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时评繁盛、杂文式微的议论常萦绕耳际，发表杂文的报刊越来越少，杂文作者队伍七零八落，不太成气候。但是另一方面，好的杂文，如韩寒的很多观点、文章经常被人引用，它的战斗力、杀伤力大概不逊于鲁迅；一些著名的出版社，像商务印书馆，也肯放下架子，出版《四方风杂文文丛》这样的杂文丛书，说明杂文还是有市场和读者的。关于杂文创作，我有几点体会。
　　一
　　杂文是社会批评、文明批评之文，批判性、战斗性是它的第一要义，思想性是它的魅力所在。
　　杂文不同于小说、戏剧、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就在于它是一种特别能战斗的文体，在鲁迅那个时代，它是匕首，是投枪；在今天，它要针砭时弊，激浊扬清。圆滑、世故的人做不了杂文家。杂文的主要功能首先是批评，歌功颂德尽可以留给别的文体。当然，杂文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不同于泼妇骂街，它是以理性的光芒关注现实，干预社会，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和世人的警醒。
　　看鲁迅的杂文，基本可以整理出一部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他老人家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停止过战斗。从骂《学衡》、《甲寅》的复古开始，到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尤其是1926年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之后，骂陈源，与后期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与新月社梁实秋关于人性与阶级性的论争，批判“第三种人”苏汶、胡秋原等超阶级、超政治的文艺观，左翼内部围绕“两个口号”（“国防文学”还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而展开的与郭沫若、成仿吾、四条汉子（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及其追随者徐懋庸的论争，还有与高长虹、施蛰存、顾颉刚等人的恩怨情仇，鲁迅的一生真的是“我是要战斗，到死才完了”。
　　而如今，革命形势越来越好，很多杂文作者口将言而嗫嚅。“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只捡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一句话，现实中充斥了太多的瞒和骗，媒体上的娱乐和戏说更使人们深陷其中而不自觉。
　　在这种情况下，杂文的用武之地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一个优秀的杂文作家应该透过一切表象、假相，揭露出社会的本质和真面目，以一己良心的坚守影响更多的人，为纯洁社会大环境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要增强杂文的战斗性、批判性，必须弘扬杂文的常识理性、思辨理性，或者说增强杂文的思想魅力。
　　鲁迅的思想并没有体现在题目上，他的很多杂文题目用现在的话说，一点都不抓眼球，可是这些看似随意而谈的文章中却有最耐得住时间检验的思想。大家知道，现在报纸上流行一种文体叫时评，就事论事，今天的时评明天再看就变得索然无味。鲁迅杂文中也有一部分时评，像和现代评论派的对骂，像《“友邦惊诧”论》《沉滓的泛起》等，但鲁迅的时评，有引申，有开掘，所以有较长久的生命力。研究鲁迅的人可能更推重他的战斗文章，我本人则对他谈国民性、谈社会、谈历史的小品文更感兴趣，像《随感录》《忽然想到》《推》等。这些文章没有那么强的时效性，没有那么明显的战斗锋芒，但蕴涵其中的思想却更深刻，更震撼。鲁迅杂文中充满了名言警句，它们传达出思想的大致有两种：一是常識理性；二是深刻的、思辩的、须参透社会人生才能达到的智慧。
　　先看常识理性。有很多道理，我们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但没能表达出来，鲁迅先生不仅表达了出来，而且表达得简洁有力。比如，他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
　　鲁迅杂文中更多的是那类深刻的、读完之后还要回味再三的文字，它们构成鲁迅思想的主体部分。
　　有谈儿童教育的：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随感录》）
　　——孩子们在瞪眼中长大了，又向别的孩子们瞪眼，并且想：他们一生都过在愤怒中。因为愤怒只是如此，所以他们要愤怒一生，——而且还要愤怒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末世。（《杂感》）
　　有谈人性、国民性的：
　　——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
　　——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是“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通讯》）
