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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十多年的胆结石，我住进了医院，下决心把不属于我身体的东西拿掉。
术后第二天早晨，老公去开水房泡好茶进病房时对我说他听到的一个奇闻：这医院有个女病人，因为肝囊肿生病住院了，家里有两个女儿对她不闻不问，一个女儿就住在她自己家后面，另一个女儿住得稍远一点。这个妈妈也只有56岁，住院十多天了，只有自己五十三岁的妹妹在这伺候她，不仅伺候她，还拿钱替她看病。妹妹家在上海。
老公不是一个八卦的人，他说是打水的过程中听人家谈论的，大概是觉得这两个女儿太奇葩了，所作所为让人闻所未闻，所以讲来给我听。同病房的人也听到了，隔壁床的阿姨从外貌上看像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属于性情比较耿直的那种农村女人，“这种丫头生下来就应该掐死！”她咬牙切齿地说。她也是肝囊肿，手术后一直是独生的儿子在医院陪伴她。“真是少有见。”靠窗的23床的病人的妈妈也感叹说。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责骂着，连进院来一直少言的我也参与了这场谈话，大家都对这两个女儿的做法感到不可思议。
事情很快过去了，大家谈完也就忘了这茬事，谁也没有去打听这件事的细节，也没有去看望事件的主人公，每个人都被自己的病痛愁苦着，绝大部分时间里大家都是关心着自己每天要输多少液？自己的身体恢复得如何？什么时候能下床正常排泄？输液的时候病人都昏昏沉沉地睡着，家属除了昏昏沉沉地睡还得不时警觉地惊醒看一眼输液袋，若液体还没输完就又昏沉沉地睡，若输完了便按床头铃喊护士换水，偶尔睡过了，输液水没有了却没打铃便吓得慌慌张张的。
术后第三天夜里，我听到了呜呜咽咽的哭声夹杂着絮絮叨叨的诉说。因为白天输液睡多了的我正为睡不着而烦躁，此时的哭声无疑更增添了我的心烦。我循声来到走廊，哭声发自走廊的一张加床上，加床离我们病房也就五、六米的距离吧。
加床上，一個老太倦缩着，正边哭边说，说些什么到是听不清，哭声却在这夜里传得很远，她的身边一个年龄相仿，长相也相仿的老太正劝说着她，语言也不甚清晰，但意思大致能懂，好像是告诉她咳嗽没什么的，不是病情加重，“我不是也咳嗽吗？”说话的老人，时而语气严厉斥责，时而语气温和劝说。渐渐地，有几个睡不着觉的病人或家属也来围观。我走近床前看了下：加五床，王秀玲，五十六岁。此时我才觉得说她们是老太是不妥当的，这姐妹俩也就比我大个几岁而已，在我们单位像她们这样年龄的人都还穿得花枝招展，相互之间还在比身材、比衣服的品牌和样式呢。而眼前这姐妹俩，一样的小碎花裤，上衣是菜市场地摊上那种花里胡哨的样式，不知什么材质的滑叽叽的面料，大概也就几十块钱一件吧。床上的这位姐姐满脸的皱纹和愁苦，可能是住院久了，一头短发乱蓬蓬地呲在头上。手上一双大手套套着，连接小膀处还用绳子扎了一道道。床下的妹妹除了一身衣服与姐姐相似，头发却要比姐姐的头发齐整得多，脚上是一双凉拖鞋。
脸上并不比姐姐年轻多少，一样的愁容挂在脸上，牙齿微微有点向外呲，说话时并不甚清晰。
这大概就是老公前一天告诉我的人们口中谈论的主角吧。在她们旁边，一个上身着旧黄色中山装，下身着蓝布裤子，身材矮小的老头坐在凳子上，不说也不动，就那么呆坐着，目光呆滞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这老头得过脑梗。”围观者有人说。人们唏嘘着，小声谈论着。
