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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心雕龙》成书于公元500年左右，是南朝大文学家、理论学家刘勰所著，全书十卷，共五十篇，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重大的一部文学理论著作，论证了文学创作的起源、形式、演变和继承，提出了文学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具有严密的论证体系，被章学诚誉为“体大而虑周”。
关键词：《文心雕龙·物色篇》;主观与客观;理论辩证
引言：刘勰撰写《文心雕龙》时继承了儒道两家的部分思想，总结了粱齐两代前十朝的文学理论和美学观点，对各大家名作一一做出了研究和评判，探究了文学作品的审美和本质，对主观与客观、想象与写作、景物与人等关系进行了辩证，其中在《物色篇》中提出了“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观点。
1.《文心雕龙》的影响与地位
《文心雕龙》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重大、影响深远，对文学创作的很多方面都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比如文学批评方面，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这套批评体系经过不断的演化和改变，一直沿用至今。受到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都是成对的，矛盾双方互有对立，而不偏执一端，提出“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在道理与文章、感情与文采、真实与奇观、华丽与朴实、风采与文骨的辩证上，无不遵守这一准则，已经成为了文学辩证中的一支重要流派。刘勰认为文学创作理论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一种文学风格和技法的出现，并不能代表这种文学创作理论已经形成。在《文心雕龙》中，他对情景关系的理论认知做出了创作实践。
2.《文心雕龙·物色篇》中的“情以物迁”
《文心雕龙·物色篇》主讲自然景物与人心的关系，刘勰对客观景物与人物主观感情进行了系统的论证，提出了自己关于情景交融、触景生情、以情观景的写作理论。通过景物、情感、辞藻三者的关系论，构建起了文学创作时，起兴、构思、写作三部的论述逻辑。他认为文学创作分为起兴、构思和写作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可以与观景时自己的主观感受联系起来，遂提出了“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文学创作中，所谓“情以物迁”是指客观存在的自然景物会对创作者的情感产生影响，感情会由景物的变化而改变，通俗来讲即见景生情或者物感生情。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用“人禀七情，应物斯感”和“物以貌求，心以理应”这样的文字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提出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之一，便是人的情感反应都是由自然界万物的种种变化引起的，作家会被客观景物的形貌打动，产生有关于此的兴致，进而产生创作欲望，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都有类似的体现。
“情以物迁”更是刘勰所提倡的、在文学创造中的构思原则与观物心态。《文心雕龙·物色篇》中对山水类诗词歌赋的构思有明确的原则，他提出在观景写诗时要做到“率尔造极”，即保持景物与诗词的浑然天成，不要苦心孤诣的遣词造句，刻意去追求形式和结构上工整，而应该积累学识、陶冶情操，尊从天性，注意生活上的观察和体验。张勰在《物色篇》中认为悠然平淡、随心而动的观物心态才能在某一时刻灵感乍现、文思泉涌，从而创造出最好的作品，而不是刻意的去寻找观察对象，刻意去修身修心。
3.《文心雕龙·物色篇》中的“辞以情发”
“辞以情发”指在“情以物迁”后的创过程，在刘勰提出的文学创作的三个步骤中，“情以物迁”代表着起兴和构思，而 “辞以情发”则代表着写作。刘勰主张将状物和抒情分开论述，诗词中的状物部分要求“写气图貌”和“属采附声”，具体为描写景物时要描写景物的“气貌”和“行貌”。“氣”属于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概念，中国历来就有“望气”的说法，对人来说“气”是有别于其他人的独特因素，对物来说“气”便是物体的气势、气象。“貌”指景物的形貌，即景物最直观的形态、颜色和声音。“气”与“貌”的结合就构成了每种景物本真的声貌[1]。对文学创作中的抒情部分，张勰认为抒情时者要保持天性自然，遵从本心、道法自然、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不要过分修饰、也不要刻意强调。他提出在抒情时要遵循“物附”和“志远”两个主要原则，“物附”是对状物求似的体现，“志远”则是对抒情寓意的要求。他反对不断歌颂同一种景物，他主张万物皆美，景物之美贵在“时见”，即第一眼见到时的感受，否则便会留于表面，没有真情实意。也反对“为文造情”，他认为进行文学创作时要重视真实情感，不要矫揉造作，也不要深化和扭曲最开始的情感。他在《物色篇》中提到，情景之描写虽然相似，但也必定会因作家不同的性情、天性、才气、见识，导致气貌和情感有所区别。
4.对于“情以物迁”与“辞以情发”的辩证探讨
“情以物迁”与“辞以情发”是张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提出的文学创作理论体系，也是他对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的辩证与探究。他强调自然万物之美对作者的影响，在创作上主张天性自然、情景交融，并提出了相关的原则和体系。但是这种论证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刘勰的“情以物迁”只是将人的情感归于一个简单的被动位置，而忽略了相同的景物可以给人带来不同的情感。比如同样是写蝉，虞世南的“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体现了他对蝉的赞美之情。而李商隐的“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则是另一种风格，体现了他仕途不顺的郁结之情。骆宾王的“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更是写出了他身陷监狱时的那种孤独与苦闷[2]。三者同为写蝉，却是三种不同的情感，由此可见情对与景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5.结论
《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提出的“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是张勰集百家之所长，建立的一套文学创作理论体系，论证了自然与人，客观景物和主观人物感情的辩证关系。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和发展，起了一个很好的指导作用，影响深远，这也是《文心雕龙·物色》篇价值的重要体现。
参考文献：
[1]辛桐.《文心雕龙·物色》篇“情景交融”说新探[J].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9，34（06）：148-156.
