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毕生奔波仕途，当过朝官，当过地方官，当过副相，当过边将，起起落落。“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宋史·范仲淹传》）他曾试图革新政治，却终于赍志以殁。他实践着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抱负，却没等到“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时候。


　　范仲淹的刚直敢言之气影响着有宋一代士风。韩琦说范仲淹“以王佐之才，遇不世之主。竭忠尽瘁，知无不为，故由小官擢谏任。危言鲠论，建明规益，身虽可绌，义则难夺，天下正人之路，始公辟之。”（《范文正公奏议序》）《宋史·忠义传序》也称范仲淹“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至及范仲淹诸贤“以直言谠论于朝，于是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此后的苏轼以直言谠论于朝，形于诗，未尝不受到范仲淹的影，苏轼在《范文正公集序》中便称“自以在八岁知敬爱公，今四十七年矣。”在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的感召和推动下，“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
　　范仲淹是一个敢于犯言直谏的好官，他阻止群臣给过太后过大寿，在丁母忧期间依旧上书言事，弹劾权臣吕夷简，在范仲淹看来，忠诚并不是服从于君主，而是有一颗公正的心。
　　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
　　天圣四年（1026年），范仲淹38岁，母亲谢氏去世，他明知“居亲之丧，上书言事，逾越典礼”的礼法，也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取笑天下”，却在服丧期间向朝廷上了一篇长达万言的《上执政书》，议论国事之艰，要求实行变革：
　　某居亲之丧，上书言事，逾越典礼，取笑天下，岂欲动圣贤之知，为身名之计乎？某谓居丧越礼，有诛无赦，岂足动圣贤之知耶？洲亲安之时，官小禄薄，今亲亡矣，纵使异日授一美衣，对一盛撰，尚当泣感风树，忧畏无穷。岂今几筵之下，可为身名之计乎？不然，何急急于言哉？盖闻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庶乎四海灵长见太平。况今圣人当天，四贤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然圣贤之朝，岂资下士之补益乎？盖古之圣贤以当芜之谈而成大美者，多矣！
　　今朝廷久无忧矣，夭下久太平矣，兵久费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穷矣。朝廷无忧则苦言难入，天下久平则倚伏可畏，兵之费用则武备不坚，士曾未教则贤材不充，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苦言难入则国听不聪矣，贤材不充则名器或假于人矣，国用无度则民力已竭矣，天下无恩则邦本不固矣。
　　范仲淹之所以如此居丧言事而又无隐无讪，他自己说得明白：“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庶乎四海生灵长见太平。”
　　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
　　天圣七年（1029年），范仲淹41岁，垂帘已久的刘太后想在冬至接受朝拜大礼，届时将由宋仁宗率文武百官为太后上寿。范仲淹闻讯后，上疏犯言直谏：
　　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


　　他不仅不给太后祝寿，要求太后把政权还给仁宗。范仲淹的这些言行吓到了爱惜羽毛的晏殊，晏殊把范仲淹叫去责难了一顿，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草率鲁莽，范仲淹就给晏殊写了一封长信：“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在这封信中，范仲淹公然申明，他不明哲保身的“循吏”，而是要“发必危言，立必危行”，以“致君于无过，致民于无怨”，使“政教不坠，祸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无忧”。范仲淹这些言论触怒了狼子野心的刘太后，刘太后把范仲淹逐出朝廷，贬为河中府通判。
　　正待臣事，余敢不勉
　　景佑二年（1035年），范仲淹47岁，范仲淹上书弹劫宰相无恶不作的吕夷简，并作《帝王好尚论》《选贤任能论》《近名论》《推委臣下论》，指责朝廷。吕夷简私下指使他人以“待制，侍臣，非口舌之任”，譏讽范仲淹“越职言事”，而范仲淹却理直气壮地说：“论思，正待臣事，余敢不勉。”范仲淹被贬饶州。范仲淹与吕夷简之间的这场政争，震惊朝野，甚至“灶间老婢，亦为惊怪”（王阔之《泥水燕谈录》卷二），在士大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范仲淹被贬，任集贤校理的王质以被引为仲淹的同党为荣，当时士论的倾向可见一斑；蔡襄《四发一不肖》诗发行额高，传播很广，舆论对他们的同情亦深。当时团结在范仲淹周围的是一伙30岁左右由科举入仕的新进，大都职清而位卑，故对当日形势体认深切，颇有大志改革，表现出了进取自强的作风，而对吕夷简这样深于世，陷害老官僚，他们既不服他培植党羽、联络宫廷和政敌的手腕，也不赞成他墨守陈规，“以姑息为安”，更不屑于他“苟有利其私，虽败天下事而无所顾”的人格。大臣要求宋仁宗广开言路，反对罢逐直言敢谏之士，苏舜钦于景佑三年（1036年）和宝元元年（1038年）一再上书，大声疾呼，矛头所向，直指宰相吕夷简：“……大臣壅蔽陛下聪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亏损朝廷大政，实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纳善进贤，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谏官、御史，又多出其门，但多希旨，即取好官。多士盈庭，嚓不得语。陛下拱深宫之内，何由得闻天下之务乎？”同时，还为被贬逐的范仲淹鸣不平。苏舜钦的这两道奏章，喊出了改革弊政的心声，在朝廷上产生了振聋发聩的良好作用，为庆历新政的实现作出了重要贡献。朱熹说，“本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士大夫以面折廷争为职”。


　　范仲淹极力推崇所谓“犯颜直谏”和“从谏如流”的政治局面。他认为：“臣不兴谏，则君道有亏，君不从谏，则臣心莫泻。……君之德也，贵纳谏而温恭。”（《范文正公集》别集卷二《从谏如流疏》）在处理君臣关系上，他把直言敢谏视作表达臣子忠节的主要方式，所谓“建一育哉，亦忠臣之分也”。他认为“雷霆日有犯，始可报君亲”（《出守相庐七绝》），又说自己“所可荐于君者，惟忠言耳”。作为人臣，就应该直言君主的过失，只要有益于君，虽杀身而无悔。其“儒者报国，以言为先”的人格，冲击了宋初以来保守政风，同时也体现了他要用实际行动弘扬儒家人格精神，振奋士风的忠忱和决心。古人说“言为心声”（扬雄《法言》），我们与范仲淹生不同时，无缘相逢，我们依然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这位千年以前的政治家仿佛站在我们面前，风神高迈，血肉饱满。正是我们心目中敬慕的“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