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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举国上下隆重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并誓言扩大开放之际，四十年来对促进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价值链分工“功不可没”的美国，却在与中国经贸关系上挥舞起了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大棒，与其曾经毋庸置疑的全球化旗手形象背道而驰。
中美两国高级经贸官员在5月开展了互访，谈判结果令全球市场风险暂时下降，中国也在关键领域仍保留了主动权。不过，此次冲突已引起有识之士对全球化的重新观察。中美经贸关系仍将是未来全球化的长期决定性因素。
5月12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和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共同发布了《2018？？CF40-PIIE联合报告》（下称“《联合报告》”），主题为“建设性解决中美贸易冲突”。这份由中美两国经济学家共同撰写的报告，清晰地传达出对于美国发动贸易战的不赞成态度：“所有像我们这样以实证分析为基础的经济学家，不论来自中国还是美国，都相信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将对两国劳动群体以及全球经济的未来造成灾难性影响。”
CF40高级研究员哈继铭指出，中美贸易带来了双赢。“如果双方继续按照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则行事，并且这些规则能够适应经济发展趋势，未来也将是双赢的局面。事实上，鉴于中国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两国今天在基本经济利益方面的共同点比过去更多，包括维护与遵守现行国际体系。”
从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执政理念和行动看，其看似是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导火索，但摩擦背后的长期因素更值得深究。本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在中美经济学家们看来，美国之所以在现阶段挑起贸易摩擦，与经济增速所带来的失落感密不可分。此外，中美两国在经济关系中存在一些真实的分歧与问题，尽管这些问题的重要性经常被夸大，但其中合理的部分需要找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金融危机后至今，美国仍是增长最快的发达经济体以及以美元折算的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且美国依然是在全球化国际分工中从贸易价值链获益程度最多的国家，尤其在服务贸易和高附加值制造业贸易方面，中国远非美国对手。中国有望在2030年左右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并努力在国际分工中参与更具附加值的环节。中美G2格局客观上正在逐渐形成。“停止无赢家的贸易战，这是符合中美双方利益的首要任务。”PIIE所长Adam Posen表示。
回到全球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上来，经济增速放缓可能将成为中美两国面对的长期现实，因此应将国际贸易视为解决增速放缓的途径，而非原因。“当国内增长放慢时，中美两国需要通过全球生產与贸易来扩大市场并提高生产率。政策制定者应当支持这种观点而不是煽动国内情绪。”中美经济学家们强调。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卢锋认为，美国之所以在现阶段挑起贸易摩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源于经济增速下降所带来的失落感。2000-2017年间平均增速不到1.9%，更让美国忧虑的是，新世纪美国经济增速是在超常宏观刺激政策环境下实现的，这提示与中性宏观政策相对应的美国潜在增速应当更低。
但在中美经济学家们看来，这样的政策逻辑不仅未解决中美贸易差额之间的本质性、长期性原因，甚至很可能对全球经济是抱薪救火。
中国外贸基本平衡，经常账户顺差从十年前占GDP近10%降至2017年1.4%。尽管中国长年来保持货物贸易顺差，服务贸易则是长年逆差，而且近年来呈现迅速扩大趋势。美国外贸状况在许多方面与中国恰恰相反。美国货物贸易自1975年以来一直是逆差，且占GDP的比重在2000年前不断上升，但美国服务贸易长年顺差。
哈继铭的研究表明，中美贸易的差额读数实际上并不能准确反映中国制造业相对于美国制造业的优势。这里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由于国际产业链分布的原因，中国出口产品中原材料或中间产品很大部分是从别国购入，所以有必要估算中国出口的附加值。根据高盛估算，用附加值口径计算，2015年中国对美国的外贸顺差占三分之一。