[2]杨慧莹.《文心雕龙·物色》创作主客体“折衷”思想探讨[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8，20（03）：60-64.
关键词：《文心雕龙·物色篇》;主观与客观;理论辩证
引言：刘勰撰写《文心雕龙》时继承了儒道两家的部分思想，总结了粱齐两代前十朝的文学理论和美学观点，对各大家名作一一做出了研究和评判，探究了文学作品的审美和本质，对主观与客观、想象与写作、景物与人等关系进行了辩证，其中在《物色篇》中提出了“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观点。
1.《文心雕龙》的影响与地位
《文心雕龙》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重大、影响深远，对文学创作的很多方面都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比如文学批评方面，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这套批评体系经过不断的演化和改变，一直沿用至今。受到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都是成对的，矛盾双方互有对立，而不偏执一端，提出“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在道理与文章、感情与文采、真实与奇观、华丽与朴实、风采与文骨的辩证上，无不遵守这一准则，已经成为了文学辩证中的一支重要流派。刘勰认为文学创作理论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一种文学风格和技法的出现，并不能代表这种文学创作理论已经形成。在《文心雕龙》中，他对情景关系的理论认知做出了创作实践。
2.《文心雕龙·物色篇》中的“情以物迁”
《文心雕龙·物色篇》主讲自然景物与人心的关系，刘勰对客观景物与人物主观感情进行了系统的论证，提出了自己关于情景交融、触景生情、以情观景的写作理论。通过景物、情感、辞藻三者的关系论，构建起了文学创作时，起兴、构思、写作三部的论述逻辑。他认为文学创作分为起兴、构思和写作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可以与观景时自己的主观感受联系起来，遂提出了“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文学创作中，所谓“情以物迁”是指客观存在的自然景物会对创作者的情感产生影响，感情会由景物的变化而改变，通俗来讲即见景生情或者物感生情。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用“人禀七情，应物斯感”和“物以貌求，心以理应”这样的文字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提出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之一，便是人的情感反应都是由自然界万物的种种变化引起的，作家会被客观景物的形貌打动，产生有关于此的兴致，进而产生创作欲望，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都有类似的体现。
“情以物迁”更是刘勰所提倡的、在文学创造中的构思原则与观物心态。《文心雕龙·物色篇》中对山水类诗词歌赋的构思有明确的原则，他提出在观景写诗时要做到“率尔造极”，即保持景物与诗词的浑然天成，不要苦心孤诣的遣词造句，刻意去追求形式和结构上工整，而应该积累学识、陶冶情操，尊从天性，注意生活上的观察和体验。张勰在《物色篇》中认为悠然平淡、随心而动的观物心态才能在某一时刻灵感乍现、文思泉涌，从而创造出最好的作品，而不是刻意的去寻找观察对象，刻意去修身修心。
3.《文心雕龙·物色篇》中的“辞以情发”
“辞以情发”指在“情以物迁”后的创过程，在刘勰提出的文学创作的三个步骤中，“情以物迁”代表着起兴和构思，而 “辞以情发”则代表着写作。刘勰主张将状物和抒情分开论述，诗词中的状物部分要求“写气图貌”和“属采附声”，具体为描写景物时要描写景物的“气貌”和“行貌”。“氣”属于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概念，中国历来就有“望气”的说法，对人来说“气”是有别于其他人的独特因素，对物来说“气”便是物体的气势、气象。“貌”指景物的形貌，即景物最直观的形态、颜色和声音。“气”与“貌”的结合就构成了每种景物本真的声貌[1]。对文学创作中的抒情部分，张勰认为抒情时者要保持天性自然，遵从本心、道法自然、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不要过分修饰、也不要刻意强调。他提出在抒情时要遵循“物附”和“志远”两个主要原则，“物附”是对状物求似的体现，“志远”则是对抒情寓意的要求。他反对不断歌颂同一种景物，他主张万物皆美，景物之美贵在“时见”，即第一眼见到时的感受，否则便会留于表面，没有真情实意。也反对“为文造情”，他认为进行文学创作时要重视真实情感，不要矫揉造作，也不要深化和扭曲最开始的情感。他在《物色篇》中提到，情景之描写虽然相似，但也必定会因作家不同的性情、天性、才气、见识，导致气貌和情感有所区别。
4.对于“情以物迁”与“辞以情发”的辩证探讨
“情以物迁”与“辞以情发”是张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提出的文学创作理论体系，也是他对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的辩证与探究。他强调自然万物之美对作者的影响，在创作上主张天性自然、情景交融，并提出了相关的原则和体系。但是这种论证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刘勰的“情以物迁”只是将人的情感归于一个简单的被动位置，而忽略了相同的景物可以给人带来不同的情感。比如同样是写蝉，虞世南的“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体现了他对蝉的赞美之情。而李商隐的“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则是另一种风格，体现了他仕途不顺的郁结之情。骆宾王的“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更是写出了他身陷监狱时的那种孤独与苦闷[2]。三者同为写蝉，却是三种不同的情感，由此可见情对与景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5.结论
《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提出的“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是张勰集百家之所长，建立的一套文学创作理论体系，论证了自然与人，客观景物和主观人物感情的辩证关系。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和发展，起了一个很好的指导作用，影响深远，这也是《文心雕龙·物色》篇价值的重要体现。
参考文献：
[1]辛桐.《文心雕龙·物色》篇“情景交融”说新探[J].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9，34（06）：148-156.
[2]杨慧莹.《文心雕龙·物色》创作主客体“折衷”思想探讨[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8，20（03）：6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