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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去年9月，《观城——谢国安纪实摄影作品展》在武汉美术馆展出。看着谢国安先生30余年拍摄的江城武汉，编辑几次想到了沈从文的《边城》。将这两部作品联系起来的，是许多优秀作品共有的那种东西：对彼时彼地文化血脉的深刻体认。
聊起武汉，外地人想起的往往是长江大桥、辛亥革命或黄鹤楼、汉正街、江汉关，但在谢国安这位土著看来，那些东西只不过是这座城市的外衣，要想真正解读这座城市，还必须真实地去了解武汉人的日常生活和生活态度。出于半个多世纪武汉生活的深刻体认，谢国安将武汉的城市性格归纳为“最市民化的城市”；这座城市的存在，不是像北京那样为了上演轰动历史的政治大戏，也不是像上海那样做风情摇曳的东方巴黎，它体现的是另一种价值：“一座城市最大的意义莫过于能让它的市民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谢国安语）。谢国安的摄影，就是平和、细心地发现和记录武汉的市民生活，或曰“市民性”，那种爱吃爱玩儿沉溺于各种小享受的世俗气，那种游民文化玩世不恭各种小狡黠的码头气，那种混合了英式租界和中式里巷，领不了潮流当不上先锋却又绝不甘心落后的不服气……谢国安的镜头对这些东西耐心伺候，犹如沈从文对《边城》的纯净不惜笔墨，30余年的积累，不仅为武汉市井留下一份出色的视觉档案，其本人也与雍和、安哥等一起，成为当代中国城市纪实摄影的杰出代表。
但谢国安之所以是谢国安，还在于他没有让自己的美学趣味和艺术品格也沉溺于世俗。他做的恰恰相反，是“用最世俗的生活，去挑战世俗的审美趣味，同时也挑战时尚”。（方方：《最真实的记录》，见《观城——谢国安纪实影像作品集》代序）所以，著名作家方方说“谢国安的作品中人物的瞬间表情以及他们的眼神，另有一种意味深长的东西。”这种“意味深长”正是超越世俗的另类表述。而这种超越，某些方面又正是谢国安个人品格的侧影。作为1980年代中期就闻名全国的摄影家，20多年过去，有多少作品远逊于他的摄影人都红了，谢国安却始终站在“主流”边上冷眼旁观。和热闹相比，他更喜欢冷静，他享受这种沉潜。他拒绝对日常生活的美化和妆扮，他认为生活不是那个样子的。对谢国安深有了解的评论家丁遵新先生说他交友苛刻，规避炒作，给人以孤傲之感，“其实甘于寂寞，率真、坦荡、执着、脱俗，正是谢国安艺术秉性的难能可贵之处”。
这种坚守，也正是谢国安作品的难能可贵之处。
一个人拍一座城超过30年，而这座城还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响当当的大武汉。这个拍摄武汉30多年的人就是谢国安。
大约在1978年前后，谢国安开始接触到摄影，之后他进入武汉美术馆摄影暗房工作，有机会系统地琢磨、学习摄影、胶片、相机、镜头，以及胶片冲洗、底片放大等全套后期制作工艺流程，这些都为他其后的摄影打下了极好的基础。
谢国安第一次使用相机，拍的就是汉口街头的市民生活和街景。至1980年代初，他又陆续拍摄了一些武汉的市井生活，但那个时候他还远没有形成日后日臻成熟的城市纪实摄影观，只是觉得应该拍下身边的这些人和事，间或也外出拍些西部风情片——当时这几乎是全国摄影人都热衷的摄影朝圣活动。
1980年代中后期至整个1990年代，谢国安都市摄影的目标已经比较明确，并连续拍摄了《热都武汉》《武汉人过早》（“过早”，武汉口语，即吃早饭——编辑）《武汉的里巷》《武汉涂鸦》等多个专题，成为他大武汉纪实的奠基之作。进入新世纪之后，谢国安的行脚开始由武汉的中心城区向外延伸，及至近年多了一些东湖高新区、光谷新区的影像，逐渐拓展了大武汉纪实的格局，其纪实摄影的风格、影像语言形式已相当成熟。
说起来，谢国安1986年就在武汉美术馆办过个展，之后作品也在国内、国外多次展出（包括1992年和一位外国艺术家在中国美术馆做的两人联展），发表作品数以百计。然而，国内摄影界、评论界对谢国安的摄影，尤其是都市纪实摄影的讨论相当缺乏，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谢国安的大武汉纪实摄影？
1970年代末至今，谢国安拍摄武汉的彩色和黑白影像超过6万幅，为武汉乃至为中国城市生活发展史留下了一份高可信度的视觉档案。
