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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举行的主题为“生态农业与农民工就业新路径”的论坛上，“新农人”朱艺道出她的苦恼：以前说农村是“三八、六一、六零”部队，现在连“三八”都很少了，年轻点的人都进城了。上了年纪的人说，“不用化肥怎么办，我们挑不动大粪了呀!”
朱艺是重庆社会科学院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除此之外,她还是民间非营利公益组织合初人文化传播社的创办人。合初人文化传播社除了在城市里开展针对重庆新市民（农民工）的“幸福生活社区课堂”，还在长寿区洪湖镇包下了一块土地，创建了重庆第一个“CSA” （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农场。
在越来越多的农民都不愿种地的时候，却有不少像朱艺这样的城里人反其道而行之，从城市走向乡村，争做“新农人”。他们中有学者，也有商人，还有刚刚迈出校门的大学生。
“每个人心里一亩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一个梦。用它来种什么用它来种什么，种桃种李种春风。”这是多年前台湾歌手齐豫唱过的一首歌。对这些“新农人”来说，他们心里的梦是什么？
知青下乡：
如果我改行去做金融，大家还会奇怪吗？
阮哲，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软件硕士，本科还未毕业就拿到了微软亚洲工程院的录用通知，刚刚参加工作就拿20多万元的年薪。但最终阮哲却放弃了这些，这个“85后”的年轻人选择在北京郊区做了一个“鸡倌”。
阮哲的选择让很多人大跌眼镜，连母亲也很难接受：“你读了这么多书，为什么要来折腾这些？”好在父母有自己的生意，不需要儿子的经济支持，倒也没有过多干涉。而阮哲说，他不是突然做出这个令人意外的选择。
两年前，阮哲想建一个网站,做电子商务，搞蔬菜、家禽配送。但客户不太满意，认为配送的蔬菜不够新鲜。于是阮哲取消了蔬菜配送，专做走地鸡。为了给客户提供满意的商品，他更是从产业链中的中间商变成了生产者。
两年的时间，先是在北京的通州，后来在大兴，阮哲筹集资金近百万元，包下了数十亩地，雇了4个人，办起了养鸡场，喂养走地鸡，目前规模在1万只左右。
首先碰到的困难是养殖技术方面的。阮哲说：“中国目前大规模的肉鸡养殖只能是笼养，散养的还没有。正常情况下，鸡应该在春季孵化，可市场不允许这样，但冬季孵化的鸡体质差，容易生病。”
市场推广是阮哲要面对的另一个难题。因为养的鸡不是市场上常见的品种，从推广到销售都很困难，要让客户接受不容易。“我找到高端需求的人不容易，他们找到我也不容易。”阮哲说。
他的个人用户越来越少，主要是配送成本太高。目前主要的客户是四五家酒店，一个月大约销售1000只。“酒店的工作并不好做，因为这破坏了酒店原来的定价体系。原来一只鸡进价大概三四十元，做成成品后卖150元，海鲜大概要贵1倍。如果用我的走地鸡，做成成品后就和海鲜差不多价了，很多客人接受不了。”
阮哲说，在超市里看到的鸡蛋很多都说是林地散养的，但货真价实的很少。“农产品市场很乱。”
阮哲的老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学院院长孙伟虽然觉得以自己的年龄不会作出阮哲的选择，但也给了自己的学生最大的支持——除了给阮哲介绍一些大的客户外，还时不时地在自己的微博上替他做广告。孙伟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由于社会诚信普遍缺失，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你又怎么让别人相信你的鸡确实是散养的呢？
阮哲在自己的微博上自称“知青下乡”。面对大家的疑惑，他说：“我想反问一下大家：如果我改行去搞金融了，大家还会有这样的疑问吗？”
阮哲说，自己的性格就是喜欢自己做点什么，IT公司的特点是前期的研发成本很高，客户越多，后期维护的成本也就越低，但是同一领域往往只能由一两家公司垄断市场。但传统行业就不一样了，同时存在几千家公司都是有可能的。这两年，做不下去的时候，他也想过放弃。但是现在觉得只要有进步就很宽慰，“以前做IT，我会计划第一年怎么样，第二年怎么样，现在没有想那么多，一步步地做吧。”
就在很多人都不理解阮哲的选择的情况下，半年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学院又一个优秀毕业生——曾担任学生会主席的邹靖晗从加拿大培训半年回来，正式辞职全职加盟了阮哲的生态养鸡场。
中等收入阶层下乡：
