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鲁迅作品中简约的服饰描写构成了他的文学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色,即他的服饰描写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性格特征。鲁迅作品中主要人物的服饰不仅有它的外在表现,更重要的是每个人物的每一款服饰都蕴藏着一定的内在意义,两者互为表里,构成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键词:鲁迅作品 服饰描写 人物性格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又是通过形象反映五彩缤纷的生活的。生活是如此的绚丽丰富多姿多彩,文学的巨笔可以随时反映它的动态及方方面面。在文学描写中,人物是生活的主角,更是文学作品反映的核心,而描写一个人物,服饰一定是首当其冲的对象,“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说的就是人物栩栩如生形神兼备的形象。
　　一 服饰描写的文学功能
　　服饰描写在文学作品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功能。服饰描写能帮助揭示出人物的身份和地位,凸显人物的性格,展示出社会环境或营造出相应的艺术氛围,并且从多层面反映相关的社会现实生活,是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塑造的有力的艺术手段。服饰成为文学的一部分,有着悠远的民族传统,其历史源远流长,表现丰富多彩。从《诗经》起,自文学作品中有了人的形象,诗人对人物进行抒情或评判时,他们最擅长的方法就是通过人物外在打扮、礼仪容止的描写来塑造审美形象,抒发主观情感。在《诗经》、《楚辞》中,服饰描写营造了摇曳多姿的审美意象,尤其对以塑造人物反映社会生活为任务的小说来说,服饰描写镂刻了无数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在人物性格塑造方面,文学作品将人物服饰与人物性格结合起来刻画,追求“衣如其人”“衣人合一”。服饰描写之“形”与人物性格之“神”达到水乳交融的完全契合状态。这样,人物外在装扮的描写,不仅有助于强化人物的肖像,还能展示人物的审美情趣、心理,从而凸现人物性格。如《孔乙己》中孔乙己破旧的十年没有缝补浆洗的长衫,《风波》中封建遗老在仇家有殃时穿上的竹布长衫,都蕴含着深厚的含义,正如郭沫若所说:“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
　　服饰既是日常生活的必要品,又是一定社会的经济水准、政治制度和文化层次的标志。在古代,中国的服饰不是自由与灵性的体现,而是等级和礼度的象征,这是中国古代服饰的最大特点,即服饰体现的是等级差别。但不管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如何,每个人都在追求着自己向往的服饰,一旦得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就会在精神上感到一种美的享受,在欣赏自己主观上感到满足的服饰时,就会产生一种自豪的着装心理。在一定条件下,一根红头绳(《白毛女》),一条项链(《项链》),或者是什么也没有的一句空话(《皇帝的新衣》),都能成为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人们引以为荣的服饰审美对象。
　　二 鲁迅作品中服饰描写对人物性格的揭示
　　在文学大师的笔下,衣服往往被赋予复杂的社会文化内涵,有时寥寥几笔,就使人物神情毕肖,其性格奇峰般凸显出来。
　　用服饰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是传统小说常用的方法之一。根植在传统文化土壤之中的鲁迅自然也很会用这些传统手法,他不但会用而且到了传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在他的作品中,常常用简约的文字生动传神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如《药》中对刽子手康大叔的描写:老栓到刑场买人血馒头时,随着“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喊声,“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在这里,刽子手康大叔,是出现在老栓慌慌张张接人血馒头的时候,作品强调了人物最突出的特征——混身黑色,眼光像两把刀,既表明了他的身份,又写出了他的凶悍。“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他无情地屠杀革命者,又用革命者的鲜血换钱,活化出一幅在群众面前盛气凌人,目空一切的小人嘴脸。
