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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星陨落西团镇 烈士榜上竟无名
提起李增援的名字，很多人并不知道。但提起在苏北、苏中地区和新四军中流行多年的《黄桥烧饼歌》《勇敢队》《大红灯》等革命歌曲，当年的革命老战士乃至现在的中老年人，恐怕无人不晓。李增援正是这些歌曲的词作者。但不为人知的是，李增援因抗击日军壮烈牺牲在苏北大丰市的西团镇龙王庙附近，烈士的遗骨曾被掩埋在镇东东团村的革命烈士公墓，后经统一安葬在大龙烈士陵园里。更令人想象不到的是，李增援牺牲一事竟然被尘封了50多年。
当时，战地服务团虽开了追悼会，但由于战争的残酷和通讯方式落后，知情人无法与其家乡取得联系，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李增援的家人也未收到政府和部队的任何通知，一直不知道他已牺牲。近半个世纪以来，家人一直在苦苦寻找李增援，甚至托人到台湾查询。以至于文革期间，人们怀疑李增援去台湾投敌，其父母被活活用碾子轧死，其状惨烈，其情可悲，令人扼腕长叹。
李增援的一生是短暂的，他年仅29岁就牺牲在日军的枪口下，但他的人生却是波澜壮阔、光彩照人的。
1941年2月，国民党鲁苏皖边游击总指挥部副司令李长江叛变投敌当了汉奸，粟裕司令员奉新四军军部命令率部讨伐。为防止敌人偷袭新四军后方机关，20日夜，一师卫生部及其医院、印刷厂等单位由东台紧急转移到苏北大丰市西团镇（当时叫台北县西团镇）。重伤员安置在西团集镇西北部的龙王庙里。轻伤员安置在东团的董家祠堂里。这批轻伤员中，就有李增援和战地服务团民运队长唐克等人。
21日，日军派三只汽艇从兴化经白驹偷袭西团。当时的目击者董尔钧回忆说，李增援、唐克等人仅持有手枪和少数手榴弹掩护驻龙王庙的重伤员撤退。他们主动向敌人开枪，以吸引敌人的火力和注意力。日军听到枪声后立即包围上来，李增援、唐克等五人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并吸引日军向西团东北的千墩牌（西团中学东北）方向行进，终因寡不敌众，在子弹打光后全部壮烈牺牲在乌家场。
李增援等人的掩护为龙王庙重伤员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一些伤员在西团镇干部群众的救护下得以安全转移。西团村三组村民刘雨林、陈广林等人就是当时参与救护的群众。刘雨林回忆说，当时有100多名行动不便的伤员，从龙王庙向东北方向的牛湾河转移，他见一些重伤员只能艰难地爬行，便不顾个人安危，一口气驮了五名伤员上船，每次行走约200米，之后便累得再也走不动了。陈广林回忆说，2月20日夜，年仅17岁的他和邻居陈国喜、沙竹青一起提着马灯，将七八条船上的数十名新四军伤病员抬至龙王庙正殿。第二天，日军来犯。一听到枪声，陈广林便立即通知睡在他家的苏北实业保安挺进团连长吕铮离开，并送他过了河，使吕铮脱离了危险。吕铮是著名的文化人，新中国成立后著有小说《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在上世纪70年代末被改编成电影《保密局的枪声》。陈广林送走吕铮后，又和伯父陈永富一道用泥兜子将五六名重伤员抬到北边的荒草沟隐蔽起来，使他们脱离了险境。有一名年轻的新四军伤员摸到了陈广林家门前，陈广林心想，这里离敌人只有百米之遥，住下来很危险，于是将这名伤员送到北面的大路，并指明安全的方向。但这名伤员迷了路，半小时后又摸了回来。陈广林便把他送出三里之外的“王家大坟”方才返回，使这名伤员也脱了险。
村民董继明回忆说，在东团村，战斗打响后，有五名新四军伤病员惨遭日军毒手，另一名负伤的排长带一支短枪藏身在一户农民家的草堆中。董继明知道后，非常着急，他绝不能让新四军战士再遭意外，在和葛全商量后，两人一起来到徐家墩子乱坟场的空田中，用芦席、木棍搭了一个简易的棚子，铺上干草，然后将这名排长安排在这里休息，并将家中的鸡蛋送给他吃。董继明精心护理了伤员一天两夜，终于使他的病情有所好转。后来部队来人将这位排长接了回去。
日军袭击西团镇的一仗打得相当惨烈，虽然当地群众拼命进行了救护和转移，但仍有部分伤员惨遭杀害。现在西团供销社收花站门口南侧（原龙王庙附近的大河边），还立有“新四军伤病员遇难纪念碑”。
李增援与唐克等人牺牲的消息传到新四军一师师部，师政治部当即通知了驻角斜（现属海安县）的师部战地服务团。听到噩耗，全团上下悲痛万分，为李、唐二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李增援牺牲后，战友们想起了他常跟同志们说过的话：“我家乡的大葱又粗又嫩，吃起来甜丝丝的。革命胜利后，我一定请你们去尝尝大葱蘸面酱，那可是美味啊！”可是，这一朴素而美好的愿望还没有来得及实现，李增援就长眠在黄海之滨的西团镇了。
李增援牺牲的消息传到大后方，迁至重庆的李增援母校—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于1943年11月为他开了追悼会，校长余上沅作了“天伤颜回”的题词，并署名写下了 “挥泪致敬”四字，以表悼念之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知情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辗转各地，李增援的烈士身份便鲜为人知了。
勤学苦练艺术精 抗日救亡显身手
李增援，原名李增园，字益三，变称夷散，益安。1913年6月29日出生在山东省莱芜市寨里镇太平街村（原莱芜县水北区）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其父李可训，在当地颇有名望，曾任区民团团长、联庄分会会长等职，后因开小煤窑破产，卖田抵押，家道从此败落，每况愈下。
李增援有五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排行第六。他七岁时接受启蒙教育，1928年，考取山东省曲阜第二师范，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夏秋之间，他参加了由学校组织的话剧《子见南子》的演出，该剧宣传了反帝反封建思想，弘扬了“五四”精神，一时影响极大。