　　有讽刺官员的：
　　——而且宣传这两个字，在中国实在是糟蹋得太不成样子了，人们看惯了什么阔人的通电，什么会议的宣言，什么名人的谈话，发表之后，立刻无影无踪，还不如一个屁的臭得长久，于是渐以为凡有讲述远处或将来的优点的文字，都是欺人之谈，所谓宣传，只是一个为了自利，而漫天说谎的雅号。（《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有讽刺皇帝的：
　　——智识太多了，不是心活就是心软。心活就会胡思乱想，心软就不肯下辣手。结果，不是自己不镇静，就是妨害别人的镇静。于是灾祸就来了。所以智识非铲除不可。（《智识过剩》）
　　这样的句子，大约只有鲁迅想得到，说得出，这就是鲁迅之为鲁迅的地方，也是他的杂文百看不厌的原因所在吧。这样的杂文，是时评可以取代的吗？是其他文体可以取代的吗？
　　二
　　杂文要杂而有文，既给人以鲜活的知识与趣味，又要增强杂文的艺术性。
　　首先，杂文要杂，这就要求写作者要具备丰厚的知识储备，既要打通文、史、哲，又要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比如，新闻界名流邓拓的《燕山夜话》显示了作者在历史、艺术、经济学等方面的综合学养；有很多经济学家的茶座读来颇有杂文风采；像画家陈丹青，他的很多文章也有杂文味。现在很多杂文作者，通常有一种写作模式，引几个“报载”、“网闻”，然后加以评论发挥，就成了一篇千字杂文，其实这样的杂文可能连时评的战斗力都不如。人们常说：“艺多不压身”、“不学一艺，莫谈艺”，说的都是要有多方面的修养。这样的人在生活中活得有趣，写出来的杂文也才会兴味盎然。 　　其次，杂文是文学的一种，这就要求杂文必须注重艺术性。杂文不同于政论、评论，它要在艺术性上下功夫。怎样增强杂文的艺术性？不妨从语言、结构、形象性方面有所开掘。
　　一个好的杂文家一定要有自觉的文体意识。掩去作者的名字，我们读鲁迅的杂文，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像刘征杂文的“怪味”，沙叶新、魏明伦杂文中的戏剧手法，邵燕祥杂文的睿智，陈四益杂文的学识，朱铁志杂文的哲理意味，刘齐杂文的俏皮、幽默，都是构成其杂文艺术的重要特征。
　　杂文的语言一定要生动形象，写得太抽象，讲大道理，那就成了理论文章了。鲁迅先生以“落水狗”、“叭儿狗”等语言刻画某些反动文人的嘴脸，可谓入木三分；毛泽东的杂文大量使用排比句，形成一种排山倒海、摧枯拉朽的气势；聂绀弩的杂文蕴藉、含蓄，言有尽而意无穷。
　　一篇千字文也要讲究构思。平铺直叙、三段论会让人生厌，像刘征、苏中杰等人经常在杂文结构形式上有所创新，让人领会到作者的匠心独运和灵感闪现，大大增强了阅读的快感。
　　三
　　杂文会不会式微，不在于读者而在于作者，韩寒杂文的广受好评就是一个例证。
　　杂文的危机不在于时评的冲击，不在于阵地的缩小，甚至也不在于读者的流失，而在于作者的写作水平和思想影响力。
　　在今天这样一个“后鲁迅时代”，我们不可能指望一篇千字杂文能起到“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效果，但是杂文也绝不能成为“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角色。
　　有人责怪杂文作者太谨小慎微，“体制内写作”放不开手脚，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有为才能有位”，杂文只有敢言，才有它的生命力。如果杂文堕落到某些政论的水平，说着一些正确的废话、伟大的空话或者谄媚的恭维话，却指望它拥有众多的读者，那不是痴人说梦吗？那么，杂文的突破点在哪里？
　　陈寅恪1927年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碑铭，铭文要旨如下：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代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萬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文人士大夫的精神追求，也是每一个杂文作者所应秉持的操守。这也是繁荣当下杂文的唯一突破点。当下杂文创作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不是表达手法的陈旧、语言的俗套，而是思想的贫瘠。老生常谈、人云亦云的文章太多了！言他人所未言，言他人所不敢言，于平淡中发现新奇，于平凡中发现真理，于假相中拨开真面，于现象中揭示本质，这才是优秀的杂文。
　　这是一个乡愿的时代，这是一个世俗的时代，这是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但越是这样的时代，越可能产生伟大的杂文作家。柏杨、李敖就是在这样的时代中产生的。我们不可能指望到了言论完全自由的时代再去写杂文，每一个历史阶段都要求有与之相匹配的杂文家。也许报刊的言论尺度较小，那么就让我们寄希望于网络和抽屉文学吧。英雄也要有用武之地。没有阵地，我们就赤手空拳，打造出一片阵地。只有个性鲜明的杂文作家越来越多，才能开拓出新的广阔的杂文阵地，把流失的读者争取回来；拥有了读者和市场，才能提升杂文的传播力、影响力，杂文的繁荣昌盛才能指日可待。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