“为什么要给她套这么双手套？”我忍不住问道，“她用手拽管子，本来到有点好了，她自己说治不好了，将管子拽了，导致又发炎了。”妹妹指着姐姐身上那一根管子说。那根管子正将肝里的脓慢慢往外面的袋子里排，床边挂的袋子里果然有小半袋液体。“她本来已经住院看好了，出院回家后又发炎了，她的两个女儿便说她是重病，看不好了，不肯带她来看。”围观的知情者说道，“硬是这个妹妹要带她来看，妹妹家在上海，自己也只拿三千多元一个月，这么点钱在上海生活本来就很窘迫，她却舍得拿来替姐姐看病。”
“你有几个孩子？”我问，“我就一个儿子，就一个。”“你儿子对你这种做法有意见吗？”“没有！有什么意见啊，没有！”“你媳妇呢？”“也没有！”“你老公呢？”“也没有，他有什呢意见啊，他在家带孩儿，接送孩子上幼儿园。”妹妹说话有点含混不清，她断断续续地回答我的问题。我无从考证妹妹背后的一家人是什么样子，但从她的谈话中，从她的做法中可以感受到这一家人所折射出的人性的光辉。而与之相对的病患者的两个女儿，从年龄上估摸出她俩是八零后，还是比较年轻的，也应该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她们的生活究竟有多贫苦，以至于将自己的生病的亲妈丢在医院不管不顾？！一个女儿这样，两个女儿都这样？女婿呢？也丧失了人性吗？她们就这样特立独行，不管世人的唾骂生活在她们周围的环境里吗？
“你们就一直睡在加床上吗？”我又追问了一句，“为什么不进病房呢？”“我们就住加床，不进去，加床便宜，只有十四块一张床，病房内床位费要十五一张床呢。”妹妹比划着告诉我。仅仅因为便宜一元钱，她们便睡在这走廊里的加床上，睡在这里连上卫生间、洗漱都不方便，可是每天能省一元钱！我鼻子一酸：生病的人是顾不上尊严的！
直至我出院，一直没见到患者的两个女儿在医院露脸，据说，这两个女儿不但不肯掏钱给妈妈看病，还准备将姨妈给妈妈看病的发票拿去报销。人性竟可以黑暗到这种程度！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选自《当代作家》
术后第二天早晨，老公去开水房泡好茶进病房时对我说他听到的一个奇闻：这医院有个女病人，因为肝囊肿生病住院了，家里有两个女儿对她不闻不问，一个女儿就住在她自己家后面，另一个女儿住得稍远一点。这个妈妈也只有56岁，住院十多天了，只有自己五十三岁的妹妹在这伺候她，不仅伺候她，还拿钱替她看病。妹妹家在上海。
老公不是一个八卦的人，他说是打水的过程中听人家谈论的，大概是觉得这两个女儿太奇葩了，所作所为让人闻所未闻，所以讲来给我听。同病房的人也听到了，隔壁床的阿姨从外貌上看像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属于性情比较耿直的那种农村女人，“这种丫头生下来就应该掐死！”她咬牙切齿地说。她也是肝囊肿，手术后一直是独生的儿子在医院陪伴她。“真是少有见。”靠窗的23床的病人的妈妈也感叹说。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责骂着，连进院来一直少言的我也参与了这场谈话，大家都对这两个女儿的做法感到不可思议。
事情很快过去了，大家谈完也就忘了这茬事，谁也没有去打听这件事的细节，也没有去看望事件的主人公，每个人都被自己的病痛愁苦着，绝大部分时间里大家都是关心着自己每天要输多少液？自己的身体恢复得如何？什么时候能下床正常排泄？输液的时候病人都昏昏沉沉地睡着，家属除了昏昏沉沉地睡还得不时警觉地惊醒看一眼输液袋，若液体还没输完就又昏沉沉地睡，若输完了便按床头铃喊护士换水，偶尔睡过了，输液水没有了却没打铃便吓得慌慌张张的。
术后第三天夜里，我听到了呜呜咽咽的哭声夹杂着絮絮叨叨的诉说。因为白天输液睡多了的我正为睡不着而烦躁，此时的哭声无疑更增添了我的心烦。我循声来到走廊，哭声发自走廊的一张加床上，加床离我们病房也就五、六米的距离吧。