1933年2月，李增援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学习。因家道败落，其学习费用要依靠家乡祠堂奖学金。为了解决生活困难，他在假期里去补习班代课。贫困磨练了李增援的意志，更激发了他追求光明、奋发进取的精神。在思想上，李增援也日趋成熟。1935年美专毕业时，李增援发表的《艺术与文化建设之杂话》一文颇有见地。在这篇文章里，他对十教授发表的《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宣言》提出了不同看法，抨击了脱离实际空谈文学艺术的思潮，提出“大众文化”的艺术观点：“助大众于自己之力量，生长良善之未来信仰，寻出此未来之合理道理，使一切生活方式，生活形态向上，此文化之使命也。竭力美化丑恶，使悲剧之感情，争斗之欢欣，普罗美修斯之欲求，顽强之高迈心，与非妥协之勇猛心，同时发扬，此艺术之使命也。” 他酷爱戏剧艺术，在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又于同年10月考取了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开始，他学习的是话剧本科，由于乡音太重，他花了很大精力来矫正自己的发音，并随身携带注音字典，逐字查对，还不时向北京同学请教。但因到了“弱冠”之年，尽管字典翻烂了好几本，单字发音已有很大进步，但方言仍难以完全纠正。第二学期，李增援便主动放弃了话剧专业，选择了装置设计专业，还选修了导演专业。他同时学习两门专业，几乎要听全部课程。有的同学认为这样太辛苦了，但李增援认为，这对积累知识和今后的工作是有好处的，便毅然坚持学习。后来，他之所以能集编、导、演于一身，便是他掌握知识全面、有较深厚的艺术功底的结果。在同学的心目中，李增援不太高的身躯中装满了出众的聪明智慧。在学业期满前，李增援已经能为学校的公演做设计工作了。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及话剧公演广告中，便有很多出自他的手笔。镇江旅行公演中的《豆腐歌》，则是他在去焦山步行中偶得灵感创作而成的。
在剧专学习期间，李增援和陈永倞一同参加了挪威作家亨利克·易卜生的著名话剧《国民公敌》的演出和布景设计，取得了很好的舞台效果。1936年暑假，一些进步学生临时组成“南京联合剧社”，到芜湖去演出《赵闰五》《走私》等剧目，也由李增援和陈永倞担任布景设计。因无资金来源，他们在旧布和芦席上糊上纸，涂上颜料作布景，效果甚佳。因为演出的是抗日戏，观众很多，但警察强令停演。为了反抗这一无理行径，大家一道去警察局质问，并写文章登报，揭露停演的事实真相，得到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1936年底，在该校教师扬帆的介绍下，李增援参加了南京抗日救国会，是学生界的负责人之一。当时，正是“西安事变”之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李增援等学生在扬帆的秘密带领下，到郊区燕子矶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进行抗日宣传。
1937年6月，李增援剧专毕业，由教师王家齐带队，去武汉一带从事抗日宣传活动。李增援目睹祖国大片河山沦陷，心情异常悲愤，在这一时期写了不少优秀的宣传剧，如《保卫卢沟桥》《盲哑根》等，具有优秀的写作技巧。李增援不愧是为人生而艺术的剧人。
入伍参加新四军 文艺创作结硕果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将长征后留在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要左联作家、战地服务团秘书杜宣设法在武汉召募一批文艺人才，组建“战地服务团”。在张光年的引荐下，由杜宣介绍，李增援于1937年底在武汉参加了新四军。1938年1月上旬，李增援成为军部战地服务团最早的成员之一。他先后担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戏剧组副组长、剧团副主任，新四军一师战地服务团剧团主任等职。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成立之初，分为戏剧组、歌咏组、舞蹈组、美术组、民运组。戏剧组除李增援是戏剧科班生外，大部分成员是刚离开学校的20岁左右的爱国青年，是编、导、演的门外汉。为了把戏剧组带好，李增援费尽了心血。怎样念台词，怎样走路，怎样表演，怎样掌握戏剧的节奏、起伏、高潮等等，他一点一点地教给大家。在指导排练时，他善于诱导启发、亲自示范，使大家较快地掌握了演戏的技巧。
戏剧组一成立，就赶排节目，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1938年，为了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李增援自编自导自演了以大义灭亲为主要内容的《一家人》，这是李增援到战地服务团后编演的第一出戏，也是服务团自编节目的开始。该剧演出后，观众反映很好，这个良好的开端是对全组同志的很大鼓舞。从此，戏剧组这个战斗集体在李增援的带领下，紧密配合部队战斗和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历次演出任务。
1938年底到1939年初，新四军三支队在皖南繁昌粉碎了日军在陆海空的五次大规模围剿，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同时也有力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污蔑新四军“游而不击”、“不能打大仗”等谬论。李增援和吴强、王于畊三人合作编写了大型话剧《繁昌之战》，在1939年元旦的军民联欢会上首演，后又慰问部队，观众达五六万人，反响热烈，轰动一时，这是李增援军旅戏剧生涯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从此，他认真地写军人、写群众，使自己的戏剧创作更密切地结合实际，更直接地服务于伟大的抗日战争。
《红鼻子参军》是李增援的戏剧代表作，故事情节紧凑，语言幽默生动，引人入胜。该剧中的“红鼻子”和“张大嘴”都想参加新四军，他们妻子的态度却截然不同：“红嫂子”积极支持丈夫参军，而“张嫂子”则处处阻挠。这些个性鲜明的舞台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凡看过戏的人都深受启迪，许多青年农民看后，都主动报名参加新四军。
顽保安九旅张少华部盘踞苏北名镇姜堰以后，对黄桥新四军实行经济封锁。为粉碎韩德勤的阴谋，新四军决定攻打姜堰。第二纵队司令员王必成亲自组织“勇敢军”（敢死队），经反复争夺冲杀，终于攻克该据点，取得了歼敌千余的重大胜利。新四军战地服务团赴姜堰慰问演出时，李增援听到“勇敢队”的英勇事迹，便立即找该队队员了解情况，并到突破口现场观察，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勇敢队》的歌词，由章枚谱曲。词曲激昂优美，是一首气势磅礴的赞歌，它鼓舞斗志，号召战士们勇往直前。歌词中将“勇敢队”比作“大铁锤”，称“谁敢投降与反共，铁锤打它粉粉碎”，一时在军民中广为传唱，指战员们百听不厌。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合唱团、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新四军老战士合唱团等单位都曾多次排演过这首歌曲。
