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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查阅资料时，偶然读到曹立群老师的《谁消耗了这么多棉纱？》一文（《历史教学》2016年上半月刊第1期），其认为：“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主要表现是手工棉纺织业日渐衰落，并开始了纺与织分离、耕与织的分离进程。”对于这一说法，笔者心存狐疑，拟结合现行教材及学界观点，从学术史的角度作一辨析，不当之处，敬请诸位同仁斧正。
一、教科书的叙述和学术界的观点
中国自然经济何时开始解体，现行教材说法不一。人教版、岳麓版和北师大版均认为始于“鸦片战争后”，人民版似乎前后矛盾，正文主张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但“课前提示”又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结构出现变动，自然经济加速解体。”[1]
中学教材在内容表述上一般参照主流的学术观点。人民版的含混不清，实际上反映了学者们的观点不一。兹将“自然经济何时解体”的不同观点枚举如下：
第一，“鸦片战争之后说”，这是传统的主流观点。如夏东元认为，“封建自然经济的瓦解，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之后。”[2]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李侃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1840～1919》等书均持此论。
第二，“19世纪50年代下半期说”。《中国近代史稿》認为，“五十年代下半期外国商品输入的激增，表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已经在中国‘扎根’，中国牢固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3]
第三，“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说”。有人主张，“自六十年代起，中国自然经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面前，完全处于不利的境地，而且节节败退，一步步地走上了分解和被迫改组的道路”[4]
第四，“19世纪70年代说”。有论者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大体上开始于19世纪的七十年代。主要标志是：手工棉纺织业日渐衰落，并开始和农业相分离。”
第五，“鸦片战争之前说”。有学者通过爬梳史料，得出了“鸦片战争以前，我国农村商品经济已有很大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断在分解、削弱，趋向于破坏”的论断。[5] 另有学人把这一观点具体化，认为明清时期自然经济已经向商品经济转变，因此明清自然经济结构开始解体[6]。
第六，“自然经济未解体说”，此说新颖而晚出。有论者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为依据，认为中国的自然经济“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非但没有解体，而且还有所强化。”[7]
以上说法各执其见，让人无所适从。因为学术分歧，也就不难理解人民版教材的自相抵牾现象。曹老师主张的“19世纪70年代说”，乃是诸多观点的一种。
二、何以观点林立？
这一问题上何以说法各异呢？笔者认为，可从三个层面予以分析。
（一）在理论上，对“自然经济解体的主要表现”认识不同。
关于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的判断标准，即自然经济解体的主要表现，现行各版教材表述上大同小异，但也不尽相同。人教版采用传统观点，强调纺织分离、耕织分离的两个阶段;北师大版则强调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和耕织分离;岳麓版对此基本没有提及，人民版则认为，“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败，标志着自然经济开始解体”。[8]
不同的文字表述的背后，暗含着编者不同的学术取向。显然学界观点同样不尽相同，简述如下：
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19世纪后半叶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可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耕织分离，农民家庭手工业被破坏;一是农产品的商品化。”[9]北师大版的表述贴近这一说法。
有学者则强调上述第一层面，认为“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主要就是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败及其与农业的分离”[10]，或许受此影响，人民版出现了“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败，标志着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这一说法。这一“简洁”的表述虽有商榷之处，但在近年高考题中屡次得到应验（例如2014年江苏历史卷第7题），逐渐成为中学历史教学界认可的“常规说法”。
另有人反对上述观点，指出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是衡量自然经济解体的首要标准而非唯一标准。因此，“不能把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程度与自然经济的破坏程度完全等同起来”，还应该考虑“农户获得除衣食以外的其他生活资料的方式及程度”、“农村占居主导地位的经济观念”等[11]。
此外，有学者把自然经济解体的过程分为三步——棉纺分离、纺织分离、耕织分离。其中棉纺分离作为自然经济分解的第一步，在鸦片战争前已有发展，表现为非植棉纺织户的出现。[12]这一观点实际上支持了上文提及的“鸦片战争之前说”。
（二）在史料上，互相抵触的历史材料的存在。
史料是史论的基础，无证不立，“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然而，中国地域广漠，各地经济水平不一，晚清以来，沿海与内陆、城市与乡村之间地域上不平衡性加剧。加上资源禀赋、消费习惯、国家政策、言说立场等诸多因素，史料之间相互抵触也就不难理解了。具体到本文所讲的问题，典型的抵触性史料即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清朝官员敬穆、包世臣等感慨洋布洋纱泛滥的说辞和西方人对中国市场的悲观言论。
