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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作家介绍：
李夫，本名李绪政，山东烟台人，已发表小说、散文等多篇，出版有散文集《听时间流淌的声音》。在《少年文艺》发表过《护山人》、《红牌》等小说。
十五岁那年，我很忧郁。一种无法言说的纷杂的情绪总是纠缠着我。我常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起先缥缥缈缈的，像雾一样不可捉摸。后来，一天天清晰了，清晰得让我恐惧。
差不多快二十年了，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
十五岁那年的春天，我读初二。我是一个清瘦而敏感多思的少年，常常走神，莫名其妙地感到烦躁不安。尽管有时也神采飞扬，但常常会整天不说一句话，觉得一切都灰蒙蒙的。上课时想着想着，老师的粉笔头就飞下来，同时大喊：“卫小蒙，你在想什么？！”班主任的声音像那个年代的国产车的喇叭似的。她的突如其来的喊叫，总让我觉得她别有用心，想让我慌乱间不经意地说出点什么秘密。我说：“我没想什么。”她说：“那你重复一下，我刚才讲什么来着？”她的眼神像特工似的。我摇了摇头。“你到底在想什么？啊，告诉我好不好？”她迫不及待地问，挺难受的样子。
其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自己在想什么，我怎么告诉她呢？她就指着我的鼻子，斩钉截铁地说：“你走神啦！”我点点头，诚惶诚恐地，生怕惹她生气。她说：“你别叫卫小蒙，叫卫发懵吧。”我又点点头。“下来！”她喊。于是，我就下去，离开座位，到窗口站着，反省二十分钟。
那一天，上午第二节课以后，做完了课间操，我趴在操场边的墙头上，看围墙外边来来往往的人群和车辆，看一个个匆匆行走的人的姿态，看他们和我一样疲惫、麻木的脸。
铃声响起，跑回教室的时候，同学们已经“起立、敬礼”又坐下了。我和胖马丽值日，都忘了擦黑板。讲政治的吴老师，历来脾气很大。他看看狼藉不堪的黑板，觉得这是对他的大不敬，简直就是蔑视。他痛心疾首地说：“你们统统地堕落了吗？”
他向来关注我们的道德问题，有时几乎是过分关注，我们背地里叫他“吴道德”。我和马丽硬着头皮，跑下座位，拿起黑板擦，想悬崖勒马，不再堕落下去，被他轰了回来。他赌气地在黑板边缘的一点儿空白处，写下题目，然后满腹惆怅地开始讲课，不再在黑板上写一个字。
下课之后，他立即跟班主任讲了。班主任严肃地批评了我们，并罚做一个星期的值日。在没有放学的时候，我就想，今天晚上郑老师肯定会来的。吃过了晚饭，果然她就来了。
她叫郑光荣，是我们学校教导处的老师。她的人缘极好，所有人说起她，都说，哦，好人哪。她和我是邻居，我们同住在一栋楼上。从我上了初中之后，她就常来我家串门儿，见到妈妈说说笑笑的，似乎和妈妈很谈得来。
她长得不漂亮，三十多岁，身体开始有一点发胖，个子不高，留一个那年代最常见的齐耳短发。她常来我家，每当她来的时候，我的心都无法平静下来，坐卧不安。她们在隔壁的屋子里看电视，时而高声谈笑，时而窃窃私语。我总觉得可能是在说我。我紧张地把耳朵贴到冰凉的墙上，可是什么也听不见。
送她走的时候，我在爸爸眼中又一次看到那冷冷的秋风扫落叶一样审视的眼光。爸爸的脸像干旱的盐碱地，永远都板得紧紧的。我想他可能是想借此掩饰点什么，也可能是想借此树立威信，赢得尊重。被他的目光扫描一下，我连忙怯怯地低下头。
爸爸身材高大，非常魁梧。小的时候，我常常为他的伟岸而自豪。他不喜欢我。我长得瘦小、孱弱，性格与他迥异。爸爸常常在吃饭喝酒时，也让我喝一点，好像有意要培养我似的。但我不能喝，也不喜欢喝。喝一口脸就会红起来，两杯啤酒就让我呕吐不止。爸爸这时总是又严肃又嘲弄地瞪我一眼：“没出息的家伙！”
在学校里被罚做值日，爸爸当然要教训我。爸爸教训我的时候，我想了很多与郑老师有关的事情。她喜欢告状。她是一个监视我的人，我时时刻刻都不能逃脱她那可怕的眼光。
过了一个暑假以后，我升上初三了，成了毕业班的学生。新学期开学以后，很多的消息在学校里传播着，其中一件重要的事情是，郑光荣老师成为教导处副主任了，专管校风校纪。在学生们眼中，那是一个令人畏惧的角色。
郑老师工作勤勤恳恳，每天清晨早早就到校，站在校门口或者传达室，手中拿一个本子，看学生们陆陆续续走进校门。规定的到校时间一过，她就站到校门外，把迟到的学生的名字、班级、迟到时间都写下来。课间操后，她站到操场的指挥台上，手提喇叭，郑重严肃地把每个班的迟到人数公布于众，并点出当日到校最晚的十名学生的名单，这一招果然奏效，几个星期后，迟到的学生已寥寥无几。
郑老师不仅狠抓迟到早退的问题，而且时常在课间休息时，走到学生中间，目光犀利地观察是否有打架斗殴的，是否有穿怪异服装留怪异发型的，是否有玩玻璃球赌博的。有时，她还在上课的时间，悄悄地走到教室后面的门玻璃前，察看学生们的听课情况。
开学一个多月以后，学校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高一（３）班的一个名叫季伟的男生强奸了邻校一个十四岁的女生。他已被公安抓走了，劳教三年。
为了吸取教训，教育好学生，学校去附近的部队借用了礼堂，又请来了公安局、法院的干部，举行报告会。郑老师前前后后地忙碌着，联系会场，安排座位，维持秩序，在会场边上很严肃地察看着。
郑老师工作很忙，但她还是经常到我家里来，说说学校里的事情，说说我的表现，说说张大弥。张大弥是她的丈夫，是我爸爸公司的政工科长。
这天晚上，她又到我家里来了，说起了期中考试和季伟的事。期中考试，我考得糟糕极了，从十二名一下子退步到三十五名。爸爸曾经问过我，我支吾着说，这次考试不很重要，过几周，全区有一次摸底统考。我说得很真诚，爸爸相信了。我当时有一种预感，可能不会掩藏很久，但也只能过一阵算一阵了。郑老师来过之后，立即就真相大白。
