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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6月17日，国民党顽固派将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的共产党员、新四军指战员和爱国志士武装押解转往闽北，途径崇安县赤石镇时，第六中队的80多名“囚犯”举行暴动。这次成功暴动有20多位同志英勇牺牲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屠刀下，有一位青年英烈未满20岁，名叫杨华年。他的大姐杨瑞年在暴动后惨遭国民党当局枪杀，二姐杨青年则在解放战争的一次突围转移途中牺牲。他们便是镇江革命史上著名的“杨门三烈”。
1937年，杨瑞年在任弼时妹妹的支持下，奔向延安；在学员队集训后，奉调至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任女队副队长
杨瑞年姐弟共六人，出生在镇江城里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杨瑞年生于1916年7月19日，是杨家的长女。杨青年为次女，生于1920年5月26日，胞弟杨华年生于1922年10月26日。杨父杨效颜，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镇江最早的国民党员之一，也是一位正直、进步的爱国人士。1924年冬，他和杨公崖、陈斯白、金铸人等五人在镇江创建了第一个国民党秘密小组—“三五同志会”，意为他们信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以此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寻求救国道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进步的国民党镇江市党部被查封，在白色恐怖下，杨效颜避难上海，在痛骂“三民主义”为“三迷主义”（即官迷、财迷、色迷）后断然脱离国民党。
杨效颜先生追求真理的人生态度和言行，给子女以进步的思想熏陶。杨瑞年7岁就读于镇江县立第三女子高等小学（后改为薛家巷小学）。1927年，有几位女革命军人住在薛家巷小学内，杨瑞年常听她们讲革命道理，那时，她幼小的心灵里就已经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在女革命军人的影响下，杨瑞年把自己的长辫子剪掉了。她不顾社会舆论的压力，还竭力劝说其他女同学剪发，并鼓励她们和保守家长作斗争。班上有些保守的女同学讥讽剪发的女同学，编成歌谣骂她们说：“二道毛，鸭屁股，家长责骂没用处，活像小尼姑。”杨瑞年听了并不生气，反而哈哈大笑，她说：“将来你们都要剪成尼姑头！”果然，没过多久，社会上就形成了女子剪长发的风气。
1928年5月3日，日军侵略山东半岛，在济南无理杀害中国政府官员蔡公时等人，激起全国爱国人士的义愤，各地学生运动踊跃开展。当时杨瑞年是个只有12岁的四年级学生，虽然个子矮，但善于演讲，她的慷慨陈词触动了很多爱国同胞的心弦。杨瑞年还与同学一道宣传募捐，救济死难者家属，群众纷纷解囊。在校内，她发动大家抵制日货，同学们在她的影响下，都脱掉日本花洋布的服装，换上了土蓝布的旗袍，无形中成了统一的校服。
杨瑞年14岁那年考入久负盛名的扬州中学女子初中部，她在文艺方面颇具天赋，在排演黎锦辉的歌剧《小小画家》时扮演主角，演得惟妙惟肖，逐渐成了全校的知名人物，后又在校外公演，一时名噪扬州城。
杨瑞年读到初三时，“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的高潮。扬州中学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在校内外通过演讲、出板报、演话剧等活动，进行抗日宣传，同时组织学生游行，到国民党县党部请愿，要求当局抗日。杨瑞年在游行队伍中担任纠察队员，是女同学中的骨干分子，还积极参加查禁日货，处罚奸商等抗日活动。
因父亲杨效颜为人正直，屡遭失业，杨家家境陷于贫困，杨瑞年初中毕业后上不起普通高中，只得报考师范。1932年，她考入了当时很有名气的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杨瑞年在苏州女师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她喜欢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杂文，以及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从中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迪。当时学校当局无理解聘孙起孟先生等一批进步老师，激起了全校师生的义愤。杨瑞年被选为学生代表，站在请愿队伍的最前列，冲进江苏省教育厅，当面质问厅长周佛海。
