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勢依然严峻，我竟和姜来见了一面。
　　即便被旷日持久的疫情折磨得日渐麻木，走上街头，还是会略觉不安，心中有股顶风作案般的、生动的刺激感。
　　看上去，这次见面没什么必要性，我和姜来之间的友谊，就算在正常时期也谈不上特别深厚——我们做同事的经历，都是三年前的往事了。是她主动联系的我，在微信里用语音邀请我出门吃顿饭。本来寻常的事情，如今都变得非同寻常。这“吃顿饭”的邀约，现在就像是拉着你一同去赴汤蹈火。可我没怎么迟疑就答应了下来。
　　也许的确是因为快要被关疯了。但我知道，促使我赴约的理由一定没这么简单。我只是无从将那种复杂的线头择清，于是只有将其甩给最轻易的理由。人类行为线索的乱麻，基本上你自己都是理不清的。你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何冒雨跑到了空无一人的街上，你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何在某个夏天的黄昏打起了寒战。你不能直视自己，既无那样的勇气，也缺乏超然冷静的神禀。更何况，如今世界都陷入了空前的迷茫里。
　　丽都广场前的露天餐吧我并不陌生，三年前，我和姜来供职的那栋写字楼就在近旁。远远地，当我望到餐吧支起的遮阳伞时，心里居然涌动起一丝慰藉。昔日重现，那滋味，就是重逢某个久违了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此刻对你具有连你自己都未曾擦亮过的意义。“久违”与“意义”，三个月前，无论如何我也是没法跟这家露天餐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还放慢了脚步，不过是想延宕内心这种新鲜的、令人有些目眩的感受。
　　姜来已经坐在一张桌子前了。她要了杯水，在我看来仅是为了理直气壮地用水杯给世界一个摘掉口罩的理由。我从她身边绕过，坐到她的对面，一时间不知采用怎样的方式启动这个非常时期的谋面。还好，我也摘下了口罩。这简直是非常时期最高的礼仪。
　　两张一览无余的脸，竟让我们彼此都有一瞬间的尴尬。
　　我有些不自然地对她说：“周末好。”
　　她也有些不自然地笑了，问我：“今天是周末吗？”
　　我一下子拿不准了，好在她紧跟着也回了我一句：
　　“周末好。”
　　我听出来了，其实她也是拿不准的。这有些美好。当大家对世界都拿不准的时候，世界一下子就显得没那么奇怪了。
　　她显然是精心打扮过，在我看来还有些过分精心，以至于都不太能和我的记忆对上号。三月末的天气谈不上温暖，可她已经穿着条紫色的纱裙了。
　　“不冷吗？”我说。
　　我控制了语气，但我仍然感到自己有可能要冒犯到她了。
　　“还好。”她答道，表情反倒像是担心自己光着的小腿冒犯了我。
　　大家都有些心照不宣的小心翼翼。我又一次感到了有些美好，随之还找到了另外一条此行的动机，那就是，人和人交际时这种微妙的迂回与躲避，亦是我愿意重温的旧时滋味。
　　不曾想到，我们竟是从口罩聊起的。上帝知道，三个月来，口罩已经成了我不折不扣的噩梦。没错，我就职的公司的确在从事医疗器械的国际贸易，但这并不是我的错，那只是一份糊口的工作，和从前我们一起卖保险没什么两样。我不该承受如此蛮横的摧残——我们这个行当一夜之间成了风口浪尖上的重灾区，全世界的人都跑来跟你谈口罩，有口罩卖吗，或者买口罩吗？这买和卖的背后，是你以前完全无从想象的量级。不到一百天，从我口头周转的口罩大概有几亿只，然而事实则是，几亿只虚拟的口罩充斥在我的艰难日子里，让我焦虑不堪，迄今却没有一只有效地兑现在现实的交易中。
　　此刻，面对又一个说出口罩的人，我知道了，原来我顶风作案般地跑出来，最大的动机不过是为了暂时逃脱那令人绝望的荒谬。
　　“全世界都在倒霉，只有你们这行因祸得福，”她并不像是调侃，反而像是要令我开心的样子，“你卖口罩都卖到手软了吧。”