姜堰战斗后，韩德勤倾其主力围攻黄桥，妄图全歼苏北新四军。新四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对顽韩展开自卫决战。为配合战斗，服务团积极主动地为部队作宣传鼓动和战地救护工作。李增援亲眼看到老百姓冒着敌人的炮火，送子弹、抬伤员，并推着小车把黄桥烧饼送往前线慰劳部队。黄桥战役后，他挥笔写下了《黄桥烧饼歌》的歌词，同样由章枚谱曲。歌词分六段，每段歌词都饱含深刻的政治含意。例如：第一段“烧饼要用烈火烤，军队要靠老百姓帮”写的是军民团结，相互支援，才能夺取战争的胜利。第四段“烧饼好吃面难磨，胜利当中有困难”写的是在胜利面前要戒骄戒躁，再接再厉，才能夺取新的胜利。歌词从黄桥烧饼入手，巧妙地歌颂了军民的鱼水关系，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新四军取得胜利的最深刻原因，受到陈毅司令员的多次表扬。 这首脍炙人口的新型革命民歌诞生后，在军民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苏北到苏中，从部队到地方，几乎人人会唱。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电影《黄桥决战》将这首歌用作插曲，为许多人所熟知。这首歌，现已被载入《抗日战争歌曲集》《建国50周年歌曲集》和中国音乐的史册。同时被载入歌曲集的还有《勇敢队》等歌曲，这也是李增援对革命文艺事业的杰出贡献，是他艺术创作道路上的巍巍丰碑。
1941年元旦前，战地服务团到了盐城。当时正是新四军与八路军部队会师之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大发展时期。为了迎接这个胜利的新年，服务团积极筹备晚会。盐城民间有过年挂红灯的风俗，李增援从中得到了启发，和司徒扬一起切磋，写出了《大红灯》的歌词，由沈亚威谱曲，服务团进行实地排练。
《大红灯》是新年晚会的第一个节目。随着激情而优美的歌曲，工、农、商、学、兵数十人一起上场，每个人都提着一盏红灯。灯光闪闪，歌声嘹亮，表演精湛，台上台下立即形成了喜气洋洋的氛围，把抗日军民的革命激情推向高潮。这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创作表演。40多年后，盐城新四军纪念馆举行开幕式，重演《大红灯》，仍然赢得了观众们热烈的掌声，充分显示了这首革命歌曲的艺术感染力和强大的生命力。
李增援导演时，十分善于根据剧情的需要选用人才。一次，服务团团长朱克靖看到老百姓在日机空袭时很惊慌，便指示戏剧组编个节目，向群众宣传防空知识。如果写一个完整的剧本再排演，要花好长时间，李增援当机立断，先确定几个演员，台词由演员集体创作，他负责导演并参加演出。戏的主角是一个女教师，由刚参加服务团的邓洁担任。邓洁过去没演过戏，怕演不好，建议另选别人。李增援说：“我考虑过了，你演最适合，因为你的气质很像老师。”邓洁在李增援的鼓励下，边学边演。第二天，这场活报剧就上演了，它形象而生动地宣传了防空知识，使广大群众受到了教育。
一次，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著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到新四军军部。军部决定召开欢迎大会，李增援立即组织赶排欢迎史沫特莱的活报剧，并亲自导演，选择了模仿和表演能力较强的女大学生周纽蕙扮演史沫特莱。演员一登场，观众立即争着看台上的“史沫特莱”和座位上的史沫特莱，全场的气氛立即活跃起来。史沫特莱边看节目边热烈鼓掌，频频点头微笑。演出取得了很大成功，这与李增援高超的编导水平是分不开的。
李增援总是把舞台当战场，工作起来全神贯注，一丝不苟。他所饰演的角色十分自然流畅，令人喜爱赞赏。在《一家人》中，李增援扮演二流子汉奸，他醉醺醺地眯着眼睛，嘴里胡乱哼着小曲儿，将二流子汉奸塑造得有声有色，入木三分。观众看后无不憎恨，谁也想不到这竟是生活中诚实宽厚的李增援所扮演的。在《最后一计》中，李增援饰演马百计，最后一计竟是毒死自己的儿子。因为儿子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开始动摇，马百计虽然爱儿子，但依旧以民族大义为重。李增援演到这一段时，将大义凛然的正气和极为悲痛的复杂感情交织在一起，双眼射出复杂而深沉的目光，情传全场，感人至深，观众无不热泪盈眶。
除编、导、演外，李增援还充分发挥他在剧专学习的装置设计特长，每次主动担任演出的舞台设计工作。特别是《一年间》《阿Q正传》《魔窟》等大戏演出的舞台装置、道具设计，更是李增援的杰作。
生而无臭死无闻 增援胸怀宽如海
李增援自幼热爱劳动，无论在家或学校打扫卫生、喂牲口，他总是主动去干。他待人彬彬有礼，凡有人从他家门前经过，都要喊到家坐坐。在街上碰到熟人，他总是先打招呼。在放学路上，有的同学因小事争执打骂，他总是主动上前劝架，使他们和好如初。他从小乐于帮助别人，一遍又一遍地为听不懂课的同学讲解，不厌其烦，直到他们弄明白为止。他生性聪明活泼，爱好唱歌、画画，经常组织同学们开展课外活动，后来离开家乡读书，每次假期回家，都要去看望乡邻、老师和同学。
1927年9月，14岁的李增援正读初中，父母强迫他与一位18岁的姑娘结婚，李增援坚决不同意。次年，他考入曲阜第二师范，离开了家。由于对包办婚姻深恶痛绝，1934年，李增援给家里去了一封信，提出离婚的请求。
1935年夏，李增援从上海美专毕业后，专门带回一把理发推子替邻里理发。村里有一个要饭的李可生老大爷，大家都赚他脏，不愿意接近，李增援却专门替他理发，老大爷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李增援还经常画画、写字并赠送给乡亲、朋友。每天晚上，乡邻们都不约而同地来到村里的小学教室，观看李增援拉胡琴、唱京剧。李增援巧妙地将表演和宣传进步思想结合起来，使乡亲们既得到艺术上的享受，又受到思想上的启发教育。
李增援担任战地服务团戏剧组副组长后，和青年们团结得像亲兄弟姊妹一样。无论是跋山涉水行军，还是日夜赶排节目，大家总是你帮我，我帮你，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多次胜利地完成了演出任务。戏剧组之所以团结一致，除因有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外，还与李增援善于团结和帮助同志分不开。他待人真诚，总是乐呵呵的，大家都热情地称他为“团结兄”，都愿意跟他讲心里话。