1935年，杨瑞年从苏州女师毕业后回镇江，先后在达仁小学（现中华路小学）、高桥北小学（位于镇江大西路四牌楼附近）任教，不久与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和镇江几个爱国青年一起秘密组织“读书会”，学习、传播进步思想，从事革命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国各地的抗日浪潮汹涌澎湃。杨瑞年与一群爱国青年排演《张家店》《咆哮的河北》等抗日短剧。在被国民党省党部禁止公演后，杨瑞年鼓励同伴说：“上面不让在剧场演，我们就上街头和乡下表演！”在她的启发下，大家纷纷走上街头、奔向农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杨瑞年的爱国行动得到了时任镇江国民党省党部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任季璠（任弼时的妹妹）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任季璠鼓励她到革命熔炉延安去。1937年秋冬，杨瑞年悄悄带着行装离家北上，按照任季璠的指点，从南京经武汉北上，长途跋涉后到达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秘书荆天楚告诉她，因延安的人口太多，再加上国民党顽固派严密封锁，粮食已很紧张。荆天楚介绍她转道山西临汾帽儿刘村，加入八路军一一五师学兵大队。4个月的学习军训结束时，学员们集体受到朱德总司令的接见。
1938年2月下旬，杨瑞年从学兵队结业，加入了新四军并奉调南下，期间任女兵班长，带领10多名女兵从千里外的临汾经汉口、转九江。在武汉的轮船码头上，杨瑞年派人接待了刚加入新四军的武汉人张茜。老红军吴焜从延安被派往新四军工作，在由汉口到九江的轮船上发高烧，杨瑞年与他素昧平生，但依旧对其精心照顾。3月，杨瑞年到达南昌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到了战地服务团任女队副队长，负责女兵生活，4月1日随军部到皖南泾县，后由邹兆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战地服务团，杨瑞年工作积极，待人热情，每有演出任务，她总是全身心地投入排演。在表演《流亡三部曲》时，杨瑞年用悲愤、凄怆的颤音唱着“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全场观众潸然泪下，之后剧场中响彻“血债要用血来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一位与她在学兵队和服务团共同战斗多年的女战友在50多年后回忆说，杨瑞年“以她富有魅力的表演，俊俏的扮相和多情的歌声，迷住观众，感动观众，以致每次演出结束后都有人跑来要求参加新四军。” 1938年，杨青年加入罗瑞卿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皖南事变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在盐阜领导地方武装
在姐姐杨瑞年的进步思想和爱国行动的直接影响下，杨青年也开始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姐妹俩积极排演抗日节目，教大家唱《毕业歌》等进步歌曲。她们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37年初夏，两人被逮捕，在牢房里，她们经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却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叛徒、特务闵春华企图用所谓的“自由”软化她们，劝她“珍惜青春年华”，遭到了她们的拒绝。在父亲杨效颜、后祖母的姨侄林绍祖（时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以及镇江商会会长陆小波等社会名流的奔走呼号和中共地下组织的营救下，杨瑞年姐妹和一同被捕的学生终于获救出狱。
1937年秋冬，正在镇江师范读高三的杨青年瞒着父亲和家人，加入了镇江青年学生抗日宣传队，在和20几位青年学生沿运河北上奔赴延安途中，遇到川军邓锡侯部第二十二集团军，他们刚从山西前线转战到李宗仁统率的第五战区，便将杨青年所在的抗日宣传队收编，并成立了军部战地服务团。杨青年等学生兵随之开赴枣庄、滕县一带前线。
在枣庄，杨青年和战友们深入到煤矿矿工中宣传抗日思想，积极配合中共地下党员、矿领导张福林，带领工友与资方展开罢工斗争，要求减轻劳动强度、增加工资，并号召工友们参军参战，保卫家园。
1938年初，杨青年和全体队员到达滕县保卫战前线进行劳军慰问演出。驻守县城的二十二集团军一二二师依靠步枪和手榴弹，顽强抵抗日军飞机、大炮和坦克的猛烈攻击。杨青年等人冒着枪林弹雨，穿越守城阵地，用一首首抗日歌曲和短剧来鼓舞士气。
经过三昼夜激战，终因寡不敌众，滕县失守，师长王铭章及2000余官兵全部殉国。城破后，一二四师的部分官兵掩护杨青年等人死里逃生。狂妄的日军矶谷师团以4000兵力自滕县大举南下，直扑徐州东北的门户台儿庄，台儿庄会战拉开序幕。