1845年时任福州将军的敬穆奏报中央曰：“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九空。”（人教版必修2第40页和北师大版必修2第25页）;1846年包世臣也提到松江、太仓“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分之一。”（岳麓版必修Ⅱ第46页）;时人冯奉初亦持有相似的言论，其主持编撰的咸丰三年（1853年）《顺德县志·卷三》曰：“斜纹布出桃村，夷舶四倍价令倍度织之，明年货至，洋织盛而土机衰矣。按女布遍于县市，自西洋以风火水牛运机成布，舶至贱售，女工几停其半。” 2008年广东历史卷第9题引用了这则材料，用以论证“外国商品输入造成中国自然经济逐步瓦解。”
然而，英人米琪尔（时任香港总督府秘书）等人则反映了几乎相反的情形。1852年3月15日，米琪尔在致香港总督文翰的报告书中写到，“根据我在中国三个不同的省份居留了将近十年的经验，经过我对即将详加论述的这一问题，细心考察以后，我可以断言，我从未见过一个中国劳动人民穿过一件英国布做的衣服，除了我们家里用的中国仆役以外。”[13] 对于以上两派之对立言论，后世的统计和研究似乎倾向于支持后者。以英国对华输入的棉纺织品为例，据统计，“在1845—1855年的10年中，英国输华的棉纱由260万磅上升到290万磅，增加不过10%，棉布则由310万匹下降到200万匹，减少30%以上。”[14]这说明从全国看，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英国棉纺织的入侵基本上原地徘徊，对华影响不大。
（三）在方法上，不应忽视“言无”的难度。
赵元任先生说过一句话：言有易，言无难。他认为，“作为一个研究者，说有什么是比较容易的，说在一个不小的范围没有什么，那就很难，必须慎之又慎！”[15]严耕望谈到个人治学经验时，也主张“尽量少说否定话”[16]。的确如此，纵观学术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大抵都在“言无”，例如汉民族的来源、秦人的始源、李唐的始祖、曹雪芹的祖籍等等，不胜枚举。同样的道理，在论述“纸的发明”时，人民版教材的相关表述是“可能西汉早期就已经发明了书写用纸”，这种揣测的语气是出于学术的严谨。[17]显然，“自然经济何时开始解体”同样是一个“言无”的问题，其难度可想而知。正是考虑到学术争议，有些经典论著对这一问题没有正面提及，如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1955年）、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等，这种学术上的严谨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三、走出困惑：一个学术史角度的解释
笔者认为，若想彻底解开在“自然经济何时开始解体”上的困惑，还应回归问题本身，从学术史的视阈予以重新审视。
“中国自然经济何时解体”，是一个理论问题而非史实问题，这一命题存在的前提和基石乃是“中国停滞论”。大约从18世纪开始，欧洲人对中国的评价从赞美变为否定，认为中国社会陷入停滞不前状态。亚当·斯密、孟德斯鸠、黑格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汤因比等欧洲学者均有类似说法。二战后西方学界提出的“冲击—回应”、“东方专制主义”等学说堪称“中国停滞论”的变种。“中国停滞论”认为古代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像一具腐朽的木乃伊，把中国看成一个君主专制、闭关锁国、自然经济强大的国度。其在经济方面的重要观点是中国古代经济停滞，自然经济占主导，商品经济落后等。[18] 在此观点之上，衍生出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原因与影响”“自然经济何时开始解体”等理论话题。
实际上，中国停滞论作为18世纪以来“西方中心观”的产物，远离了历史现场，充斥着西方人的傲慢与偏见，既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更谈不上“温情与敬意”（钱穆语）。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中国中心观”的崛起，这一学说开始受到广泛的质疑。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著称的加州学派，在强调明清经济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把“中国停滞论”批判得体无完肤。
总之，学者们的分歧，在史料和史法之外，还缘于史观的对峙。可以说，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自然经济何时解体”和“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等问题一样，是见仁见智的，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所以，在常规教学中，老师们弄清其背后蕴含的“西欧中心论”等理论预设即可，不必纠结于不同教材版本间表述上的歧异。
【注釋】
[1][8]马世力：《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0页。
[2]夏东元：《略论中国近代社会自然经济的破坏》，《历史教学》1962年第9期。
[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79页。
[4]魏永理：《中国近代经济史纲》（上册），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8页。
[5]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95页。
[6]参见柯建中：《略论明清时期小农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
[7]刘灿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兼谈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认识》，《经济史》（复印报刊资料），1988年第6期。
[9]陈争平，龙登高：《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7页。
[10]蒋建平：《简明中国近代经济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25页。
[11]陈钧：《论近代湖北自然经济的解体》，《江汉论坛》1987年第12期。
[12]徐新吾：《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13]转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502页。
[14]转引自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38页。
[15]王先霈：《赵元任的“言有易，言无难”》，《读写天地》2002年第10期。
[16]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页。