对农业的兴趣不一定是直接去种地
2010年12月的一天，住在重庆市北部新区的陈先生接到朋友周伟奇的电话，说要给他送点菜。后来才知道，周伟奇送来的居然是他和两个朋友自己办的农场里出品的土鸡、鸡蛋和蔬菜。身为重庆邮电大学教授和一家通信公司总经理的周伟奇又多了一个“农场主”的身份。
两年前，周伟奇和一帮朋友就开始在重庆周边的区县寻找合适的土地。这群对农业一窍不通的中年人，不是大学教师，就是公司老总。曾经聚在一起也喜欢天南地北地驴行，也喜欢打打牌或是一场豪饮。而现在他们开始向往田园的宁静，渴望把年轻人喜欢上网去玩的开心农场变成现实。最后大家说，光纸上谈兵是没有用的，先弄块地干吧。于是就有了位于重庆市涪陵区的小白鹿生态农园，这个占地面积50多亩的农园主要种植蔬菜，养殖各种家禽和牲畜。
通信行业出身的周教授俨然成了半个生态农业专家，自从有了这个想法以后，他就常常向西南大学的农业专家请教农业方面的问题，如今说起农业来头头是道。农场走的也是目前在国内日益红火的CSA模式。CSA模式于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瑞士，并在日本得到最初的发展。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希望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携手合作，建立经济合作关系，让农民与消费者互相支持以及承担生产的风险和分享利益。
和阮哲不一样的是，周教授更像是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投资、赚钱在他做这件事的动机里所占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坦言兴趣占了绝大部分。“我对农业的兴趣并不一定是直接去种地，到了我这个年纪，对年轻时候喜欢玩的那些东西兴趣都不大了，我觉得哪怕是坐在果树下什么也不做，发一天呆也不错。”
曾庆、曾军兄弟俩分别是两家通信公司的总经理。一连几天，兄弟俩抽出时间赶来参加生态农业和劳动力转移论坛，并驱车到四川简阳去参观生态农业村。兄弟俩从两年前就开始关注生态农业，他们不仅花了大量时间从网上了解有关信息，还到北京凤凰公社、小毛驴市民农园等生态农场去参观。兄弟俩想要投身生态农业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曾军说：“其实，几年前还不知道生态农业的时候，我和妻子就有这样的想法，她去乡下教书，我去种地。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的情结，都市的压力太大了，有时候会让人有走出去的冲动。当然，也许真的那样做了，我又会有新的不适应。就像戒烟，如果没有循序渐进的过程，突然戒掉了肯定会很难受。”
而曾庆说他想要去土地上寻找方法，解决自己在企业管理中遇到的问题，“这个收获可能比我从土地上直接获得的更多。”他们不打算做很大的规模，如果能够逐渐带动周围的农民一起来做会更好。
学者下乡：
不仅是为了让市民吃到放心的食品
2012年，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的会员已经突破1000个，是3年前刚刚开始的20倍。而这个被“生态农业粉”们津津乐道的农园发起人之一就是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石嫣。这位年轻女学者当年还是国内第一个公费去美国学种菜的学生。
小毛驴市民农园采用的是CSA模式，已经不只是一个商业形态。石嫣说，它不同于现在的大农业，而是致力于改变不公平的现状，让农民在这个链条中获得合理的利润，也致力于消除不信任感，让消费者可以看到吃的东西是怎么来的，让消费者和生产者建立起监督互信、风险共担的新的合作关系。
这个由学者发起的农庄已经完全超越了传统的农庄。3年来，到农庄旅行和参观的超过3万人次，超过200人递交了实习申请。
石嫣认为，现代农业的主要内涵应该是多功能型的农业，除了提供食品保障外，还有环境保护、教育、休闲和就业的功能。这和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化是吻合的，近几十年，我们才把农业简化为提供食品这么一个简单的功能。
小毛驴的会员们从小毛驴收获的不只是让他们放心的食品。
钟声是一家公司的管理者，认为小毛驴给了大家一个“拆墙的机会”，拆掉了人与人之间无形的墙。小区里有相同想法的人，通过小毛驴建立了联系。通过组织起来，轮流取菜，大家经常会进行沟通，分享其间的喜怒哀乐，还有取菜时的心得体会。“除此之外，自取小组还给孩子组织了绘画班、舞蹈班，不是外面平常的收费班，而舞蹈老师就是自取小组成员请自己的亲戚来担任的。孩子容易建立起这种关系，大人却不容易建立这种氛围，但是通过这种方式，邻里之间的接触就比较频繁了。”