杨青年返回徐州后，在街头宣传抗日、发动民众，支援台儿庄前线。在宣传队的带动下，徐州城里的民众纷纷行动起来，自发组成救护队、运输队、送粮队、自卫队，开赴前线。
台儿庄大捷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在徐州会战中不战自溃。蒋介石嫡系部队抢先突围，命令邓锡侯的二十二集团军最后撤退。当战地服务团接到撤退命令时，西去的道路已被截断。之后他们遭到敌机轰炸和地面敌人的围追堵截，不少人罹难。一天黎明，杨青年和几个战友与敌遭遇。危难时刻，他们遇到十三军骑兵团，士兵们腾出了战马，带他们一起突围，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封锁线。
脱险之后，杨青年和几个战友按照预先的计划，结伴踏上了奔赴延安的征程。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杨青年到达延安，被编入抗大四期女生队。这一年，杨青年18岁，正值豆蔻年华的她终于到达了朝思暮想的革命圣地。
1938年7月，已经在抗大担任教员的杨青年加入了八路军第五纵队，在司令员兼政委罗瑞卿率领下，第五纵队转战太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杨青年和她的战友们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太行山抗日根据地。4月，杨青年与亲密战友盛宏志相逢，两人后来结为革命伴侣，随部队转战。皖南事变后，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不久，杨青年跟随教导队到阜宁县建立根据地，年仅21岁的她担任五区区委书记，在当地领导地方武装，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1939年，杨华年到新四军教导队当学员，次年调至教导营；皖南事变中，与大姐瑞年被捕，饱经折磨、坚贞不屈
杨瑞年的胞弟杨华年自幼爱好读书，15岁毕业于无锡市师范初中部。镇江沦陷后，一家人到扬州农村避难，杨华年执意要奔赴抗日前线。那一段日子里，杨华年变得沉默寡言，经常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好像在等待什么。1938年秋天，大姐杨瑞年调任军部教导总队文化教员，曾写信给大哥杨荣年说：“我在这里一切都很好。叫弟弟华年到我这里来吧。”1939年，在收到大姐杨瑞年的信后，17岁的杨华年到达了皖南，被分配到教导总队第五队当学员，于1940年调到军部教导营工作。从此，姐弟俩在革命征途上，共同战斗，共同生活，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不息。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9000余人只有1000多人成功突围，7000余人大多牺牲，部分被俘，杨瑞年、杨华年姐弟也不幸被俘。在狱中，她俩分别化名为杨瑞莲和王宜林。
起初，杨瑞年被关押在泾县县城。国民党军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有个姨太太曾和杨瑞年是同学。受刘秉哲指示，她把杨瑞年“请去叙旧”，希望杨瑞年“回心转意”。杨瑞年说：“我们过去是要好的同学，但现在志不同、道不合了。”这个姨太太虽然碰了钉子，但依旧说道：“瑞年，不要这样任性。你现在是俘虏啊！共产党、新四军给了你什么好处？你何必这样执迷不悟呢？像你这样的人才，如果愿意到我们五十二师服务团来，真是前途无量啊！”杨瑞年异常愤懑，立即起身对她说：“多谢你的好意！我参加新四军是为了抗日救国，不是为了追求个人享受。”这个姨太太顷刻面红耳赤，十分尴尬，企图诱降的阴谋破产了。
随后，杨瑞年姐弟被囚禁到上饶集中营，受尽了折磨。杨瑞年被编在女生队，囚在下周田村，杨华年被编入六队，囚在上周田村。杨瑞年在狱中极度艰难险恶的环境下，依然无微不至地关心难友。在一个单独的牢房里，关着一位卧床不起的女同志，名叫施奇，她在上饶集中营中，竟被十几个国民党匪徒轮奸，造成重伤，不能行动。杨瑞年主动关心她、照顾她，并通过施奇与男生队取得联系。一次，在施奇那里得知男生队有同志要越狱，但没有鞋穿，杨瑞年便把自己的衣服撕掉，赶做了一双布鞋，后由施奇转交给了陈茂辉，他穿着这双布鞋，成功冲破重围，重新回到革命队伍，投入党的怀抱。陈茂辉后来成为开国少将，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江苏省军区政委。
1941 年7 月，特务为了请功领赏，表明他们“改造”共产党员、新四军有成绩，别出心裁地在集中营成立了一个“更新剧团”，指名要杨瑞年当主角。杨瑞年开始断然拒绝，后经狱中的秘密党支部研究，认为可以利用外出演出的机会组织越狱，便决定让她参加。杨瑞年根据党支部的指示，联络其他女演员向国民党特务头子提出条件：一是绝不演反共戏；二是必须由赖少其做布景工作，邵宇担任化妆。赖少其和邵宇都是新四军中的著名画家，狱中党支部就是想利用这次机会帮助他们和另外3位同志陈文全、叶育青、陈安羽逃出魔掌。经过精心准备，1941年12月6日傍晚，剧团演出时，趁特务、宪兵们注视戏台的当口， 5位同志兵分两路，成功出逃，奔向武夷山区，回到了党的怀抱。1942年元旦，在杨瑞年等人的精心掩护下，又有8位同志再次越狱成功。特务头子据此认准了杨瑞年是“共党顽固分子”，从此加倍地迫害她。 杨华年被囚后，也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特务企图要他承认和杨瑞年是姐弟关系，故意在杨瑞年面前给杨华年施以酷刑，姐弟俩忍受住身心的痛苦，坚持不相认，敌人的阴谋破产。杨华年在牢里患上了回归热，特务对杨华年说：“只要你自首，可以给你治疗”。但杨华年坚决不自首。
