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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头衔越来越多，人却变得越来越低调。
北京大学教授，还兼任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亚洲城市和区域研究会会长，北京专家联谊会副理事长等多个学术团体职务。同时，还是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以及北京市、福建省等多个政府的顾问。他说，他自己最为看重的是北京大学教授的身份。
因身兼多职，时间对他而言，变得越来越缺乏。
除了繁忙的教学工作，作为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以及知名城市和区域研究专家，他还承担了大量重要的科研任务。
杨开忠，我国知名的城市和区域研究专家。连续两年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区域协调发展与政策研究”课题组首席科学家。上文调研报告，是该项目研究成果之一。就此报告出台的台前幕后，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非常好的公共政策分析工具”
《中国经济周刊》：自从2009年发布第一份关于生态文明的评估报告以来，你已经连续三年发布生态文明的评估报告，这份报告的排序跟前几次相比，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
杨开忠：今年的生态文明报告在总体研究思路上延续了我们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一贯思考，但是方法上更加科学和完善。
最大的不同点和创新在于在生态足迹账户的计算中完善了能源账户和加入了污染账户。
首先，能源账户中加入了天然气和电力，天然气属于清洁能源，这在未来能源消耗结构中的地位会更加突出，不可忽视。
其次，尝试加入了污染账户。前两次的核算注重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消耗，暂时没有处理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影响，留有遗憾。而这次加入了污染账户（包括固体废弃物和废水），计算方法更加科学了。
这次研究的出发点也略有不同，正是因为有了几年连续数据的比较，我们不仅关注某个省份在生态文明水平排序上的最新位次，还关心该地在近几年的发展中生态文明水平有哪些变化，以及这样的变化和发展政策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我们感觉这个排序可以发展成为非常好的公共政策分析的工具。
《中国经济周刊》：在这个排序中，北京市仍然是排第一位，其蝉联第一的原因是什么？
杨开忠：生态文明发展是用最少的资源和最小的环境代价带来最大程度的经济发展。北京单位GDP对于生态的影响在全国来看是最小的，所以在这个排序中北京能够排在前面。这当然与北京相对更为高级的产业结构、更为先进的技术水平、更高的人口素质和环境管理标准水平、更高的能源资源环境效率（如万元GDP能耗在全国是最低的）等直接相关。
《中国经济周刊》：在前5名排序中，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的排位跟2008年相比没有改变。去年排名第六位的江苏今年超过福建在了第五位，江苏排位提前的原因是什么？
杨开忠：江苏和福建同属东部沿海省份，在我们测算结果中两个省份的生态文明指数相对比较接近，出现互相拉锯的结果也并不出人意料。
具体到这次排名中，课题组有详细的数据来解释。福建省2007年到2009年人均GDP增加了7932元，人均生态足迹增加了0.76，而江苏省三年来人均GDP增加了10816元，人均生态足迹只增加了0.32。如此看来，江苏在排名上超过福建也顺理成章。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江苏省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更高的阶段，资源能源环境消耗相对较小的产业份额上升较快、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也较快（下降了10.2%）。
《中国经济周刊》：天津由2008年的第七位提前到了第六位，原因是什么？
杨开忠：天津人均GDP增加了16452元，但是其人均生态足迹却减少了0.17，正符合理论上我们对于理想经济发展模式的设想：用更少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来获取更多的经济发展。天津市是我国省区市中少有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生态足迹却出现负增长的省份。我相信，这种结果的出现与天津滨海新区的建设密切相关。滨海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城市型增长极，其发展建立在资源更加节约、环境更加友好的现代技术、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基础上，从而带动了全市的生态文明水平的较快提高。
自然生态好≠生态文明水平高
《中国经济周刊》：你发布的生态文明排序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部分成果，这样的排序目的是什么？上次排序在各省区市引起了比较大的轰动，你估计各省区市看到这次排序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杨开忠：具体来讲，我们有两个目的,一是认识的目的。通过这项工作，我们希望能够了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宏观的时空分布和变化及其基本原因；二是造福社会的目的。通过这项工作，我们希望能够激发各地建设生态文明的积极性、创造性，同时为国家制定多区域的生态文明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我期待，各省市自治区看到这次排序后能够对本地及全国各地生态文明建设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建设生态文明的积极性、创造性更高更大。
《中国经济周刊》：这个排序跟上次相比总体变动不大，也没有按照东、中、西得出生态文明程度的高低。如何理解这种结果？