那天外边下着雨，是一天比一天冷的秋雨，满地飘零着梧桐的落叶。郑老师说话说到很晚。她走了以后，爸爸再也掩饰不住，命令我在墙角站好。这是我上小学时爸爸的惯常命令。他几次比划了要打我耳光的样子，但好歹忍住了。“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竟养出你这样差劲的儿子。老子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凡事都争个先。早晨上班晚了，没有抢到扫帚，难受得两顿吃不下饭。看你整天焉头焉脑的！还会撒谎了！你真是离季伟不远了！”他指着我的鼻子，咬牙切齿地说。
我只有沉默着，做出一种懦弱的服从的可怜巴巴的样子。我确实非常可怜。我的内心与爸爸不同，老师和爸爸整天告诫我们要注意克服的东西，在他们眼里很脏的东西，但是我无法拒绝，没有能力拒绝。我不喜欢老师整天唠唠叨叨，不喜欢那些枯燥的功课，我喜欢自己读书，读喜欢的书。我如果把真实的自己表现出来，老师和爸爸一定会觉得我是一个生病的孩子，一个不正常的孩子。
十五岁的我，外表正像爸爸说的那样，老老实实、懦懦弱弱的。我必须这样，这是我和爸爸、老师能够和平共处的惟一办法。我想当一个好孩子。一个好孩子的基本标准，就是那个样子。我好像感到自己在学校里，稍微不小心，就是坏人了，就要遭到老师和家长的厌弃。
爸爸说得很对，我常常是一副蔫头耷脑的样子。老老实实的样子做得久了，或者做得不够好的时候，就是那样子。
我们班里还有几个同学，也和我一样，总是没精打采的。一个叫谭维的同学，他的爸爸是一个科研所的所长、工程师。他很聪明，而且特别喜欢钻研，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那样的东西，整天闷着头钻研，还喜欢无线电制作，装天文望远镜，观测星象，喜欢读趣味科学、智力世界之类的。可是他的成绩并不理想，和我差不多。
我喜欢文学、哲学、思想类的东西，那时常去书店找弗洛伊德、叔本华什么的，虽然不完全懂得，但是觉得看着很过瘾，有的能读懂的话，就觉得击中灵魂、震撼心魄。我和谭维共通的一点是，我们喜欢的东西都不在课本上。
他后来生病了。一道题没有解答出来，他就会茶饭不思，连续几个晚上熬夜，上学的时候，一脸的皱纹，像个小老头。不但做题这样，对他的书包，也这样认真。放学的时候，一样一样地翻出来整理、检查，检查好多遍。离开教室时，还不断地检查桌子门窗。翻来覆去查看多遍。
有一天，下午放学后，同学们都走了，走廊上有一道从西边窗户照进来的夕照，楼道中静悄悄的。谭维他们组值日，做完后那几个同学也走了，谭维在那里检查书包，检查门窗。天渐渐黑下来，他还是没有走，一遍一遍地检查。后来，他哭了，他觉得想要回家去，可是，又怕有什么东西没有整理好，没有做好，怎么也走不了。他的哭声惊动了楼道值夜班的老大爷，问他怎么了。他说我害怕。老大爷问他，你怕什么，他说什么都怕。难道你不怕吗？你怎么可能不害怕呢？谭维反问老大爷。老大爷去找来了老师和家长。几天后，谭维办理了休学手续。
我的情况与谭维不同，我总感到，我是个问题少年。我想要当一个好孩子，听话、乖顺，却总是身不由己，心里飘飘忽忽，时常白日做梦，想些大人不让想的事情。
我心思的焦点是一个女孩子，她叫周孙慧，坐在我前边一排座位上。我常常可以看到她嫩白的脸上细细的绒毛，弯曲有致的耳轮和肉乎乎的小耳垂。
她长着圆圆的脸庞，不常言语。说话从来都瓮声瓮气，连黑白分明的亮眼睛和小巧玲珑的鼻子都给人一种柔和的感觉。有时，她微微一侧身，我就能看到她黑长的眼睫毛和她匆匆地有点胆怯慌乱地向我递来的一瞥。
我的白日梦中，没有丝毫的不洁色彩。周孙慧在我的眼中，就像一个小天使，我只想和她在一起说说话，一起去草坪上疯，一起在雪地里撒点野。那渴望完完全全是心灵的，没有丝毫污秽。仅仅就是看到她、听到她，看到、听到，就足够了。
我提心吊胆地给她写了信，她也给我回了信。我知道这是不被许可的，但是我抑制不住自己。我知道一个好孩子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又想，歌德、卢梭那样伟大的人，不都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周孙慧说，她很怕，这是不是早恋啊？我说不是，我们就作为好朋友交往。我们都很激动。那时在学校里，男女同学还是界限分明、戒备森严的。我渴望和周孙慧有一种交流，但这却是不可能的，和女生说话太多，会被老师和别的同学笑话，会被看成喜欢女同学，那是可耻的。
我并不像外表那样诚实，很多时候也撒谎。内心充满孩子般的淘气、幻想和放纵，外表却总是要装模作样，表现得稳重、诚实、谦虚、朴素，像个小老头。
我不知道怎么会成为这样的少年。我还是个少年吗？好像连童年也没有，从有记忆的时候，就是一个小老头，一个装模作样的小老头。
我对周孙慧那种青春女孩独有的纯洁、美丽、清新，充满了圣洁的向往。那种感觉那么强烈，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去寻找她的眼神、她的微笑、她的声音和她的一举一动。我极害怕同学和老师发现我的秘密，更害怕郑老师和父母发现。我们一直停留在写信和写字条的交往上，从来没有单独相处过，即使这样，我也常常胆战心惊，充满焦虑。
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美丽的黄昏，我和周孙慧在一片树林中。一道道霞光穿过树林，我和周孙慧浑身披着霞光，像在透明的童话世界里似的。我们开心地说笑。忽然天暗下来，冷风吹拂，好像要下雨，一头豹子出来了，眼睛炯炯地盯着我们，并不凶，只是那眼光很亮，冲着我们走过来。
我和周孙慧吓得连连后退。这时我忽然发现，豹子似乎长着人脚，穿着咖啡色皮鞋，很熟悉的女式皮鞋，是郑老师的鞋子，再仔细看，那豹子身后飘拂着一条围巾，也是郑老师的。忽然我想，那不会是郑老师装扮的来查寻我们吧？这样想着，忽然，那豹子飞起来了，好像一个硕大的充气的玩具豹子似的。
我和周孙慧都呆立着。霎时，只听砰的一声巨响，豹子一下子瘪了，坠落下来。我说坏了坏了，郑老师出事了。说话间，听到一个严肃的声音：“谁在说我呢？卫小蒙，你说我什么啊？”是郑老师。只见她从一棵树后走出来：“你和周孙慧在这里干什么啊？”