集中营不准唱进步歌曲，逼着大家唱国民党党歌和三青团团歌，“囚徒”们就将歌词中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宗”改为“杀民主义，孤党所宗”，把“我们是三民主义的青年”改为“我们是共产主义的青年”等等。执行队长气势汹汹地叫杨华年出来，责问他为什么改歌词，杨华年毫不示弱，被特务当场摁倒在地，用扁担毒打一顿。被关回牢房后，难友邢济民告诉他一个好消息：新四军已经重建军部，由陈毅代理军长。杨华年忍住遍身的伤痛，抓住邢济民的手高兴地说：“太好了，如果能冲出牢笼，和同志们杀上抗日战场，那该多好啊！”
“杨门三烈”的父亲杨效颜含泪作了《题画竹》纪念三子女：“我有三竿竹，直上青云霄。”
1942年初夏，日本侵略军发动浙赣战役。金华、衢州相继沦陷，驻上饶的国民党第三战区指挥机关向南溃退。6月5日，上饶集中营向福建转移。6月17日，杨华年所在第六队的一批“囚犯”行进到福建省崇安县赤石镇，计划下午渡崇溪。第六队秘密党支部认为这是难得的暴动良机，只要突围过了河，不远便是高山密林，那里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
暴动总指挥王羲亭（新四军教导总队机炮队长、干部队长，被俘后化名王达钧）与支委们一起制定了暴动预案。当日下午4时许，第一批“囚犯”在少数特务和宪兵的押解下过了河，渡船返回到河中心时，王羲亭突然高喊：“同志们，冲啊！”这时已经过河的“囚犯”怀着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纷纷向武夷山奔去。特务、宪兵惊恐万状，一齐举枪射击。暴动成功了，许多同志跑进了深山，找到了党领导的游击队，重返抗日前线。
杨华年由于长期苦役、疾病和棒伤的摧残，加上长途跋涉的疲劳，体力不支，步履艰难。他一路跑，一路跌跤，竟跌伤了一条腿。难友们要背他突围，他不愿意拖累大家，便只身爬进一个山沟，第二天被搜山的宪兵发现。他赤手空拳同宪兵搏斗，最后被刺数刀壮烈牺牲，年仅20岁。
在经历了茅家岭暴动和赤石暴动后，特务们对俘虏加强了戒备，并用大规模的屠杀作为最残忍的报复。杨瑞年也被列在屠杀名单之中。6月19日深夜，特务们将77名所谓共党顽固分子分批押到赤石镇虎山庙的一个废茶园里。6月20日下午3时，特务们分三批枪杀“囚徒”。杨瑞年等7名女战士是第二批就义的。她们被押到刑场时，个个痛骂特务，并齐声高唱《国际歌》。杨瑞年中弹后依然高呼“打倒国民党顽固派！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刽子手们惊恐万状，用机枪来回扫射，杨瑞年一次次被子弹击倒，却一次次挣扎着喊着口号再站起来，直到被第7颗子弹击中，年仅26岁的女英雄才像山一样轰然倒下。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武夷山的岩石，岩石成为名副其实的“赤石”。杨瑞年和其他同志在刑场上的坚贞不屈，使当时执行枪杀任务的一名宪兵受到震动，他决心离开这个屠杀队。杨瑞年等人就义时的壮烈场景，就是这名宪兵后来回忆的。
杨瑞年在新四军教导总队的战友、上饶集中营的难友陈安羽说：“瑞年同志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她对党赤胆忠心，在困难时挺身而出，大是大非毫不含糊，不愧是党的好女儿。”
杨瑞年、杨华年姐弟牺牲时，杨青年正在新四军三师盐阜根据地领导地方武装。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对苏北进行大扫荡，新四军与地方武装撤往东北大连，途经山东，杨青年将刚生下不久的女儿盛小青寄放在了一位农民家里，新中国建立后才找回。杨青年因在行军中劳累过度，不幸因公殉职，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远在家乡镇江的杨效颜、潘志贞夫妇一直思念儿女，1949年4月23日，镇江解放，但杨瑞年三姐弟依旧毫无音讯。情急之下，杨效颜在《新华日报》上登寻人启事，后来被三位烈士的战友看到，托人辗转告诉杨老先生三子女早已牺牲。杨效颜得知后一下子瘫倒在地，潘志贞则因伤心过度，哭瞎了一只眼睛。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没有忘记“杨门三烈”。1957年12月，福建省崇安县修建了规模宏大的赤石暴动烈士墓，杨瑞年、杨华年等73位革命烈士的名字被镌刻在纪念碑上。在镇江烈士陵园和茅山新四军纪念馆中也均有“杨门三烈”的事迹陈列。