　　“都这么认为，我要是跟你说，我实际上却降薪了，你会信吗？”
　　我勉力想要给她做出点儿解释，尽量用舒缓的口气，跟她说说沉船时刻甲板上没有哪只烟囱会幸免什么的。但我说不下去了，感觉胃液已经翻涌了上来。
　　我的表情让姜来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她替我叫了杯柠檬水。
　　“嗯，这个我的确不太了解，”她说，“嗯，你是有些消沉。”
　　这话我还是接不上来。我何止“有些消沉”，而且听上去从前我不消沉似的，那并不符合事实。
　　好在姜来没有等着我回应她的意思，飞快地转移了话题。她告诉我这段时间自己成了家里的全职保姆，照顾一个不足周岁的女婴足以让她无暇顾及轰轰烈烈遭难的世界。听上去，她不是在诉苦，是在向我炫耀自己的幸运。我装作饶有兴趣，心里做着换算：如果在一个女婴和漫天的口罩之间做出抉择，此刻我会投奔怎样的生活？这很难，真的很难，不是因为两者都对我构成恐吓，而是我意识到了，世界给予你的选项原来就是没得选，要么你去面对女婴，要么你去面对口罩。这个发现令人松了口气，我想，这可能也是姜来约我见面的愿望所在，共享一下自己的困境，赋予困境某种“庆幸”的色彩，于是分摊掉实实在在的重荷。
　　在我们昔日的交往中，就曾经如此共享与分摊过。那时我刚刚毕业不久，拿了文学硕士的文凭，却只能跑到保险公司谋职。我天真地认为，学以致用，至少我可以用被文学史训练过的笔法去胜任一份文秘之类的工作，孰料直接被安顿到了实打实去做业务的岗位上。那是一个厮杀的疆场。我以为这很不幸，姜来却让我相信这是幸运。她比我大七岁，当时在我眼里都算是一个长辈了。尽管和我所学的专业相同，她手里攥着的，却是博士文凭。博士都不用对硕士过多解释，在她的共享之下，我很快觉得没有被安排去做保洁已经是中了大奖。她从安徽来到北京，不用说，是上了某个男人的当，人生一下子被悬置在了古怪的区间里。她不能抽身了，只能顽强地浮动在好像是被规定好了的引力当中。她要留在北京。这里面肯定有赌气的成分，似乎要如此证明点儿什么。对此，我向她部分地分享了自己的境遇：与她的方向相反，我那时最大的目标是将自己从北京发射出去，无论是哪儿，安徽也行，火星当然最好。我有一个后父，麻烦到像所有麻烦的后父一样。两个目标南辕北辙的女人交汇在了同一栋写字楼里，彼此分享了秘密，这个事实对我有效，我想，对她大概也起到了疗愈的作用。 　　卖保险原本也算得上是一份体面活儿，可谁都应该明白，世界上所有的体面活儿都不是那么实至名归，它们肯定会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跟教科书上的不一样，跟电视剧中的更不一样。当年我们被组织在同一个团队里，收入是以集体业绩来绩效的。姜来的业务量比我强，尽管也只能算作是差强人意，但我总是觉得我在很长的一个阶段里，不仅分享着她的秘密，还分享到了她的劳动果实。我将自己视为一个不劳而获的受惠者，不免对她怀有隐秘的感激之情。因此，我还有种从业的不洁感，这种“不洁”之感，一直贯穿到了今天，不出意外的话，还将是我职业生涯毕生的滋味。就像现在，谁能想到呢，我这个医疗器械的国际贸易从业者，不过是在兢兢业业地做着虚空的数字游戏。
　　“我可能不该跟你扯这些。”姜来终于意识到了不妥。
　　我好像一直在等待她的这个意识到来。不同的是，我并没有觉得她有何不妥。就是说，我并没有感到不适，我只是认为她应该会有可能意识到她所说的话题将引起我的不适。所以我就不动声色，在等着她的这个意识降临。
　　三年前姜来陪我堕过胎。你瞧，现在谈论一个女婴，对这段往事有可能构成影射。
　　医院是她替我选的，以我之意，本来是想找个小诊所了事。这里面当然有捉襟见肘的经济考量，但事后我审视过内心，承认还有某种自弃与自毁的冲动在唆使着我。从手术室出来后，姜来陪着我在空空荡荡的医院走廊里坐了很久。她坚持选择了这家费用昂贵的医院，和我一起在黄昏中感受走廊高耸的立柱投射而下的粗壮倒影。昂贵当然有昂贵的道理，我是没有见过哪家医院的空间奢侈得宛如圣殿一般深阔，连柱子都做成哥特式的风格。外面已经是盛夏的季节，我们置身的圣殿温度适宜，肯定谈不上寒冷，我却打着剧烈的寒战。说起来这很好理解，我刚刚被掏空了。但这肯定不是唯一的原因，它只是更显而易见。
