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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代文豪，巴金的爱是博大的，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真理，热爱正义，热爱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巴金的爱又是细腻和缠绵的，他对爱情忠贞不渝，对子女平等随和，与手足感情真挚。在他的感情世界中有着太多让人感动的东西：他的善良、他的包容、他的温和、他的平易近人……
与妻子至情至爱
1936年的大上海，年仅32岁的巴金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两方面已是声誉卓著，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家》，深深唤醒了青年一代。当时追求巴金的女青年很多，但他却没看上任何人。在给他写信的爱国学生中有一位女孩的信给巴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们通信达大半年之久，却未见过面。最后，女孩在信中写道：“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希望李先生能答应我的请求……”
巴金和这位女孩按信中的约定见了面，在愉快地攀谈中当时才18岁的萧珊开始介绍自己。此后，两人开始了8年的恋爱。
1942年，由于抗战吃紧，巴金的一些同事先后离开了当时共同工作的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使巴金顿感悲寂。体贴入微的萧珊不等大学毕业，就来到巴金身边，陪伴着巴金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1944年5月1日，两人借了朋友的一间木板房当新房，没有做任何安排，就向亲友印发了一张旅行结婚的“通知”结婚了。
28年的相亲相爱，相濡以沫，他们从未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在“文革”的岁月中，萧珊和巴金互相支持、互相关怀。1972年8月13日，备受精神摧残的萧珊因患直肠癌与世长辞。她在临终前一直念着巴金的名字。萧珊故去后，她的骨灰一直放在巴金的卧室里，巴金的床头放着萧珊的译作。巴金时常对着这些物品出神。巴金对萧珊一往深情，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一双美丽的眼睛》等文章。
待子女平等随和
说到“家”，说到儿女，巴金曾这样形容自己：“我是一个最大的温情主义者”。在外人眼中，巴金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是在家里，他却是一个普通人，是小林和小棠的父亲。
上世纪70年代初，女儿李小林正面临工作分配。在致好友王仰晨的信中，巴金竟有20封之多提到了小林的事情，从小林要分配了，到快了、有眉目了、肯定会的，再到准备去杭州了、在杭州的情况等，每一点进展、每一个细节，都要向老友汇报，可见，小林在巴金的心中有很重的分量。
当时，很多人为了能够给子女分到一个好单位，这里托人、那里找人，千方百计搞关系、走后门。唯有巴金，在儿子李小棠大学毕业分配时，没有给任何人打招呼。但在生活中，巴金与小棠的关系却是亲密无间的。巴金94岁的那年春天，他住在杭州，儿子小棠坐火车去看他，不料路上被偷了钱包。见到巴金，小棠开玩笑似的对巴金手一伸：“老巴金，赔我钱。”谁料巴金也不含糊：“你的钱被偷了，为啥子要我赔?”小棠强词夺理：“我是来看你，才被偷的。你得给我钱。”“我给你什么钱，你多写几部电视剧，钱就有了。”巴金回敬道。巴金知道，小棠有多部作品被改编，拍成了影视剧，他不缺钱。巴金和儿子的关系，就是这样平等、随和，令人羡慕。
与手足感情真挚
巴金从小就受到母亲的影响，在他的心中永远都充满着爱。特别是他对巴金和“三哥”李尧林他两个兄长的感情。
巴金每一次谈起他的哥哥，都十分动情。1986年，巴金与侄子李致在谈话中说到他的大哥李尧枚时，两次失声痛哭。他多次对李致说：“两个哥哥对我的帮助很大，我要帮助他们，结果没有机会了。我希望他们两人能被人记住。”
巴金在《觉醒与活动》中写到大哥李尧枚和三哥李尧林对他的直接影响：
“五四运动像一声春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我睁开了眼睛，开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报纸上如火如荼的记载，甚至在我们的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我那时不过十四岁半，我也跟着大哥、三哥一起贪婪地读着报纸上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我们觉得它们常常在说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
这位在五四运动中买来《新青年》影响过巴金的大哥；在巴金留学法国期间，在家里要破产的情况下，还为他r提供费用的大哥；在巴金写作初期鼓励他创作，与他和三哥通了上百封信的大哥，却由于无法承受的矛盾和负担而死去。
巴金的三哥李尧林才华横溢。他与巴金一起外出求学，给予了巴金最直接的关爱。为了承担大哥留下的一家十几口人的生计，他终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可以说，巴金的大哥是他爱得最深的人，他的三哥是最关心他的人。
从巴金的感情世界中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温情，对妻子执着、对儿女关心、对兄弟真挚。我们会更加地敬重这位伟大的作家——“巴金先生”!
