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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沈从文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大家，他独特的写作方式与写作角度，都使得他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的存在。本文旨在以沈从文文学创作的“边缘化”立场入手，来写沈从文作品中对边缘文化的关注，简述沈从文其人其文。
关键词：沈从文；边缘化；湘西；女性形象；批判精神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沈从文常常与鲁迅并提。金介甫在《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指出：“在西方，沈从文和鲁迅、茅盾、老舍一样，被认为是名列前茅的现代伟大作家。学者们往往把沈从文和鲁迅相提并论。一般认为，在那个时期，不管是在卓越的历史才华上，还是在把握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本质的能力上，沈从文都接近了鲁迅的水准。虽然当鲁迅已经投身于社会革命的时候，沈从文依然主张中国回复到自发的乡村社会中去。他的这个社会理想同鲁迅的社会理想一样，是抽象而不切实际的。”本文就旨在发掘出在“回复到自发的乡村社会中去”这一过程中，沈从文的“边缘化”立场以及其对边缘文化的关注，简述沈从文的生平与文学创作中的这一维度。
一，以湘西为写作的文化语境
沈从文是湖南凤凰人，湖南凤凰地处湘西，这里地理环境十分封闭。自古以来，苗族、瑶族、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但是，在唐代以前，他们是被当做“蛮族”来看待的。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伴随着之前发生的一系列的社会运动，湘西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始文化、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三股文化在这里相交织、相融合，塑造出了湘西特有的社会特征和人生范型。但原始文化的影子在湘西还是十分浓厚的。
沈从文生于20世纪初，他生长于湘西这么一个大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语境当中，他的性格，他的生命都浸润了湘西这种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种种特征，他的创作受到了这种文化语境的深刻影响。沈从文的许多作品，例如《边城》、《萧萧》、《三三》、《贵生》、《长河》等等，都是以处于中国边地的湘西为写作的背景，写那里的自然风景和风土人情，而没有广泛的选取全中国、全人类的社会生活图景。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沈从文的这种“边缘化”的写作立场，他所写的是一个边缘地域的生活场景和自然风景，写出了对边缘文化的关注。在此要明白，边缘文化具有一种怎样的形态和特质呢？王富仁认为，这是一种“在人的原初性的存在中，灵和肉、文和武、情感和意志原本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文化，这种文化造就的是“完整的人”、“是同时表现出自己真实的欲望、情感、意志、理性的人，是所有这些都有机地结合为一个物质精神整体的人。”王富仁先生站在维护“五四”的立场上，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站在中国文化的核心地区发生的”，“是由那些具有了更广泛的世界眼光和世界联系的归国留学生具体发动的”，这带来了“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建构中的“边缘文化”的缺位，“边缘文化”的缺位致使“新文化和新文学有了特定的发展趋向性”，“有它不可能没有的局限性”，“埋伏下新的文化的或文学的危机”。沈从文打破了文坛上的这一主倾向，以“边缘化”的立场对边缘文化进行关注，以局部来窥视、影射全局，使读者从湘西人民的生活状况和人生形式出发，进而思考到全中国、全人类的命运。沈从文的写作视域虽然局限在了湘西这片边地，但是沈从文的写作理想却不局限于此。所以说，沈从文是秉持了一种“边缘化”的写作立场。
二，边缘化的人物形象——从女性形象入手