第二，从不同所有制企业对中国外贸失衡的贡献看，外资企业几乎占据半壁江山，过去几年外资企业占中国货物贸易出口45%左右。
第三，从两国企业的销售情况看，中美贸易基本平衡。德意志银行的一项研究指出，根据中美企业对另一国相互销售统计，美国的赤字仅为300亿美元，基本平衡。
从上述三方面的因素至少可以看出，中美贸易差额是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分工的结果，美方如果贸然针对中国出口实施制裁，其影响实际上涉及到更多国家。
导致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很多。哈继铭认为，主要原因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美元与黄金脱钩但保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美元盯住黄金，美国外贸逆差导致货币收缩，从而降低需求和物价，继而抑制进口并推动出口，其结果是逆差减少这么一个自我纠正的机制。
但是自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货币政策的自由度提高，而上述自我纠正机制不复存在。另外，顺差国如中国和日本将出口赚取的美元大量投资于美国债券和其他资产，使美元回流美国，支持美国继续购买国外货物。美国自1971年后（除1975年）货物贸易持续出现逆差，这与上述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外贸自我纠正机制的消失不是巧合。
第二，全球化背景下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向中国的产业转移，廉价的劳动力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发达国家的生产要素向附加值更高的服务业和高新技术汇集，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以加工组装生产方式向全球输出低端消费品，尽管中国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上下游配套产业链，近年来出口附加值有所提高。美国由于劳动力成本较高，传统制造业规模逐步萎缩。
第三，资源禀赋和科技进步使美国货物贸易优势集中在自然资源和高科技。美国土地和气候等天然资源优势突出，而且农业机械化、自动化降低了农产品成本，使美国能源和农产品极具竞争力。美国企业创新能力强，高新技术领域具有明显优势，本应对世界输出高科技产品来降低外贸失衡，但是美国限制这类产品对华出口。 第四，两国储蓄率差异较大。中国国民储蓄率进入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幅上升，于2011年见顶于GDP的51%后（其中家庭储蓄率高达28.2%），逐渐回落至2016年的46%，依然处于高位。国际比较发现，储蓄率与一国外贸平衡情况高度相关。储蓄率低、消费需求强的国家通常外贸出现逆差。
向前看，中国储蓄率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而下降，除非投资大幅放缓，外贸顺差的GDP占比将进一步减小。事实上，中国这几年经常账户顺差的GDP占比下降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密切相关。而美国近年来家庭财富大幅增长的背景下，储蓄率可能继续回落;与此同时，减税政策拉动企业投资需求，考虑到有可能加快的基建投资，美国外贸失衡恐怕会继续恶化。
《联合报告》认为，经济增速放缓可能将成为中美两国面对的长期现实，因此应将国际贸易视为解决增速放缓的途径，而非原因。当国内增长放慢时，尽管两国在政治上都有动机将外国竞争或是欺诈作为经济增速放缓的替罪羊，但事实上，两国应通过全球生产与贸易来扩大市场并提高生产率。
“无论美国为同中国的贸易争端寻找何种理由，单边主义的关税威胁都将是错误的选择。从纯经济学角度看，这种做法不仅将损害下游厂商的利益，还将破坏全球供应链，乃至损害美国消费者的利益，代价将远远超过收益或中国最初的损失。这种单边主义行为还将系统性地破坏国际经济规范与规则，而这种规范与规则曾大大推动世界繁荣与稳定。”中美经济学家们通过《联合报告》表示。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将减少对华贸易经常账户逆差作为一个贸易政策目标，本就并非合理有效。
正是因为中美贸易差额存在的基础除了中国的竞争力上升以外，还包括全球经济分工日益深化以及美国经济自身的长期结构性原因，所以缩小中美贸易国际收支差额并不能单靠贸易政策让步来实现，而是需要寻求两国其他方面更广泛和深刻的合作。
《联合报告》强调，中国领导层不能通过贸易上的让步来安抚特朗普政府，因为这种让步将使追求缩减逆差的错误目标合理化。并且，考虑到美国现行财政政策和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可能性，贸易让步也无法改变贸易不平衡的局面，甚至还可能造成巨大的经济扭曲。
“即便中国降低对美顺差，美国投资-储蓄缺口的预期增大意味着美国将扩大对其他国家的外贸逆差。”哈继铭指出。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外贸顺差是中国政府对国企补贴以及汇率低估造成的。哈继铭特别强调，研究显示这种结论站不住脚。