何以说它可信度高？谢国安拍摄大武汉的这些年纯粹属于个人行为；拍出的照片不急着展览、出版和发表，无所谓赶时间拍摄，因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尤其是1980年代至1990年代拍摄的大量照片都拍得相当从容。
长期以来，武汉几乎就是谢国安唯一的创作园地。他以本市一介平民的姿态行走于三镇（汉口、汉阳、武昌），特别是老汉口中心城区。无论他是带着任何一位艺术家都潜藏着的最原始的创作冲动，还是怀揣记录和改变他的乡亲生活境遇的目的，在他的影像中看不到那种游客似的好奇或猎奇。他以在武汉拍照片为荣，他本来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一拍就是30多年，如果其中没有一种社会责任，何以能坚持如此长的时间？但正因为在社会责任的驱使下拍摄，他自然而然会建立起对所拍摄的城市、街道特别是乡亲们的同情与关心的真诚。
观城的意义尽在观人。观看生活在这城中的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生存的样态和情态。然而，这城中的人和这座城又有怎样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弄清这一点，摄影师难以拍好这城和人，我们观众又焉能理解城与人的关系？
汉口与上海、天津、广州等都是中国最早开埠的口岸。但汉口——武汉这个口岸又与其他口岸城市截然不同，它不在沿海，而在中国内陆最中心的长江与汉江的交汇处，开埠前就是一个云集各方船只、集散货物的“码头”，通衢九省、辐射全国。这样一座“码头”被赋予了更多的丰富性、多样性、可能性以及包容性。这样一座“码头”的商品和金融流通功能构成了这座城市依两江而建的城市格局，也构成了这座城市中人们居住、劳作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并在这样的环境中造就了武汉人特有的、混杂着南北东西各路人、又不同于任何一路人的性格。
武汉人的个性不简单。武汉人的精明、算计、泼辣、豪放、吃苦、耐劳、张扬、散漫……难道没有下江人、闽粤人、湖南人、四川人、西北或东北人的影子？试图简单化、符号化、标签化一座城市的做法在大武汉行不通，难道这不恰恰就是武汉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历史上，屡次倒皇运动均以失败告终，为何辛亥首义却彪炳史册？——个中原因既有地域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军事上的、交通上的甚至于时局上的……难道就没有这里的人和他们的生活及其他们血脉中的个性方面的因素？！那么，谢国安的镜头又是怎样透过武汉、武汉市民的日常生活表现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乃至人的个性呢？ 纪实摄影行为有点像是用脚旅行、用心朝圣。纯然的记录不能不算是一位好的摄影师，但是杰出的摄影师一定能在影像中记录同时也表现出被摄对象的某种精神特质。陆元敏长期拍摄的苏州河、上海老城区纪实影像透着上海人在生活中潜移默化的怀旧与优雅；陈锦的成都“茶馆”弥漫着天府之国的惬意和闲适。
再看谢国安的《观城》，无论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老棋手，还是《换房》、《象棋摊》、武汉展览馆门前背挂广告那种大阵势；不管是花楼街屋外打着赤巴、摇着蒲扇乘凉的老先生，还是《模特队员》里那位老年女模特和背景上的其他人，或是两位在面摊上吃着热干面夸天（夸天，武汉口语，闲聊
编辑）的妇女……他们的动作、肢态、面孔、表情或是眼神，莫不透着坦荡、傲然、豪气、开放抑或躁动、张扬、好斗和散漫。
在这些影像当中我能深切地感受到谢国安的个性和气质。当我们的目光游走在他的照片上，仔细打量就会加深这种感受——与影像中那些乡亲四日相对或者轻轻扫过他们生活的，是一双宁静、坦诚、关切、敏感而且细腻的眼睛。恰是这双眼睛，使画面中的人的面容、神情以及环绕着他们的环境氛围透射出一种难以言表的温情与雅致，四下里散发出人情、人性的气息。这恰恰反映出谢国安作为都市纪实摄影大家的才气过人之处。
