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名副其实：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等同盟国成员及其对手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等轴心国成员深陷战争泥潭;7000万人奔赴战场，死伤惨重;战争夺去了6600万人的生命，其中70%是平民，包括600万因大屠杀丧生的犹太人;还有数千万人失去家园，从此颠沛流离。
　　这场战争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可与战争的规模相提并论：近70多年来的战后世界秩序皆与之相关——核武器时代的开端、以色列的诞生以及超级大国的崛起。它还促进了联合国和北约等国际联盟的形成——为了阻止此类灾难再次发生。

　　然而时光流逝，公众对这场战争及其苦果的认识已经逐渐淡化，就像褪去了鲜活色彩的老照片。与此同时，亲历者一一离开人世。据美国政府统计，截至2019年，1600万二战老兵中只有不到40万人还活着，比例仅为2.5%。
　　感谢以下亲历者的分享，让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视角来审视一场战争。由于缺少互联网和即时通讯方式，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战前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战争把他们从熟悉的环境里猛拉出来，以之前无法想象的方式考验他们。虽有胜利的喜悦，但悲剧依然是幸存者故事的主脉络，他们描述的是人间地狱，他们的故事应该永远铭刻在我们脑海里。

战争

　　劳伦斯·布鲁克斯，美国军人
　　这些记忆存在的时间仿佛比75年还要久：从路易斯安那州跨越半个地球为士兵烹饪红豆饭;为三位军官清洁制服及擦鞋;以训练有素的耳朵辨别出正在逼近的戰机来自日军，继而迅速地从散兵坑里跳出来。
　　记住这些细节的人已经110岁了。劳伦斯·布鲁克斯对其服役经历感到自豪，尽管与之相关的记忆颇为复杂：为国奋战的黑人士兵依然没能逃脱国内种族主义的歧视与敌意。
　　新奥尔良国家二战博物馆的资深历史学家罗伯·奇蒂诺表示，那时的美军普遍对非裔美国士兵有某些“种族主义规定”：不能把枪放在他们手里，最好把简单的粗活分配给他们。海陆空三军皆是如此。
　　非裔美国士兵大多服役于后勤部门，并根据战争对人力的需求而流动。“我们与世界上最可怕的种族主义者希特勒开战，我们还得与一支施行种族隔离的队伍作内部斗争。”布鲁克斯说，“毕竟非裔美国人仍受到基于肤色的各种限制和歧视，我们为美国所作出的承诺而战，并非为现实中的美国所战。”1600万身着戎装的美国士兵中，有120万非裔美国人“在国内被视作二等公民”。往返于得克萨斯州赫恩营的德国战俘可以在途中餐馆就餐，而押送他们的非裔美国士兵却被拒之门外。
　　作为太平洋战区第91工程兵营的一员，布鲁克斯所在的部队负责建设军事基础设施。他偶尔会在晚上开车送白人军官们到城里消遣娱乐，那时他也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即便如此，他也未曾卸下配枪。“我必须把它带在身边，以防有人向我开枪。”他说。
　　如今，布鲁克斯膝下有5个孩子、13个孙辈和22个重孙辈。他享受着天伦之乐，很少跟孩子们谈起战争岁月，“快乐和痛苦我都曾体会，现在我只想让它们一并随风而逝。”他说。
　　汉斯·厄德曼·舍恩贝克，德国军官
　　1940年夏天，被分配至坦克兵团的舍恩贝克自认为身处世上最好的军队。近一年内，他的部队在苏联各地横行霸道。舍恩贝克击毁了八辆坦克，其军衔也节节高升。1942年8月，不到20岁的他率领一个250人的坦克连登上了一座俯瞰斯大林格勒的山头。
　　接下来的五个月对德国和舍恩贝克来说，都是一个转折点。几十万德国士兵的补给线被切断，斯大林格勒的冬天则让情况更加危急。舍恩贝克和队员把苏联平民赶出家门，拆掉木质房屋以生火取暖。坦克没油了，队员们忍饥挨饿，舍恩贝克的体形也从高大魁梧变成了枯瘦如柴。
　　1943年1月19日，炮弹击中了舍恩贝克的肺部和肩部，一名中士将他推上一架德国轰炸机。几分钟后，飞机起飞撤退，舍恩贝克成为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幸存的少数德国士兵之一。这场史上规模最大的战役揭开了德国东线战场崩溃的序幕，也预示着纳粹德国的终结。
　　十个月后，舍恩贝克受命陪同希特勒的随从视察波兰的弗罗茨瓦夫市。他回忆起自己冲过去打开希特勒专车车门的瞬间：元首一下车，他便迅速立正敬礼。当舍恩贝克跟随元首走进会议室时，他的思绪飘到了斯大林格勒。他用指尖触摸了一下腰带上的手枪，“那时有个声音告诉我：这是个天赐良机，但如果做了，你肯定得死，他们会杀死你全家。”
　　后来，舍恩贝克被派至希特勒总部所在地的一处秘密基地的情报部门工作。就在他做简报时，长官问了他一个奇怪的问题。“他说：‘如果有大事发生，我们可以指望你吧？’”舍恩贝克回忆道。原来，他的同僚正密谋暗杀希特勒，他的室友还在房间里藏了炸药。事情败露之后即是血腥清洗。“室友是最早被处以绞刑的人之一。”舍恩贝克说。
　　战后，搬到慕尼黑的舍恩贝克在汽车制造业谋得了一份工作，并于1980年成为德国汽车工业协会的主席。“我活了下来，”他说，“我绝不浪费这个机会。”
　　威廉·西蒙松，德国飞行员
　　当西蒙松于1939年9月第一次踏上华沙时，他才如此近距离地直观了战争的恶果。德军入侵波兰的18天里，19岁的西蒙松驾驶着一架侦察机，将德军坦克和步兵引导至目标处。在几千英尺的高空中，作战的头几天仿若一场伟大的冒险。
　　然而，当西蒙松回到地面，驾车驶入华沙时，一切都变了。战役最后几天，德国轰炸机粉碎了这座城市。平民占多数的两万人在首次空袭中就已丧生，大量尸体困于碎石瓦砾之下，其腐烂味道令西蒙松记忆犹新。“我一瞬间老了十岁，我对自己说，决不能再向任何一个人扔炸弹，这个诺言我坚守到现在。”他说。 　　1944年5月，西蒙松从其他战区的飞行员口中了解到官方宣传背后的真相：从大西洋战场到北非战场，德国飞行员上报的战果仅有战败和撤退。“那一刻，我知道我们输了，但我要活下去。”他说。
　　1945年5月3日拂晓时分，也就是德国电台宣布希特勒死亡、苏联军队占领柏林两天后，西蒙松载着女友飞到了一处偏远山村。他打碎飞机的材质结构，把军用手枪扔进池塘，躲进了附近的森林里。德国投降的消息令西蒙松终获解脱，“5月8日，我重获新生，所有杀戮与恐惧业已终结。”他说，“自那以后，我们与邻国和平相处了75年，这在整个德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如今在西蒙松家中满是尘埃的玻璃柜里，仍搁着一小块坚硬的漆织物，这是他飞机机翼的一块碎片，也是一场战争的纪念品。“‘永不再犯’是我的座右铭。”西蒙松说，“燃烧的城市、屠戮的人群……这一切都让我成为了一个和平主义者。岁月流逝，我比以往更加笃信和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