工人出身的夏时思想进步、工作出色，但尚未入党，李增援对此一直放在心上。1939年秋，李增援找夏时谈话，问他对党的认识，要不要加入共产党。夏时毫不犹豫地说：“要入党，党是我的政治归属。”李增援听后连忙说：“你赶快去找大队副顾属同志，他会和你谈的。”在李增援和顾属的帮助下，夏时很快入党。后来，夏时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副团长。
李增援尤为关心如何提高组里人员的业务水平。王于畊听了前方战士讲的故事，写了独幕话剧《人财两空》。李增援看到了王于畊的才气，但认为剧本不够成熟。于是，他向王于畊讲了写作剧本的基本方法，并帮助她写剧本提纲。在李增援的热情帮助和指导下，王于畊又编了一出戏《母亲》，剧中的女儿当了汉奸，女婿要丈母娘劝说女儿改邪归正，但女儿不听，仍然给敌人送情报，母亲便报告了新四军，抓了这个女汉奸。戏演出后，有人说好，也有人说怪话。李增援便找王于畊谈心，说：“任何创作都要经得起批评，不要因此有负担。”然后，李增援提出了修改意见，王于畊又重新修改了剧本。1939年春，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要看戏剧组自编自演的剧目。在看了《母亲》《人财两空》《春秋曲》等剧目后，赞扬了服务团较高的编导和演出水平。 在1935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纪念册的照片和代表作旁，李增援留下了这样一句话：“生而无臭，死而无闻，如斯而已”。他用全部心血和宝贵的生命践行了自己的人生格言。
党史工作者有心 历史谜团得澄清
李增援等烈士牺牲时，地方干部群众都不知道这五位烈士的名字，只是将他们安葬在西团东郊的乱坟场。1958年平坟时，他们将五位烈士的遗骨装在五个罐子里，迁葬至东团烈士公墓。每年清明节，来悼念的群众络绎不绝。
1983年，中共大丰市委党史办副主任陈海云，在东台烈士资料中发现了李增援牺牲在西团的线索后，随即进行了长时间的查询核实工作。陈海云花了几年时间，千方百计地寻找李增援和唐克当年的战友和知情人，通过战友找战友的办法，多次去李增援的老家山东莱芜调查，才发现李增援的家人尚蒙受着不白之冤，令他十分震惊，却更加坚定了弄清事实真相的决心。于是，他又不厌其烦地多次到省里调查，到当年的上海美术专科调查，到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调查，拿到了烈士的照片，复制了烈士在校的履历表，才摸清了烈士的生活轨迹。
工夫不负有心人。陈海云通过反复向李增援当年战友的采访，终于找到了烈士牺牲的线索。
1983年3月，原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副团长夏时，原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剧团副主任、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作者沈西蒙，原新四军战地服务团音乐教员沈亚威，原新四军战地服务员演员李明，原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演员顾保璋，曾有一个如下的共同回忆：
李增援、唐克两位同志在我后方医院牺牲的消息，系一师政治部通知我团，其时在1941年3月，正是战地服务团随军讨伐李长江投日的战役之后。1941年2月，我服务团剧团主任李增援因积劳成疾患肺结核病，与民运队长唐克同志同去后方医院治疗。医院设在沿海的西团，比较安全。不料，日寇从兴化来袭击，致使我后方医院被围。李、唐两人均带有小手枪，曾掩护其他伤病员，终因寡不敌众，英勇牺牲。1941年，我一师战地服务团全体同志在驻地旧场（角斜附近）举行了较隆重的追悼会，美术组的同志默绘了李、唐两人的大幅肖像，自制了花圈和悼念烈士的墙报。会议由服务团领导同志主持，我一师军政领导—粟裕（司令员）、刘炎（政委）、钟期光（政治部主任）均来参加了追悼会。粟师长代表发言，号召全团向李、唐两位烈士学习。李增援生前创作的《红鼻子参军》等歌剧以及《黄桥烧饼歌》《勇敢队》等歌曲，不仅在抗战时流传苏中、苏北，鼓舞了士气，得到了领导同志和群众的喜爱，而且至今仍传唱不衰。他的壮烈牺牲，是我团、我军的一大损失，可他至今还未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我们殷切希望民政部门速将李增援同志追认为革命烈士，以慰英灵及烈士亲属。
新四军一师卫生部指导员宗瑛也曾回忆了当时西团遭日军袭击的情景：
来袭击的日本鬼子人不多，在西团镇上烧杀一通，就撤走了。敌人是乘汽艇采用远距离奔袭的办法，搞突然袭击。驻在大庙里的重伤员，有的被鬼子浇上汽油烧死；有的挣扎着爬出来后，被敌人用刺刀活活的捅死了。见到伤员遭到鬼子杀害，大家都哭了。在牺牲的伤病员中，有一个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是个有名的剧作家，叫李增援，《黄桥烧饼歌》歌词就是他写的。
正是由于陈海云同志的努力，这段尘封的历史才得以揭开，李增援烈士在九泉之下的英灵也可以得到告慰了。
苏鲁两省俱光荣 烈士英名永流传
1986年，陈海云同志几经曲折，终于证明了李增援的烈士身份。1987年，江苏省人民政府即向李增援烈士的家人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李增援烈士的家人和当地政府，专程从山东到苏北西团镇东团村烈士墓，祭奠了李增援烈士。在1994年4月中共大丰市西团镇委员会编辑出版《山海烽火》一书之前，李增援长眠于西团镇基本无人知晓；烈士家乡山东莱芜的英名录上，也没有他的英名。
1999年，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莱芜日报》派记者唐文芳、苏文到西团镇，在退休老干部、李增援等烈士遗体掩埋者之一的董尔钧老人的带领下，到烈士牺牲的旧址凭吊；而后，又到了东团烈士公墓，在中共西团镇委宣传委员陈翠红及东团村干部陈香泉等人的陪同下，向李增援等五名烈士敬献花圈。随后，《莱芜日报》为追忆李增援烈士，进行了以“人民不会忘记”为主题的十一期连续报道，尤其以《觅旧迹烈士血沃西团镇，魂安兮增援含笑励后人》等长篇报道最为真实感人，催人泪下。经江苏和山东的新闻媒体报道后，烈士家乡莱芜地区掀起了向李增援烈士学习的热潮。
李增援烈士是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他把一切都献给了民族解放事业，他有着博大的胸怀和崇高的道德品质，是共产党人和青年知识分子的楷模。他的鲜血浸润了苏北西团镇这方热土，人民永远怀念他。杰出的革命文艺巨星李增援烈士永垂不朽！