我吓坏了。梦醒了。
周孙慧家原来住在学校附近。那一天我们一起参加全校作文竞赛，交卷子出来后天已晚了，同学们都放学了。
走出教学楼才发现，已经下雨了。我们匆匆跑过操场，走出校园。穿过一片绿地，那是去周孙慧家的捷径。有一个陡坡，被上学放学的同学走出一道羊肠小径，下雨后微微有些黏滑，小径两边白色、紫色的小小野花，挂着点点水珠，轻轻摇曳着。我拉着她的手，把她拽上来。我们在雨中匆匆奔跑着。到了她家楼下，我在屋檐下避着雨，她回楼上拿来了雨衣。那是她爸爸的，很肥大，我穿上雨衣，走进雨中，回头看看，她冲我招了招手。
这是我和周孙慧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还她雨衣的时候，我在雨衣中塞了一张小字条，感谢她的帮助。后来，她塞给我一张卡片，上边是一只小狗，瞪着无辜而单纯的大眼睛，静静地趴在一个盛着蛋糕的盘子前，下边有一句话：“孤独不是我的错。”我看到卡片笑了。
后来，她搬家了。新家离学校很远，上学放学要坐八站公共汽车。本来想搬家之后就转学，我说服了她，明年就要考高中了，换环境未必对她有利的，于是，她就没有走。
有一天下午，我和她相约放学之后在车站会面。其实也就是随便说说学校、老师、同学的事情，轻松快乐地聊聊天。
那是一场雨后，空气和街道都清新如洗。车站后边宽敞的人行道里边，有两棵长在一起呈Ｖ字形的老树，树身得有两个男人才能拢起。遮天蔽日，亭亭如盖。雨后的树下，绿雾蒙蒙。傍晚下班的时候，路上车水马龙，人流如织，我和周孙慧躲在老树背后，说了许多话。树上偶尔有水点落下来，滴在周孙慧的黑发上，她的学生头整整齐齐的，雪白的脖子像一段鲜藕，清纯美丽得像一个小仙女。
天渐渐黑下来，我和周孙慧走出来。只有这样的时候，我才感到轻松快乐，不再像个小老头，不再压抑自己。也许聊天太兴奋了，走路的时候，没有注意别人。走到站棚下，忽然看到一双熟悉的凝重的眼睛，正是郑老师。她在等车。
她看一看我，又看一看周孙慧，好像有一点点疑惑。我硬着头皮用讨好的语气，乖顺地说“郑老师好”。她的目光总是那样充满正气，那样规范。在这种目光之下，我刚才的快乐和自信转眼就烟消云散了。我怯懦地低下头。
回到家里，我一直忐忑不安，有一种在劫难逃的感觉。我想，郑老师一会儿就要来了，她不会放过我身上的一点点变化的，即使只是一点苗头。我等着，就像失眠的人等待着黎明的钟声，既害怕又无奈。可是，她没有来。
第二天我在整整一天的时间里尽量编排好应对的理由。但是，第二天她仍然没有来。
第三天，上课时想着，下课时想着，回家吃饭想着，吃过晚饭做功课时还想着。恐惧像一张细密厚重的大网笼罩着我，一听到敲门声，就心惊肉跳。她还是没有来。我有些惊诧。她为什么没有来呢？这样与爸爸妈妈沟通的机会，她怎么会放过呢？
一周的时间在惴惴不安中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很平静。但隐隐约约地，我却又感觉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不易察觉的变化。老师看我的眼神，好像有一点复杂和神秘，还有一种关切。连爸爸看我的眼神，都好像比从前多了几分宽容和理解，虽然仍然是居高临下，仍然很严肃。
又过了几天，是个星期一，早晨到校以后，发现周孙慧的座位空着，上课了也没来。课间操后是班主任的课，她说，周孙慧同学转学了，然后就上课，什么也没有再讲。但是，我分明感觉到那个瞬间，所有同学的眼睛都像舞台上的追光灯一样，刷地凝集在我的身上。我脑袋一片空白，心脏几乎停跳。
周孙慧就这样走了？不辞而别？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过了两天，我知道了，老师和家长们在做一件好事，不批评，也不教育，而是悄悄地把我和周孙慧分开，让我们平静地度过青春期的躁动。这应该是采用了专家的意见吧。爸爸有几次好像要和我谈话，但被妈妈的眼神阻止了。
看到郑老师的时候，我更尊敬她了，也更加惧怕，更加懦弱，更显出老实、本分的样子。她的眼睛，一如既往地还是那么规范、严肃、正气凛然。她还是经常到我家里来，说说我，说说学校，说说张大弥。
我变得干瘦干瘦的，总是低着头走路。我常常做梦，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有时我会突然惊醒，大汗淋漓，我又一次看到她死了，是郑老师。仿佛是因为我的原因，她死了。我被追赶着，慌慌地乱跑。
我怎么能做这样的梦呢？我真的是一个坏孩子吗？在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还是一如既往，依然经常做这样的噩梦。临睡前我小心地告诫自己，却总是无可奈何。
冬天，下雪了。我常常看着窗外白茫茫的操场、街道和枯槁的树枝，呆呆地出神。我觉得自己做不成一个好孩子。可是，也做不成一切都无所谓的坏孩子，我感到很郁闷。
这年冬天极冷。我时时感冒，几乎每天都要大把大把地吞下五颜六色的各种药片。我身体每天都消瘦一点，好像要在风中飘飞起来。经常低眉顺眼，好像一个病猫一样，凄惶而可怜。出乎意料的是，在一次全区模拟统考中，我竟然取得了年级第七名的好成绩。爸爸高兴极了，认定这是我走上正路的标志和表现。郑老师也很兴奋，她终于看到我正在迈入好学生的行列。可是，我却没有多少高兴的感觉，我被那些可怕的梦纠缠着，被一种恐惧的感觉纠缠着，一切都让我感到恐惧。
过了腊八之后，大家都忙活着过年了，我们也马上要期末考试了。我又大病一次。发高烧，连续几天打针，也不退烧。在卧床不起的昏睡中，我还是做着很多的梦。那一个可怕的梦，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而且十分清晰。当我大汗淋漓地醒来的时候，心中总是一阵悸动。
那天下午，我还在睡，矇眬中，听到爸爸的声音，知道是他下班了。“……不轻……正撞在头上……”爸爸说。妈妈轻轻长叹一声：“唉……好人不好报啊，怎么这么不长眼呢？治好了，也会有后遗症吧……脑震荡！？”