相关链接：
巴金，原名李尧棠，汉族，1904年11月生，四川成都人，是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大师。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巴老的音容笑貌从此成为人们的记忆，巴老为他心目中的文学奉献了一生，他的品格、风骨和激情，已融入中国新文学百年历史的骨髓之中。“灯灭了，光还在。”巴老的一部又一部精彩的作品却永远“燃烧”着读者，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与妻子至情至爱
1936年的大上海，年仅32岁的巴金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两方面已是声誉卓著，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家》，深深唤醒了青年一代。当时追求巴金的女青年很多，但他却没看上任何人。在给他写信的爱国学生中有一位女孩的信给巴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们通信达大半年之久，却未见过面。最后，女孩在信中写道：“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希望李先生能答应我的请求……”
巴金和这位女孩按信中的约定见了面，在愉快地攀谈中当时才18岁的萧珊开始介绍自己。此后，两人开始了8年的恋爱。
1942年，由于抗战吃紧，巴金的一些同事先后离开了当时共同工作的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使巴金顿感悲寂。体贴入微的萧珊不等大学毕业，就来到巴金身边，陪伴着巴金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1944年5月1日，两人借了朋友的一间木板房当新房，没有做任何安排，就向亲友印发了一张旅行结婚的“通知”结婚了。
28年的相亲相爱，相濡以沫，他们从未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在“文革”的岁月中，萧珊和巴金互相支持、互相关怀。1972年8月13日，备受精神摧残的萧珊因患直肠癌与世长辞。她在临终前一直念着巴金的名字。萧珊故去后，她的骨灰一直放在巴金的卧室里，巴金的床头放着萧珊的译作。巴金时常对着这些物品出神。巴金对萧珊一往深情，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一双美丽的眼睛》等文章。
待子女平等随和
说到“家”，说到儿女，巴金曾这样形容自己：“我是一个最大的温情主义者”。在外人眼中，巴金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是在家里，他却是一个普通人，是小林和小棠的父亲。
上世纪70年代初，女儿李小林正面临工作分配。在致好友王仰晨的信中，巴金竟有20封之多提到了小林的事情，从小林要分配了，到快了、有眉目了、肯定会的，再到准备去杭州了、在杭州的情况等，每一点进展、每一个细节，都要向老友汇报，可见，小林在巴金的心中有很重的分量。
当时，很多人为了能够给子女分到一个好单位，这里托人、那里找人，千方百计搞关系、走后门。唯有巴金，在儿子李小棠大学毕业分配时，没有给任何人打招呼。但在生活中，巴金与小棠的关系却是亲密无间的。巴金94岁的那年春天，他住在杭州，儿子小棠坐火车去看他，不料路上被偷了钱包。见到巴金，小棠开玩笑似的对巴金手一伸：“老巴金，赔我钱。”谁料巴金也不含糊：“你的钱被偷了，为啥子要我赔?”小棠强词夺理：“我是来看你，才被偷的。你得给我钱。”“我给你什么钱，你多写几部电视剧，钱就有了。”巴金回敬道。巴金知道，小棠有多部作品被改编，拍成了影视剧，他不缺钱。巴金和儿子的关系，就是这样平等、随和，令人羡慕。
与手足感情真挚
巴金从小就受到母亲的影响，在他的心中永远都充满着爱。特别是他对巴金和“三哥”李尧林他两个兄长的感情。
巴金每一次谈起他的哥哥，都十分动情。1986年，巴金与侄子李致在谈话中说到他的大哥李尧枚时，两次失声痛哭。他多次对李致说：“两个哥哥对我的帮助很大，我要帮助他们，结果没有机会了。我希望他们两人能被人记住。”
巴金在《觉醒与活动》中写到大哥李尧枚和三哥李尧林对他的直接影响：
“五四运动像一声春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我睁开了眼睛，开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报纸上如火如荼的记载，甚至在我们的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我那时不过十四岁半，我也跟着大哥、三哥一起贪婪地读着报纸上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我们觉得它们常常在说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
这位在五四运动中买来《新青年》影响过巴金的大哥；在巴金留学法国期间，在家里要破产的情况下，还为他r提供费用的大哥；在巴金写作初期鼓励他创作，与他和三哥通了上百封信的大哥，却由于无法承受的矛盾和负担而死去。
巴金的三哥李尧林才华横溢。他与巴金一起外出求学，给予了巴金最直接的关爱。为了承担大哥留下的一家十几口人的生计，他终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可以说，巴金的大哥是他爱得最深的人，他的三哥是最关心他的人。
从巴金的感情世界中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温情，对妻子执着、对儿女关心、对兄弟真挚。我们会更加地敬重这位伟大的作家——“巴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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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原名李尧棠，汉族，1904年11月生，四川成都人，是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大师。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巴老的音容笑貌从此成为人们的记忆，巴老为他心目中的文学奉献了一生，他的品格、风骨和激情，已融入中国新文学百年历史的骨髓之中。“灯灭了，光还在。”巴老的一部又一部精彩的作品却永远“燃烧”着读者，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