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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心学最早可追溯到孟子，乃汉儒一大学派，它突破了理学的藩篱，可与理学分庭抗礼。王阳明首提“心学”二字，自成一派。后学致力发扬王阳明心学，然而却越加背离其学说宗旨。心学发展到明末，多崇尚空谈而不践行，从而走入空想僵局，进入末流。在这种情况下，自当有学者对心学进行修正。
【关键词】：心学;王阳明;三次修正;阳明学派
“王学在万历、天启间，几已与禅宗打成一片。东林领袖顾宪成、高攀龙提倡格物，以救空谈之弊，算是第一次修正。刘宗周晚出，提倡慎独，以救放纵之弊，算是第二次修正。明清嬗代之际，王门下惟宗周一派独盛，学风已渐趋健实。清初讲学大师，中州有孙夏峰，关中有李二曲，东南则黄梨洲……大端皆宗阳明，而各有所修正。”[1]P45本文围绕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出的王学在明末清初的“三次修正”进行论述，分析它们修正的不同及对心学产生的影响。
东林先生顾宪成、高攀龙以程朱理学调和王阳明心学，乃王学修正的重要代表，纠正了心学空谈的弊病。顾宪成与高攀龙的修正之路大体一致，他们融程朱理学于王阳明心学。顾宪成主要从三方面对王学进行修正，一是突显“理”;二是张“性”善;三是主德修。王阳学派以心为宗，认为“心即理”，这种主张有一定的进步性，使明末人对情欲有了正确的理解，打破了人欲和天理对立的观念。王阳明言心，将心作为判断是否的标准，在这一点上，顾宪成更强调“性”和“理”。顾宪成认为任何事都求心，过于片面，没有统一的尺度，获得的结果会不真实。心乃“无量之秤，无寸之尺”，“人往往凭一己之心，会或偏或驳”，在他看来以心为尺，不能得真，他反对王学过分强调心，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决心。顾宪成反对的是脱离现实而空谈心，因此他对心学的修正主张以“性”为心。朱熹说“性即理”，顾宪成站在朱子的立场，以性为心，融朱、王之学，以朱子之学修正王阳明心学，折其衷，初正了王学末流的蹈空、玄虚之习。顾宪成不仅采用朱子“性即理”的说法，他还进一步继承程朱理学“主敬”的修养意识，他倡导“小心”说，所谓“小心”就是言行要谨慎，无放纵之举。此说反对轻视修养，主张要践德，目的是为了纠正王学末流的放纵、片面、不务实之举。顾宪成还反对王阳明的“知行统一”观，他提出“行在知前”，在此基础上最重要的是“反之于实”。心学末流空虚玄妙，实学继而兴起，顾宪成和高攀龙乃实学的代表，他们从不同程度修正了心学，两人用朱学调和王学，主张“经世致用”，这是他们修正王学的大体方向。顾宪成和高攀龙修正心学并不是对它的全盘否定，用程朱之学推翻王学，而是两者兼而收之。他们之所以对王学进行修正，是因为到了明末，王学末流片面强调“心”，一切随心而动，而忽视了道德的约束力，缺乏实践经验，从而陷入凌虚蹈空的僵局。朱学突出天理，而王学强调心，两者都不可只取片面，调和程朱理学和王阳明心学，能另辟蹊径，为心学注入新的生命力。
刘宗周提倡“慎独”是明末学者对王阳学派的第二次修正，以黄宗羲为代表，大体上沿着宗周的道路修正王学。刘宗周信奉心学，他以毕生之力完善心学，针对后学对心学的过度解读，他提倡“慎独”说，主张“工夫”。刘宗周提出“独者，物之本”，他把“独”作为宇宙的本原，而心的本体乃“意”，他用独特的眼光对以往的心学进行反思，坚持唯意志论，抛弃了心学以“心”为宗，而把“意”作为心的主宰，刘宗周之学匡救了明末王学的弊病。他所谓的“意”先天就具备好善，发展了孟子的“人性本善”，反对“无善无恶”之本。刘宗周提出“慎独”，希望能够通过道德修养纠正士风，以达自省，从而改善人心。刘宗周对心学的修正是从王学本身出发，转向唯物的道路。黄宗羲在刘宗周师的基础上，把“功夫”说加以发展，将理和气相融合，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在此他对王阳明心学进行修正和发展，在王阳明提出的“心即理”的理念上，倡导“工夫本体论”，所谓“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本体”。黄宗羲强调工夫，有效地纠正了心学的虚无和空谈弊端。黄宗羲还发展了刘宗周的“慎独”说，他说：“慎独之学，即中和。”[2]黄宗羲还提出“格物”，寻求万物之理，其实就是寻求心之理，“心即理也，故於知格物之训”，寻求心之理，以心为本就是圣人之道。黄宗羲对王学最大的修正就是改变了后学对“致良知”的理解，真正的抓住“致”字，提出“致良知于事事物物，致字即是行字”。黄梨洲从后学病根处着手，结合“工夫”说，提倡知、行相结合，所谓“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心学不能空谈义理，必须依靠行，走实学的道路。