事實上，从不同所有制企业对中国出口的贡献看，民企和外资企业分别占46.5%和43.2%，而国企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仅占10.3%。至于汇率，虽然200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明显升值，中国在全球出口的占比却在上升，对美国贸易顺差也在扩大。2015-2016年，中国出口占比和对美顺差有所下降，而这期间人民币恰恰对美元贬值。
“这些事实说明汇率并不是决定中国外贸顺差的主要因素。”哈继铭表示。
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中单边主义特征明显，对现有多边贸易体制伤害至深。
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在最近的钢铝征税案中，美国援引的例外条款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中极难有统一定义的“国家安全”。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席传讯官孙元江看来，此举无疑启动了“核按钮”，扩散效应难以估量，而且，步美国后尘，“国家安全”或将会作为各国实施产业保护的挡箭牌。
“单边主义所表现的随意性，使得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上的各国胆战心惊，原本相互依存的关系已不再像先前那样稳定可靠，全球贸易体系也变得无序和不可预测。” 孙元江称。他也担忧，在单边主义的不断侵扰下，WTO最重要的两个功能——多边贸易协定谈判和争端解决机制，目前都面临停摆的窘境。
历史上，中国遵从了WTO的绝大部分决议，包括在某些贸易冲突上做出的有悖中国利益的决议，美国则在绝大部分与其相关的WTO诉讼中获胜。对于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意见分歧并没有影响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效果与基本的公正性。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可以防止以牙还牙的报复行为升级。
中美经济学家们认为，可以考虑对WTO框架加以调整，纳入这些新议题，以适应形势发展。可以通过WTO及其他多边机制解决的经济争端，应通过这些机制得到解决。一些错误的做法，例如把一些类似钢铁产能过剩的正常商业纷争与国家安全相联系，不应被当作绕开WTO的借口。
然而，WTO的创立是为了处理与贸易明确相关的问题，其能力也体现在处理从关贸总协定（GATT）向WTO过渡时期中最突出的那些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很多新的经济因素以及与之相关的新的贸易因素变得重要起来。这导致当前有些争端无法通过WTO得到解决，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技术转让。
技术转让是中美贸易摩擦除了顺差读数之外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焦点。中国多年以来推行的“市场换技术”政策。在改革开放早期，这一政策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普遍接受，但在中国利用后发优势开始产业升级时，发达国家也有了一些紧迫感。
要弥补单边主义造成的伤害，照原样修复现有多边贸易体制未必是最有效的办法。考虑到全球化演变的客观情况，中美通过达成新协议来重塑双边经贸关系，推动形成一个适应全球化形势发展的新的贸易体系，是让多边贸易体制焕发新活力的更为可行的办法。
在美国政策立场出现单边主义特征的时候，其他国家的反应也很重要。一个例子是TPP协议当中除美国以外的11个亚太国家达成的协议，而美国未来也不排除重新加入其中的可能。此外，类似于《信息技术协定》（ITA）和《服务贸易协定》其他WTO下的诸边协议也可能会在未来达成。
哈佛大学教授、PIIE研究员Robert Z.Lawrence预测，如果许多其他国家仍然认为这一制度符合其利益，那么特朗普的行为或许会诱导中国提高外商企业在中国产业政策中的参与率，并加强与别国合作以建立一个更加牢固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在意识到脱离国际体系是事与愿违以及对自身利益不利后，美国最终将浪子回头。”
如果既有的WTO框架不足以解决发展中的中美双边贸易摩擦，那么要么就需要对WTO框架进行升级改造，要么就需要考虑开展包括中美双边自贸协定在内的其他形式谈判并尽可能达成新协议。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认为，从中国的立场考慮，需要将对美谈判同中国高水平开放安排结合考虑，采取符合自身发展需要、同时有助于减少与美国贸易不平衡的改革措施，并且从短期和长期分别来制定应对策略。
从短期看，中国可以通过降低进口关税和扩大服务业进口等措施以减少贸易顺差;从长期看，要着力安排好中长期的市场化改革等配套措施，如尽快启动中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谈判、改善营商环境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改革举措。