忽然间，我不再迷糊。我尖着耳朵，仔细听他们在外屋说话。我闭着眼睛，心跳得很快。爸爸又说：“张大弥痛得直哭。医生说，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希望。”张大弥？！我似乎明白了些什么。我睁开眼睛，大叫了一声：“妈妈！怎么了？”妈妈听到我的声音，赶紧走近我的屋子：“好些了吗？不发烧了？”
我说：“谁？怎么了？”
妈妈摸摸我的头：“哦，退烧了。”
“谁？怎么了？”我又问。妈妈说：“你郑阿姨啊，她被车撞了。”
“严重吗？”我问。“严重啊，很厉害。唉，她多好啊，对你多好啊。”妈妈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第二天，我好了许多，烧退了，身体也轻松了许多，只是很虚弱，走路轻飘飘的。我去上学了。同学们都在议论纷纷。郑老师那天早晨起床晚了，又想按时到学校检查迟到。前几天下了雪，路很滑，她不敢骑自行车。坐公共汽车很慢，晚点了。下车她急匆匆地冲，绕过车头，跑得很急。正巧从公共汽车后面，驶上来一辆小货车，也开得特别快，她一下被撞出两米远，正撞在后脑上。抢救期间，爸爸妈妈都到过医院。医院各种先进的医疗手段都用上了，都没有什么效果。她浑身肿胀，脸都变了形。医生说，希望渺茫，准备后事吧。第四天的上午，一上课，老师走进教室，语调低沉地说：“告诉大家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郑光荣老师今天早晨逝世了。”说着，老师哽咽起来，忽然又很大声地说了一句：“你们一定要遵守纪律，好好学习，不要辜负郑老师！”
这天下午，天上飘起了雪花。我们去参加了追悼会。学校借了一辆大客车。老师们和一些学生代表都去了。在车上就有人泣不成声，纷纷说：“多好的一个人，多好的一个人啊。”下车之后，听到殡仪馆里有哭声，门口的松树和落尽了叶子的枯槁的杨树，在寒风中瑟瑟地响着。过了一会儿，一辆面包车驶进来，从车上走下了郑老师的父亲、母亲、弟弟。他们都住在很遥远、偏僻的农村，都已经哭了几天了，被人搀扶着。
郑老师静静地躺在那里，很安详的样子。哀乐在低沉地回响。她的大幅逼真的照片，挂在那里，照片上的她微笑着，比平日漂亮了许多，是一种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微笑。我立即低下头，我哭了。说不出怎样的感觉，我呜呜地哭出了声音，流了许多眼泪，眼泪流进嘴里，热热的，咸咸的，止也止不住，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巧合呢？我怎么会做那样的梦呢？大人们都喜欢她，可是我对她却是那样一种不可言说的、与众不同的感觉。这是怎么回事？我真是一个很恶劣的、很悖逆的学生吗？我伤心地哭着。很多人也都哭着。
后来，慢慢地一切都平静了。很多的日子，平静地过去了。
我再也没有做那些令人惊惧的噩梦，身体也好了许多，不经常感冒吃药了。不再经常地感到恐惧，虽然有时还需要唯唯诺诺地做出一个听话的乖孩子的样子，但不必时刻提心吊胆了，不必时刻用那样的标准对照自己。偶尔地，轻松的情绪会像冬天的阳光一样，短暂而温暖地照亮我。
十五岁这一年，就这么过去了。
李夫老师：
你好。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学生，就是那种成绩一般、长相一般、性格内向、中不溜秋、不好也不坏、永远不会引起别人注意的学生。我觉得你的这篇小说写的就是像我这样的人，所以我感到很亲切、很真实。其实我也想成为一个老师和家长期望的好学生，但是每当我想做出一些努力的时候，总是感觉到周围的同学用怪怪的眼光看我，让我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我该怎样面对这个问题呢？
湖北沈彝骏
沈彝骏同学：
你好。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你现在的情况，在我上中学的时候，也曾遇到过。尽管我们是两代人，中间隔着二十多年时间，但很多感受，可能是相通的。小说《日渐清晰的梦魇》中，“我”很累很累，经常地感受到一种紧张、一种心灵被某种东西束缚、无法自由放飞的紧张甚至压迫。你在信中说“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这与小说中的人物，有某种相似之处。那么，这种“压力”是什么呢？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很容易说清楚的问题。小说中的“我”经常做噩梦，做一些让他感觉惊讶甚至惧怕不该出现的梦，可是，梦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俗语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关于梦、意识和潜意识，现代心理学有深刻而精辟的分析。小说中的“我”想做一个好孩子，可他又常常感觉自己无法做好，不能符合老师和家长的标准。他为此而苦闷。问题出现在哪里呢？老师是好老师，家长是好家长，非常关心孩子的成长，症结在哪儿？这可能涉及到很多文化、传统、心理机制、价值标准、教学体制等深层次的极为复杂的问题，不是我们今天可以探讨清楚的。
你问我“该怎样面对这个问题”，我无法给你一个确定的明确的答案。但是，以一个早已走过少年时代、也曾在成长中经历过苦闷的成年人的感觉，我想告诉你，亲爱的同学，你可以轻松、快乐地学习、生活！不必过分刻意地想要从老师和家长那里得到太多赞赏。
成长的过程，是一条既有鲜花又有荆棘、既宽畅平坦又有悬崖深壑的道路。好的老师和家长，就是孩子们的灯塔和向导，是护卫使者，教给他们必备的知识，教给他们寻找人生之路的前进方向、用美好的人格和灵魂，在成长之路的两侧，拉上一条安全铁链，插上路标，既避开悬崖险壑，而给他们留下一块探索的宽广的空地，可以自由地摸索前进。我这样说，你能同意吗？欢迎继续交流。