　　而《孔乙己》中的服饰描写,沉稳深刻力透纸背,堪称是刻画人物性格的经典。如“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唯一的人。”“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十多年也没有补,也没有洗。”孔乙己的性格通过这两句话表现得淋漓尽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孔乙己深受封建思想毒害,不肯脱下身上又脏又破的长衫,目的是为了显示自己是读书人,长衫里有他荣耀的过去——读过书。他在以此表明自己是个读书人,一个虽已落魄但不愿失去这个身份的读书人!他竭力维护自己不同于“短衣帮”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地位。他不屑于和下层百姓为伍,可他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则显示了他窘迫的经济地位,他只能和下层百姓在一起喝酒,他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与他的思想意识严重脱节,从中可以看出孔乙己自命清高,迂腐穷酸的矛盾性格,这也注定了他必然的悲惨结局。
　　鲁迅对孔乙己的描述,如果离开了那件衣衫的描写,孔乙己也就不成为孔乙己。鲁迅为什么要着力描写孔乙己的长衫呢?这是因为长衫是一个内涵很丰富的符号,也是孔乙己区别于其他众生的最显著标志。在那个时代,长衫是读书人、有钱人的服饰,是标志。在小说中,凡到咸亨酒店喝酒的,站着喝酒的多是些“短衣帮”或打工的人,而穿长衫的则应踱进店里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着喝。前者是地位卑微的穷汉,后者是有地位、有财富的阔佬。孔乙己,虽然已失去了踱进房里的资格,早已穷困到只能站在柜台边和“短衣帮”一起喝酒,但他却仍然没有忘掉自己“读书人”的身份,不肯脱下身上那件显示高贵身份的长衫,唯恐这样做会降低懂得“回”字有四种写法的读书人的身份。他虽然在科举中失败了,在黑暗的现实社会中彻底地穷困潦倒了,然而他还要在严酷的社会中争取做“人”的权利。他不能也不愿在众人面前损伤自尊心。小说中这些对长衫的细节描写,正说明了孔乙己虽然“身”已落到社会底层,但“心”却依然留恋着上层社会。作者廖廖数语,既塑造出一个穷困潦倒、懒散而又不肯放下架子的封建末世的知识分子形象。
　　“回字有四种写法”之类的学问,孔乙己无法在“短衣帮”中间卖弄,“学而优则仕”的信条,更不得对“短衣帮”灌输,他只好向孩子说话,寻求知音。或“显得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或“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长指甲与脏长衫一样显示着身份,无不鲜明地表现出孔乙己性格中最本质的特征:封建文化中毒弥深,其头脑中的封建文化意识,一定要顽强地寻机表现。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命运虽然和当时的社会现状与思潮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受到了他们自身性格特征的影响。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来源于他们的自私心理。它在封建社会里推动知识分子读书做官、为过上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而奋斗。所以,孔乙己这种特定的心理严重腐蚀了他的性格,使他麻木、迂腐,受尽欺凌侮辱而不觉醒。
　　小说《伤逝》描绘的时代背景是“五四”时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女性真正走出了深闺,走入了社会。“五四”养育出一代子君式的崭新女性,她们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在“五四”女性的眼中,世界是黑白分明的,善与恶,真与假,是与非,美与丑,传统与现代,黑暗与光明,都历历可数地摆在面前。这是中国女性第一次“入世”,因此她们就好像初生的婴儿一样,用最纯真、最简单的思路来看待这个世界。这种世界观也清清楚楚地表现在她们的服装上。“五四”女子的装扮,是以黑白分明为主调的。白面黑发,白衫黑裙,白袜黑鞋。黑与白,是服装史上永恒的流行色,所以不论何时何地看到“五四”女性,都会觉得那是一种美,一种纯真的美,朴素的美,自然的美,永恒的美。那美中包含着太多的快乐与哀伤,理想与幻灭,刚强与柔弱,激越与平静……