（编辑：魏 冉）
提起李增援的名字，很多人并不知道。但提起在苏北、苏中地区和新四军中流行多年的《黄桥烧饼歌》《勇敢队》《大红灯》等革命歌曲，当年的革命老战士乃至现在的中老年人，恐怕无人不晓。李增援正是这些歌曲的词作者。但不为人知的是，李增援因抗击日军壮烈牺牲在苏北大丰市的西团镇龙王庙附近，烈士的遗骨曾被掩埋在镇东东团村的革命烈士公墓，后经统一安葬在大龙烈士陵园里。更令人想象不到的是，李增援牺牲一事竟然被尘封了50多年。
当时，战地服务团虽开了追悼会，但由于战争的残酷和通讯方式落后，知情人无法与其家乡取得联系，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李增援的家人也未收到政府和部队的任何通知，一直不知道他已牺牲。近半个世纪以来，家人一直在苦苦寻找李增援，甚至托人到台湾查询。以至于文革期间，人们怀疑李增援去台湾投敌，其父母被活活用碾子轧死，其状惨烈，其情可悲，令人扼腕长叹。
李增援的一生是短暂的，他年仅29岁就牺牲在日军的枪口下，但他的人生却是波澜壮阔、光彩照人的。
1941年2月，国民党鲁苏皖边游击总指挥部副司令李长江叛变投敌当了汉奸，粟裕司令员奉新四军军部命令率部讨伐。为防止敌人偷袭新四军后方机关，20日夜，一师卫生部及其医院、印刷厂等单位由东台紧急转移到苏北大丰市西团镇（当时叫台北县西团镇）。重伤员安置在西团集镇西北部的龙王庙里。轻伤员安置在东团的董家祠堂里。这批轻伤员中，就有李增援和战地服务团民运队长唐克等人。
21日，日军派三只汽艇从兴化经白驹偷袭西团。当时的目击者董尔钧回忆说，李增援、唐克等人仅持有手枪和少数手榴弹掩护驻龙王庙的重伤员撤退。他们主动向敌人开枪，以吸引敌人的火力和注意力。日军听到枪声后立即包围上来，李增援、唐克等五人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并吸引日军向西团东北的千墩牌（西团中学东北）方向行进，终因寡不敌众，在子弹打光后全部壮烈牺牲在乌家场。
李增援等人的掩护为龙王庙重伤员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一些伤员在西团镇干部群众的救护下得以安全转移。西团村三组村民刘雨林、陈广林等人就是当时参与救护的群众。刘雨林回忆说，当时有100多名行动不便的伤员，从龙王庙向东北方向的牛湾河转移，他见一些重伤员只能艰难地爬行，便不顾个人安危，一口气驮了五名伤员上船，每次行走约200米，之后便累得再也走不动了。陈广林回忆说，2月20日夜，年仅17岁的他和邻居陈国喜、沙竹青一起提着马灯，将七八条船上的数十名新四军伤病员抬至龙王庙正殿。第二天，日军来犯。一听到枪声，陈广林便立即通知睡在他家的苏北实业保安挺进团连长吕铮离开，并送他过了河，使吕铮脱离了危险。吕铮是著名的文化人，新中国成立后著有小说《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在上世纪70年代末被改编成电影《保密局的枪声》。陈广林送走吕铮后，又和伯父陈永富一道用泥兜子将五六名重伤员抬到北边的荒草沟隐蔽起来，使他们脱离了险境。有一名年轻的新四军伤员摸到了陈广林家门前，陈广林心想，这里离敌人只有百米之遥，住下来很危险，于是将这名伤员送到北面的大路，并指明安全的方向。但这名伤员迷了路，半小时后又摸了回来。陈广林便把他送出三里之外的“王家大坟”方才返回，使这名伤员也脱了险。
村民董继明回忆说，在东团村，战斗打响后，有五名新四军伤病员惨遭日军毒手，另一名负伤的排长带一支短枪藏身在一户农民家的草堆中。董继明知道后，非常着急，他绝不能让新四军战士再遭意外，在和葛全商量后，两人一起来到徐家墩子乱坟场的空田中，用芦席、木棍搭了一个简易的棚子，铺上干草，然后将这名排长安排在这里休息，并将家中的鸡蛋送给他吃。董继明精心护理了伤员一天两夜，终于使他的病情有所好转。后来部队来人将这位排长接了回去。
日军袭击西团镇的一仗打得相当惨烈，虽然当地群众拼命进行了救护和转移，但仍有部分伤员惨遭杀害。现在西团供销社收花站门口南侧（原龙王庙附近的大河边），还立有“新四军伤病员遇难纪念碑”。
李增援与唐克等人牺牲的消息传到新四军一师师部，师政治部当即通知了驻角斜（现属海安县）的师部战地服务团。听到噩耗，全团上下悲痛万分，为李、唐二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李增援牺牲后，战友们想起了他常跟同志们说过的话：“我家乡的大葱又粗又嫩，吃起来甜丝丝的。革命胜利后，我一定请你们去尝尝大葱蘸面酱，那可是美味啊！”可是，这一朴素而美好的愿望还没有来得及实现，李增援就长眠在黄海之滨的西团镇了。
李增援牺牲的消息传到大后方，迁至重庆的李增援母校—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于1943年11月为他开了追悼会，校长余上沅作了“天伤颜回”的题词，并署名写下了 “挥泪致敬”四字，以表悼念之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知情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辗转各地，李增援的烈士身份便鲜为人知了。
勤学苦练艺术精 抗日救亡显身手
李增援，原名李增园，字益三，变称夷散，益安。1913年6月29日出生在山东省莱芜市寨里镇太平街村（原莱芜县水北区）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其父李可训，在当地颇有名望，曾任区民团团长、联庄分会会长等职，后因开小煤窑破产，卖田抵押，家道从此败落，每况愈下。
李增援有五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排行第六。他七岁时接受启蒙教育，1928年，考取山东省曲阜第二师范，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夏秋之间，他参加了由学校组织的话剧《子见南子》的演出，该剧宣传了反帝反封建思想，弘扬了“五四”精神，一时影响极大。
