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是文化最发达的时代。公元十一世纪中叶，经历过晚唐长期的战乱，宋王朝建立之后就致力于文化复兴，经过了将近100年的时代积累，逐渐产生了一大批文化巨人。王国维先生在《宋代之金石学》里面有一段话，“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陈寅恪先生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由此可见，这两位著名国学大师都不约而同地把宋代看作文化的高峰。
　　对于苏轼的文化成就，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苏轼在散文、诗和词各方面都是宋代的大家。文是唐宋八大家，诗是苏黄并称作为宋诗的代表，词有苏轼和辛弃疾，是豪放派的代表。另外苏轼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而他的绘画又是文人画的代表。除此之外，苏轼在思想上、政治上、哲学上、社会伦理学上、博物学上都有很大的成就。
　　思想的包容
　　思想的包容跟苏轼从小受到的教育分不开。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历史上四川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文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看书不光看儒家之书，其他的诸子百家、小说、杂记等都要博览，所以这里出现的司马相如、杨雄、李白等人，都跟中原地区的文人有很大不同。苏轼是一个非常具有好奇精神的文人，他的博物学知识很渊博。他和北宋著名的科学家沈括二人在医学、药物学上都有很高的造诣，讽刺的是，他们生前敌对，而死后两人的药方被后人合编为《苏沈良方》。这说明文化的意义是可以超越政治派别的，他们对人类文化的贡献被后人所认可，所以在流传过程中，文化的力量超越了政治的力量。


　　苏轼和韩愈被后人并称“韩潮苏海”，韩愈是一个正统的儒家学者，他曾经写过《原道》，把老庄和佛教都视为异端，他认为要把其他思想都统一到儒家正统思想之下，这难免显出他思想的狭隘。苏轼就非常不同。他认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积累中，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精华。他曾写过一篇《祭龙井辩才文》，是苏轼为僧人龙井辩才做的一篇祭文。辩才大师属佛教天台宗，苏轼既喜欢天台宗又喜欢禅宗，当时两宗之间互相有矛盾，所以苏轼在写这篇祭文的时候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他反对儒家和佛家之间互相斗争，也反对佛教内部宗派之间相互攻击。苏轼认为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精彩之处，而且他们所提倡的都是人类精神的普遍原则，就像每一条江河都要流到大海，无论是浩瀚的大江还是潺潺的小溪，都有它自己的意义和价值。


　　宋代两位文豪苏轼与王安石在政治上是相互敌对的，但更主要的是，苏轼不喜欢王安石的文化观念。苏轼在写给张耒的书信里说：“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王氏即王安石，说王安石的文章固然精妙，但最大的缺点就是“好使人同己”，让大家都要跟他一样。苏轼指出“自孔子不能使人同”，说孔子门下每个弟子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长处。苏轼还做了一个精彩的比喻，一片肥沃的土地，可以生长各样的植物。相同之处是它们扎根的土地，不同之处在于这些草木各自不同。但只有一种土地上可长出统一的植物，那就是盐碱地，即“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这样一来，文化变得单一，思想受到禁锢。这种禁锢是非常悲哀的，所以王安石本人的艺术成就很高，但是他的学生里却并没有几个真正的文化巨人。这对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最大的启示就是思想的包容。马克思因为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而愤怒，他说：“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芬芳，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呢？”后来王安石政治上的失败，也在于他太好使人同己，听不进批评意见。他的新法成了贪官污吏牟取私利的工具，他的接班人都是祸国殃民的乱臣。这就是“王氏之同”造成的文化和政治的荒漠。反观苏轼，他的思想包容性对我们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