杨开忠：生态文明水平受产业、技术、管理、制度等多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地区差异虽然不断变化，但总体上来讲这种变化是渐进的，进而短期内变化较小，不会很大。因此，这个排序跟上次相比总体变动不大。东、中、西的三大地带主要是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海陆地理位置区分的。生态文明水平不仅决定于人均GDP，而且还受经济发展产生的生态冲击大小（生态足迹大小）的重要影响，因而东、中、西的划分并不能有效地反映出我国生态文明水平的地图。例如，有的东部省份人均GDP虽高，但其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也高，所以生态文明水平并不高；而中西部一些省份用相对较少的资源环境成本带来了较高的人均GDP增长，其排序就可能相对在前面。所以，此次我们并没有运用东、中、西的划分描述生态文明高低的分布。
《中国经济周刊》：大家通常都认为，西部的生态要比北京、上海好，为什么西部的生态文明程度还低一点呢？
杨开忠：这还是基于我们对于生态文明概念的理解。我说过，生态环境和生态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生态指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存在状态，而文明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一个国家或地区自然生态好并不意味着其生态文明水平高，把生态文明等同于生态的认识与实践，值得商榷。
《中国经济周刊》：你对这些生态文明的落后地区有哪些建议？
杨开忠：总的来讲，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通过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制度完善、管理现代化等途径，千方百计降低能耗等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大力提升环境生产率和生态效率，把发展转移到资源更加节约、环境更加友好的轨道上来。
但是，不同地区生态文明程度提高的具体制约因素存在结构性差异，要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中国生态文明全球排名较低
《中国经济周刊》：从全球来看，中国的生态文明水平如何？有没有计划做一个全球生态文明的排名？
杨开忠：有许多国际组织都致力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际比较，生态足迹的方法最初也是国外学者提出并加以运用的。比如RP组织（Redefining Progress）每年都会发布《真实进步指标》（The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对比世界各国生态足迹的大小。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也会定期发布《生命行星报告》（Living Planet Report），其中就涉及到生态足迹的结果。
我国生态文明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来讲，是比较低的，这是因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总体来讲经济结构、技术水平、体制机制还比较落后。
生态文明的国际比较是有一定意义的。但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复杂国际政治经济因素，需要慎重对待。
北京大学教授，还兼任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亚洲城市和区域研究会会长，北京专家联谊会副理事长等多个学术团体职务。同时，还是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以及北京市、福建省等多个政府的顾问。他说，他自己最为看重的是北京大学教授的身份。
因身兼多职，时间对他而言，变得越来越缺乏。
除了繁忙的教学工作，作为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以及知名城市和区域研究专家，他还承担了大量重要的科研任务。
杨开忠，我国知名的城市和区域研究专家。连续两年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区域协调发展与政策研究”课题组首席科学家。上文调研报告，是该项目研究成果之一。就此报告出台的台前幕后，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非常好的公共政策分析工具”
《中国经济周刊》：自从2009年发布第一份关于生态文明的评估报告以来，你已经连续三年发布生态文明的评估报告，这份报告的排序跟前几次相比，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
杨开忠：今年的生态文明报告在总体研究思路上延续了我们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一贯思考，但是方法上更加科学和完善。
最大的不同点和创新在于在生态足迹账户的计算中完善了能源账户和加入了污染账户。
首先，能源账户中加入了天然气和电力，天然气属于清洁能源，这在未来能源消耗结构中的地位会更加突出，不可忽视。
其次，尝试加入了污染账户。前两次的核算注重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消耗，暂时没有处理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影响，留有遗憾。而这次加入了污染账户（包括固体废弃物和废水），计算方法更加科学了。
这次研究的出发点也略有不同，正是因为有了几年连续数据的比较，我们不仅关注某个省份在生态文明水平排序上的最新位次，还关心该地在近几年的发展中生态文明水平有哪些变化，以及这样的变化和发展政策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我们感觉这个排序可以发展成为非常好的公共政策分析的工具。
《中国经济周刊》：在这个排序中，北京市仍然是排第一位，其蝉联第一的原因是什么？
杨开忠：生态文明发展是用最少的资源和最小的环境代价带来最大程度的经济发展。北京单位GDP对于生态的影响在全国来看是最小的，所以在这个排序中北京能够排在前面。这当然与北京相对更为高级的产业结构、更为先进的技术水平、更高的人口素质和环境管理标准水平、更高的能源资源环境效率（如万元GDP能耗在全国是最低的）等直接相关。
《中国经济周刊》：在前5名排序中，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的排位跟2008年相比没有改变。去年排名第六位的江苏今年超过福建在了第五位，江苏排位提前的原因是什么？
杨开忠：江苏和福建同属东部沿海省份，在我们测算结果中两个省份的生态文明指数相对比较接近，出现互相拉锯的结果也并不出人意料。
