等三种方式④。
  关于知识外溢的存在性问题,自Arrow确认了知识外溢性(即知识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之后,学术界对此并没有争论和分歧。然而对知识外溢的方式和分布空间,则有较大的分歧。目前争论最大的焦点就是知识外溢的地理范围。一般认为,知识外溢是强大的,以至于知识外溢没有理由在跨越边境时(城市边界、省的边界和国家的边界)就停止,也很难找到理由提出用政治的边界去限制知识外溢在一定区位范围之内。尽管知识外溢是如此的强大,但其外溢的穿透力和强度却随着地理空间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减弱,即知识外溢具有当地化(localized)的特征。因此,知识外溢所形成的外部规模报酬递增也具有地域性,知识外溢的当地化是形成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集中形成的重要原因。
  2. 知识外溢当地化理论的主要内容。首先,知识的特质与外溢的当地化。知识不同于信息,其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具有隐含性,且很难模型化或一般化,正是因为知识这种隐含性和模糊性,其在传递溢出的过程中,授受双方距离的远近就成为知识外溢的关键;此外,尽管知识的非竞争性使其更易于外溢,但其外溢的程度还与授受双方的互动如面对面的沟通及其沟通的频率有重要关系。例如,Von Hipple对知识的这种特征进行了解释,他认为由于知识具有隐含性及传递的当地性,即 “知识粘性”,最好的知识外溢方式是面对面的互动和经常重复的接触⑤。因此,信息与知识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在它们跨越地理空间时外溢的边际成本在知识传递的过程中得到不同的补偿,或者说,相比之下,知识传递的边际成本由于经常的社会互动、频繁的观察和交流等原因而变得更低。正如Glaeser所说“知识大爆炸穿过走廊和街道总是比跨越海洋和大洲要容易得多。”⑥因此,知识粘性特质,即隐含性与传递地当性,或者说,隐含知识传递的近距离性,直接导致了以知识产品投入为核心要素,以知识外溢作为报酬递增来源的新经济增长产生了聚集性的特征,即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经济活动地域性或产业集中性。其次,知识外溢当地化的主要内容。地理区位的邻近减轻了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也使企业有能力交换创意和获得原始创新知识的积累;同时,也降低了科学发现和商业化的成本。因此,知识生产函数被重新修正为以下形式:Isi=αIRDβ1×URβ2si×(URsi×GCβ3si)×εs i。其中,I代表创新知识的产出,IRD代表企业对R&D的支出,UR是大学或研究机构等的研发支出,GC代表大学或研究机构等与企业之间的距离。s代表政府,i代表行业。因此,该修正函数在本质上把知识生产函数从对企业的考察转移到企业与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空间联系上来,其进一步说明了知识外溢当地化的内含。当然,知识外溢的当地化与该地区创新知识的原始存量有一定的关系。修正的知识生产函数模型暗含的假设是创新活动应该发生在S地区,因为该地区的知识投入要素非常丰富,即知识外溢倾向于集中在新知识已经存在的地区。知识外溢当地化与产业集中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实证分析结果的支持,Orlando对地理与企业间近距离的溢出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证明距离邻近对知识外溢的重要作用,主要依赖于其它企业在地理集中上具有相同的偏好。第三,知识外溢当地化的影响因素。当地企业规模影响知识外溢的当地化,不同规模企业的知识外溢方式不同。Acs、Audretsch和Feldman对多小的企业能产生知识创新的难题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所有企业的知识创新产出都随着R&D支出的增加而增加,不管是大学或一些研究机构,还是企业的科学实验室。但是,大企业的R&D投入在知识创新活动中的作用更突出,而大学或研究机构的R&D投入,对小企业创新活动的作用则更突出⑦。显然,大企业更倾向于建立自己的知识创新实验室,而小企业在充分利用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知识溢出方面更具有比较优势。此外,不同行业的知识外溢不同,Audretsch和Feldman发现创新活动的地理集中更偏好在新知识能发挥重要作用的行业。他们计算了创新活动地理空间的GINI系数,并对他们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创新活动更倾向于集中在R&D、大学、技术劳动力等集中的产业,知识外溢主要是通过技术劳动力在产业中不同工作之间的转换,来充分利用该地区积累的技术知识和专有技术知识。
  3. 知识外溢当地化与产业集中之间的关系。知识外溢当地化在地理空间上是如何实现的?在这个“黑箱”中,经济活动在利用知识外溢当地化方面如何组织?地理学者、政治学者和经济学者对此有长期的争论。有的认为不同文化的差异和不同地区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在知识外溢与产业集中的相互关系中作用不同;有的则认为不同地区的经济结构也会导致经济增长率和科技创新率的差异,进而会影响到产业的集中。目前,从经济学的角度,知识外溢当地化与产业集中之间的关系主要受以下几种情况的影响。