1970年代生活在武汉的乡亲们一定会对之后数十年武汉的变化留有很深印象：夏日傍晚武汉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竹床阵（户外纳凉方式，同属当年“三大火炉”的重庆、南京怎么就不见？），最早（1979年）出现辐射全国的第一个小商品市场汉正衔，武汉人过早及至遍及全城各个角落的餐饮业（在全国也不多见），紧随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建起广埠屯电子一条衔，还有后来开创性地建起的光谷……武汉这30多年还真有不少引领风气的地方和作为，谢国安的镜头无一疏漏地对准了这些关乎这座大都市文明发展的不同场景和瞬间，精准定位了血脉里蕴藏着这座城市精神气质的武汉市民的日常生活。
相信看到这些照片，那些早年在武汉生活过的人，尤其是有点年纪、在武汉城区住过20年以上的市民，对这些影像应该相当熟悉。这里有他们曾经住过的里巷走过的街道，有他们儿时穿街走巷结伴戏耍的欢乐；有他们灯下约会、谈情说爱、结婚生子的回忆，也有上学、工作、退休，失业、下岗、摆摊的苦辣酸甜；他们在这里乘凉夸天、下棋打牌、扯皮吵架、买菜过早……这30多年，中国社会、中国人民经历过怎样的波澜壮阔，武汉、武汉市民就经历了怎样的波澜壮阔。这里有太多太多武汉市民最近30年生活经历的记忆，谢国安的镜头逐一扫描了这些记忆，他长期的纪实摄影实践正是延续了纪实摄影的传统，丰富了中国当代纪实摄影尤其是都市纪实摄影的谱系。
如果单从摄影的角度看《观城》，影像的图式、语言是比较讲究的。但若要深入解读，当图式、语言和摄影对象连同其所处场景、场景中的环境细节、时代特征等一并成为内容时，你会发现谢国安对图像元素的构成形式、图像内容的人文内涵等方面颇为用心，你会被他视感（思想和眼光）的敏锐、技艺的娴熟深深打动。
如何反映和表现武汉这座大都市的文明发展和精神气质？这是一个摆在武汉摄影家面前的大课题；广而言之，在快速城市化的时代，如何面对城市，也是中国摄影师必须细心研究的大课题。作为一个出色的个案，谢国安的这批照片将极大地拓展并深化我们对于身边人和事的理解，这些人的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武汉这座城里，可以意会却很难言传，或许快乐或许美妙或许尴尬或许难受，或许什么都不是，但它们绝对不是一览无余、无足轻重的。这些人和事情也许会被淹没在所谓“历史的犄角旮旯”里，但它们有一个抹不掉的名字：武汉和武汉人曾经有过的日常生活。
聊起武汉，外地人想起的往往是长江大桥、辛亥革命或黄鹤楼、汉正街、江汉关，但在谢国安这位土著看来，那些东西只不过是这座城市的外衣，要想真正解读这座城市，还必须真实地去了解武汉人的日常生活和生活态度。出于半个多世纪武汉生活的深刻体认，谢国安将武汉的城市性格归纳为“最市民化的城市”；这座城市的存在，不是像北京那样为了上演轰动历史的政治大戏，也不是像上海那样做风情摇曳的东方巴黎，它体现的是另一种价值：“一座城市最大的意义莫过于能让它的市民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谢国安语）。谢国安的摄影，就是平和、细心地发现和记录武汉的市民生活，或曰“市民性”，那种爱吃爱玩儿沉溺于各种小享受的世俗气，那种游民文化玩世不恭各种小狡黠的码头气，那种混合了英式租界和中式里巷，领不了潮流当不上先锋却又绝不甘心落后的不服气……谢国安的镜头对这些东西耐心伺候，犹如沈从文对《边城》的纯净不惜笔墨，30余年的积累，不仅为武汉市井留下一份出色的视觉档案，其本人也与雍和、安哥等一起，成为当代中国城市纪实摄影的杰出代表。
但谢国安之所以是谢国安，还在于他没有让自己的美学趣味和艺术品格也沉溺于世俗。他做的恰恰相反，是“用最世俗的生活，去挑战世俗的审美趣味，同时也挑战时尚”。（方方：《最真实的记录》，见《观城——谢国安纪实影像作品集》代序）所以，著名作家方方说“谢国安的作品中人物的瞬间表情以及他们的眼神，另有一种意味深长的东西。”这种“意味深长”正是超越世俗的另类表述。而这种超越，某些方面又正是谢国安个人品格的侧影。作为1980年代中期就闻名全国的摄影家，20多年过去，有多少作品远逊于他的摄影人都红了，谢国安却始终站在“主流”边上冷眼旁观。和热闹相比，他更喜欢冷静，他享受这种沉潜。他拒绝对日常生活的美化和妆扮，他认为生活不是那个样子的。对谢国安深有了解的评论家丁遵新先生说他交友苛刻，规避炒作，给人以孤傲之感，“其实甘于寂寞，率真、坦荡、执着、脱俗，正是谢国安艺术秉性的难能可贵之处”。