1933年2月，李增援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学习。因家道败落，其学习费用要依靠家乡祠堂奖学金。为了解决生活困难，他在假期里去补习班代课。贫困磨练了李增援的意志，更激发了他追求光明、奋发进取的精神。在思想上，李增援也日趋成熟。1935年美专毕业时，李增援发表的《艺术与文化建设之杂话》一文颇有见地。在这篇文章里，他对十教授发表的《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宣言》提出了不同看法，抨击了脱离实际空谈文学艺术的思潮，提出“大众文化”的艺术观点：“助大众于自己之力量，生长良善之未来信仰，寻出此未来之合理道理，使一切生活方式，生活形态向上，此文化之使命也。竭力美化丑恶，使悲剧之感情，争斗之欢欣，普罗美修斯之欲求，顽强之高迈心，与非妥协之勇猛心，同时发扬，此艺术之使命也。” 他酷爱戏剧艺术，在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又于同年10月考取了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开始，他学习的是话剧本科，由于乡音太重，他花了很大精力来矫正自己的发音，并随身携带注音字典，逐字查对，还不时向北京同学请教。但因到了“弱冠”之年，尽管字典翻烂了好几本，单字发音已有很大进步，但方言仍难以完全纠正。第二学期，李增援便主动放弃了话剧专业，选择了装置设计专业，还选修了导演专业。他同时学习两门专业，几乎要听全部课程。有的同学认为这样太辛苦了，但李增援认为，这对积累知识和今后的工作是有好处的，便毅然坚持学习。后来，他之所以能集编、导、演于一身，便是他掌握知识全面、有较深厚的艺术功底的结果。在同学的心目中，李增援不太高的身躯中装满了出众的聪明智慧。在学业期满前，李增援已经能为学校的公演做设计工作了。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及话剧公演广告中，便有很多出自他的手笔。镇江旅行公演中的《豆腐歌》，则是他在去焦山步行中偶得灵感创作而成的。
在剧专学习期间，李增援和陈永倞一同参加了挪威作家亨利克·易卜生的著名话剧《国民公敌》的演出和布景设计，取得了很好的舞台效果。1936年暑假，一些进步学生临时组成“南京联合剧社”，到芜湖去演出《赵闰五》《走私》等剧目，也由李增援和陈永倞担任布景设计。因无资金来源，他们在旧布和芦席上糊上纸，涂上颜料作布景，效果甚佳。因为演出的是抗日戏，观众很多，但警察强令停演。为了反抗这一无理行径，大家一道去警察局质问，并写文章登报，揭露停演的事实真相，得到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1936年底，在该校教师扬帆的介绍下，李增援参加了南京抗日救国会，是学生界的负责人之一。当时，正是“西安事变”之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李增援等学生在扬帆的秘密带领下，到郊区燕子矶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进行抗日宣传。
1937年6月，李增援剧专毕业，由教师王家齐带队，去武汉一带从事抗日宣传活动。李增援目睹祖国大片河山沦陷，心情异常悲愤，在这一时期写了不少优秀的宣传剧，如《保卫卢沟桥》《盲哑根》等，具有优秀的写作技巧。李增援不愧是为人生而艺术的剧人。
入伍参加新四军 文艺创作结硕果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将长征后留在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要左联作家、战地服务团秘书杜宣设法在武汉召募一批文艺人才，组建“战地服务团”。在张光年的引荐下，由杜宣介绍，李增援于1937年底在武汉参加了新四军。1938年1月上旬，李增援成为军部战地服务团最早的成员之一。他先后担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戏剧组副组长、剧团副主任，新四军一师战地服务团剧团主任等职。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成立之初，分为戏剧组、歌咏组、舞蹈组、美术组、民运组。戏剧组除李增援是戏剧科班生外，大部分成员是刚离开学校的20岁左右的爱国青年，是编、导、演的门外汉。为了把戏剧组带好，李增援费尽了心血。怎样念台词，怎样走路，怎样表演，怎样掌握戏剧的节奏、起伏、高潮等等，他一点一点地教给大家。在指导排练时，他善于诱导启发、亲自示范，使大家较快地掌握了演戏的技巧。
戏剧组一成立，就赶排节目，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1938年，为了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李增援自编自导自演了以大义灭亲为主要内容的《一家人》，这是李增援到战地服务团后编演的第一出戏，也是服务团自编节目的开始。该剧演出后，观众反映很好，这个良好的开端是对全组同志的很大鼓舞。从此，戏剧组这个战斗集体在李增援的带领下，紧密配合部队战斗和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历次演出任务。
1938年底到1939年初，新四军三支队在皖南繁昌粉碎了日军在陆海空的五次大规模围剿，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同时也有力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污蔑新四军“游而不击”、“不能打大仗”等谬论。李增援和吴强、王于畊三人合作编写了大型话剧《繁昌之战》，在1939年元旦的军民联欢会上首演，后又慰问部队，观众达五六万人，反响热烈，轰动一时，这是李增援军旅戏剧生涯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从此，他认真地写军人、写群众，使自己的戏剧创作更密切地结合实际，更直接地服务于伟大的抗日战争。
《红鼻子参军》是李增援的戏剧代表作，故事情节紧凑，语言幽默生动，引人入胜。该剧中的“红鼻子”和“张大嘴”都想参加新四军，他们妻子的态度却截然不同：“红嫂子”积极支持丈夫参军，而“张嫂子”则处处阻挠。这些个性鲜明的舞台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凡看过戏的人都深受启迪，许多青年农民看后，都主动报名参加新四军。
顽保安九旅张少华部盘踞苏北名镇姜堰以后，对黄桥新四军实行经济封锁。为粉碎韩德勤的阴谋，新四军决定攻打姜堰。第二纵队司令员王必成亲自组织“勇敢军”（敢死队），经反复争夺冲杀，终于攻克该据点，取得了歼敌千余的重大胜利。新四军战地服务团赴姜堰慰问演出时，李增援听到“勇敢队”的英勇事迹，便立即找该队队员了解情况，并到突破口现场观察，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勇敢队》的歌词，由章枚谱曲。词曲激昂优美，是一首气势磅礴的赞歌，它鼓舞斗志，号召战士们勇往直前。歌词中将“勇敢队”比作“大铁锤”，称“谁敢投降与反共，铁锤打它粉粉碎”，一时在军民中广为传唱，指战员们百听不厌。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合唱团、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新四军老战士合唱团等单位都曾多次排演过这首歌曲。
