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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翁乃强大家都会想到他所拍摄的文革时期的照片,当时作为《人民中国》摄影记者的他记录了那个时代正在发生的事情。翁乃强说记录时代是他的追求,当然他所记录的不仅仅是“文革”,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文革”时期的作品被我们所熟知。6月份,翁乃强捐赠作品展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他与这所学校的有着深厚的感情,并用相机随手记录了这所学校的变迁。
1990年,中央美术学院要把翁乃强调回学校当老师,当时他还在《人民中国》担任摄影记者,《人民中国》为了留住翁乃强决定提升他担任领导,但是翁乃强还是选择了中央美术学院,不为别的,为的只是多年的情感。
1953年,在徐悲鸿先生“美术教育当从初中开始”的主张下,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成立,就在位于王府井的中央美术学院内。这里原本是一个日本的小学,当年李宗仁的兵营还驻扎在那里,是徐悲鸿先生要办国立艺专特意向李宗仁要了那块地。屋内都是木地板,院长办公室内有日式的榻榻米,校园的改建由留法归来的艺术家王临乙主持。翁乃强在附中成立的第二年考了进来,附中4年,本科5年,翁乃强在这里度过了他学习艺术的9年时间。“那时候美术学院实力特别强,都是大家,也培养了不少人才”,如今回想起当年,翁乃强很是自豪。
附中初建之时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空间并不宽裕,随着招生人数不断增加,学校决定在离王府井不远的隆福寺建新教室,附中的学生迁至那里上课。“那个时候,学校拆房子、盖房子我们都是参加劳动的,隆福寺那边的旧房子要拆掉,我们同学们就拿着镐头过去帮忙,拆的时候几个同学一排,绳子绑好一拉,哗的一声墙就倒了。拆了之后建筑工人就开始挖地基,盖房子,建好之后我们还种树、搬家,从校尉胡同把桌椅板凳背到隆福寺那边,从下午搬到晚上,晚上没什么车,搬起来也方便,很有意思”。对参与学校建设的同学而言,这份情谊并不是得到了专业方面的培养这么简单。
翁乃强是印尼华侨,家不在北京,上学那会儿老师们就像家长一样,他也把学校当成了自己的家,想起当年总有许多美好的回忆。附中每年都有下乡写生的惯例,有一次去十三陵正赶上电影《董存瑞》的拍摄,导演郭维就邀请附中的学生们以群众演员的身份加入,女同学们都打扮成村姑,穿着村民的衣服,挎着篮子,扭着秧歌,唱着歌,说到这里,翁乃强便唱了起来,“晴天蓝天明朗朗天,这是什么队伍上前线”。写生的时候就住在老乡家里,晚上大家把自己的作品都汇集到一起,互相讨论,“那时候生活得挺积极的,觉得很幸福”。
翁乃强13岁就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相机,在附中的时候同学们大多数都没有相机,在班上有活动、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翁乃强就会帮大家拍照,也因此留下了一批历史照片,目前央美校庆的时候用到的好多照片都是翁乃强拍的。附中毕业后,一直想成为画家的翁乃强考入中央美院油画系第一工作室,油画的学习也为照片的拍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使得翁乃强对构图、色彩、瞬间的把握更为出众。在油画的学习之外,工作室的老师在摄影方面也给了翁乃强很大的帮助。“我的老师艾中信先生求学时期就很喜欢摄影,在学校他是摄影组的组长,对摄影有很深的理解,他拍摄的照片经常在画报上刊登”。毕业后的翁乃强并没有拿起画笔成为一名画家,而是端起相机成为了《人民中国》中国的摄影记者,一干就是近30年,但是最终他还是回到了培养他的地方——中央美术学院。