  一是外部性的作用,即Glaeser et al所认为的Marshall-Arrow-Romer外部性,它说明特定产业在特定地理空间集中的不断加强,就是充分利用不同企业之间的知识外溢,该模型对一个城市中一个产业的高度集中能促进不同企业之间的知识外溢的关系进行了一般化解析,结果表明,如果相同的个体从事相同的类型的工作,交流和运输成本则最小,交流成本小则会提高相同个体之间的知识外溢效率;该模型假设知识外部性相对企业个体而存在,且不仅仅是相同产业内的企业,因此,其研究重点从传统的Marshall-Arrow-Romer模型中的企业扩展对该地区产业集中度的研究。
  二是地区的竞争程度。根据Marshall-Arrow-Rome模型,该理论认为当地垄断要强于当地竞争程度,因为这样企业就有能力充分地利用其投资于新知识的垄断能力,并使其经济价值最大化;但Jacobs和 Porter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相对于知识外部性而言,当地竞争比当地垄断更有利知识的外溢,但他们所说的竞争并不是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中所说的竞争,而是根置于经济人对新创意的竞争,这种对创意的竞争,不仅有利于更多的企业参加对新创意的争夺,而且还会进一步促进企业专业化于一些特定的新产品领域,因为互补的投入和服务不仅对特定公司的专业化有利,而且对大公司或是垂直一体化的生产商有利。
  三是产业的专业化与多样化。一个地区产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程度对知识外溢当地化和产业集中的影响程度不同。Feldman和Audretsch的研究表明,产业的集中度、专业化程度和互补性对知识创新及其溢出有不同的影响,但同时也依赖于这些产业共同享有的科学基础或是公共基础设施。结果表明:享有共同科学基础的多样化对创新的传导比专业化更有效⑧。
  
  三、企业家精神是知识外溢当地化转换成产业集中的重要机制
  
  尽管知识外溢使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机制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确认,但新经济增长理论并没有回答知识在企业或经济个体之间是如何进行传递的。因此,从知识外溢当地化的角度,必须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
  知识外溢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它受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和法律等因素的多重影响,特别是当地的科技创新政策、专利保护制度以及当地吸引能力等。但从经济学建模的角度出发,必须将复杂的影响因素进行简化,从而建立可以量度和进行检验的经济模型,于是经济学者对基本的经济现象进行观察,他们发现企业家,特别是科研工作者的创业精神,即企业家精神⑨与知识外溢当地化转换成产业集中密切相关,于是从企业家精神这一视角出发,将宏观问题微观化。
  Andretsch首次提出知识生产函数的研究对象应该由企业转换到知识创新的个体,如科学家和工程师等这些明星身上,因为这些明星才是直接生产新知识的主体。当知识生产函数的研究对象从企业转移到个人时,理论研究的焦点就涉及到知识产权问题和知识生产的报酬问题,即这些知识生产个体如何从知识创新的所有权中获得合理预期报酬?如果科学家或工程师在研究机构或企业的研究室进行新知识的创新,并从这些知识创新中获得到了合理的预期报酬,他们就会专注于知识创新,也不会离开这些研究机构;如果他们从这些知识创新中获得实际报酬低于其地知识创新报酬的预期,他们就会选择离开这些研究机构或是从这些研究机构脱离出来,从而去建立自己的新企业,即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因此,“企业家精神”的关键就是科学家或工程师这些新知识的发明者,如何在在研究机构进行知识创新获得的预期报酬和利用研究机构创新的知识建立自己的新企业中所获得的报酬之间进行平衡。如果建立自己新企业的成本很低且报酬丰厚时,这些科研明星就会离开科研机构而去建立自己的企业。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许多新企业大多都是从科研机构脱离的人员或是从科研机构获得了大量知识外溢的人员建立起来的。因此,获得新知识并建立新企业的科研明星就成为知识外溢的载体,企业家精神就成为知识外溢当地化转换成产业集中的重要机制。于是知识生产函数的研究就扩展到地理区位是如何影响企业家的决定或是建立新企业的决定。在这些研究中,最有影响的是企业家收入选择模型。企业家收入选择模型的基本含义就是比较经济个体通过雇佣关系在企业中获得的预期工资收益w?觹和其通过建立新公司所获得的预期利润p?觹之间的差异,因此,企业家新建立公司的概率则可以表示为Pr=f(p?觹-w?觹):。在该函数中,地理区位会改变从企业家从建立新企业中所获得的预期报酬(p?觹),从而来影响企业家建立新企业的决定,即新建立企业的区位选择(产业集中程度)影响企业家精神。因为知识外溢当地理论认为当产业聚集或空间集中时的p?觹值则最大,因为企业家可接触大量的隐含知识,从而降低新建立企业的成本。
  产业在地理上集中或者是区位影响企业家精神在实证分析上得到强有力的支持。Feldman、Feldman 和Francis研究了华盛顿网络产业和生物产业的集中及创新聚集的形成,认为企业家是知识外溢当地化的关键核心个体,产业或创新的聚集不仅仅是因为一些共享资源在初始状态就聚集在一个特定地区,而且还因为企业家在该特定地区的工作,企业家也是一个当地化的经济现象,许多企业家最初时都在同一个地区就业和工作;而且企业家在模型中也是内生的,他们组织资源和建立机制来支持自己新建企业的发展⑩。为了共同的利益,这些企业家聚集在一起,并为了共同利益而采取共同行动,当更多资源如金钱、网络、专家和一些共享基础设施集中在一定地区,就会有更多的企业家向这一地区集中。