姜堰战斗后，韩德勤倾其主力围攻黄桥，妄图全歼苏北新四军。新四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对顽韩展开自卫决战。为配合战斗，服务团积极主动地为部队作宣传鼓动和战地救护工作。李增援亲眼看到老百姓冒着敌人的炮火，送子弹、抬伤员，并推着小车把黄桥烧饼送往前线慰劳部队。黄桥战役后，他挥笔写下了《黄桥烧饼歌》的歌词，同样由章枚谱曲。歌词分六段，每段歌词都饱含深刻的政治含意。例如：第一段“烧饼要用烈火烤，军队要靠老百姓帮”写的是军民团结，相互支援，才能夺取战争的胜利。第四段“烧饼好吃面难磨，胜利当中有困难”写的是在胜利面前要戒骄戒躁，再接再厉，才能夺取新的胜利。歌词从黄桥烧饼入手，巧妙地歌颂了军民的鱼水关系，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新四军取得胜利的最深刻原因，受到陈毅司令员的多次表扬。 这首脍炙人口的新型革命民歌诞生后，在军民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苏北到苏中，从部队到地方，几乎人人会唱。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电影《黄桥决战》将这首歌用作插曲，为许多人所熟知。这首歌，现已被载入《抗日战争歌曲集》《建国50周年歌曲集》和中国音乐的史册。同时被载入歌曲集的还有《勇敢队》等歌曲，这也是李增援对革命文艺事业的杰出贡献，是他艺术创作道路上的巍巍丰碑。
1941年元旦前，战地服务团到了盐城。当时正是新四军与八路军部队会师之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大发展时期。为了迎接这个胜利的新年，服务团积极筹备晚会。盐城民间有过年挂红灯的风俗，李增援从中得到了启发，和司徒扬一起切磋，写出了《大红灯》的歌词，由沈亚威谱曲，服务团进行实地排练。
《大红灯》是新年晚会的第一个节目。随着激情而优美的歌曲，工、农、商、学、兵数十人一起上场，每个人都提着一盏红灯。灯光闪闪，歌声嘹亮，表演精湛，台上台下立即形成了喜气洋洋的氛围，把抗日军民的革命激情推向高潮。这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创作表演。40多年后，盐城新四军纪念馆举行开幕式，重演《大红灯》，仍然赢得了观众们热烈的掌声，充分显示了这首革命歌曲的艺术感染力和强大的生命力。
李增援导演时，十分善于根据剧情的需要选用人才。一次，服务团团长朱克靖看到老百姓在日机空袭时很惊慌，便指示戏剧组编个节目，向群众宣传防空知识。如果写一个完整的剧本再排演，要花好长时间，李增援当机立断，先确定几个演员，台词由演员集体创作，他负责导演并参加演出。戏的主角是一个女教师，由刚参加服务团的邓洁担任。邓洁过去没演过戏，怕演不好，建议另选别人。李增援说：“我考虑过了，你演最适合，因为你的气质很像老师。”邓洁在李增援的鼓励下，边学边演。第二天，这场活报剧就上演了，它形象而生动地宣传了防空知识，使广大群众受到了教育。
一次，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著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到新四军军部。军部决定召开欢迎大会，李增援立即组织赶排欢迎史沫特莱的活报剧，并亲自导演，选择了模仿和表演能力较强的女大学生周纽蕙扮演史沫特莱。演员一登场，观众立即争着看台上的“史沫特莱”和座位上的史沫特莱，全场的气氛立即活跃起来。史沫特莱边看节目边热烈鼓掌，频频点头微笑。演出取得了很大成功，这与李增援高超的编导水平是分不开的。
李增援总是把舞台当战场，工作起来全神贯注，一丝不苟。他所饰演的角色十分自然流畅，令人喜爱赞赏。在《一家人》中，李增援扮演二流子汉奸，他醉醺醺地眯着眼睛，嘴里胡乱哼着小曲儿，将二流子汉奸塑造得有声有色，入木三分。观众看后无不憎恨，谁也想不到这竟是生活中诚实宽厚的李增援所扮演的。在《最后一计》中，李增援饰演马百计，最后一计竟是毒死自己的儿子。因为儿子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开始动摇，马百计虽然爱儿子，但依旧以民族大义为重。李增援演到这一段时，将大义凛然的正气和极为悲痛的复杂感情交织在一起，双眼射出复杂而深沉的目光，情传全场，感人至深，观众无不热泪盈眶。
除编、导、演外，李增援还充分发挥他在剧专学习的装置设计特长，每次主动担任演出的舞台设计工作。特别是《一年间》《阿Q正传》《魔窟》等大戏演出的舞台装置、道具设计，更是李增援的杰作。
生而无臭死无闻 增援胸怀宽如海
李增援自幼热爱劳动，无论在家或学校打扫卫生、喂牲口，他总是主动去干。他待人彬彬有礼，凡有人从他家门前经过，都要喊到家坐坐。在街上碰到熟人，他总是先打招呼。在放学路上，有的同学因小事争执打骂，他总是主动上前劝架，使他们和好如初。他从小乐于帮助别人，一遍又一遍地为听不懂课的同学讲解，不厌其烦，直到他们弄明白为止。他生性聪明活泼，爱好唱歌、画画，经常组织同学们开展课外活动，后来离开家乡读书，每次假期回家，都要去看望乡邻、老师和同学。
1927年9月，14岁的李增援正读初中，父母强迫他与一位18岁的姑娘结婚，李增援坚决不同意。次年，他考入曲阜第二师范，离开了家。由于对包办婚姻深恶痛绝，1934年，李增援给家里去了一封信，提出离婚的请求。
1935年夏，李增援从上海美专毕业后，专门带回一把理发推子替邻里理发。村里有一个要饭的李可生老大爷，大家都赚他脏，不愿意接近，李增援却专门替他理发，老大爷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李增援还经常画画、写字并赠送给乡亲、朋友。每天晚上，乡邻们都不约而同地来到村里的小学教室，观看李增援拉胡琴、唱京剧。李增援巧妙地将表演和宣传进步思想结合起来，使乡亲们既得到艺术上的享受，又受到思想上的启发教育。
李增援担任战地服务团戏剧组副组长后，和青年们团结得像亲兄弟姊妹一样。无论是跋山涉水行军，还是日夜赶排节目，大家总是你帮我，我帮你，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多次胜利地完成了演出任务。戏剧组之所以团结一致，除因有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外，还与李增援善于团结和帮助同志分不开。他待人真诚，总是乐呵呵的，大家都热情地称他为“团结兄”，都愿意跟他讲心里话。