中美经济学家们认为，两国之间的新协议还应围绕商业和政府行为，而非经济结果， 即不应寻求“管理贸易”（managed trade）的做法。任何一个特定产业的经济结果都会受许多因素影响，对大国经济体更是如此。由于形势变化迅速，曾经追求的经济结果即使得以实现，也可能会变成次优选择。
然而，尽管聚焦经济结果不可控，有些企业、国有企业或政府的经济行为确实会很明显地造成不公。经济行为可以被观察和证实，可以通过政策与执法得到控制。同时，不公平和扭曲行为带来的损失并不会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消失。“因此，中美谈判的主题应该是哪些行为应被抵制，而非哪些产业应被保护。”Adam Posen指出。
以新协议如何处理技术转让为例，在Adam Posen看来，中国公司有权与美国公司在任何领域竞争并超越，包括高科技行业，但是中国无权强求美国进行技术转让。反之也是如此。在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必须允许中国私营企业获得他们所应得的市场份额，包括在高科技行业。
尽管“中国制造2025”和早期的“自主创新”计划取得了很大进展，但Adam Posen不认为这是对美国的威胁，而且中国政府对相关研发或技术教育的补贴也不应该引起争议。“因为美国、欧洲和日本政府也热衷于此类支持政策。但是，任何来自美国的技术转让都必须通过开源或自愿的商业协议来实现。”
“如果美国有记录证明中国的非法侵权行为，美国不仅有权而且理应要求中国政府落实知识产权保护。美国关于限制向中国或其他任何非盟友国家出口技术的决定可能会令人无奈，中国也可就此进行争论，但是必须接受而非规避这些限制。”Adam Posen表示，“这不应仅是口头上说说，必须落到实处。”
中美两国的国际收支差额是衡量两国经贸活动更全面的基础，中国正在扩大资本与金融账户开放，而这也为改善中美经贸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参与《联合报告》研究和撰写的中美经济学家们共同认为，应扩大双向跨境直接投资并更加明晰的所有权，以改善中美长期经济关系。这种经济融合带来的效率和就业上的收益将是巨大的。
但令人遗憾的是，此前缔结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窗口已经关上。目前，美国国会中两党均支持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力，并严格限制中国对美投资。中国倾向于提高外资所有权的上限，但非取消。
霍建国认为，中国企业应该投资美国的制造业，而不一定是高科技产业。解决好对美投资存在的矛盾和障碍，鼓励部分对美出口较集中的商品逐步增加在美的生产和销售能力，这是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实现互利共赢的最佳选择。
“例如，美国在农业和畜牧业方面拥有巨大的比较优势，中国消费者经常前往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购买这些产品。因此，双方可探讨创造条件扩大中资企业投资美国的食品加工业和乳制品生产等。这些产品之后可以出口到中国。”在霍建国看来，上述行业的例子足以表明，中国扩大对美可能产生“一石三鸟”的效果：增加美国就业，提高美国的出口，促进中国的消费。当然，美国也应该鼓励来自中国的这种投资，而不是禁止它。
对于美国企业来说，中国官方多次表示，将进一步扩大服务业的开放，并对美方关心的资本市场开放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这是美方应抓住的中国服务业开放所带来的发展红利。在中国要加快开放的金融、保险、医疗护理、老年护理、教育、电信等多个领域，是美方潜在扩大对华直接投资的重点。
国际经济贸易投资合作存在的合理性恰恰体现在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从总量看，目前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较高，未来中国自身的消费升级内在需求以及扩大市场开放政策产生的进口增加，有可能会使中国目前货物贸易项下的顺差额受到一定影响。从结构来看，在经常项下中国存在合理顺差的同时，中国对美服务贸易存在巨额逆差，而一旦中国服务业市场开放，必将进一步增强中美双方的互利合作发展，并将有利于双方各自利益的平衡。
正如美日关系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投资的扩大也将会在对方国家创造可见的就业机会的大众层面和通过“交换人质”使两国关系处于正常轨道的政策制定者层面共同化解经济紧张局势。
根据PIIE研究员Mary E. Lovely和黄子璇的调查研究，外商在高科技制造业领域投资的价值有所上升，但外资在该领域资产中的占比在2011年与2016年之间有所下降。外资企业是大部分高科技制造业出口的来源，且主要是外商独资企业。即便是在电脑设备、电子产品、机电设备等关键的增长市场，经中国进口组装并再出口的产品占比也还是很高的。中国高科技制造业及其出口与外商投资活动高度相关。2016年，中国77%的高科技制造出口是由外商投资企业或者是港澳台资企业完成的。