　　她握着我的手，劝慰性地对我说出一些令人咋舌的知识。男性的精子对女性来说是异性抗原，按照移植学说，这个外来的抗原会受到排斥，绝大多数女性怀孕后并没有流产，原因是母胎免疫耐受机制的存在发挥了作用，但是，如果这个机制不够完善，那就可能会出现流产。她当时就是这么告诉我的。可这跟我眼下的处境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呢？我想，她事先一定专门补了课，否则她不可能如此专业，即便她是一个文学博士。她也的确像是在背书，脸上是知识未曾消化过的费劲表情。
　　“还有另外一种状况，”她认真地说，“那就是偶发性流产，发生了自然淘汰，淘汰率达到百分之五六十。”
　　这很神奇。不是吗？我不能确定她的科普是否准确，也不能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准确理解了人类生育的规矩，我只是觉得自己被有效地说服了。既然那是一个高达“百分之五六十”的人类事实，你还有什么理由继续打着寒战呢？“自然淘汰”这个词发挥了效力，那就像是在说花开花落与春去秋来，是在说自然那庞然的意志与你那只能的逆来顺受。就算你刚刚经受的，是一个血淋淋的非自然掏空。
　　我拿不准自己是否曲解了这堂生殖课的真谛，就我当时的理解，我认为有许多流产是在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着的。自然在悄悄地搞着神秘的平衡，这赋予了事情不由分说的色彩，它在源源不断地淘汰着胎儿，女性的身体不过恰好是一个搬运现场。这样的认知，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那天黄昏，我在夕阳的余晖中渐渐平静。姜来始终把我的手握在她的掌心，循循善诱。我从未对她表达过谢意，就好像我们不曾想过要对大自然表达点儿什么。直到有一天我不告而别地离职。
　　是的，在大多数时候我都显得冷漠。但我知道，这只是当我必须向世界描述自己时，能够用来保护自己的最安全也最廉价的一个说辞。我知道自己有多么地不讨人喜欢。除了将一切推诿给那天赐的性格本身，我没有力量与胆识坦陈自己所有的深情或者绝望，当然，也有愚蠢和贪婪。
　　我们那时就是处在这种不温不火的友谊里。有时候一起在天台上抽支烟，有时候一起在丽都广场前的露天餐吧吃顿饭。她原本并不抽烟，是跟着我才染上了恶习;我原本也对意大利面毫无兴趣，跟着她，才开始觉得原来也还不错。现在盘点一下，我觉得我从两个人之间的友谊中获益更多：我教会了她一个恶习，她拓展了我的味蕾。何况，那时的饭钱基本上也是她出的。这个认知此刻令我惭愧，我想要对她释放出适度的善意与热情，如果有可能，我还想向她道歉，请她原谅我无可救药的冷漠，并接受我笨拙的示好。可是我真的不知从何说起。
　　戴着口罩的服务生端来了食物。原来她在我到来之前已经提前点好了。这没什么问题，本来就是简餐，薯条、鸡翅、意大利面。从前她就是这么干的。
　　“保险餐。”我脱口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什么？”姜来显然听不懂，“噢，应该是保险的，现在能被允许营业，应该就是保险的。”