工人出身的夏时思想进步、工作出色，但尚未入党，李增援对此一直放在心上。1939年秋，李增援找夏时谈话，问他对党的认识，要不要加入共产党。夏时毫不犹豫地说：“要入党，党是我的政治归属。”李增援听后连忙说：“你赶快去找大队副顾属同志，他会和你谈的。”在李增援和顾属的帮助下，夏时很快入党。后来，夏时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副团长。
李增援尤为关心如何提高组里人员的业务水平。王于畊听了前方战士讲的故事，写了独幕话剧《人财两空》。李增援看到了王于畊的才气，但认为剧本不够成熟。于是，他向王于畊讲了写作剧本的基本方法，并帮助她写剧本提纲。在李增援的热情帮助和指导下，王于畊又编了一出戏《母亲》，剧中的女儿当了汉奸，女婿要丈母娘劝说女儿改邪归正，但女儿不听，仍然给敌人送情报，母亲便报告了新四军，抓了这个女汉奸。戏演出后，有人说好，也有人说怪话。李增援便找王于畊谈心，说：“任何创作都要经得起批评，不要因此有负担。”然后，李增援提出了修改意见，王于畊又重新修改了剧本。1939年春，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要看戏剧组自编自演的剧目。在看了《母亲》《人财两空》《春秋曲》等剧目后，赞扬了服务团较高的编导和演出水平。 在1935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纪念册的照片和代表作旁，李增援留下了这样一句话：“生而无臭，死而无闻，如斯而已”。他用全部心血和宝贵的生命践行了自己的人生格言。
党史工作者有心 历史谜团得澄清
李增援等烈士牺牲时，地方干部群众都不知道这五位烈士的名字，只是将他们安葬在西团东郊的乱坟场。1958年平坟时，他们将五位烈士的遗骨装在五个罐子里，迁葬至东团烈士公墓。每年清明节，来悼念的群众络绎不绝。
1983年，中共大丰市委党史办副主任陈海云，在东台烈士资料中发现了李增援牺牲在西团的线索后，随即进行了长时间的查询核实工作。陈海云花了几年时间，千方百计地寻找李增援和唐克当年的战友和知情人，通过战友找战友的办法，多次去李增援的老家山东莱芜调查，才发现李增援的家人尚蒙受着不白之冤，令他十分震惊，却更加坚定了弄清事实真相的决心。于是，他又不厌其烦地多次到省里调查，到当年的上海美术专科调查，到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调查，拿到了烈士的照片，复制了烈士在校的履历表，才摸清了烈士的生活轨迹。
工夫不负有心人。陈海云通过反复向李增援当年战友的采访，终于找到了烈士牺牲的线索。
1983年3月，原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副团长夏时，原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剧团副主任、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作者沈西蒙，原新四军战地服务团音乐教员沈亚威，原新四军战地服务员演员李明，原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演员顾保璋，曾有一个如下的共同回忆：
李增援、唐克两位同志在我后方医院牺牲的消息，系一师政治部通知我团，其时在1941年3月，正是战地服务团随军讨伐李长江投日的战役之后。1941年2月，我服务团剧团主任李增援因积劳成疾患肺结核病，与民运队长唐克同志同去后方医院治疗。医院设在沿海的西团，比较安全。不料，日寇从兴化来袭击，致使我后方医院被围。李、唐两人均带有小手枪，曾掩护其他伤病员，终因寡不敌众，英勇牺牲。1941年，我一师战地服务团全体同志在驻地旧场（角斜附近）举行了较隆重的追悼会，美术组的同志默绘了李、唐两人的大幅肖像，自制了花圈和悼念烈士的墙报。会议由服务团领导同志主持，我一师军政领导—粟裕（司令员）、刘炎（政委）、钟期光（政治部主任）均来参加了追悼会。粟师长代表发言，号召全团向李、唐两位烈士学习。李增援生前创作的《红鼻子参军》等歌剧以及《黄桥烧饼歌》《勇敢队》等歌曲，不仅在抗战时流传苏中、苏北，鼓舞了士气，得到了领导同志和群众的喜爱，而且至今仍传唱不衰。他的壮烈牺牲，是我团、我军的一大损失，可他至今还未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我们殷切希望民政部门速将李增援同志追认为革命烈士，以慰英灵及烈士亲属。
新四军一师卫生部指导员宗瑛也曾回忆了当时西团遭日军袭击的情景：
来袭击的日本鬼子人不多，在西团镇上烧杀一通，就撤走了。敌人是乘汽艇采用远距离奔袭的办法，搞突然袭击。驻在大庙里的重伤员，有的被鬼子浇上汽油烧死；有的挣扎着爬出来后，被敌人用刺刀活活的捅死了。见到伤员遭到鬼子杀害，大家都哭了。在牺牲的伤病员中，有一个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是个有名的剧作家，叫李增援，《黄桥烧饼歌》歌词就是他写的。
正是由于陈海云同志的努力，这段尘封的历史才得以揭开，李增援烈士在九泉之下的英灵也可以得到告慰了。
苏鲁两省俱光荣 烈士英名永流传
1986年，陈海云同志几经曲折，终于证明了李增援的烈士身份。1987年，江苏省人民政府即向李增援烈士的家人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李增援烈士的家人和当地政府，专程从山东到苏北西团镇东团村烈士墓，祭奠了李增援烈士。在1994年4月中共大丰市西团镇委员会编辑出版《山海烽火》一书之前，李增援长眠于西团镇基本无人知晓；烈士家乡山东莱芜的英名录上，也没有他的英名。
1999年，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莱芜日报》派记者唐文芳、苏文到西团镇，在退休老干部、李增援等烈士遗体掩埋者之一的董尔钧老人的带领下，到烈士牺牲的旧址凭吊；而后，又到了东团烈士公墓，在中共西团镇委宣传委员陈翠红及东团村干部陈香泉等人的陪同下，向李增援等五名烈士敬献花圈。随后，《莱芜日报》为追忆李增援烈士，进行了以“人民不会忘记”为主题的十一期连续报道，尤其以《觅旧迹烈士血沃西团镇，魂安兮增援含笑励后人》等长篇报道最为真实感人，催人泪下。经江苏和山东的新闻媒体报道后，烈士家乡莱芜地区掀起了向李增援烈士学习的热潮。
李增援烈士是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他把一切都献给了民族解放事业，他有着博大的胸怀和崇高的道德品质，是共产党人和青年知识分子的楷模。他的鲜血浸润了苏北西团镇这方热土，人民永远怀念他。杰出的革命文艺巨星李增援烈士永垂不朽！
（编辑：魏 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