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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担任了胡耀邦7年秘书的高勇所著的《我给胡耀邦当秘书》简体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是该书部分章节的摘登。
“高勇这个人，对文件乱画”
1959年2月的一天，在团中央组织部秘书科当干事的我，被部长姚文远找去谈话。他说：“耀邦同志那里现在只有刘崇文一位秘书，由于工作忙，刘崇文已累得患了神经官能症。因此，组织上准备要你去给耀邦同志做机要秘书。”并说：“这事已报请中央组织部审查同意，耀邦同志也同意了。”
耀邦同志对工作要求很高很严。我分工机要工作，耀邦同志并不是简单地要求把文件管好，不丢失、不泄密就行了，而是要在处理这些文件方面给他当助手。
刘崇文秘书不但向我交代了各种机密文件的管理办法，而且根据他的体会，向我介绍了耀邦看文件的特点。尽管刘秘书介绍得很详细、很具体，但实际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比如选送文件，要选得很恰当、很准确，还需要在实际工作中摸索、体会。再比如在文件上帮助画重点，开始我就画不好，常常一边看一边画，认为哪句话重要，就在下边画一个红杠。可是等看到后边的，觉得有的话、有的数字更重要，就在下边画一条波纹线，以示区别。及至又发现更重要的话和数字时，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画了，只好画双杠或双波纹线。结果文件上都是红笔杠杠，连我自己也分不清哪是重点了。
由于那时我到胡耀邦身边工作时间不久，他还不好意思批评我，就对刘秘书说：“高勇这个人，对文件乱画。”一天，刘秘书将这话告诉了我，当时我俩都笑了。
做机要工作，常常接触大量的反面材料。既有反映国内社会上、工作中阴暗面的材料，也有国际上敌对势力反共反华的反动材料。这些材料，对领导者了解动态、掌握情况、研究问题、指导工作，是必不可少的。长期地大量地接触这些东西，就有个自觉地增加“免疫力”，防止受消极影响的问题。
胡耀邦对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青年人，很注意这个问题。他从关心爱护出发，经常提醒我们，指导我们如何对待这个问题。他说：反映国内情况的这些《内部参考》材料，都是一些极端的个别事例。不要误将这些阴暗的东西，遮盖住了大量的光明的东西，不要一叶障目。至于国外的材料，像《参考消息》上的东西，只能作参考，主要是看他们怎么说的，了解他们对一些事情的反映。对这些东西，思想上不要跟着它走，就是说，立场要坚定，头脑要清醒。
首长向秘书借大衣出国
我还兼管胡耀邦家的财务收支。胡耀邦和夫人李昭从不看重钱，他们都不大过问家里有多少钱，当然他们都知道自己家里本来就没多少钱。
我管财务只管大账。每月收入主要是两笔，一是胡耀邦的工资，二是李昭同志每月从她的工资中交回70元。除此之外，偶尔有几十元稿费收入。
每月支出也主要是两笔账。一笔是全家伙食费120元，由炊事员张荣豪一次从我这里领走，结账时由警卫员李汉平和张师傅复核后，将发票、收据装入纸袋封存起来；另一笔是耀邦的母亲、岳母和孩子们的零花费，每人每月多少是固定的。两位老人每人12元，大孩子胡德平10元，小儿子胡德华、女儿李恒各8元，由李汉平从我这里领出分发给大家。如有临时花销，比如买衣服之类，则由李汉平持发票到我这里报销。胡耀邦和李昭对这些账目从来不闻不问，完全信任我们的管理，我们几个人则做到互相制约，尽心管好。
胡耀邦当时每月标准工资是414元。那个年代不但没有任何奖金、补贴之类，而且中央还规定行政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每月减发百分之一的工资。这样，每月扣除房租、家具租金、水电费和缴纳党费等，仅剩300来元。全家8口人，3个子女都上学，两位老人需要赡养，还有一个在北京上学的侄女要补贴一些；老家一位年迈的姐姐，也需要隔三岔五地接济一点，各种开支都靠这点工资。
胡耀邦还有两大“嗜好”，一是抽烟，二是买书，每月总得花几十元买烟买书。胡耀邦和李昭又好客，家里来客很多，客饭招待也不少。因此，每月很少有结余。
胡耀邦平时生活简朴清淡。他喜欢吃米饭，每顿饭就是一小碗米饭，两小碟菜，其中一小碟炒菜中有那么两三片肉。每天晚上他都要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才睡，有时候饿了，李汉平就给他煮一小碟带皮花生，或在锅里烙几片白薯端给他吃。
胡耀邦穿衣也很简朴。在家时，夏天穿个圆领汗衫，冬天穿一件旧灰色毛衣，五粒纽扣还不一样，有一粒是后来配的；脚上则一年四季穿一双拖鞋。只有外出参加会议时，他才穿一双旧皮鞋和中山装。有一年夏天接待外宾时，他穿了一件新做的绸衬衫，但贴身汗衫脊背上有3个破洞，隔着衬衫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认为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丢脸，秘书李彦提出应换一件。胡耀邦问：“这样不行呀？”李彦说不行，我也说不行，他这才又找了一件换上。
