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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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产政变的政治经济学
  问题不在于总统,在于已经变化了的国家。
  1991年6月17日,戈尔巴乔夫签署《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并于18日将其送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经过重大修改之后,最后的文本于1991年6月23日在新奥加廖沃进行讨论。6月29至30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会晤时作出决定,条约将于8月20日由各加盟共和国首脑签署。
  在签署这一使帝国和平有序解散的手续条约前夕,苏联副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军事工业委员会领导人、陆军总司令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支持下,决定做一件在他们看来由于总统性格懦弱难下决心的事情—使用武力,来恢复政治控制,保住中央政权。3天之间事情即已见分晓,问题不在于总统,而在于已经变化了的国家。
  1991年8月19至21日,数十年来政府所担心的事终成现实—军队拒绝向民众开枪。仅仅用了3个昼夜,一个超级大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便已寿终正寝。破产的政变让许多人回想起来像一出闹剧。
  然而其策划者们都面临着非同寻常的任务—在一个业已城市化的发达社会里很难觅得愿意下令用坦克碾压民众的指挥官以及同样愿意执行这种命令的士兵。军官们根据 1980年代末的经验早已熟知他们必须承担何种责任,便尽量做得不致趋于极端。
  攻占白宫(注:最高苏维埃办公场所)的行动预定于8月21日夜间开始。制定攻打计划的指示是克格勃主席B·克留奇科夫于8月20日上午9时发出的。这应该是军队、克格勃和内务部的一场名为“雷霆”的协同行动。该项决定在总参谋部从8月20日中午一直讨论到下午。将军们报告说,就军事观点而言占领白宫不成问题。但与此同时,和平居民的大量伤亡也不可避免。起初将行动定在深夜1时,后来又改为凌晨3时,但结果却并未实施。
  拒绝采取行动的主要因素是政变领导人不愿承担大规模流血的责任。军队等着克格勃动手,克格勃等着军队动手,而内务部则等着这两家和其他人。快到深夜时才得知,克格勃的“阿尔法”部队拒绝参与攻打行动,内务部的图拉师和捷尔仁斯基师按兵不动,“温暖营地”旅则不知去向。
  1991年8月的3天表明,戈尔巴乔夫没有运用武力挽救政权不单是因为他不愿意,而且也因为即使愿意也办不到这一点。
  著名政治评论家马克西姆·索科洛夫在政变失败后当即这样描述其后果:“莫斯科的最后两天成了下葬的日子:愚不可及的制度以愚不可及的方式寿终正寝。政变显得愚蠢可笑,因为人民已不再是傻瓜……
  政权的命运不难预料
  国家距离破产、终止支付外债只有数周时间
  1991年8月前在苏联所形成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事态发展可能的各种模式都难以逾越的界限。甚至即使政变的策划者能够牢牢掌握政权,那也改变不了国家的经济形势,其轮廓在此之前即已严格确定。
  8月初戈尔巴乔夫签署关于增加居民所需商品生产和劳务的紧急措施的命令。其中责成全苏和共和国货币委员会、苏联经济和预测部、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会同苏联对外经济活动银行,确保将外汇资金优先用于采购粮食、药品、生产民用商品必需的原材料和配套产品。如果将该命令中的严格指示与政府间的往来公文材料放在一起,便不难明白命令总体上与现实的差距是何等巨大。
  苏联国家银行行长格拉先科向苏联内阁总理帕夫洛夫报告(1991年6月)称:“政府自1959年以来各个时期所通过的决议都责成苏联国家银行在执行预算开支时,从利用信贷资金达到调节差价目的的特别账户中对农业原料与其他产品的差价进行补偿,随后再从预算资金中偿还所形成的欠债。由于经常拖延上述欠债的清偿,预算的负债额年复一年增加,这对国家的货币流通造成了不良影响。自1991年开始,苏联财政部基本上将物价差别补偿推给了各共和国的预算……同时,在转向市场和价格上涨失控的条件下,银行不得不支付农业原料和其他产品日益增大的差价。同时由于国家整体债务的增长,苏联国家银行的集中贷款资金已全部用于抵补预算开支。如果继续将银行资金自动用于弥补物价补差而形成的预算开支,那么,补充资金的唯一来源就只能是信贷发行和现钞发行。由于并未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而导致信贷和现金的发行失控,我们认为有必要立即取消上述差价补偿制度,以免破坏经济稳定和造成通货膨胀进程失控。”
  苏联内阁第一副总理B·谢尔巴科夫致苏联联邦委员会函(1991年8月16日,即政变尝试前3天):“国家正以加快的速度陷入深重的财政危机和货币流通混乱……稳定国家财政状况的主要措施本应于7月1日实施。然而无休无止的协商、讨论之类导致已经损失了两个月时间……预算系统正在成为产生严重通货膨胀进程的最重要的因素……”而当时,苏联的外汇储备已完全枯竭。1991年苏联偿还外债连本带利需要支付约100亿卢布。国家距离破产、终止支付外债只有数周时间。1991年第3季度的预算赤字迅速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30%。如果考虑到此种背景之下波罗的海沿岸、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西乌克兰将会发生的事情,这个政权的命运便不难预料。
  政治上的濒死状态
  帝国的灭亡不但无可避免,而且已经发生。
  1991年8月19日至21日的事件之后,帝国的灭亡不但无可避免,而且已经发生。问题仅仅在于,对全国居民而言其崩溃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将会严重到何种程度。
  自然,苏联当局可以无休无止地援引1991年3月17日就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所进行的全民公决,以证明1990年12月1日乌克兰所举行的全民公决与苏联法律相抵触—乌克兰的全民公决有84%的共和国居民参与,其中90.3%的人表示赞成这个第二大加盟共和国独立。
  所有这一切对于现实的政治进程已经没有关系。所有的帝国轰然坍塌之际,其命运都不会取决于全民公决。早在3月17日投票的两周之前,M·索科洛夫即曾正确地指出:“从法律形成的观点来看,有失体统的全民公决不可能产生法律结果,从实际出发,它不会为戈尔巴乔夫额外提供任何一个可靠的师团……戈尔巴乔夫准备(或者不准备)采取坚决的行动取决于更暂短的因素,而不是取决于苏联公民对一个毫无意义问题的毫无意义的回答。还有更加发挥作用的因素:居民的愤懑,军队的不可靠……”
  政变的第一个后果是:苏联当局已不能运用武力保证对领土的控制。1991年8月末,任何一个连队都没有按照苏联领导人的命令出动保卫现任政府和保障社会秩序,这是客观现实。
  这对于行将垮台的帝国已是屡见不鲜。奥匈帝国、南斯拉夫的经历都令人信服地表明,当中央政权的合法性被摧毁,军官和士兵的忠诚在他们的原籍所组建的新国家与宗主国以及他们驻扎的那个帝国的行政当局之间被搞得四分五裂之时,国家机关所遭遇的困难是十分巨大的。无论苏联还是各共和国政府当局,1991年秋都已不具备控制武装力量的能力。
  当一个国家不仅丧失了对暴力的垄断,而且连使用暴力的能力亦已丧失的时候,它便不复成其为原本意义上的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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