PIIE研究员特别指出，尽管中国快速切入全球高科技价值链的一些特定领域很容易引起贸易冲突，但是这样共同合作开发高科技产品是增加了全世界消费者们的整体福利。外资企业、特别是外商独资企业在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当中持续活跃，也印证了中国融入全球生产活动，这意味着中国与其他国家仍然存在很强的互补性。
中美两国高级经贸官员在5月开展了互访，谈判结果令全球市场风险暂时下降，中国也在关键领域仍保留了主动权。不过，此次冲突已引起有识之士对全球化的重新观察。中美经贸关系仍将是未来全球化的长期决定性因素。
5月12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和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共同发布了《2018？？CF40-PIIE联合报告》（下称“《联合报告》”），主题为“建设性解决中美贸易冲突”。这份由中美两国经济学家共同撰写的报告，清晰地传达出对于美国发动贸易战的不赞成态度：“所有像我们这样以实证分析为基础的经济学家，不论来自中国还是美国，都相信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将对两国劳动群体以及全球经济的未来造成灾难性影响。”
CF40高级研究员哈继铭指出，中美贸易带来了双赢。“如果双方继续按照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则行事，并且这些规则能够适应经济发展趋势，未来也将是双赢的局面。事实上，鉴于中国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两国今天在基本经济利益方面的共同点比过去更多，包括维护与遵守现行国际体系。”
从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执政理念和行动看，其看似是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导火索，但摩擦背后的长期因素更值得深究。本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在中美经济学家们看来，美国之所以在现阶段挑起贸易摩擦，与经济增速所带来的失落感密不可分。此外，中美两国在经济关系中存在一些真实的分歧与问题，尽管这些问题的重要性经常被夸大，但其中合理的部分需要找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金融危机后至今，美国仍是增长最快的发达经济体以及以美元折算的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且美国依然是在全球化国际分工中从贸易价值链获益程度最多的国家，尤其在服务贸易和高附加值制造业贸易方面，中国远非美国对手。中国有望在2030年左右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并努力在国际分工中参与更具附加值的环节。中美G2格局客观上正在逐渐形成。“停止无赢家的贸易战，这是符合中美双方利益的首要任务。”PIIE所长Adam Posen表示。
回到全球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上来，经济增速放缓可能将成为中美两国面对的长期现实，因此应将国际贸易视为解决增速放缓的途径，而非原因。“当国内增长放慢时，中美两国需要通过全球生產与贸易来扩大市场并提高生产率。政策制定者应当支持这种观点而不是煽动国内情绪。”中美经济学家们强调。
单边主义如抱薪救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卢锋认为，美国之所以在现阶段挑起贸易摩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源于经济增速下降所带来的失落感。2000-2017年间平均增速不到1.9%，更让美国忧虑的是，新世纪美国经济增速是在超常宏观刺激政策环境下实现的，这提示与中性宏观政策相对应的美国潜在增速应当更低。
但在中美经济学家们看来，这样的政策逻辑不仅未解决中美贸易差额之间的本质性、长期性原因，甚至很可能对全球经济是抱薪救火。
中国外贸基本平衡，经常账户顺差从十年前占GDP近10%降至2017年1.4%。尽管中国长年来保持货物贸易顺差，服务贸易则是长年逆差，而且近年来呈现迅速扩大趋势。美国外贸状况在许多方面与中国恰恰相反。美国货物贸易自1975年以来一直是逆差，且占GDP的比重在2000年前不断上升，但美国服务贸易长年顺差。
哈继铭的研究表明，中美贸易的差额读数实际上并不能准确反映中国制造业相对于美国制造业的优势。这里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由于国际产业链分布的原因，中国出口产品中原材料或中间产品很大部分是从别国购入，所以有必要估算中国出口的附加值。根据高盛估算，用附加值口径计算，2015年中国对美国的外贸顺差占三分之一。
第二，从不同所有制企业对中国外贸失衡的贡献看，外资企业几乎占据半壁江山，过去几年外资企业占中国货物贸易出口45%左右。
第三，从两国企业的销售情况看，中美贸易基本平衡。德意志银行的一项研究指出，根据中美企业对另一国相互销售统计，美国的赤字仅为300亿美元，基本平衡。
从上述三方面的因素至少可以看出，中美贸易差额是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分工的结果，美方如果贸然针对中国出口实施制裁，其影响实际上涉及到更多国家。