　　她会错意了，我并不是在担心食品安全。“保险餐”只是我从前在心里对这组食物的一个命名，除了对应着彼时我们从事的行当，还隐含着某种内心的感受，它代表着妥帖、恰当、心安理得和不事声张。由此，你该明白为何意大利面会让我觉得也还不错了，因为它介于可口與难吃之间，刚好是一个能够下咽却也能够微弱奖赏你味蕾的口感。谁都吃不下太难吃的东西，但我的舌头也消受不了过于丰盈的犒劳，那样会吓到我，让我觉得自己是在染指不切实际的幸福。所以遇到团队聚餐的时候，我基本上会找个借口缺席。姜来却不行，她的年龄在我们当中算是大的了，于是就承担了团队成员对她“大姐”的预期，十有八九，大姐姜来都会配合着大家的兴头。无论谁做成了单子，大家都要去找地方集体庆祝一番，吃顿火锅，或者烧烤。这个不成文的规矩发展到后来，没有单子，有了意向，也得去吃一顿。我因此承受了更多的难堪，婉拒时难堪，第二天见到大家时，也无端地难堪——仿佛每一个人的嘴上还泛着油光，而这油光辉映着的，是对于一个孤立者的讥讽。
　　“我一点儿也不担心它的安全。”我抓起一根薯条塞进嘴里，脑洞大开地对姜来说，“它们就像杰西卡一样的安全。”
　　“杰西卡？”姜来怔了一下，马上反应了过来，皱着眉阻止我说，“你最好还是别用手吧。” 　　杰西卡也是我们曾经的同事，是团队里最小的成员。她那时刚刚本科毕业，学的是金融。她来卖保险才是真正的学以致用，但实际上，比我这个学中文的更像入错了行。她太独特了，总感觉处在一种行将闯下弥天大祸的紧张之中，本来并不很白的皮肤，由于神经紧张，像是常年涂抹了不太均匀的粉霜。我用了不短的时间，才把自己心里的感受对上号——杰西卡看上去像一件树脂做的那种所谓的前卫艺术品，不能简单地以美或者丑来理解，但是有强烈的感染力。和你说话时，你会感到她随时会哭泣起来，泪光在她的眼睛里闪烁，让你难以判断这是事实还是幻觉。要知道，你跟她谈论的可能只是早餐吃了点儿什么，这并不构成哭诉的理由，可她的确是发出了哭腔，于是你只好跟着陷入紊乱里，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出了问题。她和大家的交流几近于无，谁都不想惹她哭，以至于“杰西卡”这个英文名字完全抹去了她的本名。大概每个人都琢磨过，如果你非要去向她求证一个中国名字，势必会搞出惊天动地的哀恸，她会哭泣，直至在哭泣中融化。大家的心里有着共识：紧张不安的杰西卡却是团队里最安全的那个人。只要你别去多跟她说话，她就是空气一般无害的存在。
　　既然说到了安全，只能说明不安才是那个小团体中最普遍的情绪。警惕让每个人的汗毛都耸立着。当大家被以团队精神的名义组织起来时，也只能说明充满敌意的竞争才是最大的事实。我也被人从手里抢走过单子，也被客户下流地侵扰过，个中曲折，肮脏到我都不愿再去回忆。但我能够记得有那么几次，因为羞辱之感，我跑到天台上去不可遏制地呕吐。这让我害怕，除了呕吐，从天台上纵身跃出的冲动也伴生而来，那可绝不是个形容和比喻，既然呕吐已经是纯然的生理性行为，那么跳楼也就极有可能不再止步于一个念头。我甚至会这么认为：公司将杰西卡安排在这个团队中绝对是一个英明的决策，也许，在每一个团队里都有一个杰西卡，她的无害，就是用来舒缓大家情绪的，类似军队里在硝烟后给大家唱歌的文艺兵。
　　“安全的杰西卡。”我不由得又自言自语了一句。
　　杰西卡的处境构成了对我的安慰。我还能婉拒掉自己难以适应的团队聚餐，而她连拒绝的选项都没有，只能脸色苍白地尾随着集体的纵队，如同被一群野蛮人从战场上掳掠回来的人质，惊恐而无辜地看着他们狂欢，甚而还要惊恐地为他们奏乐助兴。
　　“事实也证明了，她也并不是那么安全。”姜来说。
　　她的表情一下子变得有些让我陌生，好像戴上了无形的口罩，人应该还是那个人，但看上去，变成了另一个人。
　　“是，所以这才是最让人震惊的。”我一边说，一边用眼神质询她的状况。
　　姜来歪头笑了一下，表示她没什么问题。
　　那“让人震惊”的事，是指有一天杰西卡被一群人堵在了公司里，她被指控拐走了别人的丈夫。
　　团队周五下班前都会开一个例会，这时候部门经理就会露面。我们的经理姓刘，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迄今我也没有获悉她的名字。一方面，可能是我并无这样的需要，我压根儿不想知道她叫什么;另一方面，可能这也是公司想要达成的效果。我不觉得她是一个真实的人，在我眼里，她更像是一个符号，代表着组织、管理、纪律，还有分配原则什么的。她长得并不漂亮，但颇具说服力，那是一种泡沫聚苯乙烯之类的合成材料塑造出的魅力。