1990年央美成立摄影系,特意把翁乃强调了回来。“那个时候刚刚筹备了1年就招了6个学生,但这6个学生特别棒。当时也没有暗房,老美院就把一个留学生宿舍楼的盥洗室给了我们,我们把它改建为暗房,真的是比较困难,主要是钱没有批下来。因陋就简,他们当时使用的相机还是我从外边借来的。”摄影系当时的教材是一套英国的摄影教科书,从摄影的原理,到照片的冲洗,系统地交了个遍。在任教的10余年里,翁乃强还经历了老美院的拆迁,他依旧习惯性的按下快门,记录了那些令人痛心的时刻。
1990年,中央美术学院要把翁乃强调回学校当老师,当时他还在《人民中国》担任摄影记者,《人民中国》为了留住翁乃强决定提升他担任领导,但是翁乃强还是选择了中央美术学院,不为别的,为的只是多年的情感。
1953年,在徐悲鸿先生“美术教育当从初中开始”的主张下,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成立,就在位于王府井的中央美术学院内。这里原本是一个日本的小学,当年李宗仁的兵营还驻扎在那里,是徐悲鸿先生要办国立艺专特意向李宗仁要了那块地。屋内都是木地板,院长办公室内有日式的榻榻米,校园的改建由留法归来的艺术家王临乙主持。翁乃强在附中成立的第二年考了进来,附中4年,本科5年,翁乃强在这里度过了他学习艺术的9年时间。“那时候美术学院实力特别强,都是大家,也培养了不少人才”,如今回想起当年,翁乃强很是自豪。
附中初建之时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空间并不宽裕,随着招生人数不断增加,学校决定在离王府井不远的隆福寺建新教室,附中的学生迁至那里上课。“那个时候,学校拆房子、盖房子我们都是参加劳动的,隆福寺那边的旧房子要拆掉,我们同学们就拿着镐头过去帮忙,拆的时候几个同学一排,绳子绑好一拉,哗的一声墙就倒了。拆了之后建筑工人就开始挖地基,盖房子,建好之后我们还种树、搬家,从校尉胡同把桌椅板凳背到隆福寺那边,从下午搬到晚上,晚上没什么车,搬起来也方便,很有意思”。对参与学校建设的同学而言,这份情谊并不是得到了专业方面的培养这么简单。
翁乃强是印尼华侨,家不在北京,上学那会儿老师们就像家长一样,他也把学校当成了自己的家,想起当年总有许多美好的回忆。附中每年都有下乡写生的惯例,有一次去十三陵正赶上电影《董存瑞》的拍摄,导演郭维就邀请附中的学生们以群众演员的身份加入,女同学们都打扮成村姑,穿着村民的衣服,挎着篮子,扭着秧歌,唱着歌,说到这里,翁乃强便唱了起来,“晴天蓝天明朗朗天,这是什么队伍上前线”。写生的时候就住在老乡家里,晚上大家把自己的作品都汇集到一起,互相讨论,“那时候生活得挺积极的,觉得很幸福”。
翁乃强13岁就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相机,在附中的时候同学们大多数都没有相机,在班上有活动、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翁乃强就会帮大家拍照,也因此留下了一批历史照片,目前央美校庆的时候用到的好多照片都是翁乃强拍的。附中毕业后,一直想成为画家的翁乃强考入中央美院油画系第一工作室,油画的学习也为照片的拍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使得翁乃强对构图、色彩、瞬间的把握更为出众。在油画的学习之外,工作室的老师在摄影方面也给了翁乃强很大的帮助。“我的老师艾中信先生求学时期就很喜欢摄影,在学校他是摄影组的组长,对摄影有很深的理解,他拍摄的照片经常在画报上刊登”。毕业后的翁乃强并没有拿起画笔成为一名画家,而是端起相机成为了《人民中国》中国的摄影记者,一干就是近30年,但是最终他还是回到了培养他的地方——中央美术学院。
1990年央美成立摄影系,特意把翁乃强调了回来。“那个时候刚刚筹备了1年就招了6个学生,但这6个学生特别棒。当时也没有暗房,老美院就把一个留学生宿舍楼的盥洗室给了我们,我们把它改建为暗房,真的是比较困难,主要是钱没有批下来。因陋就简,他们当时使用的相机还是我从外边借来的。”摄影系当时的教材是一套英国的摄影教科书,从摄影的原理,到照片的冲洗,系统地交了个遍。在任教的10余年里,翁乃强还经历了老美院的拆迁,他依旧习惯性的按下快门,记录了那些令人痛心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