黄宗羲认为后学并没有真正把王阳明的思想发挥出来，作为王阳明后学代表的王龙溪和钱德洪，钱重工夫，王重心，俩人都取一面而有失偏颇。黄宗羲也反对王龙溪说良知乃现成，他认为良知需要磨练，即提倡“工夫”。黄宗羲除了对王学本身进行修正外，他还将气的概念引入。传统的王学认为只有岿然不动和动静合一两种状态，而黄宗羲指出人心是永远在不停变化，世界上不存在一致之心。王阳明心学强调良知本体乃先天存在，因而忽视了工夫的作用，到了明末后学更加脱离实际。心学不仅要“知”还得有“行”，只有提倡“工夫”，做到知行统一，才能避免王学末流只谈心性而脱离实际。学与行统一的前提下，黄宗羲还强调人的修养，他说“天地以生物为心，仁也;其流行次序万变而不紊者，义也。仁是乾元，义是坤元，乾坤毁则无以为天地矣。故国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舍仁义更无他道。”[3]学者不应该只谈心性，而应该注重自身修养，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黄宗羲在后学的修中，走的是向“实”的道路。他修正王学，引入气本论，提出要经世致用，下“工夫”，对王学有了新的诠释。李二曲和孙奇逢也属于第三次修正，他们和黄宗羲相同，以实学救治王学末流的虚空。李二曲认为陆学与心学各有所长，但他极力反对空虚玄谈。无论是黄宗羲还是李二曲、孙奇逢，他们都以己之力修正明末心学，以实为主，走的是“经世致用”的修正之路。
梁启超所论，一个有价值的学派，已经成立而且风行，断无骤然消灭之理，但到了末流，流弊当然相缘而生。继起的人，往往对该学派有所修正。顾宪成和高攀龙用程朱之学调和王阳明心学，刘宗周从王学本身出发，转向唯物。黄宗羲等人则用经世致用的实学包容心学。顾宪成、刘宗周、黄宗羲、李二曲、孙奇逢，他们都从不同角度对阳明学派进行修正，为王学末流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2] 黄宗羲，明儒学案[M]，中华书局，2008
[3]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M]，浙江古籍，2012
[4] 屠承先，阳明学派的本体功夫论[[J]，中国社会科学，1990
[5] 蔡方鹿，刘宗周对理学的总结与批评[[J]，河北大学学报，2011
[6] 张天杰，黄宗羲对刘宗周学术的继承及其师门护持之功[[J]，中山大学学报，2014
[7] 姚才刚，道德理性精神的重建论顾宪成对王学的修正[[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8
【关键词】：心学;王阳明;三次修正;阳明学派
“王学在万历、天启间，几已与禅宗打成一片。东林领袖顾宪成、高攀龙提倡格物，以救空谈之弊，算是第一次修正。刘宗周晚出，提倡慎独，以救放纵之弊，算是第二次修正。明清嬗代之际，王门下惟宗周一派独盛，学风已渐趋健实。清初讲学大师，中州有孙夏峰，关中有李二曲，东南则黄梨洲……大端皆宗阳明，而各有所修正。”[1]P45本文围绕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出的王学在明末清初的“三次修正”进行论述，分析它们修正的不同及对心学产生的影响。
东林先生顾宪成、高攀龙以程朱理学调和王阳明心学，乃王学修正的重要代表，纠正了心学空谈的弊病。顾宪成与高攀龙的修正之路大体一致，他们融程朱理学于王阳明心学。顾宪成主要从三方面对王学进行修正，一是突显“理”;二是张“性”善;三是主德修。王阳学派以心为宗，认为“心即理”，这种主张有一定的进步性，使明末人对情欲有了正确的理解，打破了人欲和天理对立的观念。王阳明言心，将心作为判断是否的标准，在这一点上，顾宪成更强调“性”和“理”。顾宪成认为任何事都求心，过于片面，没有统一的尺度，获得的结果会不真实。心乃“无量之秤，无寸之尺”，“人往往凭一己之心，会或偏或驳”，在他看来以心为尺，不能得真，他反对王学过分强调心，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决心。顾宪成反对的是脱离现实而空谈心，因此他对心学的修正主张以“性”为心。朱熹说“性即理”，顾宪成站在朱子的立场，以性为心，融朱、王之学，以朱子之学修正王阳明心学，折其衷，初正了王学末流的蹈空、玄虚之习。顾宪成不仅采用朱子“性即理”的说法，他还进一步继承程朱理学“主敬”的修养意识，他倡导“小心”说，所谓“小心”就是言行要谨慎，无放纵之举。此说反对轻视修养，主张要践德，目的是为了纠正王学末流的放纵、片面、不务实之举。顾宪成还反对王阳明的“知行统一”观，他提出“行在知前”，在此基础上最重要的是“反之于实”。心学末流空虚玄妙，实学继而兴起，顾宪成和高攀龙乃实学的代表，他们从不同程度修正了心学，两人用朱学调和王学，主张“经世致用”，这是他们修正王学的大体方向。顾宪成和高攀龙修正心学并不是对它的全盘否定，用程朱之学推翻王学，而是两者兼而收之。他们之所以对王学进行修正，是因为到了明末，王学末流片面强调“心”，一切随心而动，而忽视了道德的约束力，缺乏实践经验，从而陷入凌虚蹈空的僵局。朱学突出天理，而王学强调心，两者都不可只取片面，调和程朱理学和王阳明心学，能另辟蹊径，为心学注入新的生命力。