沈从文以湘西地域为写作背景的一批小说中，上文提到的如《边城》、《萧萧》、《三三》、《长河》等等，塑造一些女性形象的主人公：翠翠、萧萧、三三、夭夭，她们身上无一例外的都表现出了某种边缘化的特征。这些女性形象身上具有一种类似的性格特征：天真乖巧、美丽善良、淳朴可爱、机灵活泼，但我们也该看到，她们也是一群身处偏远边地的“乡下人”，具有乡下人才有的生命特征。这群乡下人身处正在嬗变中的湘西，也处于中国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但沈从文笔下的这些人物并没有随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太多的改变，而是依旧自然本色的活在自己的小圈子中：翠翠一直活在边城茶峒，也一直活在对傩送的爱恋中；萧萧一直活在旧式家庭的牢笼中；三三一直活在对从城里来的白脸庞的年轻男子的爱慕中；夭夭也许会是个能冲出当下生存困境的女子，但是沈从文只写完了全四卷的第一卷，在这一卷中，夭夭还只是活在辰河下游吕家坪的一个年轻的女子。
在30年代左翼文学成为文坛主流的背景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成为文坛的主流话语，革命的现实主义成为文坛的主流意识形态。虽然在文艺思想领域，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文艺思潮展开了数次论争，但随着抗战的到来，自由主义文艺思潮显然就被处于边缘化了。而沈从文笔下的这群边城小民，尤其是这些活在个人悲欢离合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就显得与时代、与主流十分的不合。甚至在沈从文写于1937年抗战爆发后的长篇小说《长河》，文中没有任何关于抗战口号的呐喊，仅是间接的、隐晦的批判了蒋介石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
沈从文塑造了这么多具有人性美和人性爱的品格的人物形象，写了这么多美的故事，歌颂乡土文明，原始文明，赞扬淳朴善良的乡土人生，就是以一种“边缘化”的立场，来关注边缘文化，进而表达自己对主流文化、主流话语的不满于反抗，最主要的就是对于现代性，对于都市文明、都市人生的反抗。沈从文认为都市是一个“琐碎、懒惰、敷衍、虚伪的衣冠社会”，这种社会和文化只能滋养人蝇营狗苟的病态的人性，而要改造这种病态的人生和人性，就必须要弘扬淳朴粗犷的乡土文化和诚实善良、生命力旺盛的“乡下人”的性格。
三，边缘精神与激进的批判精神
沈从文要求文学自身的独立性。文学对一切外部力量的依附，一切脱离文学本身特点的功利追求，沈从文都不能忍受。在文艺观和文学观上，沈从文秉持了一种边缘精神和激进的批判精神。但是在30年代特定的中国环境中，沈从文的这种文学观，使得他不得不处于“左”“右”两种文学势力的夹击下中。到1933年，随着沈从文在文坛地位的上升，他被视为北方作家的代表人物，沈从文被卷入了一系列的论争当中：第一次论争发生在1933年10月，沈从文发表《文学者的态度》，指责一些从事文学写作的人以“玩票”、“白相”的态度从事写作，其意却不在文学。他提倡真正有志于文学事业的青年应从这种态度中摆脱出来。此文发表以后，引起了上海方面杜衡的不满，撰文为“海派”辩护。针对杜衡的指责，沈从文1934年1月写了《论“海派”》一文进行回应。沈从文与杜衡的这种论证，很快引起了京沪文坛的关注，受到了鲁迅的注意，鲁迅发表了《“京派”与“海派”》一文。后来发生的关于“差不多”的论争，是这种京沪之争的典型事件：1936年沈从文发表了《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的文章，在文章中沈从文指出，文学作品出现了一种“一元现象”。沈从文在这篇文章中明确的表示，反对那种过分跟着政治跑，单纯为了时代而忘了艺术的走向，认为文艺应该具有独立性。文章发表后不久，就遭到了一些人的抨击和指责，但也有很多人对沈从文的这种看法表示赞同。1937年初，沈从文发表了《一封信》，重申自己的观点，进而阐明自己所持的文艺自由主义的立场。1937年8月，沈从文发表了《再谈差不多》一文，表明自己的观点是要求作家要有真思想，对人生要有深入独到的认识和体验，而不是满足于从某种现成观念出发进行创作，应避免公式化的倾向。
总之，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精神，沈从文无不以一种边缘化的文化立场，表现出对边缘文化、边缘精神的坚持与关注。也正是有了沈从文这种与主流声音格格不入的新声音，才使得中国现代文坛呈现出了繁荣发展的良好态势。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M].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3]凌宇：沈从文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4]王富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2.