这种坚守，也正是谢国安作品的难能可贵之处。
一个人拍一座城超过30年，而这座城还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响当当的大武汉。这个拍摄武汉30多年的人就是谢国安。
大约在1978年前后，谢国安开始接触到摄影，之后他进入武汉美术馆摄影暗房工作，有机会系统地琢磨、学习摄影、胶片、相机、镜头，以及胶片冲洗、底片放大等全套后期制作工艺流程，这些都为他其后的摄影打下了极好的基础。
谢国安第一次使用相机，拍的就是汉口街头的市民生活和街景。至1980年代初，他又陆续拍摄了一些武汉的市井生活，但那个时候他还远没有形成日后日臻成熟的城市纪实摄影观，只是觉得应该拍下身边的这些人和事，间或也外出拍些西部风情片——当时这几乎是全国摄影人都热衷的摄影朝圣活动。
1980年代中后期至整个1990年代，谢国安都市摄影的目标已经比较明确，并连续拍摄了《热都武汉》《武汉人过早》（“过早”，武汉口语，即吃早饭——编辑）《武汉的里巷》《武汉涂鸦》等多个专题，成为他大武汉纪实的奠基之作。进入新世纪之后，谢国安的行脚开始由武汉的中心城区向外延伸，及至近年多了一些东湖高新区、光谷新区的影像，逐渐拓展了大武汉纪实的格局，其纪实摄影的风格、影像语言形式已相当成熟。
说起来，谢国安1986年就在武汉美术馆办过个展，之后作品也在国内、国外多次展出（包括1992年和一位外国艺术家在中国美术馆做的两人联展），发表作品数以百计。然而，国内摄影界、评论界对谢国安的摄影，尤其是都市纪实摄影的讨论相当缺乏，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谢国安的大武汉纪实摄影？
1970年代末至今，谢国安拍摄武汉的彩色和黑白影像超过6万幅，为武汉乃至为中国城市生活发展史留下了一份高可信度的视觉档案。
何以说它可信度高？谢国安拍摄大武汉的这些年纯粹属于个人行为；拍出的照片不急着展览、出版和发表，无所谓赶时间拍摄，因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尤其是1980年代至1990年代拍摄的大量照片都拍得相当从容。
长期以来，武汉几乎就是谢国安唯一的创作园地。他以本市一介平民的姿态行走于三镇（汉口、汉阳、武昌），特别是老汉口中心城区。无论他是带着任何一位艺术家都潜藏着的最原始的创作冲动，还是怀揣记录和改变他的乡亲生活境遇的目的，在他的影像中看不到那种游客似的好奇或猎奇。他以在武汉拍照片为荣，他本来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一拍就是30多年，如果其中没有一种社会责任，何以能坚持如此长的时间？但正因为在社会责任的驱使下拍摄，他自然而然会建立起对所拍摄的城市、街道特别是乡亲们的同情与关心的真诚。
观城的意义尽在观人。观看生活在这城中的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生存的样态和情态。然而，这城中的人和这座城又有怎样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弄清这一点，摄影师难以拍好这城和人，我们观众又焉能理解城与人的关系？
汉口与上海、天津、广州等都是中国最早开埠的口岸。但汉口——武汉这个口岸又与其他口岸城市截然不同，它不在沿海，而在中国内陆最中心的长江与汉江的交汇处，开埠前就是一个云集各方船只、集散货物的“码头”，通衢九省、辐射全国。这样一座“码头”被赋予了更多的丰富性、多样性、可能性以及包容性。这样一座“码头”的商品和金融流通功能构成了这座城市依两江而建的城市格局，也构成了这座城市中人们居住、劳作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并在这样的环境中造就了武汉人特有的、混杂着南北东西各路人、又不同于任何一路人的性格。