曾经做过知青的退休市民尹瑞庆每周都是骑着自行车穿越大半个北京城去取菜。他说，想一想，生活好像麻烦了一些，但是收获得更多。“一是身体比以前强壮了，菜园是一剂养生又强筋健骨的灵丹妙药；二是收获了健康安全的放心菜，吃菜时再也没有心理负担。更大的收获是在思想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在头脑中逐渐清晰和深入。小小农园联系着大自然。受大学生的感染，我们会把装鸡蛋的塑料盒和配送小西红柿的网兜带回农场，重复利用。在家里也进行垃圾分类，更注意节约水电。”
重庆第一个CSA农园也是由学者发起的。从2010年开始，每周的周一到周五，朱艺都在重庆市社科院上班，但几乎每个周末她都是在距离重庆有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合初人农园度过的。
第一年，农园雇用当地的老人，上下班考勤，管理者懂的还不如生产者。当地的老乡们都说：“像你们这样肯定亏！”第二年，农园让农户参与进来，但是到了今年，4家农户却只剩下了两家，因为有两家都被儿女接到了城里。
最艰难的时候，合作人只剩下了朱艺和张定福两个人。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为“福娃”的张定福，原本是上海某大学的在读研究生。还差半年就能拿到硕士学位的时候，福娃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到合初人。一年以后他决定不再回去读书，成为一名正式的员工，最困难的时候他孤身一人在村里主管农场的工作。这让他在宁波打工的父母非常不理解。老张说：“我们在城里辛苦打工12年，就是想让他读好书，在城里过上幸福的生活。他却违背了我们的意愿。我很难接受。”
但一年后，老张夫妇通过不断参加生态农业的培训和相关活动，也为了帮儿子，他们辞去了工作，来到合初人农庄，重新拿起久违的锄头。
朱艺说：“怎样让农民愿意种地才是最重要的，技能培训是第二位的。”让她欣慰的是，有此共识者越来越多。在城里打工多年，开了自己的服装店的孟传桂关闭了自己的店面，也来到合初人农园学习。
朱艺说：“我们现在心气很足。我们认识到这和学习有关，但并不是技能学习。而是一个人对一件事有足够的认识，他做事就会有信心，有动力。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农民工到我们这里来实习。”
朱艺是重庆社会科学院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除此之外,她还是民间非营利公益组织合初人文化传播社的创办人。合初人文化传播社除了在城市里开展针对重庆新市民（农民工）的“幸福生活社区课堂”，还在长寿区洪湖镇包下了一块土地，创建了重庆第一个“CSA” （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农场。
在越来越多的农民都不愿种地的时候，却有不少像朱艺这样的城里人反其道而行之，从城市走向乡村，争做“新农人”。他们中有学者，也有商人，还有刚刚迈出校门的大学生。
“每个人心里一亩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一个梦。用它来种什么用它来种什么，种桃种李种春风。”这是多年前台湾歌手齐豫唱过的一首歌。对这些“新农人”来说，他们心里的梦是什么？
知青下乡：
如果我改行去做金融，大家还会奇怪吗？
阮哲，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软件硕士，本科还未毕业就拿到了微软亚洲工程院的录用通知，刚刚参加工作就拿20多万元的年薪。但最终阮哲却放弃了这些，这个“85后”的年轻人选择在北京郊区做了一个“鸡倌”。
阮哲的选择让很多人大跌眼镜，连母亲也很难接受：“你读了这么多书，为什么要来折腾这些？”好在父母有自己的生意，不需要儿子的经济支持，倒也没有过多干涉。而阮哲说，他不是突然做出这个令人意外的选择。
两年前，阮哲想建一个网站,做电子商务，搞蔬菜、家禽配送。但客户不太满意，认为配送的蔬菜不够新鲜。于是阮哲取消了蔬菜配送，专做走地鸡。为了给客户提供满意的商品，他更是从产业链中的中间商变成了生产者。
两年的时间，先是在北京的通州，后来在大兴，阮哲筹集资金近百万元，包下了数十亩地，雇了4个人，办起了养鸡场，喂养走地鸡，目前规模在1万只左右。
首先碰到的困难是养殖技术方面的。阮哲说：“中国目前大规模的肉鸡养殖只能是笼养，散养的还没有。正常情况下，鸡应该在春季孵化，可市场不允许这样，但冬季孵化的鸡体质差，容易生病。”