　　人性的尊严
　　苏轼爱好玩乐，却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苏轼小时候和母亲一起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因为反对豪强将被杀害，他对母亲说：“我不遗憾，只是不能养老了，但弟弟可以伺候母亲您。”他母亲却对范滂说：“一方面要有美好的名声，另一方面又要享受长寿，这不可能，母亲支持你。你能够跟当今名士一同赴难，作母亲的感到荣耀。”读至此处，苏轼对母亲说：“如果我成为范滂，母亲能同意吗？”母亲程氏就对苏轼说：“如果你成为范滂，难道我就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这个故事见于苏轼弟弟苏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和《苏轼本传》，少年时就受到这样的儒家政治品格的熏陶，对苏轼的影响非常大。苏轼兼济天下的原则是他不能屈服于君王个人的权势，而是尊崇一种道义的原则。苏轼在几篇文章中都流露过这样的思想。比如《张文定公墓志铭》里的最后一段写道“大道之行，士贵其身。维人求我，匪我求人。秦汉以来，士贱君肆。区区仆臣，以得为喜。功利之趋，谤毁是逃。我观其身，夏畦之劳。”就是说，一个士大夫要遵循天下大道。儒家的道就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道一定是为人民之道。一个士大夫就一定要看重自己的所作所为，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人格是有尊严的。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大夫认为，哪个君王有道我们就为哪个君王服务。而秦汉之后这个情况改变了，从焚书坑儒开始，很多文学家成为了帝王豢养的人。所以苏轼认为秦汉以来“士贱君肆”，君王的权力没有得到很好地控制，原因在于士大夫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区区仆臣，以得为喜”，皇帝赏赐一个官职就感到非常高兴，人格萎缩、失去底线，就会变成“功利之趋，谤毁是逃”。苏轼认为他作为一个士大夫，哪怕是“谤毁”也要勇于承担。
　　历史上提到苏轼往往会说他“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对一切看不惯的东西都敢于说出自己的观点。在王安石政坛当红时，苏轼敢于写万言书，对其新法提出批判。后来王安石调他去当开封府推官，想让杂务把苏轼羁绊住，但苏轼仍坚持批评王安石为政不当之处。苏轼说话得罪了很多人，但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他在《思堂记》里说：“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意思是我的语言发自于我的内心，如果吐出来就得罪人，但吞进去就得罪了自己。苏轼认为，我宁愿得罪人也不要得罪自己，要一吐为快。这是他非常可爱的地方。照理说写《思堂记》就要写三思而后行，而他写《思堂记》的时候却说就是要“不思”才对。为什么呢？他说“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恶恶臭，岂复临事而后思，计议其美恶，而避就至哉？”作为一个君子，本能的反应就是对善事就喜欢，对恶事就厌恶，这还要思考什么呢？一旦前思后想，你就会想到怎样去逃避。人一旦有了反复的思考犹豫，私心杂念就会萌生。所以苏轼就说“是故临义而思利，则义必不果；临战而思生，则战必不力。若夫穷达得丧，死生福祸，则吾有命矣”，我从来不思考这个事有利还是有弊，错误的我就要反对，像本能一样根本不需要思考，遇到生死祸福就是命运，我也不会去回避它。
　　苏轼的这样一种精神，可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很多中国人的处世智慧，就是怎样变得油滑世故，怎样见人说三分话，或者人前说人话，人后说鬼话，而苏轼是心怀坦荡、光明磊落的君子，他是靠自己直覺的厌恶和喜好来对待自己的人生。所以，他总是那么自信潇洒，对物质方面没有什么追求的兴趣，而追求内心人格的升华。
　　下面的这两句诗虽然是写给年轻朋友的，但也是苏轼的自画像，叫做“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所谓的诗书是一个文化的代名词，文化品位越高，气质就自然不凡，并不靠外在的化妆、修饰而得来。我们评价一个人，可以说漂亮，但也会说很有气质，漂亮是外在的，气质则是内在的。所以中国要建成一个文化大国，就要在内在气质方面有所开拓。例如国人出境旅游，衣着光鲜阔气，但做出的许多不雅行为却暴露出素质问题。这就是太追求外在而放弃了内在的升华。这种内在精神就是人格的尊严，自己的人格尊严并不是以践踏他人的人格而获得的，人格的尊严一定是相互的，只有有人格的人才知道尊重他人的人格，所以苏轼的人格对我们非常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