具体到这次排名中，课题组有详细的数据来解释。福建省2007年到2009年人均GDP增加了7932元，人均生态足迹增加了0.76，而江苏省三年来人均GDP增加了10816元，人均生态足迹只增加了0.32。如此看来，江苏在排名上超过福建也顺理成章。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江苏省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更高的阶段，资源能源环境消耗相对较小的产业份额上升较快、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也较快（下降了10.2%）。
《中国经济周刊》：天津由2008年的第七位提前到了第六位，原因是什么？
杨开忠：天津人均GDP增加了16452元，但是其人均生态足迹却减少了0.17，正符合理论上我们对于理想经济发展模式的设想：用更少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来获取更多的经济发展。天津市是我国省区市中少有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生态足迹却出现负增长的省份。我相信，这种结果的出现与天津滨海新区的建设密切相关。滨海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城市型增长极，其发展建立在资源更加节约、环境更加友好的现代技术、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基础上，从而带动了全市的生态文明水平的较快提高。
自然生态好≠生态文明水平高
《中国经济周刊》：你发布的生态文明排序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部分成果，这样的排序目的是什么？上次排序在各省区市引起了比较大的轰动，你估计各省区市看到这次排序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杨开忠：具体来讲，我们有两个目的,一是认识的目的。通过这项工作，我们希望能够了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宏观的时空分布和变化及其基本原因；二是造福社会的目的。通过这项工作，我们希望能够激发各地建设生态文明的积极性、创造性，同时为国家制定多区域的生态文明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我期待，各省市自治区看到这次排序后能够对本地及全国各地生态文明建设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建设生态文明的积极性、创造性更高更大。
《中国经济周刊》：这个排序跟上次相比总体变动不大，也没有按照东、中、西得出生态文明程度的高低。如何理解这种结果？
杨开忠：生态文明水平受产业、技术、管理、制度等多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地区差异虽然不断变化，但总体上来讲这种变化是渐进的，进而短期内变化较小，不会很大。因此，这个排序跟上次相比总体变动不大。东、中、西的三大地带主要是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海陆地理位置区分的。生态文明水平不仅决定于人均GDP，而且还受经济发展产生的生态冲击大小（生态足迹大小）的重要影响，因而东、中、西的划分并不能有效地反映出我国生态文明水平的地图。例如，有的东部省份人均GDP虽高，但其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也高，所以生态文明水平并不高；而中西部一些省份用相对较少的资源环境成本带来了较高的人均GDP增长，其排序就可能相对在前面。所以，此次我们并没有运用东、中、西的划分描述生态文明高低的分布。
《中国经济周刊》：大家通常都认为，西部的生态要比北京、上海好，为什么西部的生态文明程度还低一点呢？
杨开忠：这还是基于我们对于生态文明概念的理解。我说过，生态环境和生态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生态指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存在状态，而文明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一个国家或地区自然生态好并不意味着其生态文明水平高，把生态文明等同于生态的认识与实践，值得商榷。
《中国经济周刊》：你对这些生态文明的落后地区有哪些建议？
杨开忠：总的来讲，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通过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制度完善、管理现代化等途径，千方百计降低能耗等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大力提升环境生产率和生态效率，把发展转移到资源更加节约、环境更加友好的轨道上来。
但是，不同地区生态文明程度提高的具体制约因素存在结构性差异，要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中国生态文明全球排名较低
《中国经济周刊》：从全球来看，中国的生态文明水平如何？有没有计划做一个全球生态文明的排名？
杨开忠：有许多国际组织都致力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际比较，生态足迹的方法最初也是国外学者提出并加以运用的。比如RP组织（Redefining Progress）每年都会发布《真实进步指标》（The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对比世界各国生态足迹的大小。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也会定期发布《生命行星报告》（Living Planet Report），其中就涉及到生态足迹的结果。
我国生态文明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来讲，是比较低的，这是因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总体来讲经济结构、技术水平、体制机制还比较落后。
生态文明的国际比较是有一定意义的。但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复杂国际政治经济因素，需要慎重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