  如何进一步来测度企业家精神进而深入分析知识当地化的转换机制呢?一些学者开始用当地新开企业数量或新开企业率来对企业家精神进行测量,从而对知识外溢当地化的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并取得了经验支持。Audretsch和Fritsch对德国1990s的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即高开业率的地区都有高的经济增长表现,该地区的产业集中也很明显,企业家精神已经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这种情况美国和欧洲其它国家也得到了类似的证实。因此,企业家及新建企业的优惠政策也成为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决策变量。
  综观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发现,现代经济增长往往都伴随着产业集中。尽管学术界对产业集中的原因和机制有不同的见解,但以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以知识生产函数为研究视角,知识外溢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而知识外溢当地化则成为产业集中的重要原因,企业家精神则成为知识外溢当地化转换成产业集中的重要机制。因此,政府宏观政策的决策变量就有了更多的选择,从以前的大规模扩大公共研发投入,从而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现在也可以更加关注培养企业家精神,给新建企业以更多的优惠政策,建立更多的知识外溢扩散机制,从而促进知识的溢出程度,加速产业集中,最终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注释:
  ① Romer, P.M.(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45),1002-1037.
  ② Cohen, W.M., and Klepper, S.(1991). Firm size versus diversity in the achievement of technological comparision, In: Acs, Z. J., Audretsch, D.B.(Eds), Inova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Uni.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pp 183-203.
  ③ Acs, Z.J., Audrestsch, D.B.(1988). Innovation in the large and small firms: an empirical analysis. Economic Review 78, 678-690.
  ④ Krugman, P.(1991). Geography and Trad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⑤ Von Hipple, E.(1994). sticky information and the locus of problem solving: implications for innovation. Management Science 40, 429-439.
  ⑥ Glaeser, E, Kallal, H., Scheinkman, J., Shleifer, A. (1992). Growth of ci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0, 1126-1152.
  ⑦ Acs, Z.J., Audretsch, D., Feldman, M.P. (1994), R&D spillovers and recipient firm size, American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00(1), 336-367.
  ⑧ Feldman, M.P. Audretsch, D.(1999). Innovation in cities: science-based diversity, specialization and localized competiti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3, 409-429.
  ⑨ 尽管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企业家精神有不同的理解,本文所说的企业家精神主要指企业家的建立新企业的过程及决策机制。
  ⑩ Feldman, M.P., Francis, J.L.(2002). The entrepreneurial spark, individual agents and the formation of innovative clusters. In: Quadrio Curzio, A., Fortis, M.(Eds), Institutions and systems in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Kluwer Academic, Boston, pp.55-78.
  (责任编辑 陈孝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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