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山村位于雷州沈塘镇，背靠一片40多亩的原始森林，距离海岸港口5公里，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1938年遂溪县“青抗会”成员曾锡驹、陈醒吾、陈元清等革命先驱，在后山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随后，中共雷南特派员唐多慧、庄梅寿、王福秋、沈斌等在这里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革命斗争中，后山村有陈质斌、陈庆秀、陈汉卿、陈向炳等40余人先后投身革命，其中4人为革命英勇牺牲。后山村的陈氏宗祠是重要的革命据点，发挥了革命战斗堡垒作用。解放后，后山村被评为抗日战争时期老区村庄。
　　“白皮红心”与“空壳”老板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后山、南边村和陈氏宗祠，从特派员据点，到雷州地委机关，在斗争活动中能较稳定地保护革命同志和村民安全，主要是充分发挥了“堡垒村”和“堡垒户”的骨干作用。
　　陈庆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陈庆东是当地的“贤人”，亲近民众、智谋高深。1943年，他就参加了革命，以伪保长身份从事地下活动，帮助其弟陈庆秀发展党组织。陈庆东经常出没在伪乡公所，游走在伪官员之间，主动与仗义为民的“族头”陈庆槐取得联系，以调解矛盾、化解疑心，搜集情报，避开了敌人的频繁扫荡，保证群众和革命同志的安全。
　　陈师东，心地善良，明识事理，足智多谋，经常以“空壳”经商作掩护，参加地下革命活动，并鼓励其弟陈向炳，担任地下交通联络站站长，为党的地下组织筹措活动经费，在补给、供应和交通联络等保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陈师东经常活跃在商业市场，当中介、做帮手，从商界搜寻有价值的情报，提供给地下党组织。
　　由于他们不怕危险，忘我工作，有效地保护了村内群众和革命同志，还想方设法担保解救被捕和监禁的革命同志。后山村地下联络站站长陈锡兴在一次送情报时遇敌被捕，他坚决不暴露身份，严守了党的秘密。陈庆安在陈师东的配合下，展开营救活动，找伪官、求“族头”，几经周折将陈锡兴担保出狱。1946年3月上旬，海南琼崖纵队司令员冯伯驹的特派员张创同志，带有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指示，要回海南传达，因国民党当局对海峡封锁森严，张创留在后山掩蔽了一个多星期，在陈师东、陈庆安、陈质彬伪装随行的商船上辗转多地，终于返回海南琼崖纵队。
　　背着丈夫过河上战场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国民党积极反共，挑起内战，局势随即紧张，战斗频繁。1945年底，国民党46、64两个军抢占雷州半岛，大肆扫荡我地下党组织。
　　1943年，17岁的薛琼英就与18岁的陈汉卿成婚。当时陈汉卿小学将要毕业，因培养他入党的老师方茂盛被当局疑为“异党”分子遭校方辞退，但是陈汉卿回农村，边劳动边办夜校，宣传革命道理，组织游击小组进行武装斗争，并于1944年加入党组织。薛琼英在娘家也不甘落后，积极参加妇联组织。他们婚后情投意合，坚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
　　陈汉卿考入了时称革命“摇篮”的东海岛觉民中学读书，并以学习为掩护，开展革命斗争。1947年6月，地下党为了控制和掌握东海岛这个重要的革命老区，调集了160余人攻打东山、民安两个敌据点。陈汉卿带领和发动70多名同学参加这次暴动，担任排长兼文化教员，政变后担任连指导员。由于战斗频繁，陈汉卿劳累过度，积劳成疾，早晨胃部多次出血，身体极度虚弱，后来组织安排他暂时脱离战场，返回后方治疗。
　　陈汉卿在治疗一个多月后，“边纵”为了继续粉碎国民党“清剿”计划，部署相对集中的病例，最大限度地消灭遂溪毕架岭周围敌人。陈汉卿获悉后，依然决定带病赶赴部队。由于从家乡到毕架岭，要走城月，路经许多山丘、密林和河流。这时，薛琼英毫不犹豫地说：“由我陪着你去什么都不怕，这一带的道路我小时候就有些印象，过河我可背着你涉水。”于是，他们夫妻第二天拂晓出发，通过四段坎坷小路，穿越两座山林三次由妻子背着涉水横过吴村、卜格和文章三条河流，直到毕架岭附近，找到部队并投入战斗。
　　如今健在的薛琼英回首当年依然非常激动：“我背丈夫涉水过河时，他穿着一双蓝色胶鞋，我赤脚，横跨三条河川，水深一般都漫过大腿，河宽都在一百米以上，有大小石头，弄不好就摔跤。我们当时就想，活着要有价值，活就一起活，死就一起死，只要能消灭敌人，我们什么都不怕。我能通过爬山过河送他上战场消灭敌人，一辈子都无怨无悔。”
　　1948年2月，陈汉卿留在后方，任南区区委委员、副书记，受地委书记沈斌委派去河北村执行任务，遭叛徒带队围剿，突围中壮烈牺牲。穷凶极恶的敌人，砍下陈汉卿的头颅示众，后将其弃埋在海滩上。薛琼英坚强地面对残酷现实，百般安慰父母：“共产党的胜利就是用血汗结成的，牺牲不可免，咱有牺牲，人家也有牺牲。”薛琼英顽强地挑起家庭重担，悉心照料年迈的父母和两个小弟，支持大伯陈质彬安心对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