[5]吴世勇：沈从文年谱（1902—1988）[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6]刘洪涛：沈从文研究资料（上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关键词：沈从文；边缘化；湘西；女性形象；批判精神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沈从文常常与鲁迅并提。金介甫在《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指出：“在西方，沈从文和鲁迅、茅盾、老舍一样，被认为是名列前茅的现代伟大作家。学者们往往把沈从文和鲁迅相提并论。一般认为，在那个时期，不管是在卓越的历史才华上，还是在把握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本质的能力上，沈从文都接近了鲁迅的水准。虽然当鲁迅已经投身于社会革命的时候，沈从文依然主张中国回复到自发的乡村社会中去。他的这个社会理想同鲁迅的社会理想一样，是抽象而不切实际的。”本文就旨在发掘出在“回复到自发的乡村社会中去”这一过程中，沈从文的“边缘化”立场以及其对边缘文化的关注，简述沈从文的生平与文学创作中的这一维度。
一，以湘西为写作的文化语境
沈从文是湖南凤凰人，湖南凤凰地处湘西，这里地理环境十分封闭。自古以来，苗族、瑶族、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但是，在唐代以前，他们是被当做“蛮族”来看待的。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伴随着之前发生的一系列的社会运动，湘西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始文化、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三股文化在这里相交织、相融合，塑造出了湘西特有的社会特征和人生范型。但原始文化的影子在湘西还是十分浓厚的。
沈从文生于20世纪初，他生长于湘西这么一个大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语境当中，他的性格，他的生命都浸润了湘西这种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种种特征，他的创作受到了这种文化语境的深刻影响。沈从文的许多作品，例如《边城》、《萧萧》、《三三》、《贵生》、《长河》等等，都是以处于中国边地的湘西为写作的背景，写那里的自然风景和风土人情，而没有广泛的选取全中国、全人类的社会生活图景。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沈从文的这种“边缘化”的写作立场，他所写的是一个边缘地域的生活场景和自然风景，写出了对边缘文化的关注。在此要明白，边缘文化具有一种怎样的形态和特质呢？王富仁认为，这是一种“在人的原初性的存在中，灵和肉、文和武、情感和意志原本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文化，这种文化造就的是“完整的人”、“是同时表现出自己真实的欲望、情感、意志、理性的人，是所有这些都有机地结合为一个物质精神整体的人。”王富仁先生站在维护“五四”的立场上，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站在中国文化的核心地区发生的”，“是由那些具有了更广泛的世界眼光和世界联系的归国留学生具体发动的”，这带来了“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建构中的“边缘文化”的缺位，“边缘文化”的缺位致使“新文化和新文学有了特定的发展趋向性”，“有它不可能没有的局限性”，“埋伏下新的文化的或文学的危机”。沈从文打破了文坛上的这一主倾向，以“边缘化”的立场对边缘文化进行关注，以局部来窥视、影射全局，使读者从湘西人民的生活状况和人生形式出发，进而思考到全中国、全人类的命运。沈从文的写作视域虽然局限在了湘西这片边地，但是沈从文的写作理想却不局限于此。所以说，沈从文是秉持了一种“边缘化”的写作立场。
二，边缘化的人物形象——从女性形象入手