市场推广是阮哲要面对的另一个难题。因为养的鸡不是市场上常见的品种，从推广到销售都很困难，要让客户接受不容易。“我找到高端需求的人不容易，他们找到我也不容易。”阮哲说。
他的个人用户越来越少，主要是配送成本太高。目前主要的客户是四五家酒店，一个月大约销售1000只。“酒店的工作并不好做，因为这破坏了酒店原来的定价体系。原来一只鸡进价大概三四十元，做成成品后卖150元，海鲜大概要贵1倍。如果用我的走地鸡，做成成品后就和海鲜差不多价了，很多客人接受不了。”
阮哲说，在超市里看到的鸡蛋很多都说是林地散养的，但货真价实的很少。“农产品市场很乱。”
阮哲的老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学院院长孙伟虽然觉得以自己的年龄不会作出阮哲的选择，但也给了自己的学生最大的支持——除了给阮哲介绍一些大的客户外，还时不时地在自己的微博上替他做广告。孙伟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由于社会诚信普遍缺失，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你又怎么让别人相信你的鸡确实是散养的呢？
阮哲在自己的微博上自称“知青下乡”。面对大家的疑惑，他说：“我想反问一下大家：如果我改行去搞金融了，大家还会有这样的疑问吗？”
阮哲说，自己的性格就是喜欢自己做点什么，IT公司的特点是前期的研发成本很高，客户越多，后期维护的成本也就越低，但是同一领域往往只能由一两家公司垄断市场。但传统行业就不一样了，同时存在几千家公司都是有可能的。这两年，做不下去的时候，他也想过放弃。但是现在觉得只要有进步就很宽慰，“以前做IT，我会计划第一年怎么样，第二年怎么样，现在没有想那么多，一步步地做吧。”
就在很多人都不理解阮哲的选择的情况下，半年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学院又一个优秀毕业生——曾担任学生会主席的邹靖晗从加拿大培训半年回来，正式辞职全职加盟了阮哲的生态养鸡场。
中等收入阶层下乡：
对农业的兴趣不一定是直接去种地
2010年12月的一天，住在重庆市北部新区的陈先生接到朋友周伟奇的电话，说要给他送点菜。后来才知道，周伟奇送来的居然是他和两个朋友自己办的农场里出品的土鸡、鸡蛋和蔬菜。身为重庆邮电大学教授和一家通信公司总经理的周伟奇又多了一个“农场主”的身份。
两年前，周伟奇和一帮朋友就开始在重庆周边的区县寻找合适的土地。这群对农业一窍不通的中年人，不是大学教师，就是公司老总。曾经聚在一起也喜欢天南地北地驴行，也喜欢打打牌或是一场豪饮。而现在他们开始向往田园的宁静，渴望把年轻人喜欢上网去玩的开心农场变成现实。最后大家说，光纸上谈兵是没有用的，先弄块地干吧。于是就有了位于重庆市涪陵区的小白鹿生态农园，这个占地面积50多亩的农园主要种植蔬菜，养殖各种家禽和牲畜。
通信行业出身的周教授俨然成了半个生态农业专家，自从有了这个想法以后，他就常常向西南大学的农业专家请教农业方面的问题，如今说起农业来头头是道。农场走的也是目前在国内日益红火的CSA模式。CSA模式于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瑞士，并在日本得到最初的发展。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希望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携手合作，建立经济合作关系，让农民与消费者互相支持以及承担生产的风险和分享利益。
和阮哲不一样的是，周教授更像是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投资、赚钱在他做这件事的动机里所占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坦言兴趣占了绝大部分。“我对农业的兴趣并不一定是直接去种地，到了我这个年纪，对年轻时候喜欢玩的那些东西兴趣都不大了，我觉得哪怕是坐在果树下什么也不做，发一天呆也不错。”
曾庆、曾军兄弟俩分别是两家通信公司的总经理。一连几天，兄弟俩抽出时间赶来参加生态农业和劳动力转移论坛，并驱车到四川简阳去参观生态农业村。兄弟俩从两年前就开始关注生态农业，他们不仅花了大量时间从网上了解有关信息，还到北京凤凰公社、小毛驴市民农园等生态农场去参观。兄弟俩想要投身生态农业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曾军说：“其实，几年前还不知道生态农业的时候，我和妻子就有这样的想法，她去乡下教书，我去种地。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的情结，都市的压力太大了，有时候会让人有走出去的冲动。当然，也许真的那样做了，我又会有新的不适应。就像戒烟，如果没有循序渐进的过程，突然戒掉了肯定会很难受。”