　　刘经理在那个周五的黄昏又一次出现了。大家已经分坐在会议桌两侧。我的身体仍未康复，堕胎后我压根儿没有休息，似乎让自己硬挺住这个行为本身，才是一个正确的自愈良方。而且我也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康复，或者干脆就不需要康复。杰西卡恰好坐在我的对面，一贯的脸色苍白。她的双手放在桌面上，面前摆着打开的笔记本，没谁要求，但她总是在例会的时候认真地在小本子上做着记录。
　　刘经理进来后直接坐在了她的位置上，一言不发地坐了一分钟左右，她用手指扣了扣桌面。这是一个信号，会议室的门应声推开，公司保安的半个身子先露了下头，随后，他放进了那队人马。
　　“那天像是排练好的一出戏。”我说。
　　这就是我当时的感受。一切都极具仪式感，彩排过一般，像是舞台剧，逼真地模拟着生活，但又时时强调着，不，这是精湛的表演。也有可能这只是我的主观感受，谁知道呢，那时我湿漉漉的，感觉自己的身体仍然在持续不断地“自然淘汰”着，这种状况，也难保不会被幻觉蒙蔽。至少在我看来，拥进来的追责者并不吵闹，每个人的腔调都是清晰而夸张的，丝毫不杂乱。因此，原本应该显得比较复杂的事件，居然被我很快理解了。喏，杰西卡的一位男性客户失踪了，而她，是有迹可循的责任人中最后与此人联系的那一个。现在，她需要交代出失踪者的去向。
　　“我也是这种感觉。”姜来说。
　　她一边用叉子挑着意面，一边用另一只手撩起垂下的头发。我发现她变得迷人了。
　　“现在我还会偶尔想起杰西卡的那个回答。”我说。
　　没错，那个回答神奇极了，既是一个确凿的答案，又是一个崭新的提问，基本上，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命题”。杰西卡竟然没有哭泣，她竟然显得空前镇定与平静。她一边说，一边在小本子上写着什么，好像是在同步記录着自己所说的话。这让她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又让她显得有些郑重其事。
　　杰西卡承认自己三天前与这个男人一同吃了饭，并且，也知道他去哪儿了。
　　“她说，”姜来复述出了这句话，“——他去一个朋友的家了。”
　　看来她也难以忘记。
　　一个两三岁大的男孩儿跑到了我们桌前，他把口罩戴在自己的脑门儿上，连带着把眼睛也遮住了。
　　“回来！”他的妈妈在后面大声呵斥。
　　他去一个朋友的家了。没错，杰西卡当时就是这么回答的，给人的感觉是，她完全掌握那男人的行踪，而这个掌握，像是一个只有她才能够拥有的特权——嗯，他去一个朋友的家了。连我都因之产生了希望，接下去，就等着她告诉大家这个朋友的家在哪儿了。
　　“但是她也不知道这个朋友的家在哪儿，”我忍不住笑了，不，不是觉得滑稽，是被某种悲伤的东西猛烈地触发了笑点，“何处是那朋友的家？这都像是一个哲学命题了。” 　　“你会同情她吗？”姜来看着我问。
　　我抓紧吃掉了一根鸡翅。
　　“我也说不好，可能我也被现场的气氛搞蒙了。至少，我是不反感杰西卡的，我想，我们大概所有人都不会反感她。没错，为了签下单子，她竟然也使出这种手段去接近客户了，但这不是每个人心照不宣的秘密吗？知道她也这么去干了，我会感到有些心痛，可这心痛又不太像是在同情她，反倒有些像是在可怜自己。我也说不清楚，总之，我经常会想到她最后的那个回答，她简直就是很认真地把一个谜语当作答案来看待了，她肯定确信自己知道那男人的下落，而这个下落就是——他去一个朋友的家了。至于这个朋友的家在哪儿，并不是她要求证的问题，她认为她已经得到了答案。”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竟然变得有些激动，更没指望姜来能听明白我是想表达什么。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姜来这么说实在令我意外，“你是在说软弱者的无助，当强悍的世界完全令人招架不住的时候，弱者会沉浸在自己的逻辑里——这让你感同身受。”