[17]王子今：《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6页。
[18]张显清：《中国历史“停滞论”的由来与发展》，《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10-20页。
一、教科书的叙述和学术界的观点
中国自然经济何时开始解体，现行教材说法不一。人教版、岳麓版和北师大版均认为始于“鸦片战争后”，人民版似乎前后矛盾，正文主张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但“课前提示”又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结构出现变动，自然经济加速解体。”[1]
中学教材在内容表述上一般参照主流的学术观点。人民版的含混不清，实际上反映了学者们的观点不一。兹将“自然经济何时解体”的不同观点枚举如下：
第一，“鸦片战争之后说”，这是传统的主流观点。如夏东元认为，“封建自然经济的瓦解，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之后。”[2]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李侃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1840～1919》等书均持此论。
第二，“19世纪50年代下半期说”。《中国近代史稿》認为，“五十年代下半期外国商品输入的激增，表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已经在中国‘扎根’，中国牢固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3]
第三，“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说”。有人主张，“自六十年代起，中国自然经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面前，完全处于不利的境地，而且节节败退，一步步地走上了分解和被迫改组的道路”[4]
第四，“19世纪70年代说”。有论者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大体上开始于19世纪的七十年代。主要标志是：手工棉纺织业日渐衰落，并开始和农业相分离。”
第五，“鸦片战争之前说”。有学者通过爬梳史料，得出了“鸦片战争以前，我国农村商品经济已有很大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断在分解、削弱，趋向于破坏”的论断。[5] 另有学人把这一观点具体化，认为明清时期自然经济已经向商品经济转变，因此明清自然经济结构开始解体[6]。
第六，“自然经济未解体说”，此说新颖而晚出。有论者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为依据，认为中国的自然经济“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非但没有解体，而且还有所强化。”[7]
以上说法各执其见，让人无所适从。因为学术分歧，也就不难理解人民版教材的自相抵牾现象。曹老师主张的“19世纪70年代说”，乃是诸多观点的一种。
二、何以观点林立？
这一问题上何以说法各异呢？笔者认为，可从三个层面予以分析。
（一）在理论上，对“自然经济解体的主要表现”认识不同。
关于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的判断标准，即自然经济解体的主要表现，现行各版教材表述上大同小异，但也不尽相同。人教版采用传统观点，强调纺织分离、耕织分离的两个阶段;北师大版则强调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和耕织分离;岳麓版对此基本没有提及，人民版则认为，“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败，标志着自然经济开始解体”。[8]
不同的文字表述的背后，暗含着编者不同的学术取向。显然学界观点同样不尽相同，简述如下：
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19世纪后半叶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可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耕织分离，农民家庭手工业被破坏;一是农产品的商品化。”[9]北师大版的表述贴近这一说法。
有学者则强调上述第一层面，认为“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主要就是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败及其与农业的分离”[10]，或许受此影响，人民版出现了“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败，标志着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这一说法。这一“简洁”的表述虽有商榷之处，但在近年高考题中屡次得到应验（例如2014年江苏历史卷第7题），逐渐成为中学历史教学界认可的“常规说法”。
另有人反对上述观点，指出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是衡量自然经济解体的首要标准而非唯一标准。因此，“不能把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程度与自然经济的破坏程度完全等同起来”，还应该考虑“农户获得除衣食以外的其他生活资料的方式及程度”、“农村占居主导地位的经济观念”等[11]。
此外，有学者把自然经济解体的过程分为三步——棉纺分离、纺织分离、耕织分离。其中棉纺分离作为自然经济分解的第一步，在鸦片战争前已有发展，表现为非植棉纺织户的出现。[12]这一观点实际上支持了上文提及的“鸦片战争之前说”。
（二）在史料上，互相抵触的历史材料的存在。
史料是史论的基础，无证不立，“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然而，中国地域广漠，各地经济水平不一，晚清以来，沿海与内陆、城市与乡村之间地域上不平衡性加剧。加上资源禀赋、消费习惯、国家政策、言说立场等诸多因素，史料之间相互抵触也就不难理解了。具体到本文所讲的问题，典型的抵触性史料即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清朝官员敬穆、包世臣等感慨洋布洋纱泛滥的说辞和西方人对中国市场的悲观言论。
1845年时任福州将军的敬穆奏报中央曰：“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九空。”（人教版必修2第40页和北师大版必修2第25页）;1846年包世臣也提到松江、太仓“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分之一。”（岳麓版必修Ⅱ第46页）;时人冯奉初亦持有相似的言论，其主持编撰的咸丰三年（1853年）《顺德县志·卷三》曰：“斜纹布出桃村，夷舶四倍价令倍度织之，明年货至，洋织盛而土机衰矣。按女布遍于县市，自西洋以风火水牛运机成布，舶至贱售，女工几停其半。” 2008年广东历史卷第9题引用了这则材料，用以论证“外国商品输入造成中国自然经济逐步瓦解。”
