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低碳冲击波”的到来必将对整个经济产生剧烈的影响。但问题是,“低碳冲击波”何时会现实到来?
　　事实上,在我们明确了“低碳冲击波”的传递层次后,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前面已经指出,“低碳冲击波”的影响首先会在宏观层面到来。而宏观层面的何种冲击会显得最为重要呢?显然不可能是气候变化的影响—事实上,究竟气候变化和碳排放之间究竟有没有确切的因果关系,还有待进一步论证。当然也不可能是社会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往往是滞后的,一般都会在其他因素变动后才会产生。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两个,即技术变迁和政策的变动。
　　可以肯定的是,“低碳冲击波”是技术变迁和政策的变动共同作用的产物。在此,我们不想宣传什么阴谋论的观点,但是有一个问题是需要提的—认为气候变化和碳排放之间存在着关系并非什么新观点,这一论点的提出至少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既然这个观点在如此早就已被发现,为什么时至今日世界各国才开始重视对于碳排放的控制,而在此之前的半个多世纪,则任凭世界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巨大的含碳燃料使用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呢?我们认为,其间更多的并不是科学因素在发生作用,而是经济和政治这两者在产生影响。
　　在1950年代,石油和煤炭的使用成本是相对较低的。在20世纪50~70年代,石油的价格一直保持在5~7美元/桶的水平上。而与此同时,新能源的利用成本则显然过高。据记载,当第一块太阳能电池从贝尔实验室被生产出来时,其成本高达74美元。显然,在石油和新能源两者巨大的使用成本差异面前,没有什么国家会考虑到将保护环境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先污染、后治理”是那个时代的共识。
　　但低价使用含碳原料的时代并没有维持很久。OPEC成立后,一直力图通过限制石油输出国的产量来控制石油的价格。1970年代,由石油危机引致的“滞胀”让欧美发达国家着实感受到了危机。而在此之后,石油价格更是一路上扬,几近失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才开始被重视。在大力的扶持之下,新能源的利用成本出现了迅速下降,其下降规律已经接近于电子产品的“摩尔定律”。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在利用新能源方面的效率已大大提高。例如在意大利,利用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已经和利用含碳化石燃料发电的成本大体相当。底子硬了,才不用慌。在发达国家对于化石燃料的依赖已经变得不再强烈的时候,关心环保的呼声就开始日益高涨起来,“低碳”的要求才开始变得迫切。
　　当然,我们不能指责发达国家目前要求全球减排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事实上这样的指责和扯皮也没有实际意义。但是在了解以上逻辑后,相关的企业在进行决策时,就有了判断“低碳冲击波”具体发生时间的准则—既然“低碳冲击波”主要由发达国家推动,那么这些国家本身对于低碳的依赖程度将会是决定它们在国际有关谈判中强硬程度的底牌。这就启发我国的企业家,在制定企业战略的时候,不仅应当考虑自身目前所处的“小环境”,也应该对发达国家能源利用、政治环境的变化加以关注,毕竟这些因素将影响“低碳冲击波”的到来时间,而这股冲击波将会对每个企业都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