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的10年发展，离不开万千读者给予的支持与帮助。提供新闻线索、分享工作经验、积极建言献策……通过杂志这一平台，专家学者、人大工作者、人大代表交流分享经验，互为启发。他们亲历与见证了杂志在宣传民主法治、人大制度方面的点滴进程。
　　
　　陈剩勇（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浙江人大》创刊10年了。在当今这个纸质媒体泛滥的时代，地方性刊物要办得既有品位与特色，又能产生较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恐怕不那么容易了。说老实话，在创刊之初，我并不看好她的前途。令人可喜的是，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浙江人大》越办越好，没几年就脱颖而出浙江，成为全国同类刊物中的佼佼者。
　　《浙江人大》的成功，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在于杂志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特点，积极回应面临的挑战。杂志能够围绕人大工作的重心，积极探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尤其是地方人大的制度建设，全方位聚焦基层人大和人大代表的工作，总结经验，针砭时弊，服务大局，改善地方治理，促进社会进步。
　　 10年上百期的《浙江人大》，真实地记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尤其是地方人大在新世纪10年间的发展进程，反映了代议制民主的中国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说，《浙江人大》是地方人大和人大代表的工作指南，普通公民了解人大制度和立法过程，学习法律法规，培养民主与法治意识的通俗教科书。
　　
　　马 斌（浙江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副研究员、政治学博士）：
　　办好一份刊物很难，而办好一份机关刊物更是难上加难。《浙江人大》兼具时政性、政策性、理论性、思想性和可读性于一体，在短短10年内已成为国内人大研究领域颇有影响的刊物，成绩值得称道。
　　《浙江人大》见证了新世纪以来激流勇进的10年，既跟踪热点，时刻把握时代的主旋律，在民主法治、政治文明、科学发展、和谐社会、政府改革、公民权益保障等重大领域发出正确的声音，同时又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展现了自身的独到见解和特质。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韩福国（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我和《浙江人大》是有缘分的，也是有情感和认同的，缘分来源于议题的多元化吸引，情感来自于本土化关怀的凸显，认同来自于浙江各级人大功能发挥与浙江发展的内在契合性。
　　最早接触《浙江人大》，是2006年在温岭时候。当时颇不以为然，但随手一翻，发现选择的议题十分独到、新颖，并不回避当前的社会热点和矛盾。后来杂志编辑约我进行“前沿视点”的访谈，我仍然担心一个核心问题：“受访者说了，能不能发？”访谈内容基本登出来了。倒不是我说出了真理，而是他们能坦然面对问题，这让我比较认同杂志的品质。
　　个人认为，《浙江人大》具有以下特点：“本土化的关怀”，直指社会热点，不回避社会矛盾；“地方发展的认同”，对人大监督个案、人大代表典型人物，以及社会发展热点的宣传研究，凸显了浙江各个层面和区域的民主治理功能的特色；“多元化议题的选择”，同一议题不同视角交锋，具有鲜明的特征；“关注热点的持续”，尤其是人大在地方发展的政策建议和监督功能，对于人大制度的完善，具有理论上的启迪功能；“前沿观点的呈现”，着眼于整个人大制度的功能回归与发展，落脚于人大在中国整个政治体制内的运作等核心理论命题，体现了杂志的中国社会情怀。
　　
　　杨培田（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原副巡视员）：
　　作为一名省人大机关的退休同志和热心读者，深感杂志办得有“五好”：
　　一是好在亲。杂志封面登的是人大代表的肖像，内文说的是根本制度和立法、监督、任免、议决的事，广泛议的是密切关注民心、民意、民生的题。它既是全景展示民主法治的宣传窗口，也是人大工作者学习工作的良师益友，读来亲切，适用广泛，春风扑面，有一种甜蜜温馨的亲近感。
　　二是好在精。在10年所刊的成百上千篇文章中，既有视野开阔的宏观力作，又有入木三分的个案剖析，还有客观公正的法理推断。许多文章立意高远，触角独特，主题鲜明，开门见山，读来让人赏心悦目，获益匪浅。
　　三是好在新。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容新。杂志刊载的许多文章，密切关注国计民生的新动向，及时报道新情况，善于发现新问题，客观作出新剖析，敢于提出新观点，尤其是对历届省人代会、全国人代会的报道，更是及时、客观、翔实。二是形式新。徐戎美编等时用创新的理念、崭新的视角加以谋划，让杂志多有时尚前卫、耳目一新之感。
　　四是好在实。刊物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就民主法制建设如何进一步促进和保障生态环境保护、民营经济发展、拓展海洋经济、建设文化强省等方面，做了大量客观、立体的宣传报道，分量沉甸，掷地有声，无不给人以一种求真务实接地气的踏实感。
　　五是好在活。刊物的栏目设计既有“法治聚焦”、“人大视野”等主流版块，又有“社会广角”的和声呼应，还有“钱塘人语”、“特别报道”的点睛之作，图文并茂，形式活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