武汉人的个性不简单。武汉人的精明、算计、泼辣、豪放、吃苦、耐劳、张扬、散漫……难道没有下江人、闽粤人、湖南人、四川人、西北或东北人的影子？试图简单化、符号化、标签化一座城市的做法在大武汉行不通，难道这不恰恰就是武汉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历史上，屡次倒皇运动均以失败告终，为何辛亥首义却彪炳史册？——个中原因既有地域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军事上的、交通上的甚至于时局上的……难道就没有这里的人和他们的生活及其他们血脉中的个性方面的因素？！那么，谢国安的镜头又是怎样透过武汉、武汉市民的日常生活表现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乃至人的个性呢？ 纪实摄影行为有点像是用脚旅行、用心朝圣。纯然的记录不能不算是一位好的摄影师，但是杰出的摄影师一定能在影像中记录同时也表现出被摄对象的某种精神特质。陆元敏长期拍摄的苏州河、上海老城区纪实影像透着上海人在生活中潜移默化的怀旧与优雅；陈锦的成都“茶馆”弥漫着天府之国的惬意和闲适。
再看谢国安的《观城》，无论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老棋手，还是《换房》、《象棋摊》、武汉展览馆门前背挂广告那种大阵势；不管是花楼街屋外打着赤巴、摇着蒲扇乘凉的老先生，还是《模特队员》里那位老年女模特和背景上的其他人，或是两位在面摊上吃着热干面夸天（夸天，武汉口语，闲聊
编辑）的妇女……他们的动作、肢态、面孔、表情或是眼神，莫不透着坦荡、傲然、豪气、开放抑或躁动、张扬、好斗和散漫。
在这些影像当中我能深切地感受到谢国安的个性和气质。当我们的目光游走在他的照片上，仔细打量就会加深这种感受——与影像中那些乡亲四日相对或者轻轻扫过他们生活的，是一双宁静、坦诚、关切、敏感而且细腻的眼睛。恰是这双眼睛，使画面中的人的面容、神情以及环绕着他们的环境氛围透射出一种难以言表的温情与雅致，四下里散发出人情、人性的气息。这恰恰反映出谢国安作为都市纪实摄影大家的才气过人之处。
1970年代生活在武汉的乡亲们一定会对之后数十年武汉的变化留有很深印象：夏日傍晚武汉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竹床阵（户外纳凉方式，同属当年“三大火炉”的重庆、南京怎么就不见？），最早（1979年）出现辐射全国的第一个小商品市场汉正衔，武汉人过早及至遍及全城各个角落的餐饮业（在全国也不多见），紧随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建起广埠屯电子一条衔，还有后来开创性地建起的光谷……武汉这30多年还真有不少引领风气的地方和作为，谢国安的镜头无一疏漏地对准了这些关乎这座大都市文明发展的不同场景和瞬间，精准定位了血脉里蕴藏着这座城市精神气质的武汉市民的日常生活。
相信看到这些照片，那些早年在武汉生活过的人，尤其是有点年纪、在武汉城区住过20年以上的市民，对这些影像应该相当熟悉。这里有他们曾经住过的里巷走过的街道，有他们儿时穿街走巷结伴戏耍的欢乐；有他们灯下约会、谈情说爱、结婚生子的回忆，也有上学、工作、退休，失业、下岗、摆摊的苦辣酸甜；他们在这里乘凉夸天、下棋打牌、扯皮吵架、买菜过早……这30多年，中国社会、中国人民经历过怎样的波澜壮阔，武汉、武汉市民就经历了怎样的波澜壮阔。这里有太多太多武汉市民最近30年生活经历的记忆，谢国安的镜头逐一扫描了这些记忆，他长期的纪实摄影实践正是延续了纪实摄影的传统，丰富了中国当代纪实摄影尤其是都市纪实摄影的谱系。
如果单从摄影的角度看《观城》，影像的图式、语言是比较讲究的。但若要深入解读，当图式、语言和摄影对象连同其所处场景、场景中的环境细节、时代特征等一并成为内容时，你会发现谢国安对图像元素的构成形式、图像内容的人文内涵等方面颇为用心，你会被他视感（思想和眼光）的敏锐、技艺的娴熟深深打动。
如何反映和表现武汉这座大都市的文明发展和精神气质？这是一个摆在武汉摄影家面前的大课题；广而言之，在快速城市化的时代，如何面对城市，也是中国摄影师必须细心研究的大课题。作为一个出色的个案，谢国安的这批照片将极大地拓展并深化我们对于身边人和事的理解，这些人的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武汉这座城里，可以意会却很难言传，或许快乐或许美妙或许尴尬或许难受，或许什么都不是，但它们绝对不是一览无余、无足轻重的。这些人和事情也许会被淹没在所谓“历史的犄角旮旯”里，但它们有一个抹不掉的名字：武汉和武汉人曾经有过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