导致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很多。哈继铭认为，主要原因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美元与黄金脱钩但保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美元盯住黄金，美国外贸逆差导致货币收缩，从而降低需求和物价，继而抑制进口并推动出口，其结果是逆差减少这么一个自我纠正的机制。
但是自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货币政策的自由度提高，而上述自我纠正机制不复存在。另外，顺差国如中国和日本将出口赚取的美元大量投资于美国债券和其他资产，使美元回流美国，支持美国继续购买国外货物。美国自1971年后（除1975年）货物贸易持续出现逆差，这与上述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外贸自我纠正机制的消失不是巧合。
第二，全球化背景下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向中国的产业转移，廉价的劳动力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发达国家的生产要素向附加值更高的服务业和高新技术汇集，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以加工组装生产方式向全球输出低端消费品，尽管中国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上下游配套产业链，近年来出口附加值有所提高。美国由于劳动力成本较高，传统制造业规模逐步萎缩。
第三，资源禀赋和科技进步使美国货物贸易优势集中在自然资源和高科技。美国土地和气候等天然资源优势突出，而且农业机械化、自动化降低了农产品成本，使美国能源和农产品极具竞争力。美国企业创新能力强，高新技术领域具有明显优势，本应对世界输出高科技产品来降低外贸失衡，但是美国限制这类产品对华出口。 第四，两国储蓄率差异较大。中国国民储蓄率进入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幅上升，于2011年见顶于GDP的51%后（其中家庭储蓄率高达28.2%），逐渐回落至2016年的46%，依然处于高位。国际比较发现，储蓄率与一国外贸平衡情况高度相关。储蓄率低、消费需求强的国家通常外贸出现逆差。
向前看，中国储蓄率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而下降，除非投资大幅放缓，外贸顺差的GDP占比将进一步减小。事实上，中国这几年经常账户顺差的GDP占比下降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密切相关。而美国近年来家庭财富大幅增长的背景下，储蓄率可能继续回落;与此同时，减税政策拉动企业投资需求，考虑到有可能加快的基建投资，美国外贸失衡恐怕会继续恶化。
《联合报告》认为，经济增速放缓可能将成为中美两国面对的长期现实，因此应将国际贸易视为解决增速放缓的途径，而非原因。当国内增长放慢时，尽管两国在政治上都有动机将外国竞争或是欺诈作为经济增速放缓的替罪羊，但事实上，两国应通过全球生产与贸易来扩大市场并提高生产率。
“无论美国为同中国的贸易争端寻找何种理由，单边主义的关税威胁都将是错误的选择。从纯经济学角度看，这种做法不仅将损害下游厂商的利益，还将破坏全球供应链，乃至损害美国消费者的利益，代价将远远超过收益或中国最初的损失。这种单边主义行为还将系统性地破坏国际经济规范与规则，而这种规范与规则曾大大推动世界繁荣与稳定。”中美经济学家们通过《联合报告》表示。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将减少对华贸易经常账户逆差作为一个贸易政策目标，本就并非合理有效。
通过贸易让步安抚美国政府不可行
正是因为中美贸易差额存在的基础除了中国的竞争力上升以外，还包括全球经济分工日益深化以及美国经济自身的长期结构性原因，所以缩小中美贸易国际收支差额并不能单靠贸易政策让步来实现，而是需要寻求两国其他方面更广泛和深刻的合作。
《联合报告》强调，中国领导层不能通过贸易上的让步来安抚特朗普政府，因为这种让步将使追求缩减逆差的错误目标合理化。并且，考虑到美国现行财政政策和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可能性，贸易让步也无法改变贸易不平衡的局面，甚至还可能造成巨大的经济扭曲。
“即便中国降低对美顺差，美国投资-储蓄缺口的预期增大意味着美国将扩大对其他国家的外贸逆差。”哈继铭指出。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外贸顺差是中国政府对国企补贴以及汇率低估造成的。哈继铭特别强调，研究显示这种结论站不住脚。
事實上，从不同所有制企业对中国出口的贡献看，民企和外资企业分别占46.5%和43.2%，而国企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仅占10.3%。至于汇率，虽然200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明显升值，中国在全球出口的占比却在上升，对美国贸易顺差也在扩大。2015-2016年，中国出口占比和对美顺差有所下降，而这期间人民币恰恰对美元贬值。