李夫，本名李绪政，山东烟台人，已发表小说、散文等多篇，出版有散文集《听时间流淌的声音》。在《少年文艺》发表过《护山人》、《红牌》等小说。
十五岁那年，我很忧郁。一种无法言说的纷杂的情绪总是纠缠着我。我常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起先缥缥缈缈的，像雾一样不可捉摸。后来，一天天清晰了，清晰得让我恐惧。
差不多快二十年了，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
十五岁那年的春天，我读初二。我是一个清瘦而敏感多思的少年，常常走神，莫名其妙地感到烦躁不安。尽管有时也神采飞扬，但常常会整天不说一句话，觉得一切都灰蒙蒙的。上课时想着想着，老师的粉笔头就飞下来，同时大喊：“卫小蒙，你在想什么？！”班主任的声音像那个年代的国产车的喇叭似的。她的突如其来的喊叫，总让我觉得她别有用心，想让我慌乱间不经意地说出点什么秘密。我说：“我没想什么。”她说：“那你重复一下，我刚才讲什么来着？”她的眼神像特工似的。我摇了摇头。“你到底在想什么？啊，告诉我好不好？”她迫不及待地问，挺难受的样子。
其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自己在想什么，我怎么告诉她呢？她就指着我的鼻子，斩钉截铁地说：“你走神啦！”我点点头，诚惶诚恐地，生怕惹她生气。她说：“你别叫卫小蒙，叫卫发懵吧。”我又点点头。“下来！”她喊。于是，我就下去，离开座位，到窗口站着，反省二十分钟。
那一天，上午第二节课以后，做完了课间操，我趴在操场边的墙头上，看围墙外边来来往往的人群和车辆，看一个个匆匆行走的人的姿态，看他们和我一样疲惫、麻木的脸。
铃声响起，跑回教室的时候，同学们已经“起立、敬礼”又坐下了。我和胖马丽值日，都忘了擦黑板。讲政治的吴老师，历来脾气很大。他看看狼藉不堪的黑板，觉得这是对他的大不敬，简直就是蔑视。他痛心疾首地说：“你们统统地堕落了吗？”
他向来关注我们的道德问题，有时几乎是过分关注，我们背地里叫他“吴道德”。我和马丽硬着头皮，跑下座位，拿起黑板擦，想悬崖勒马，不再堕落下去，被他轰了回来。他赌气地在黑板边缘的一点儿空白处，写下题目，然后满腹惆怅地开始讲课，不再在黑板上写一个字。
下课之后，他立即跟班主任讲了。班主任严肃地批评了我们，并罚做一个星期的值日。在没有放学的时候，我就想，今天晚上郑老师肯定会来的。吃过了晚饭，果然她就来了。
她叫郑光荣，是我们学校教导处的老师。她的人缘极好，所有人说起她，都说，哦，好人哪。她和我是邻居，我们同住在一栋楼上。从我上了初中之后，她就常来我家串门儿，见到妈妈说说笑笑的，似乎和妈妈很谈得来。
她长得不漂亮，三十多岁，身体开始有一点发胖，个子不高，留一个那年代最常见的齐耳短发。她常来我家，每当她来的时候，我的心都无法平静下来，坐卧不安。她们在隔壁的屋子里看电视，时而高声谈笑，时而窃窃私语。我总觉得可能是在说我。我紧张地把耳朵贴到冰凉的墙上，可是什么也听不见。
送她走的时候，我在爸爸眼中又一次看到那冷冷的秋风扫落叶一样审视的眼光。爸爸的脸像干旱的盐碱地，永远都板得紧紧的。我想他可能是想借此掩饰点什么，也可能是想借此树立威信，赢得尊重。被他的目光扫描一下，我连忙怯怯地低下头。
爸爸身材高大，非常魁梧。小的时候，我常常为他的伟岸而自豪。他不喜欢我。我长得瘦小、孱弱，性格与他迥异。爸爸常常在吃饭喝酒时，也让我喝一点，好像有意要培养我似的。但我不能喝，也不喜欢喝。喝一口脸就会红起来，两杯啤酒就让我呕吐不止。爸爸这时总是又严肃又嘲弄地瞪我一眼：“没出息的家伙！”
在学校里被罚做值日，爸爸当然要教训我。爸爸教训我的时候，我想了很多与郑老师有关的事情。她喜欢告状。她是一个监视我的人，我时时刻刻都不能逃脱她那可怕的眼光。
过了一个暑假以后，我升上初三了，成了毕业班的学生。新学期开学以后，很多的消息在学校里传播着，其中一件重要的事情是，郑光荣老师成为教导处副主任了，专管校风校纪。在学生们眼中，那是一个令人畏惧的角色。
郑老师工作勤勤恳恳，每天清晨早早就到校，站在校门口或者传达室，手中拿一个本子，看学生们陆陆续续走进校门。规定的到校时间一过，她就站到校门外，把迟到的学生的名字、班级、迟到时间都写下来。课间操后，她站到操场的指挥台上，手提喇叭，郑重严肃地把每个班的迟到人数公布于众，并点出当日到校最晚的十名学生的名单，这一招果然奏效，几个星期后，迟到的学生已寥寥无几。
郑老师不仅狠抓迟到早退的问题，而且时常在课间休息时，走到学生中间，目光犀利地观察是否有打架斗殴的，是否有穿怪异服装留怪异发型的，是否有玩玻璃球赌博的。有时，她还在上课的时间，悄悄地走到教室后面的门玻璃前，察看学生们的听课情况。
开学一个多月以后，学校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高一（３）班的一个名叫季伟的男生强奸了邻校一个十四岁的女生。他已被公安抓走了，劳教三年。
为了吸取教训，教育好学生，学校去附近的部队借用了礼堂，又请来了公安局、法院的干部，举行报告会。郑老师前前后后地忙碌着，联系会场，安排座位，维持秩序，在会场边上很严肃地察看着。
郑老师工作很忙，但她还是经常到我家里来，说说学校里的事情，说说我的表现，说说张大弥。张大弥是她的丈夫，是我爸爸公司的政工科长。
这天晚上，她又到我家里来了，说起了期中考试和季伟的事。期中考试，我考得糟糕极了，从十二名一下子退步到三十五名。爸爸曾经问过我，我支吾着说，这次考试不很重要，过几周，全区有一次摸底统考。我说得很真诚，爸爸相信了。我当时有一种预感，可能不会掩藏很久，但也只能过一阵算一阵了。郑老师来过之后，立即就真相大白。