然而，英人米琪尔（时任香港总督府秘书）等人则反映了几乎相反的情形。1852年3月15日，米琪尔在致香港总督文翰的报告书中写到，“根据我在中国三个不同的省份居留了将近十年的经验，经过我对即将详加论述的这一问题，细心考察以后，我可以断言，我从未见过一个中国劳动人民穿过一件英国布做的衣服，除了我们家里用的中国仆役以外。”[13] 对于以上两派之对立言论，后世的统计和研究似乎倾向于支持后者。以英国对华输入的棉纺织品为例，据统计，“在1845—1855年的10年中，英国输华的棉纱由260万磅上升到290万磅，增加不过10%，棉布则由310万匹下降到200万匹，减少30%以上。”[14]这说明从全国看，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英国棉纺织的入侵基本上原地徘徊，对华影响不大。
（三）在方法上，不应忽视“言无”的难度。
赵元任先生说过一句话：言有易，言无难。他认为，“作为一个研究者，说有什么是比较容易的，说在一个不小的范围没有什么，那就很难，必须慎之又慎！”[15]严耕望谈到个人治学经验时，也主张“尽量少说否定话”[16]。的确如此，纵观学术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大抵都在“言无”，例如汉民族的来源、秦人的始源、李唐的始祖、曹雪芹的祖籍等等，不胜枚举。同样的道理，在论述“纸的发明”时，人民版教材的相关表述是“可能西汉早期就已经发明了书写用纸”，这种揣测的语气是出于学术的严谨。[17]显然，“自然经济何时开始解体”同样是一个“言无”的问题，其难度可想而知。正是考虑到学术争议，有些经典论著对这一问题没有正面提及，如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1955年）、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等，这种学术上的严谨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三、走出困惑：一个学术史角度的解释
笔者认为，若想彻底解开在“自然经济何时开始解体”上的困惑，还应回归问题本身，从学术史的视阈予以重新审视。
“中国自然经济何时解体”，是一个理论问题而非史实问题，这一命题存在的前提和基石乃是“中国停滞论”。大约从18世纪开始，欧洲人对中国的评价从赞美变为否定，认为中国社会陷入停滞不前状态。亚当·斯密、孟德斯鸠、黑格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汤因比等欧洲学者均有类似说法。二战后西方学界提出的“冲击—回应”、“东方专制主义”等学说堪称“中国停滞论”的变种。“中国停滞论”认为古代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像一具腐朽的木乃伊，把中国看成一个君主专制、闭关锁国、自然经济强大的国度。其在经济方面的重要观点是中国古代经济停滞，自然经济占主导，商品经济落后等。[18] 在此观点之上，衍生出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原因与影响”“自然经济何时开始解体”等理论话题。
实际上，中国停滞论作为18世纪以来“西方中心观”的产物，远离了历史现场，充斥着西方人的傲慢与偏见，既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更谈不上“温情与敬意”（钱穆语）。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中国中心观”的崛起，这一学说开始受到广泛的质疑。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著称的加州学派，在强调明清经济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把“中国停滞论”批判得体无完肤。
总之，学者们的分歧，在史料和史法之外，还缘于史观的对峙。可以说，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自然经济何时解体”和“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等问题一样，是见仁见智的，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所以，在常规教学中，老师们弄清其背后蕴含的“西欧中心论”等理论预设即可，不必纠结于不同教材版本间表述上的歧异。
【注釋】
[1][8]马世力：《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0页。
[2]夏东元：《略论中国近代社会自然经济的破坏》，《历史教学》1962年第9期。
[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79页。
[4]魏永理：《中国近代经济史纲》（上册），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8页。
[5]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95页。
[6]参见柯建中：《略论明清时期小农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
[7]刘灿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兼谈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认识》，《经济史》（复印报刊资料），1988年第6期。
[9]陈争平，龙登高：《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7页。
[10]蒋建平：《简明中国近代经济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25页。
[11]陈钧：《论近代湖北自然经济的解体》，《江汉论坛》1987年第12期。
[12]徐新吾：《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13]转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502页。
[14]转引自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38页。
[15]王先霈：《赵元任的“言有易，言无难”》，《读写天地》2002年第10期。
[16]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页。
[17]王子今：《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6页。
[18]张显清：《中国历史“停滞论”的由来与发展》，《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10-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