刘宗周提倡“慎独”是明末学者对王阳学派的第二次修正，以黄宗羲为代表，大体上沿着宗周的道路修正王学。刘宗周信奉心学，他以毕生之力完善心学，针对后学对心学的过度解读，他提倡“慎独”说，主张“工夫”。刘宗周提出“独者，物之本”，他把“独”作为宇宙的本原，而心的本体乃“意”，他用独特的眼光对以往的心学进行反思，坚持唯意志论，抛弃了心学以“心”为宗，而把“意”作为心的主宰，刘宗周之学匡救了明末王学的弊病。他所谓的“意”先天就具备好善，发展了孟子的“人性本善”，反对“无善无恶”之本。刘宗周提出“慎独”，希望能够通过道德修养纠正士风，以达自省，从而改善人心。刘宗周对心学的修正是从王学本身出发，转向唯物的道路。黄宗羲在刘宗周师的基础上，把“功夫”说加以发展，将理和气相融合，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在此他对王阳明心学进行修正和发展，在王阳明提出的“心即理”的理念上，倡导“工夫本体论”，所谓“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本体”。黄宗羲强调工夫，有效地纠正了心学的虚无和空谈弊端。黄宗羲还发展了刘宗周的“慎独”说，他说：“慎独之学，即中和。”[2]黄宗羲还提出“格物”，寻求万物之理，其实就是寻求心之理，“心即理也，故於知格物之训”，寻求心之理，以心为本就是圣人之道。黄宗羲对王学最大的修正就是改变了后学对“致良知”的理解，真正的抓住“致”字，提出“致良知于事事物物，致字即是行字”。黄梨洲从后学病根处着手，结合“工夫”说，提倡知、行相结合，所谓“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心学不能空谈义理，必须依靠行，走实学的道路。黄宗羲认为后学并没有真正把王阳明的思想发挥出来，作为王阳明后学代表的王龙溪和钱德洪，钱重工夫，王重心，俩人都取一面而有失偏颇。黄宗羲也反对王龙溪说良知乃现成，他认为良知需要磨练，即提倡“工夫”。黄宗羲除了对王学本身进行修正外，他还将气的概念引入。传统的王学认为只有岿然不动和动静合一两种状态，而黄宗羲指出人心是永远在不停变化，世界上不存在一致之心。王阳明心学强调良知本体乃先天存在，因而忽视了工夫的作用，到了明末后学更加脱离实际。心学不仅要“知”还得有“行”，只有提倡“工夫”，做到知行统一，才能避免王学末流只谈心性而脱离实际。学与行统一的前提下，黄宗羲还强调人的修养，他说“天地以生物为心，仁也;其流行次序万变而不紊者，义也。仁是乾元，义是坤元，乾坤毁则无以为天地矣。故国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舍仁义更无他道。”[3]学者不应该只谈心性，而应该注重自身修养，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黄宗羲在后学的修中，走的是向“实”的道路。他修正王学，引入气本论，提出要经世致用，下“工夫”，对王学有了新的诠释。李二曲和孙奇逢也属于第三次修正，他们和黄宗羲相同，以实学救治王学末流的虚空。李二曲认为陆学与心学各有所长，但他极力反对空虚玄谈。无论是黄宗羲还是李二曲、孙奇逢，他们都以己之力修正明末心学，以实为主，走的是“经世致用”的修正之路。
梁启超所论，一个有价值的学派，已经成立而且风行，断无骤然消灭之理，但到了末流，流弊当然相缘而生。继起的人，往往对该学派有所修正。顾宪成和高攀龙用程朱之学调和王阳明心学，刘宗周从王学本身出发，转向唯物。黄宗羲等人则用经世致用的实学包容心学。顾宪成、刘宗周、黄宗羲、李二曲、孙奇逢，他们都从不同角度对阳明学派进行修正，为王学末流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2] 黄宗羲，明儒学案[M]，中华书局，2008
[3]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M]，浙江古籍，2012
[4] 屠承先，阳明学派的本体功夫论[[J]，中国社会科学，1990
[5] 蔡方鹿，刘宗周对理学的总结与批评[[J]，河北大学学报，2011
[6] 张天杰，黄宗羲对刘宗周学术的继承及其师门护持之功[[J]，中山大学学报，2014
[7] 姚才刚，道德理性精神的重建论顾宪成对王学的修正[[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