“杨门三烈”的父亲杨效颜老人为纪念三位儿女，曾含泪作了《题画竹》：“我有三竿竹，直上青云霄，生来不屈曲，哪怕暴风摇。”杨瑞年姐弟三烈士正是那宁折不屈的翠竹，用短暂的年华谱写了壮丽的人生，他们名字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作者系江苏镇江茅山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
（编辑：魏 冉）
1937年，杨瑞年在任弼时妹妹的支持下，奔向延安；在学员队集训后，奉调至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任女队副队长
杨瑞年姐弟共六人，出生在镇江城里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杨瑞年生于1916年7月19日，是杨家的长女。杨青年为次女，生于1920年5月26日，胞弟杨华年生于1922年10月26日。杨父杨效颜，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镇江最早的国民党员之一，也是一位正直、进步的爱国人士。1924年冬，他和杨公崖、陈斯白、金铸人等五人在镇江创建了第一个国民党秘密小组—“三五同志会”，意为他们信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以此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寻求救国道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进步的国民党镇江市党部被查封，在白色恐怖下，杨效颜避难上海，在痛骂“三民主义”为“三迷主义”（即官迷、财迷、色迷）后断然脱离国民党。
杨效颜先生追求真理的人生态度和言行，给子女以进步的思想熏陶。杨瑞年7岁就读于镇江县立第三女子高等小学（后改为薛家巷小学）。1927年，有几位女革命军人住在薛家巷小学内，杨瑞年常听她们讲革命道理，那时，她幼小的心灵里就已经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在女革命军人的影响下，杨瑞年把自己的长辫子剪掉了。她不顾社会舆论的压力，还竭力劝说其他女同学剪发，并鼓励她们和保守家长作斗争。班上有些保守的女同学讥讽剪发的女同学，编成歌谣骂她们说：“二道毛，鸭屁股，家长责骂没用处，活像小尼姑。”杨瑞年听了并不生气，反而哈哈大笑，她说：“将来你们都要剪成尼姑头！”果然，没过多久，社会上就形成了女子剪长发的风气。
1928年5月3日，日军侵略山东半岛，在济南无理杀害中国政府官员蔡公时等人，激起全国爱国人士的义愤，各地学生运动踊跃开展。当时杨瑞年是个只有12岁的四年级学生，虽然个子矮，但善于演讲，她的慷慨陈词触动了很多爱国同胞的心弦。杨瑞年还与同学一道宣传募捐，救济死难者家属，群众纷纷解囊。在校内，她发动大家抵制日货，同学们在她的影响下，都脱掉日本花洋布的服装，换上了土蓝布的旗袍，无形中成了统一的校服。
杨瑞年14岁那年考入久负盛名的扬州中学女子初中部，她在文艺方面颇具天赋，在排演黎锦辉的歌剧《小小画家》时扮演主角，演得惟妙惟肖，逐渐成了全校的知名人物，后又在校外公演，一时名噪扬州城。
杨瑞年读到初三时，“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的高潮。扬州中学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在校内外通过演讲、出板报、演话剧等活动，进行抗日宣传，同时组织学生游行，到国民党县党部请愿，要求当局抗日。杨瑞年在游行队伍中担任纠察队员，是女同学中的骨干分子，还积极参加查禁日货，处罚奸商等抗日活动。
因父亲杨效颜为人正直，屡遭失业，杨家家境陷于贫困，杨瑞年初中毕业后上不起普通高中，只得报考师范。1932年，她考入了当时很有名气的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杨瑞年在苏州女师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她喜欢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杂文，以及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从中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迪。当时学校当局无理解聘孙起孟先生等一批进步老师，激起了全校师生的义愤。杨瑞年被选为学生代表，站在请愿队伍的最前列，冲进江苏省教育厅，当面质问厅长周佛海。