那天外边下着雨，是一天比一天冷的秋雨，满地飘零着梧桐的落叶。郑老师说话说到很晚。她走了以后，爸爸再也掩饰不住，命令我在墙角站好。这是我上小学时爸爸的惯常命令。他几次比划了要打我耳光的样子，但好歹忍住了。“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竟养出你这样差劲的儿子。老子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凡事都争个先。早晨上班晚了，没有抢到扫帚，难受得两顿吃不下饭。看你整天焉头焉脑的！还会撒谎了！你真是离季伟不远了！”他指着我的鼻子，咬牙切齿地说。
我只有沉默着，做出一种懦弱的服从的可怜巴巴的样子。我确实非常可怜。我的内心与爸爸不同，老师和爸爸整天告诫我们要注意克服的东西，在他们眼里很脏的东西，但是我无法拒绝，没有能力拒绝。我不喜欢老师整天唠唠叨叨，不喜欢那些枯燥的功课，我喜欢自己读书，读喜欢的书。我如果把真实的自己表现出来，老师和爸爸一定会觉得我是一个生病的孩子，一个不正常的孩子。
十五岁的我，外表正像爸爸说的那样，老老实实、懦懦弱弱的。我必须这样，这是我和爸爸、老师能够和平共处的惟一办法。我想当一个好孩子。一个好孩子的基本标准，就是那个样子。我好像感到自己在学校里，稍微不小心，就是坏人了，就要遭到老师和家长的厌弃。
爸爸说得很对，我常常是一副蔫头耷脑的样子。老老实实的样子做得久了，或者做得不够好的时候，就是那样子。
我们班里还有几个同学，也和我一样，总是没精打采的。一个叫谭维的同学，他的爸爸是一个科研所的所长、工程师。他很聪明，而且特别喜欢钻研，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那样的东西，整天闷着头钻研，还喜欢无线电制作，装天文望远镜，观测星象，喜欢读趣味科学、智力世界之类的。可是他的成绩并不理想，和我差不多。
我喜欢文学、哲学、思想类的东西，那时常去书店找弗洛伊德、叔本华什么的，虽然不完全懂得，但是觉得看着很过瘾，有的能读懂的话，就觉得击中灵魂、震撼心魄。我和谭维共通的一点是，我们喜欢的东西都不在课本上。
他后来生病了。一道题没有解答出来，他就会茶饭不思，连续几个晚上熬夜，上学的时候，一脸的皱纹，像个小老头。不但做题这样，对他的书包，也这样认真。放学的时候，一样一样地翻出来整理、检查，检查好多遍。离开教室时，还不断地检查桌子门窗。翻来覆去查看多遍。
有一天，下午放学后，同学们都走了，走廊上有一道从西边窗户照进来的夕照，楼道中静悄悄的。谭维他们组值日，做完后那几个同学也走了，谭维在那里检查书包，检查门窗。天渐渐黑下来，他还是没有走，一遍一遍地检查。后来，他哭了，他觉得想要回家去，可是，又怕有什么东西没有整理好，没有做好，怎么也走不了。他的哭声惊动了楼道值夜班的老大爷，问他怎么了。他说我害怕。老大爷问他，你怕什么，他说什么都怕。难道你不怕吗？你怎么可能不害怕呢？谭维反问老大爷。老大爷去找来了老师和家长。几天后，谭维办理了休学手续。
我的情况与谭维不同，我总感到，我是个问题少年。我想要当一个好孩子，听话、乖顺，却总是身不由己，心里飘飘忽忽，时常白日做梦，想些大人不让想的事情。
我心思的焦点是一个女孩子，她叫周孙慧，坐在我前边一排座位上。我常常可以看到她嫩白的脸上细细的绒毛，弯曲有致的耳轮和肉乎乎的小耳垂。
她长着圆圆的脸庞，不常言语。说话从来都瓮声瓮气，连黑白分明的亮眼睛和小巧玲珑的鼻子都给人一种柔和的感觉。有时，她微微一侧身，我就能看到她黑长的眼睫毛和她匆匆地有点胆怯慌乱地向我递来的一瞥。
我的白日梦中，没有丝毫的不洁色彩。周孙慧在我的眼中，就像一个小天使，我只想和她在一起说说话，一起去草坪上疯，一起在雪地里撒点野。那渴望完完全全是心灵的，没有丝毫污秽。仅仅就是看到她、听到她，看到、听到，就足够了。
我提心吊胆地给她写了信，她也给我回了信。我知道这是不被许可的，但是我抑制不住自己。我知道一个好孩子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又想，歌德、卢梭那样伟大的人，不都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周孙慧说，她很怕，这是不是早恋啊？我说不是，我们就作为好朋友交往。我们都很激动。那时在学校里，男女同学还是界限分明、戒备森严的。我渴望和周孙慧有一种交流，但这却是不可能的，和女生说话太多，会被老师和别的同学笑话，会被看成喜欢女同学，那是可耻的。
我并不像外表那样诚实，很多时候也撒谎。内心充满孩子般的淘气、幻想和放纵，外表却总是要装模作样，表现得稳重、诚实、谦虚、朴素，像个小老头。
我不知道怎么会成为这样的少年。我还是个少年吗？好像连童年也没有，从有记忆的时候，就是一个小老头，一个装模作样的小老头。
我对周孙慧那种青春女孩独有的纯洁、美丽、清新，充满了圣洁的向往。那种感觉那么强烈，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去寻找她的眼神、她的微笑、她的声音和她的一举一动。我极害怕同学和老师发现我的秘密，更害怕郑老师和父母发现。我们一直停留在写信和写字条的交往上，从来没有单独相处过，即使这样，我也常常胆战心惊，充满焦虑。
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美丽的黄昏，我和周孙慧在一片树林中。一道道霞光穿过树林，我和周孙慧浑身披着霞光，像在透明的童话世界里似的。我们开心地说笑。忽然天暗下来，冷风吹拂，好像要下雨，一头豹子出来了，眼睛炯炯地盯着我们，并不凶，只是那眼光很亮，冲着我们走过来。
我和周孙慧吓得连连后退。这时我忽然发现，豹子似乎长着人脚，穿着咖啡色皮鞋，很熟悉的女式皮鞋，是郑老师的鞋子，再仔细看，那豹子身后飘拂着一条围巾，也是郑老师的。忽然我想，那不会是郑老师装扮的来查寻我们吧？这样想着，忽然，那豹子飞起来了，好像一个硕大的充气的玩具豹子似的。
我和周孙慧都呆立着。霎时，只听砰的一声巨响，豹子一下子瘪了，坠落下来。我说坏了坏了，郑老师出事了。说话间，听到一个严肃的声音：“谁在说我呢？卫小蒙，你说我什么啊？”是郑老师。只见她从一棵树后走出来：“你和周孙慧在这里干什么啊？”
我吓坏了。梦醒了。