“这些事实说明汇率并不是决定中国外贸顺差的主要因素。”哈继铭表示。
抵御单边主义需要中美“新协议”
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中单边主义特征明显，对现有多边贸易体制伤害至深。
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在最近的钢铝征税案中，美国援引的例外条款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中极难有统一定义的“国家安全”。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席传讯官孙元江看来，此举无疑启动了“核按钮”，扩散效应难以估量，而且，步美国后尘，“国家安全”或将会作为各国实施产业保护的挡箭牌。
“单边主义所表现的随意性，使得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上的各国胆战心惊，原本相互依存的关系已不再像先前那样稳定可靠，全球贸易体系也变得无序和不可预测。” 孙元江称。他也担忧，在单边主义的不断侵扰下，WTO最重要的两个功能——多边贸易协定谈判和争端解决机制，目前都面临停摆的窘境。
历史上，中国遵从了WTO的绝大部分决议，包括在某些贸易冲突上做出的有悖中国利益的决议，美国则在绝大部分与其相关的WTO诉讼中获胜。对于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意见分歧并没有影响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效果与基本的公正性。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可以防止以牙还牙的报复行为升级。
中美经济学家们认为，可以考虑对WTO框架加以调整，纳入这些新议题，以适应形势发展。可以通过WTO及其他多边机制解决的经济争端，应通过这些机制得到解决。一些错误的做法，例如把一些类似钢铁产能过剩的正常商业纷争与国家安全相联系，不应被当作绕开WTO的借口。
然而，WTO的创立是为了处理与贸易明确相关的问题，其能力也体现在处理从关贸总协定（GATT）向WTO过渡时期中最突出的那些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很多新的经济因素以及与之相关的新的贸易因素变得重要起来。这导致当前有些争端无法通过WTO得到解决，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技术转让。
技术转让是中美贸易摩擦除了顺差读数之外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焦点。中国多年以来推行的“市场换技术”政策。在改革开放早期，这一政策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普遍接受，但在中国利用后发优势开始产业升级时，发达国家也有了一些紧迫感。
要弥补单边主义造成的伤害，照原样修复现有多边贸易体制未必是最有效的办法。考虑到全球化演变的客观情况，中美通过达成新协议来重塑双边经贸关系，推动形成一个适应全球化形势发展的新的贸易体系，是让多边贸易体制焕发新活力的更为可行的办法。
在美国政策立场出现单边主义特征的时候，其他国家的反应也很重要。一个例子是TPP协议当中除美国以外的11个亚太国家达成的协议，而美国未来也不排除重新加入其中的可能。此外，类似于《信息技术协定》（ITA）和《服务贸易协定》其他WTO下的诸边协议也可能会在未来达成。
哈佛大学教授、PIIE研究员Robert Z.Lawrence预测，如果许多其他国家仍然认为这一制度符合其利益，那么特朗普的行为或许会诱导中国提高外商企业在中国产业政策中的参与率，并加强与别国合作以建立一个更加牢固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在意识到脱离国际体系是事与愿违以及对自身利益不利后，美国最终将浪子回头。”
中美谈判应聚焦“负面清单”
如果既有的WTO框架不足以解决发展中的中美双边贸易摩擦，那么要么就需要对WTO框架进行升级改造，要么就需要考虑开展包括中美双边自贸协定在内的其他形式谈判并尽可能达成新协议。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认为，从中国的立场考慮，需要将对美谈判同中国高水平开放安排结合考虑，采取符合自身发展需要、同时有助于减少与美国贸易不平衡的改革措施，并且从短期和长期分别来制定应对策略。
从短期看，中国可以通过降低进口关税和扩大服务业进口等措施以减少贸易顺差;从长期看，要着力安排好中长期的市场化改革等配套措施，如尽快启动中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谈判、改善营商环境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改革举措。
中美经济学家们认为，两国之间的新协议还应围绕商业和政府行为，而非经济结果， 即不应寻求“管理贸易”（managed trade）的做法。任何一个特定产业的经济结果都会受许多因素影响，对大国经济体更是如此。由于形势变化迅速，曾经追求的经济结果即使得以实现，也可能会变成次优选择。