1935年，杨瑞年从苏州女师毕业后回镇江，先后在达仁小学（现中华路小学）、高桥北小学（位于镇江大西路四牌楼附近）任教，不久与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和镇江几个爱国青年一起秘密组织“读书会”，学习、传播进步思想，从事革命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国各地的抗日浪潮汹涌澎湃。杨瑞年与一群爱国青年排演《张家店》《咆哮的河北》等抗日短剧。在被国民党省党部禁止公演后，杨瑞年鼓励同伴说：“上面不让在剧场演，我们就上街头和乡下表演！”在她的启发下，大家纷纷走上街头、奔向农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杨瑞年的爱国行动得到了时任镇江国民党省党部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任季璠（任弼时的妹妹）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任季璠鼓励她到革命熔炉延安去。1937年秋冬，杨瑞年悄悄带着行装离家北上，按照任季璠的指点，从南京经武汉北上，长途跋涉后到达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秘书荆天楚告诉她，因延安的人口太多，再加上国民党顽固派严密封锁，粮食已很紧张。荆天楚介绍她转道山西临汾帽儿刘村，加入八路军一一五师学兵大队。4个月的学习军训结束时，学员们集体受到朱德总司令的接见。
1938年2月下旬，杨瑞年从学兵队结业，加入了新四军并奉调南下，期间任女兵班长，带领10多名女兵从千里外的临汾经汉口、转九江。在武汉的轮船码头上，杨瑞年派人接待了刚加入新四军的武汉人张茜。老红军吴焜从延安被派往新四军工作，在由汉口到九江的轮船上发高烧，杨瑞年与他素昧平生，但依旧对其精心照顾。3月，杨瑞年到达南昌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到了战地服务团任女队副队长，负责女兵生活，4月1日随军部到皖南泾县，后由邹兆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战地服务团，杨瑞年工作积极，待人热情，每有演出任务，她总是全身心地投入排演。在表演《流亡三部曲》时，杨瑞年用悲愤、凄怆的颤音唱着“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全场观众潸然泪下，之后剧场中响彻“血债要用血来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一位与她在学兵队和服务团共同战斗多年的女战友在50多年后回忆说，杨瑞年“以她富有魅力的表演，俊俏的扮相和多情的歌声，迷住观众，感动观众，以致每次演出结束后都有人跑来要求参加新四军。” 1938年，杨青年加入罗瑞卿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皖南事变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在盐阜领导地方武装
在姐姐杨瑞年的进步思想和爱国行动的直接影响下，杨青年也开始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姐妹俩积极排演抗日节目，教大家唱《毕业歌》等进步歌曲。她们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37年初夏，两人被逮捕，在牢房里，她们经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却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叛徒、特务闵春华企图用所谓的“自由”软化她们，劝她“珍惜青春年华”，遭到了她们的拒绝。在父亲杨效颜、后祖母的姨侄林绍祖（时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以及镇江商会会长陆小波等社会名流的奔走呼号和中共地下组织的营救下，杨瑞年姐妹和一同被捕的学生终于获救出狱。
1937年秋冬，正在镇江师范读高三的杨青年瞒着父亲和家人，加入了镇江青年学生抗日宣传队，在和20几位青年学生沿运河北上奔赴延安途中，遇到川军邓锡侯部第二十二集团军，他们刚从山西前线转战到李宗仁统率的第五战区，便将杨青年所在的抗日宣传队收编，并成立了军部战地服务团。杨青年等学生兵随之开赴枣庄、滕县一带前线。
在枣庄，杨青年和战友们深入到煤矿矿工中宣传抗日思想，积极配合中共地下党员、矿领导张福林，带领工友与资方展开罢工斗争，要求减轻劳动强度、增加工资，并号召工友们参军参战，保卫家园。
1938年初，杨青年和全体队员到达滕县保卫战前线进行劳军慰问演出。驻守县城的二十二集团军一二二师依靠步枪和手榴弹，顽强抵抗日军飞机、大炮和坦克的猛烈攻击。杨青年等人冒着枪林弹雨，穿越守城阵地，用一首首抗日歌曲和短剧来鼓舞士气。
经过三昼夜激战，终因寡不敌众，滕县失守，师长王铭章及2000余官兵全部殉国。城破后，一二四师的部分官兵掩护杨青年等人死里逃生。狂妄的日军矶谷师团以4000兵力自滕县大举南下，直扑徐州东北的门户台儿庄，台儿庄会战拉开序幕。
杨青年返回徐州后，在街头宣传抗日、发动民众，支援台儿庄前线。在宣传队的带动下，徐州城里的民众纷纷行动起来，自发组成救护队、运输队、送粮队、自卫队，开赴前线。
台儿庄大捷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在徐州会战中不战自溃。蒋介石嫡系部队抢先突围，命令邓锡侯的二十二集团军最后撤退。当战地服务团接到撤退命令时，西去的道路已被截断。之后他们遭到敌机轰炸和地面敌人的围追堵截，不少人罹难。一天黎明，杨青年和几个战友与敌遭遇。危难时刻，他们遇到十三军骑兵团，士兵们腾出了战马，带他们一起突围，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封锁线。