加床上，一個老太倦缩着，正边哭边说，说些什么到是听不清，哭声却在这夜里传得很远，她的身边一个年龄相仿，长相也相仿的老太正劝说着她，语言也不甚清晰，但意思大致能懂，好像是告诉她咳嗽没什么的，不是病情加重，“我不是也咳嗽吗？”说话的老人，时而语气严厉斥责，时而语气温和劝说。渐渐地，有几个睡不着觉的病人或家属也来围观。我走近床前看了下：加五床，王秀玲，五十六岁。此时我才觉得说她们是老太是不妥当的，这姐妹俩也就比我大个几岁而已，在我们单位像她们这样年龄的人都还穿得花枝招展，相互之间还在比身材、比衣服的品牌和样式呢。而眼前这姐妹俩，一样的小碎花裤，上衣是菜市场地摊上那种花里胡哨的样式，不知什么材质的滑叽叽的面料，大概也就几十块钱一件吧。床上的这位姐姐满脸的皱纹和愁苦，可能是住院久了，一头短发乱蓬蓬地呲在头上。手上一双大手套套着，连接小膀处还用绳子扎了一道道。床下的妹妹除了一身衣服与姐姐相似，头发却要比姐姐的头发齐整得多，脚上是一双凉拖鞋。
脸上并不比姐姐年轻多少，一样的愁容挂在脸上，牙齿微微有点向外呲，说话时并不甚清晰。
这大概就是老公前一天告诉我的人们口中谈论的主角吧。在她们旁边，一个上身着旧黄色中山装，下身着蓝布裤子，身材矮小的老头坐在凳子上，不说也不动，就那么呆坐着，目光呆滞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这老头得过脑梗。”围观者有人说。人们唏嘘着，小声谈论着。
“为什么要给她套这么双手套？”我忍不住问道，“她用手拽管子，本来到有点好了，她自己说治不好了，将管子拽了，导致又发炎了。”妹妹指着姐姐身上那一根管子说。那根管子正将肝里的脓慢慢往外面的袋子里排，床边挂的袋子里果然有小半袋液体。“她本来已经住院看好了，出院回家后又发炎了，她的两个女儿便说她是重病，看不好了，不肯带她来看。”围观的知情者说道，“硬是这个妹妹要带她来看，妹妹家在上海，自己也只拿三千多元一个月，这么点钱在上海生活本来就很窘迫，她却舍得拿来替姐姐看病。”
“你有几个孩子？”我问，“我就一个儿子，就一个。”“你儿子对你这种做法有意见吗？”“没有！有什么意见啊，没有！”“你媳妇呢？”“也没有！”“你老公呢？”“也没有，他有什呢意见啊，他在家带孩儿，接送孩子上幼儿园。”妹妹说话有点含混不清，她断断续续地回答我的问题。我无从考证妹妹背后的一家人是什么样子，但从她的谈话中，从她的做法中可以感受到这一家人所折射出的人性的光辉。而与之相对的病患者的两个女儿，从年龄上估摸出她俩是八零后，还是比较年轻的，也应该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她们的生活究竟有多贫苦，以至于将自己的生病的亲妈丢在医院不管不顾？！一个女儿这样，两个女儿都这样？女婿呢？也丧失了人性吗？她们就这样特立独行，不管世人的唾骂生活在她们周围的环境里吗？
“你们就一直睡在加床上吗？”我又追问了一句，“为什么不进病房呢？”“我们就住加床，不进去，加床便宜，只有十四块一张床，病房内床位费要十五一张床呢。”妹妹比划着告诉我。仅仅因为便宜一元钱，她们便睡在这走廊里的加床上，睡在这里连上卫生间、洗漱都不方便，可是每天能省一元钱！我鼻子一酸：生病的人是顾不上尊严的！
直至我出院，一直没见到患者的两个女儿在医院露脸，据说，这两个女儿不但不肯掏钱给妈妈看病，还准备将姨妈给妈妈看病的发票拿去报销。人性竟可以黑暗到这种程度！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选自《当代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