周孙慧家原来住在学校附近。那一天我们一起参加全校作文竞赛，交卷子出来后天已晚了，同学们都放学了。
走出教学楼才发现，已经下雨了。我们匆匆跑过操场，走出校园。穿过一片绿地，那是去周孙慧家的捷径。有一个陡坡，被上学放学的同学走出一道羊肠小径，下雨后微微有些黏滑，小径两边白色、紫色的小小野花，挂着点点水珠，轻轻摇曳着。我拉着她的手，把她拽上来。我们在雨中匆匆奔跑着。到了她家楼下，我在屋檐下避着雨，她回楼上拿来了雨衣。那是她爸爸的，很肥大，我穿上雨衣，走进雨中，回头看看，她冲我招了招手。
这是我和周孙慧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还她雨衣的时候，我在雨衣中塞了一张小字条，感谢她的帮助。后来，她塞给我一张卡片，上边是一只小狗，瞪着无辜而单纯的大眼睛，静静地趴在一个盛着蛋糕的盘子前，下边有一句话：“孤独不是我的错。”我看到卡片笑了。
后来，她搬家了。新家离学校很远，上学放学要坐八站公共汽车。本来想搬家之后就转学，我说服了她，明年就要考高中了，换环境未必对她有利的，于是，她就没有走。
有一天下午，我和她相约放学之后在车站会面。其实也就是随便说说学校、老师、同学的事情，轻松快乐地聊聊天。
那是一场雨后，空气和街道都清新如洗。车站后边宽敞的人行道里边，有两棵长在一起呈Ｖ字形的老树，树身得有两个男人才能拢起。遮天蔽日，亭亭如盖。雨后的树下，绿雾蒙蒙。傍晚下班的时候，路上车水马龙，人流如织，我和周孙慧躲在老树背后，说了许多话。树上偶尔有水点落下来，滴在周孙慧的黑发上，她的学生头整整齐齐的，雪白的脖子像一段鲜藕，清纯美丽得像一个小仙女。
天渐渐黑下来，我和周孙慧走出来。只有这样的时候，我才感到轻松快乐，不再像个小老头，不再压抑自己。也许聊天太兴奋了，走路的时候，没有注意别人。走到站棚下，忽然看到一双熟悉的凝重的眼睛，正是郑老师。她在等车。
她看一看我，又看一看周孙慧，好像有一点点疑惑。我硬着头皮用讨好的语气，乖顺地说“郑老师好”。她的目光总是那样充满正气，那样规范。在这种目光之下，我刚才的快乐和自信转眼就烟消云散了。我怯懦地低下头。
回到家里，我一直忐忑不安，有一种在劫难逃的感觉。我想，郑老师一会儿就要来了，她不会放过我身上的一点点变化的，即使只是一点苗头。我等着，就像失眠的人等待着黎明的钟声，既害怕又无奈。可是，她没有来。
第二天我在整整一天的时间里尽量编排好应对的理由。但是，第二天她仍然没有来。
第三天，上课时想着，下课时想着，回家吃饭想着，吃过晚饭做功课时还想着。恐惧像一张细密厚重的大网笼罩着我，一听到敲门声，就心惊肉跳。她还是没有来。我有些惊诧。她为什么没有来呢？这样与爸爸妈妈沟通的机会，她怎么会放过呢？
一周的时间在惴惴不安中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很平静。但隐隐约约地，我却又感觉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不易察觉的变化。老师看我的眼神，好像有一点复杂和神秘，还有一种关切。连爸爸看我的眼神，都好像比从前多了几分宽容和理解，虽然仍然是居高临下，仍然很严肃。
又过了几天，是个星期一，早晨到校以后，发现周孙慧的座位空着，上课了也没来。课间操后是班主任的课，她说，周孙慧同学转学了，然后就上课，什么也没有再讲。但是，我分明感觉到那个瞬间，所有同学的眼睛都像舞台上的追光灯一样，刷地凝集在我的身上。我脑袋一片空白，心脏几乎停跳。
周孙慧就这样走了？不辞而别？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过了两天，我知道了，老师和家长们在做一件好事，不批评，也不教育，而是悄悄地把我和周孙慧分开，让我们平静地度过青春期的躁动。这应该是采用了专家的意见吧。爸爸有几次好像要和我谈话，但被妈妈的眼神阻止了。
看到郑老师的时候，我更尊敬她了，也更加惧怕，更加懦弱，更显出老实、本分的样子。她的眼睛，一如既往地还是那么规范、严肃、正气凛然。她还是经常到我家里来，说说我，说说学校，说说张大弥。
我变得干瘦干瘦的，总是低着头走路。我常常做梦，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有时我会突然惊醒，大汗淋漓，我又一次看到她死了，是郑老师。仿佛是因为我的原因，她死了。我被追赶着，慌慌地乱跑。
我怎么能做这样的梦呢？我真的是一个坏孩子吗？在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还是一如既往，依然经常做这样的噩梦。临睡前我小心地告诫自己，却总是无可奈何。
冬天，下雪了。我常常看着窗外白茫茫的操场、街道和枯槁的树枝，呆呆地出神。我觉得自己做不成一个好孩子。可是，也做不成一切都无所谓的坏孩子，我感到很郁闷。
这年冬天极冷。我时时感冒，几乎每天都要大把大把地吞下五颜六色的各种药片。我身体每天都消瘦一点，好像要在风中飘飞起来。经常低眉顺眼，好像一个病猫一样，凄惶而可怜。出乎意料的是，在一次全区模拟统考中，我竟然取得了年级第七名的好成绩。爸爸高兴极了，认定这是我走上正路的标志和表现。郑老师也很兴奋，她终于看到我正在迈入好学生的行列。可是，我却没有多少高兴的感觉，我被那些可怕的梦纠缠着，被一种恐惧的感觉纠缠着，一切都让我感到恐惧。
过了腊八之后，大家都忙活着过年了，我们也马上要期末考试了。我又大病一次。发高烧，连续几天打针，也不退烧。在卧床不起的昏睡中，我还是做着很多的梦。那一个可怕的梦，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而且十分清晰。当我大汗淋漓地醒来的时候，心中总是一阵悸动。
那天下午，我还在睡，矇眬中，听到爸爸的声音，知道是他下班了。“……不轻……正撞在头上……”爸爸说。妈妈轻轻长叹一声：“唉……好人不好报啊，怎么这么不长眼呢？治好了，也会有后遗症吧……脑震荡！？”