　　“是，好像是……”
　　我真的有些发抖，向后靠在塑料椅背上，环顾四周一番，好像这样就能把疫情都给解决掉了。
　　“對了，刘经理叫什么？”我随口抛出一个问题。
　　“刘经理？”姜来咬住叉子，说，“刘经理，她的名字叫刘经理。”
　　我开怀大笑起来，连嘴里的薯条都掉在了胸前。
　　姜来放下了叉子，开始用餐巾纸擦嘴。我真害怕她随后会戴上口罩。
　　“那么，你想过那个朋友的家在哪儿吗？”还好，她又把叉子拿起来了，“对于这个答案后面的答案，你从没感到过好奇吗？”她再次埋头吃东西，一边吃，一边问我。
　　“好像没有过。那不该是我关心的事儿……”一瞬间，我剧烈地意识到了什么，我能感受到她身上的坚定性，那是一种天生所具有的类似禀赋一样的东西，那是一种能量。“好吧，”我竟是一种认命的心情，“他去了你家，你就是那个朋友。”
　　“严格说，不是家，你知道，那时候我也是跟人在三环边合租了一套老式房子。”她头也不抬地说。
　　“你不是在逗我吧？”
　　我知道她不是，我只是好像还不甘于失败。
　　她依然低头面对着食物，就像当年杰西卡低头面对着小本子。
　　“好吧，那么，你是知道那男人下落的啰？他去哪儿了？”我知道这并不是我关心的问题。
　　“是的，我知道。”她一根一根地挑着面条往嘴里送，“他在我那儿过了一夜，第二天就走了。”
　　“去哪儿了？”
　　“他去一个朋友的家了。”她停顿了一下，补充说，“分手的时候，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这个答案一点儿也不让我惊讶，或者说，我是被某种更大的、我完全无从想象的惊讶罩住了。即便现在她抬手把一只口罩塞进嘴里吃下去，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他就是一个谜面的制造者，给一个又一个他经过的女人，留下了不可追问的去向。”我不是在跟她说，我是在跟自己说。
　　对，就是不可追问。姑娘们都止步于他给出的那个“命题”，因为继续探究，已经超出了她们权力给定的边界。
　　“的确，他很吸引人，甚至可以说有股魔力。我想，杰西卡接近他，并不完全只因为他是一个潜在的大客户。至少，这不是我的全部原因。没错，他太有钱了，风度和教养都很好，而且看上去很有保险意识，简直就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目标人群。但我不会跟所有这样的人去上床。”姜来说。
　　“可他使用自己的魔力跟你们都上了床。”
　　“他应该不是故意的，是杰西卡主动撞上去的。”
　　“怎么说呢？”
　　“杰西卡偷看过我的记事本，她给我正在谈的好几个客户打过电话。”
　　不可避免，我的眼前浮现出杰西卡那前卫艺术品般的脆弱神情。
　　“我一点儿没有责怪她的意思。我知道她有多艰难。我其实还会有些替她担心。这个男人，早晨从自己的太太身边离开，道别时，告诉自己的太太他去一个朋友的家了;他在傍晚和杰西卡吃了晚餐，分手时，同样告诉她自己去一个朋友的家了;然后，他到我那里过了夜，在第二天的清晨对我说，他去一个朋友的家了。就此，他走进了一个闭环里，或者是一个俄罗斯套娃里，不知所踪。但女人们的日子还得过下去，他的太太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你看，我也不会。但杰西卡就说不准了，她依然活在现实里，可意志已经被绑架到另一个维度里了。”
　　“没准谁都差不多，和现实脱节，属于一个世界，却在另一个世界。”
　　“没听懂。”
　　“我也不懂。”我说。
　　其实我大致能懂，譬如，当年姜来人在北京，却不属于北京，我在北京，却属于火星。
　　姜来终于不再吃了，但也并不看我，而是侧脸看着不远处那个将口罩当帽子戴的小男孩儿。
　　“你还是老样子，穿什么都像个学生。”她说。