而曾庆说他想要去土地上寻找方法，解决自己在企业管理中遇到的问题，“这个收获可能比我从土地上直接获得的更多。”他们不打算做很大的规模，如果能够逐渐带动周围的农民一起来做会更好。
学者下乡：
不仅是为了让市民吃到放心的食品
2012年，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的会员已经突破1000个，是3年前刚刚开始的20倍。而这个被“生态农业粉”们津津乐道的农园发起人之一就是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石嫣。这位年轻女学者当年还是国内第一个公费去美国学种菜的学生。
小毛驴市民农园采用的是CSA模式，已经不只是一个商业形态。石嫣说，它不同于现在的大农业，而是致力于改变不公平的现状，让农民在这个链条中获得合理的利润，也致力于消除不信任感，让消费者可以看到吃的东西是怎么来的，让消费者和生产者建立起监督互信、风险共担的新的合作关系。
这个由学者发起的农庄已经完全超越了传统的农庄。3年来，到农庄旅行和参观的超过3万人次，超过200人递交了实习申请。
石嫣认为，现代农业的主要内涵应该是多功能型的农业，除了提供食品保障外，还有环境保护、教育、休闲和就业的功能。这和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化是吻合的，近几十年，我们才把农业简化为提供食品这么一个简单的功能。
小毛驴的会员们从小毛驴收获的不只是让他们放心的食品。
钟声是一家公司的管理者，认为小毛驴给了大家一个“拆墙的机会”，拆掉了人与人之间无形的墙。小区里有相同想法的人，通过小毛驴建立了联系。通过组织起来，轮流取菜，大家经常会进行沟通，分享其间的喜怒哀乐，还有取菜时的心得体会。“除此之外，自取小组还给孩子组织了绘画班、舞蹈班，不是外面平常的收费班，而舞蹈老师就是自取小组成员请自己的亲戚来担任的。孩子容易建立起这种关系，大人却不容易建立这种氛围，但是通过这种方式，邻里之间的接触就比较频繁了。”
曾经做过知青的退休市民尹瑞庆每周都是骑着自行车穿越大半个北京城去取菜。他说，想一想，生活好像麻烦了一些，但是收获得更多。“一是身体比以前强壮了，菜园是一剂养生又强筋健骨的灵丹妙药；二是收获了健康安全的放心菜，吃菜时再也没有心理负担。更大的收获是在思想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在头脑中逐渐清晰和深入。小小农园联系着大自然。受大学生的感染，我们会把装鸡蛋的塑料盒和配送小西红柿的网兜带回农场，重复利用。在家里也进行垃圾分类，更注意节约水电。”
重庆第一个CSA农园也是由学者发起的。从2010年开始，每周的周一到周五，朱艺都在重庆市社科院上班，但几乎每个周末她都是在距离重庆有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合初人农园度过的。
第一年，农园雇用当地的老人，上下班考勤，管理者懂的还不如生产者。当地的老乡们都说：“像你们这样肯定亏！”第二年，农园让农户参与进来，但是到了今年，4家农户却只剩下了两家，因为有两家都被儿女接到了城里。
最艰难的时候，合作人只剩下了朱艺和张定福两个人。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为“福娃”的张定福，原本是上海某大学的在读研究生。还差半年就能拿到硕士学位的时候，福娃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到合初人。一年以后他决定不再回去读书，成为一名正式的员工，最困难的时候他孤身一人在村里主管农场的工作。这让他在宁波打工的父母非常不理解。老张说：“我们在城里辛苦打工12年，就是想让他读好书，在城里过上幸福的生活。他却违背了我们的意愿。我很难接受。”
但一年后，老张夫妇通过不断参加生态农业的培训和相关活动，也为了帮儿子，他们辞去了工作，来到合初人农庄，重新拿起久违的锄头。
朱艺说：“怎样让农民愿意种地才是最重要的，技能培训是第二位的。”让她欣慰的是，有此共识者越来越多。在城里打工多年，开了自己的服装店的孟传桂关闭了自己的店面，也来到合初人农园学习。
朱艺说：“我们现在心气很足。我们认识到这和学习有关，但并不是技能学习。而是一个人对一件事有足够的认识，他做事就会有信心，有动力。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农民工到我们这里来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