忽然间，我不再迷糊。我尖着耳朵，仔细听他们在外屋说话。我闭着眼睛，心跳得很快。爸爸又说：“张大弥痛得直哭。医生说，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希望。”张大弥？！我似乎明白了些什么。我睁开眼睛，大叫了一声：“妈妈！怎么了？”妈妈听到我的声音，赶紧走近我的屋子：“好些了吗？不发烧了？”
我说：“谁？怎么了？”
妈妈摸摸我的头：“哦，退烧了。”
“谁？怎么了？”我又问。妈妈说：“你郑阿姨啊，她被车撞了。”
“严重吗？”我问。“严重啊，很厉害。唉，她多好啊，对你多好啊。”妈妈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第二天，我好了许多，烧退了，身体也轻松了许多，只是很虚弱，走路轻飘飘的。我去上学了。同学们都在议论纷纷。郑老师那天早晨起床晚了，又想按时到学校检查迟到。前几天下了雪，路很滑，她不敢骑自行车。坐公共汽车很慢，晚点了。下车她急匆匆地冲，绕过车头，跑得很急。正巧从公共汽车后面，驶上来一辆小货车，也开得特别快，她一下被撞出两米远，正撞在后脑上。抢救期间，爸爸妈妈都到过医院。医院各种先进的医疗手段都用上了，都没有什么效果。她浑身肿胀，脸都变了形。医生说，希望渺茫，准备后事吧。第四天的上午，一上课，老师走进教室，语调低沉地说：“告诉大家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郑光荣老师今天早晨逝世了。”说着，老师哽咽起来，忽然又很大声地说了一句：“你们一定要遵守纪律，好好学习，不要辜负郑老师！”
这天下午，天上飘起了雪花。我们去参加了追悼会。学校借了一辆大客车。老师们和一些学生代表都去了。在车上就有人泣不成声，纷纷说：“多好的一个人，多好的一个人啊。”下车之后，听到殡仪馆里有哭声，门口的松树和落尽了叶子的枯槁的杨树，在寒风中瑟瑟地响着。过了一会儿，一辆面包车驶进来，从车上走下了郑老师的父亲、母亲、弟弟。他们都住在很遥远、偏僻的农村，都已经哭了几天了，被人搀扶着。
郑老师静静地躺在那里，很安详的样子。哀乐在低沉地回响。她的大幅逼真的照片，挂在那里，照片上的她微笑着，比平日漂亮了许多，是一种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微笑。我立即低下头，我哭了。说不出怎样的感觉，我呜呜地哭出了声音，流了许多眼泪，眼泪流进嘴里，热热的，咸咸的，止也止不住，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巧合呢？我怎么会做那样的梦呢？大人们都喜欢她，可是我对她却是那样一种不可言说的、与众不同的感觉。这是怎么回事？我真是一个很恶劣的、很悖逆的学生吗？我伤心地哭着。很多人也都哭着。
后来，慢慢地一切都平静了。很多的日子，平静地过去了。
我再也没有做那些令人惊惧的噩梦，身体也好了许多，不经常感冒吃药了。不再经常地感到恐惧，虽然有时还需要唯唯诺诺地做出一个听话的乖孩子的样子，但不必时刻提心吊胆了，不必时刻用那样的标准对照自己。偶尔地，轻松的情绪会像冬天的阳光一样，短暂而温暖地照亮我。
十五岁这一年，就这么过去了。
李夫老师：
你好。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学生，就是那种成绩一般、长相一般、性格内向、中不溜秋、不好也不坏、永远不会引起别人注意的学生。我觉得你的这篇小说写的就是像我这样的人，所以我感到很亲切、很真实。其实我也想成为一个老师和家长期望的好学生，但是每当我想做出一些努力的时候，总是感觉到周围的同学用怪怪的眼光看我，让我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我该怎样面对这个问题呢？
湖北沈彝骏
沈彝骏同学：
你好。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你现在的情况，在我上中学的时候，也曾遇到过。尽管我们是两代人，中间隔着二十多年时间，但很多感受，可能是相通的。小说《日渐清晰的梦魇》中，“我”很累很累，经常地感受到一种紧张、一种心灵被某种东西束缚、无法自由放飞的紧张甚至压迫。你在信中说“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这与小说中的人物，有某种相似之处。那么，这种“压力”是什么呢？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很容易说清楚的问题。小说中的“我”经常做噩梦，做一些让他感觉惊讶甚至惧怕不该出现的梦，可是，梦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俗语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关于梦、意识和潜意识，现代心理学有深刻而精辟的分析。小说中的“我”想做一个好孩子，可他又常常感觉自己无法做好，不能符合老师和家长的标准。他为此而苦闷。问题出现在哪里呢？老师是好老师，家长是好家长，非常关心孩子的成长，症结在哪儿？这可能涉及到很多文化、传统、心理机制、价值标准、教学体制等深层次的极为复杂的问题，不是我们今天可以探讨清楚的。
你问我“该怎样面对这个问题”，我无法给你一个确定的明确的答案。但是，以一个早已走过少年时代、也曾在成长中经历过苦闷的成年人的感觉，我想告诉你，亲爱的同学，你可以轻松、快乐地学习、生活！不必过分刻意地想要从老师和家长那里得到太多赞赏。
成长的过程，是一条既有鲜花又有荆棘、既宽畅平坦又有悬崖深壑的道路。好的老师和家长，就是孩子们的灯塔和向导，是护卫使者，教给他们必备的知识，教给他们寻找人生之路的前进方向、用美好的人格和灵魂，在成长之路的两侧，拉上一条安全铁链，插上路标，既避开悬崖险壑，而给他们留下一块探索的宽广的空地，可以自由地摸索前进。我这样说，你能同意吗？欢迎继续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