脱险之后，杨青年和几个战友按照预先的计划，结伴踏上了奔赴延安的征程。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杨青年到达延安，被编入抗大四期女生队。这一年，杨青年18岁，正值豆蔻年华的她终于到达了朝思暮想的革命圣地。
1938年7月，已经在抗大担任教员的杨青年加入了八路军第五纵队，在司令员兼政委罗瑞卿率领下，第五纵队转战太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杨青年和她的战友们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太行山抗日根据地。4月，杨青年与亲密战友盛宏志相逢，两人后来结为革命伴侣，随部队转战。皖南事变后，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不久，杨青年跟随教导队到阜宁县建立根据地，年仅21岁的她担任五区区委书记，在当地领导地方武装，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1939年，杨华年到新四军教导队当学员，次年调至教导营；皖南事变中，与大姐瑞年被捕，饱经折磨、坚贞不屈
杨瑞年的胞弟杨华年自幼爱好读书，15岁毕业于无锡市师范初中部。镇江沦陷后，一家人到扬州农村避难，杨华年执意要奔赴抗日前线。那一段日子里，杨华年变得沉默寡言，经常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好像在等待什么。1938年秋天，大姐杨瑞年调任军部教导总队文化教员，曾写信给大哥杨荣年说：“我在这里一切都很好。叫弟弟华年到我这里来吧。”1939年，在收到大姐杨瑞年的信后，17岁的杨华年到达了皖南，被分配到教导总队第五队当学员，于1940年调到军部教导营工作。从此，姐弟俩在革命征途上，共同战斗，共同生活，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不息。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9000余人只有1000多人成功突围，7000余人大多牺牲，部分被俘，杨瑞年、杨华年姐弟也不幸被俘。在狱中，她俩分别化名为杨瑞莲和王宜林。
起初，杨瑞年被关押在泾县县城。国民党军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有个姨太太曾和杨瑞年是同学。受刘秉哲指示，她把杨瑞年“请去叙旧”，希望杨瑞年“回心转意”。杨瑞年说：“我们过去是要好的同学，但现在志不同、道不合了。”这个姨太太虽然碰了钉子，但依旧说道：“瑞年，不要这样任性。你现在是俘虏啊！共产党、新四军给了你什么好处？你何必这样执迷不悟呢？像你这样的人才，如果愿意到我们五十二师服务团来，真是前途无量啊！”杨瑞年异常愤懑，立即起身对她说：“多谢你的好意！我参加新四军是为了抗日救国，不是为了追求个人享受。”这个姨太太顷刻面红耳赤，十分尴尬，企图诱降的阴谋破产了。
随后，杨瑞年姐弟被囚禁到上饶集中营，受尽了折磨。杨瑞年被编在女生队，囚在下周田村，杨华年被编入六队，囚在上周田村。杨瑞年在狱中极度艰难险恶的环境下，依然无微不至地关心难友。在一个单独的牢房里，关着一位卧床不起的女同志，名叫施奇，她在上饶集中营中，竟被十几个国民党匪徒轮奸，造成重伤，不能行动。杨瑞年主动关心她、照顾她，并通过施奇与男生队取得联系。一次，在施奇那里得知男生队有同志要越狱，但没有鞋穿，杨瑞年便把自己的衣服撕掉，赶做了一双布鞋，后由施奇转交给了陈茂辉，他穿着这双布鞋，成功冲破重围，重新回到革命队伍，投入党的怀抱。陈茂辉后来成为开国少将，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江苏省军区政委。
1941 年7 月，特务为了请功领赏，表明他们“改造”共产党员、新四军有成绩，别出心裁地在集中营成立了一个“更新剧团”，指名要杨瑞年当主角。杨瑞年开始断然拒绝，后经狱中的秘密党支部研究，认为可以利用外出演出的机会组织越狱，便决定让她参加。杨瑞年根据党支部的指示，联络其他女演员向国民党特务头子提出条件：一是绝不演反共戏；二是必须由赖少其做布景工作，邵宇担任化妆。赖少其和邵宇都是新四军中的著名画家，狱中党支部就是想利用这次机会帮助他们和另外3位同志陈文全、叶育青、陈安羽逃出魔掌。经过精心准备，1941年12月6日傍晚，剧团演出时，趁特务、宪兵们注视戏台的当口， 5位同志兵分两路，成功出逃，奔向武夷山区，回到了党的怀抱。1942年元旦，在杨瑞年等人的精心掩护下，又有8位同志再次越狱成功。特务头子据此认准了杨瑞年是“共党顽固分子”，从此加倍地迫害她。 杨华年被囚后，也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特务企图要他承认和杨瑞年是姐弟关系，故意在杨瑞年面前给杨华年施以酷刑，姐弟俩忍受住身心的痛苦，坚持不相认，敌人的阴谋破产。杨华年在牢里患上了回归热，特务对杨华年说：“只要你自首，可以给你治疗”。但杨华年坚决不自首。