　　在《伤逝》中,“五四”新女性—子君的衣饰描写十分精彩。如子君的出场,她“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瘦的胳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以及“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这些描写给我们营造出一个整体的形象——这是一个柔弱、文静、娴雅似乎还未完全摆脱旧影响的小女人的形象。但是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我们会慢慢发现以衣貌取人看法的错误,这不是一个受封建礼教束缚的旧时代女性,而是“五四”新思想中新女性的一员,她敢于挣脱传统的束缚,鄙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观念,坚定地追求婚姻恋爱自由,没有丝毫的门户之见。因此,当她在生活中遇到涓生后,马上会被他的谈吐所吸引,被他的真诚坦率所感动,根本不考虑他的经济地位,勇敢而又毫无保留地向他献出自己纯洁的爱情。
　　《藤野先生》是一篇真挚朴素感人心弦的回忆性散文,在文中,鲁迅先生这样描绘藤野先生的服饰:“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 “有一回上火车,致使管车的疑心是扒手”。一个没有狭隘的民族偏见、治学严谨、正直热忱却在生活上极其简朴,甚至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的先生形象就这样树立在读者眼前了。
　　在《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如果离开了那根“哭丧棒”——手杖的描写,他就不成其为“假洋鬼子”。因为,“假洋鬼子”使用这根手杖,并非由于年老体弱,而是用来标榜自己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头脑是“洋”的。也正是通过这一细节描写,才揭示了这个假洋鬼子灵魂的“假”。
　　假洋鬼子的“辫子”也是鲁迅着力刻画的,假洋鬼子“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后来又有了“一条假辫子”。可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了城”的消息一传来,他马上又摇身一变,“已经留到了一尺多长的辫子都拆散披在肩背上,蓬头散发的像一个刘海仙”。假洋鬼子看似是革命者,其实他不是真心革命。他之所以不肯彻底地剪掉辫子,只是拆散开来,是因为他随时准备见风使舵,是十足的假革命!“假洋鬼子”已经“没有了做人的资格”,令人“深恶而痛绝之”。
　　此外,阿Q、小D头上的辫子,常常成为挨打时被人揪住的“手柄”:阿Q只有一根“黄辫子”,而且一提到黄辫子,就会使人想起阿Q被人揪住辫子在墙上碰头的情景和捉虱子的神气;阿Q一会儿“用一支竹筷将头发盘在头顶上”,一会儿又“放下辫子”,通过零散的描写,人物的形象凸显出来。
　　小说《风波》中,“辫子”同样出现了多次。封建保守势力的代表赵七爷害怕革命,狡猾阴险。革命高潮时,他盘起辫子,收敛往日的凶狠,蒙混过关;而贫苦人民的代表七斤,能够剪去辫子,说明他愿接受革命主张。复辟风吹来,赵七爷放下盘着的辫子,向民反扑,由“道士变成光滑头皮,乌黑发顶”的样子;而七斤面对“皇帝要辫子”时,满腹忧戚。复辟平息后,赵七爷又重新盘起辫子,继续伺机报复,“他便将辫子盘在顶上,像道士一般”,并且坐着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书。赵七爷的辫子,随着辛亥革命之后政治风云的变幻,时而盘起,时而放下,正显示了这个地主分子在革命形势有利时拥护革命,革命形势失利时反对革命的投机心理。小说中对辫子的描写,展示出人物的复杂内心世界,凸显出人物形象的丰富蕴藉。
　　小说《故乡》中的杨二嫂,作者写她“凸颧骨,薄嘴唇”和“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虽然只有寥寥数笔,却十分成功地刻画出了一个年老色衰、辛苦恣睢的灵魂:这个当年被人称作“豆腐西施”的人物,如今却只剩下一副可笑的形骸。
　　在《女吊》中,鲁迅赞美女吊是复仇性最强的“女吊”,是“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因为她纵使到了阴间也仍穿着大红衫子,不肯放过自己的敌人。美艳的形象陡增复仇的意志和信念,读后令人惊心动魄。
　　总之,鲁迅以其冷峻的写作笔调,通过不同服饰的描写,深刻揭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从而赋予作品强大的艺术生命,塑造出一系列经典服饰的人物形象。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乐黛云:《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3]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文平,女,1975—,湖南衡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艺学,工作单位: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