　　我低头看了眼自己的腿，发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原来穿着条运动裤。其实这是条我的睡裤。
　　“不知道杰西卡现在怎样了。”她招手向服务生要了两杯生啤，接着说，“跟你一样，她在第二天也不辞而别了——你为什么离职呢？我一直有些猜不透，只是没问你。”
　　姜来直视着我，这不对劲，她显得有些咄咄逼人。有一股暗流在我们之间升起，女人的敏感可能让我们都意识到了点儿什么。
　　我再一次忍不住大笑起来，完全莫名其妙。
　　“我去一个朋友的家了。”我这么回答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觉得这个回答真的是绝妙极了。
　　“去你的！”
　　她也跟着笑起来，跟着也上气不接下气了。
　　直到两杯生啤摆在了眼前。我们碰杯，各自喝下一大口。我心里的祝词是：嗨，祝贺你，你留在北京了，而我，还没有被发射出去。
　　离职后，我和姜来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她结婚时通知了我，但我没去。她嫁给了一个大学教授，是她读博时的同门师兄。这位师兄成功地杀入了北京，就职于一所高校，于是山重水复，姜来借此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在北京也属于了北京。她依然在卖保险，不过成了也只是出现在周五例会上的姜经理，可能也在经历着淬变，正在“泡沫聚苯乙烯化”。她生孩子的时候我去医院看过她，我们一同坐在医院的走廊里，在立柱的阴影中感受神的光环以及自己的平凡，我感到自己的下身湿漉漉的，猜测自己再度经历了一次神不知鬼不觉的自然淘汰。 　　“你知道吗，我得感谢你。”姜来又一次举杯。
　　我和她碰杯，把她的话也当作一个客气的祝酒词。
　　“跟着你来这儿我才喜欢上了意面。”她说。
　　“什么？”我有些恍惚。
　　“这种食物蛮神奇的，嗯，像安慰剂。”
　　我大约能够明白她的意思。我只是想不起最先究竟是谁带谁来的这儿。
　　“是我带你来的？”
　　“你不记得了？那天下雨，我在公司楼下遇到你……”
　　我记得了。那天下大雨，我从写字楼冲进了雨里，街道上空无一人。姜来从一辆出租车钻出来，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撞到了世界上唯一的那个幸存者。她也没打伞，不远处露天餐吧的遮阳伞就成了一块天经地义的避难所，让我们不往那儿跑都不行。
　　“我没跟你说过，那天我是从一家私人会所跑掉的，几个男人想欺负我，恶心极了。你可能想不到，当我看到同样湿漉漉跑过来的你时，心里有多安慰。那顿饭救了我，薯条、鸡翅、意大利面，简直就是上帝亲自下厨专门为我做出来的。它们就是这个世上属于我的食物——你可能觉得我这么说太夸张了，但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有一種跟你匹配的东西，不多也不少，你就不再是孤立无援的了。”
　　“祝贺你。”我竟说出了这么一句。
　　但我真的是想祝贺她，至少她得到了安慰，并且还记得这一切，能够相对容易令人理解地描述出来。而我，压根儿无从说起那天自己究竟为何冒雨跑到了空无一人的街上。
　　世界何曾太平过？不戴口罩的日子里，每个人不是照样深陷在各自轰轰烈烈的平庸的困境里？
　　“那时候我真的挺难的，”她说，像是要对什么做出解释，“还好，房东人不错，答应我半个月付一次租金。”
　　我竟无言以对。她不需要对什么做出解释。她连房租都付不起的时候，却带着我去了圣殿一般的医院。这才是问题所在。
　　喝光啤酒，我们起身道别。略微迟疑了一下，我还是向姜来伸出了手。两个女人的手在严峻的时刻坚定地握了握。我们之间的情谊，不会因之变得更加深厚，那本来就不是我们之间的方式，我们没那么开头，就不会那么发展，我们只是撞在了雨里，一起分摊了漫天的大雨。大雨淋了两个人，就比只淋给一个人的份额少了一点儿。但这就到头了，你从来都只能相信，每个人的悲伤都是各自独立的，它们隔绝无依，并不能彼此交汇。