集中营不准唱进步歌曲，逼着大家唱国民党党歌和三青团团歌，“囚徒”们就将歌词中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宗”改为“杀民主义，孤党所宗”，把“我们是三民主义的青年”改为“我们是共产主义的青年”等等。执行队长气势汹汹地叫杨华年出来，责问他为什么改歌词，杨华年毫不示弱，被特务当场摁倒在地，用扁担毒打一顿。被关回牢房后，难友邢济民告诉他一个好消息：新四军已经重建军部，由陈毅代理军长。杨华年忍住遍身的伤痛，抓住邢济民的手高兴地说：“太好了，如果能冲出牢笼，和同志们杀上抗日战场，那该多好啊！”
“杨门三烈”的父亲杨效颜含泪作了《题画竹》纪念三子女：“我有三竿竹，直上青云霄。”
1942年初夏，日本侵略军发动浙赣战役。金华、衢州相继沦陷，驻上饶的国民党第三战区指挥机关向南溃退。6月5日，上饶集中营向福建转移。6月17日，杨华年所在第六队的一批“囚犯”行进到福建省崇安县赤石镇，计划下午渡崇溪。第六队秘密党支部认为这是难得的暴动良机，只要突围过了河，不远便是高山密林，那里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
暴动总指挥王羲亭（新四军教导总队机炮队长、干部队长，被俘后化名王达钧）与支委们一起制定了暴动预案。当日下午4时许，第一批“囚犯”在少数特务和宪兵的押解下过了河，渡船返回到河中心时，王羲亭突然高喊：“同志们，冲啊！”这时已经过河的“囚犯”怀着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纷纷向武夷山奔去。特务、宪兵惊恐万状，一齐举枪射击。暴动成功了，许多同志跑进了深山，找到了党领导的游击队，重返抗日前线。
杨华年由于长期苦役、疾病和棒伤的摧残，加上长途跋涉的疲劳，体力不支，步履艰难。他一路跑，一路跌跤，竟跌伤了一条腿。难友们要背他突围，他不愿意拖累大家，便只身爬进一个山沟，第二天被搜山的宪兵发现。他赤手空拳同宪兵搏斗，最后被刺数刀壮烈牺牲，年仅20岁。
在经历了茅家岭暴动和赤石暴动后，特务们对俘虏加强了戒备，并用大规模的屠杀作为最残忍的报复。杨瑞年也被列在屠杀名单之中。6月19日深夜，特务们将77名所谓共党顽固分子分批押到赤石镇虎山庙的一个废茶园里。6月20日下午3时，特务们分三批枪杀“囚徒”。杨瑞年等7名女战士是第二批就义的。她们被押到刑场时，个个痛骂特务，并齐声高唱《国际歌》。杨瑞年中弹后依然高呼“打倒国民党顽固派！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刽子手们惊恐万状，用机枪来回扫射，杨瑞年一次次被子弹击倒，却一次次挣扎着喊着口号再站起来，直到被第7颗子弹击中，年仅26岁的女英雄才像山一样轰然倒下。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武夷山的岩石，岩石成为名副其实的“赤石”。杨瑞年和其他同志在刑场上的坚贞不屈，使当时执行枪杀任务的一名宪兵受到震动，他决心离开这个屠杀队。杨瑞年等人就义时的壮烈场景，就是这名宪兵后来回忆的。
杨瑞年在新四军教导总队的战友、上饶集中营的难友陈安羽说：“瑞年同志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她对党赤胆忠心，在困难时挺身而出，大是大非毫不含糊，不愧是党的好女儿。”
杨瑞年、杨华年姐弟牺牲时，杨青年正在新四军三师盐阜根据地领导地方武装。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对苏北进行大扫荡，新四军与地方武装撤往东北大连，途经山东，杨青年将刚生下不久的女儿盛小青寄放在了一位农民家里，新中国建立后才找回。杨青年因在行军中劳累过度，不幸因公殉职，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远在家乡镇江的杨效颜、潘志贞夫妇一直思念儿女，1949年4月23日，镇江解放，但杨瑞年三姐弟依旧毫无音讯。情急之下，杨效颜在《新华日报》上登寻人启事，后来被三位烈士的战友看到，托人辗转告诉杨老先生三子女早已牺牲。杨效颜得知后一下子瘫倒在地，潘志贞则因伤心过度，哭瞎了一只眼睛。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没有忘记“杨门三烈”。1957年12月，福建省崇安县修建了规模宏大的赤石暴动烈士墓，杨瑞年、杨华年等73位革命烈士的名字被镌刻在纪念碑上。在镇江烈士陵园和茅山新四军纪念馆中也均有“杨门三烈”的事迹陈列。
“杨门三烈”的父亲杨效颜老人为纪念三位儿女，曾含泪作了《题画竹》：“我有三竿竹，直上青云霄，生来不屈曲，哪怕暴风摇。”杨瑞年姐弟三烈士正是那宁折不屈的翠竹，用短暂的年华谱写了壮丽的人生，他们名字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作者系江苏镇江茅山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
（编辑：魏 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