然而，尽管聚焦经济结果不可控，有些企业、国有企业或政府的经济行为确实会很明显地造成不公。经济行为可以被观察和证实，可以通过政策与执法得到控制。同时，不公平和扭曲行为带来的损失并不会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消失。“因此，中美谈判的主题应该是哪些行为应被抵制，而非哪些产业应被保护。”Adam Posen指出。
以新协议如何处理技术转让为例，在Adam Posen看来，中国公司有权与美国公司在任何领域竞争并超越，包括高科技行业，但是中国无权强求美国进行技术转让。反之也是如此。在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必须允许中国私营企业获得他们所应得的市场份额，包括在高科技行业。
尽管“中国制造2025”和早期的“自主创新”计划取得了很大进展，但Adam Posen不认为这是对美国的威胁，而且中国政府对相关研发或技术教育的补贴也不应该引起争议。“因为美国、欧洲和日本政府也热衷于此类支持政策。但是，任何来自美国的技术转让都必须通过开源或自愿的商业协议来实现。”
“如果美国有记录证明中国的非法侵权行为，美国不仅有权而且理应要求中国政府落实知识产权保护。美国关于限制向中国或其他任何非盟友国家出口技术的决定可能会令人无奈，中国也可就此进行争论，但是必须接受而非规避这些限制。”Adam Posen表示，“这不应仅是口头上说说，必须落到实处。”
两国之间需要更多直接投资
中美两国的国际收支差额是衡量两国经贸活动更全面的基础，中国正在扩大资本与金融账户开放，而这也为改善中美经贸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参与《联合报告》研究和撰写的中美经济学家们共同认为，应扩大双向跨境直接投资并更加明晰的所有权，以改善中美长期经济关系。这种经济融合带来的效率和就业上的收益将是巨大的。
但令人遗憾的是，此前缔结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窗口已经关上。目前，美国国会中两党均支持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力，并严格限制中国对美投资。中国倾向于提高外资所有权的上限，但非取消。
霍建国认为，中国企业应该投资美国的制造业，而不一定是高科技产业。解决好对美投资存在的矛盾和障碍，鼓励部分对美出口较集中的商品逐步增加在美的生产和销售能力，这是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实现互利共赢的最佳选择。
“例如，美国在农业和畜牧业方面拥有巨大的比较优势，中国消费者经常前往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购买这些产品。因此，双方可探讨创造条件扩大中资企业投资美国的食品加工业和乳制品生产等。这些产品之后可以出口到中国。”在霍建国看来，上述行业的例子足以表明，中国扩大对美可能产生“一石三鸟”的效果：增加美国就业，提高美国的出口，促进中国的消费。当然，美国也应该鼓励来自中国的这种投资，而不是禁止它。
对于美国企业来说，中国官方多次表示，将进一步扩大服务业的开放，并对美方关心的资本市场开放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这是美方应抓住的中国服务业开放所带来的发展红利。在中国要加快开放的金融、保险、医疗护理、老年护理、教育、电信等多个领域，是美方潜在扩大对华直接投资的重点。
国际经济贸易投资合作存在的合理性恰恰体现在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从总量看，目前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较高，未来中国自身的消费升级内在需求以及扩大市场开放政策产生的进口增加，有可能会使中国目前货物贸易项下的顺差额受到一定影响。从结构来看，在经常项下中国存在合理顺差的同时，中国对美服务贸易存在巨额逆差，而一旦中国服务业市场开放，必将进一步增强中美双方的互利合作发展，并将有利于双方各自利益的平衡。
正如美日关系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投资的扩大也将会在对方国家创造可见的就业机会的大众层面和通过“交换人质”使两国关系处于正常轨道的政策制定者层面共同化解经济紧张局势。
根据PIIE研究员Mary E. Lovely和黄子璇的调查研究，外商在高科技制造业领域投资的价值有所上升，但外资在该领域资产中的占比在2011年与2016年之间有所下降。外资企业是大部分高科技制造业出口的来源，且主要是外商独资企业。即便是在电脑设备、电子产品、机电设备等关键的增长市场，经中国进口组装并再出口的产品占比也还是很高的。中国高科技制造业及其出口与外商投资活动高度相关。2016年，中国77%的高科技制造出口是由外商投资企业或者是港澳台资企业完成的。
PIIE研究员特别指出，尽管中国快速切入全球高科技价值链的一些特定领域很容易引起贸易冲突，但是这样共同合作开发高科技产品是增加了全世界消费者们的整体福利。外资企业、特别是外商独资企业在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当中持续活跃，也印证了中国融入全球生产活动，这意味着中国与其他国家仍然存在很强的互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