　　戴上口罩的姜来显得很轻松，就像一半的不轻松被遮住了。我想，在世界停顿下来的这个当口，掩面时分，大家都该趁机清理清理某些悬而未决的往事。她认领了那个男人“朋友”的身份，有理由轻松起来。我也好了许多，如果见面那会儿我是“消沉”的，那么，现在至少看上去应该不那么消沉了。
　　目送着姜来离开，我并不急着回去。她回去是面对一个不足周岁的女婴，我回去，是面对漫天飞舞的口罩外加一个麻烦的后父。对面诺金酒店的玻璃楼面在三月的辉光中熠熠闪亮。我在广场的花坛前坐下，看着那个乱戴口罩的小子到处瞎跑。有几次他都冲到我面前了，我做好了即将被他撞翻在地的心理准备。可最终他也没有撞到我。
　　所有发生了的事情，都是你没有防备的事情。
　　有一件发生过的事情，我刚刚没有告诉姜来。它在一瞬间都跑到了我的嘴边。可我终究还是没说。要是说出来，太像是一笔交易——喏，我跟你说个秘密，你也跟我说个秘密。这太小儿科，也有失严肃。况且，我们大概也都过了那种分摊大雨的人生阶段。重要的是，这件事不像是件真事。
　　但它的确发生了，因为我毫无防备。
　　导致我堕胎的那个男人出现在一个午后。我往写字楼里走，他在身后喊住我，用一种狩猎者胜券在握的口气对我说：你是姜来的同事吧？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事情由此发生。他有一种天赋，就是会让你相信，只要稍微再坚持一下，他就能帮你把自己从北京发射到火星去。
　　离职后，我竟然还顽固地追踪过他。我找到了他的公司，也找到了他的家。我站在街边观望与等待，如实说，好奇多过痛苦。我可能只是想搞明白这世界是如何运转的，那么多意义非凡的事该如何让我看透本质。这个过程并没有花费我太多的力气，他在十天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家，进门时的背影就是一副刚从朋友家归来的架势。这个结果让我觉得索然极了。他永不回头就会成为一个奇迹，就可以让姑娘们永远将自己的伤口美化下去，一直假想着被人当回事，或者曾经那么接近过火箭即将发射的一刻。但是他从朋友家串门儿回来了，精疲力竭，手里拎着带给家人的礼物，不是鲜花那类的东西，看包装袋，像是提了堆热乎乎的麻辣烫。
　　没有神的光环，只有你的平凡。
　　我既没有因之搞明白世界是如何运转的，对我而言，意义非凡的那些事也照旧闪闪发光地意义非凡着。这并没有摧毁我。我只是想明白并且承认下来，一切其实并没有那么叵测，当我们前赴后继成为他人的下一个“朋友”时，或多或少，都怀有“签下一单”的心情。
　　这当然很残酷，可理解了自己之后，我才能平静地、甚而是不带羞愧地去容忍自己与理解世界。为此，现在，就是此刻，我都能穿着睡裤在三月的春光下轻盈起舞。世界当然还会重启，到那时，势必还会有人源源不断地离我而去，形成新的闭环或者套娃，也会对我说一声：我去一个朋友的家了。而我，就可以如同代表着自然的意志一般，勇敢地发出神圣的质询：
　　何处是你朋友的家？
　　原刊责编    乔晓华
　　 【作者简介】弋舟，男，1972年生。著有长篇小说《跛足之年》《蝌蚪》《战事》《春秋误》《我们的踟蹰》，长篇非虚构作品《我在这世上太孤独》，随笔集《从清晨到日暮》，小说集《我们的底牌》《所有的故事》《弋舟的小说》《刘晓东》《怀雨人》《平行》《丙申故事集》等。作品多次入选各种选刊、选本及年度排行榜。曾获鲁迅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鲁彦周文学奖、黄河文学奖、敦煌文艺奖及《青年文学》《十月》等刊奖项。中篇小说《所有路的尽头》、短篇小说《出警》获第十六、十七届百花文学奖。现为《延河》杂志社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