沈从文以湘西地域为写作背景的一批小说中，上文提到的如《边城》、《萧萧》、《三三》、《长河》等等，塑造一些女性形象的主人公：翠翠、萧萧、三三、夭夭，她们身上无一例外的都表现出了某种边缘化的特征。这些女性形象身上具有一种类似的性格特征：天真乖巧、美丽善良、淳朴可爱、机灵活泼，但我们也该看到，她们也是一群身处偏远边地的“乡下人”，具有乡下人才有的生命特征。这群乡下人身处正在嬗变中的湘西，也处于中国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但沈从文笔下的这些人物并没有随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太多的改变，而是依旧自然本色的活在自己的小圈子中：翠翠一直活在边城茶峒，也一直活在对傩送的爱恋中；萧萧一直活在旧式家庭的牢笼中；三三一直活在对从城里来的白脸庞的年轻男子的爱慕中；夭夭也许会是个能冲出当下生存困境的女子，但是沈从文只写完了全四卷的第一卷，在这一卷中，夭夭还只是活在辰河下游吕家坪的一个年轻的女子。
在30年代左翼文学成为文坛主流的背景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成为文坛的主流话语，革命的现实主义成为文坛的主流意识形态。虽然在文艺思想领域，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文艺思潮展开了数次论争，但随着抗战的到来，自由主义文艺思潮显然就被处于边缘化了。而沈从文笔下的这群边城小民，尤其是这些活在个人悲欢离合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就显得与时代、与主流十分的不合。甚至在沈从文写于1937年抗战爆发后的长篇小说《长河》，文中没有任何关于抗战口号的呐喊，仅是间接的、隐晦的批判了蒋介石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
沈从文塑造了这么多具有人性美和人性爱的品格的人物形象，写了这么多美的故事，歌颂乡土文明，原始文明，赞扬淳朴善良的乡土人生，就是以一种“边缘化”的立场，来关注边缘文化，进而表达自己对主流文化、主流话语的不满于反抗，最主要的就是对于现代性，对于都市文明、都市人生的反抗。沈从文认为都市是一个“琐碎、懒惰、敷衍、虚伪的衣冠社会”，这种社会和文化只能滋养人蝇营狗苟的病态的人性，而要改造这种病态的人生和人性，就必须要弘扬淳朴粗犷的乡土文化和诚实善良、生命力旺盛的“乡下人”的性格。
三，边缘精神与激进的批判精神
沈从文要求文学自身的独立性。文学对一切外部力量的依附，一切脱离文学本身特点的功利追求，沈从文都不能忍受。在文艺观和文学观上，沈从文秉持了一种边缘精神和激进的批判精神。但是在30年代特定的中国环境中，沈从文的这种文学观，使得他不得不处于“左”“右”两种文学势力的夹击下中。到1933年，随着沈从文在文坛地位的上升，他被视为北方作家的代表人物，沈从文被卷入了一系列的论争当中：第一次论争发生在1933年10月，沈从文发表《文学者的态度》，指责一些从事文学写作的人以“玩票”、“白相”的态度从事写作，其意却不在文学。他提倡真正有志于文学事业的青年应从这种态度中摆脱出来。此文发表以后，引起了上海方面杜衡的不满，撰文为“海派”辩护。针对杜衡的指责，沈从文1934年1月写了《论“海派”》一文进行回应。沈从文与杜衡的这种论证，很快引起了京沪文坛的关注，受到了鲁迅的注意，鲁迅发表了《“京派”与“海派”》一文。后来发生的关于“差不多”的论争，是这种京沪之争的典型事件：1936年沈从文发表了《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的文章，在文章中沈从文指出，文学作品出现了一种“一元现象”。沈从文在这篇文章中明确的表示，反对那种过分跟着政治跑，单纯为了时代而忘了艺术的走向，认为文艺应该具有独立性。文章发表后不久，就遭到了一些人的抨击和指责，但也有很多人对沈从文的这种看法表示赞同。1937年初，沈从文发表了《一封信》，重申自己的观点，进而阐明自己所持的文艺自由主义的立场。1937年8月，沈从文发表了《再谈差不多》一文，表明自己的观点是要求作家要有真思想，对人生要有深入独到的认识和体验，而不是满足于从某种现成观念出发进行创作，应避免公式化的倾向。
总之，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精神，沈从文无不以一种边缘化的文化立场，表现出对边缘文化、边缘精神的坚持与关注。也正是有了沈从文这种与主流声音格格不入的新声音，才使得中国现代文坛呈现出了繁荣发展的良好态势。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M].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3]凌宇：沈从文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4]王富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2.
[5]吴世勇：沈从文年谱（1902—1988）[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6]刘洪涛：沈从文研究资料（上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