最有趣的是1962年9月，中央决定由胡耀邦率领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当时规定的制装费150元，只能做一套衣服和购置一些零星用品。但9月份去欧洲需带大衣，胡耀邦的咖啡色呢面大衣已褪了色，领子发白，而且由于太旧了，熨不平。想从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借一件，又因耀邦个子小，没有那么短的大衣，找不到合适的。
当时我有一件新做不久的烤花呢大衣，我提议耀邦穿我的，因为我的个子同他差不多。他说可以试一试。拿来一试，能凑合，除了肥一点，长短合适。李汉平把这件大衣送到洗衣店熨了熨，耀邦就穿着出国了。
首长向秘书借大衣出国，这在中央委员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摘自《我給胡耀邦当秘书》一书）
“高勇这个人，对文件乱画”
1959年2月的一天，在团中央组织部秘书科当干事的我，被部长姚文远找去谈话。他说：“耀邦同志那里现在只有刘崇文一位秘书，由于工作忙，刘崇文已累得患了神经官能症。因此，组织上准备要你去给耀邦同志做机要秘书。”并说：“这事已报请中央组织部审查同意，耀邦同志也同意了。”
耀邦同志对工作要求很高很严。我分工机要工作，耀邦同志并不是简单地要求把文件管好，不丢失、不泄密就行了，而是要在处理这些文件方面给他当助手。
刘崇文秘书不但向我交代了各种机密文件的管理办法，而且根据他的体会，向我介绍了耀邦看文件的特点。尽管刘秘书介绍得很详细、很具体，但实际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比如选送文件，要选得很恰当、很准确，还需要在实际工作中摸索、体会。再比如在文件上帮助画重点，开始我就画不好，常常一边看一边画，认为哪句话重要，就在下边画一个红杠。可是等看到后边的，觉得有的话、有的数字更重要，就在下边画一条波纹线，以示区别。及至又发现更重要的话和数字时，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画了，只好画双杠或双波纹线。结果文件上都是红笔杠杠，连我自己也分不清哪是重点了。
由于那时我到胡耀邦身边工作时间不久，他还不好意思批评我，就对刘秘书说：“高勇这个人，对文件乱画。”一天，刘秘书将这话告诉了我，当时我俩都笑了。
做机要工作，常常接触大量的反面材料。既有反映国内社会上、工作中阴暗面的材料，也有国际上敌对势力反共反华的反动材料。这些材料，对领导者了解动态、掌握情况、研究问题、指导工作，是必不可少的。长期地大量地接触这些东西，就有个自觉地增加“免疫力”，防止受消极影响的问题。
胡耀邦对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青年人，很注意这个问题。他从关心爱护出发，经常提醒我们，指导我们如何对待这个问题。他说：反映国内情况的这些《内部参考》材料，都是一些极端的个别事例。不要误将这些阴暗的东西，遮盖住了大量的光明的东西，不要一叶障目。至于国外的材料，像《参考消息》上的东西，只能作参考，主要是看他们怎么说的，了解他们对一些事情的反映。对这些东西，思想上不要跟着它走，就是说，立场要坚定，头脑要清醒。
首长向秘书借大衣出国
我还兼管胡耀邦家的财务收支。胡耀邦和夫人李昭从不看重钱，他们都不大过问家里有多少钱，当然他们都知道自己家里本来就没多少钱。
我管财务只管大账。每月收入主要是两笔，一是胡耀邦的工资，二是李昭同志每月从她的工资中交回70元。除此之外，偶尔有几十元稿费收入。
每月支出也主要是两笔账。一笔是全家伙食费120元，由炊事员张荣豪一次从我这里领走，结账时由警卫员李汉平和张师傅复核后，将发票、收据装入纸袋封存起来；另一笔是耀邦的母亲、岳母和孩子们的零花费，每人每月多少是固定的。两位老人每人12元，大孩子胡德平10元，小儿子胡德华、女儿李恒各8元，由李汉平从我这里领出分发给大家。如有临时花销，比如买衣服之类，则由李汉平持发票到我这里报销。胡耀邦和李昭对这些账目从来不闻不问，完全信任我们的管理，我们几个人则做到互相制约，尽心管好。
胡耀邦当时每月标准工资是414元。那个年代不但没有任何奖金、补贴之类，而且中央还规定行政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每月减发百分之一的工资。这样，每月扣除房租、家具租金、水电费和缴纳党费等，仅剩300来元。全家8口人，3个子女都上学，两位老人需要赡养，还有一个在北京上学的侄女要补贴一些；老家一位年迈的姐姐，也需要隔三岔五地接济一点，各种开支都靠这点工资。
胡耀邦还有两大“嗜好”，一是抽烟，二是买书，每月总得花几十元买烟买书。胡耀邦和李昭又好客，家里来客很多，客饭招待也不少。因此，每月很少有结余。
胡耀邦平时生活简朴清淡。他喜欢吃米饭，每顿饭就是一小碗米饭，两小碟菜，其中一小碟炒菜中有那么两三片肉。每天晚上他都要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才睡，有时候饿了，李汉平就给他煮一小碟带皮花生，或在锅里烙几片白薯端给他吃。
胡耀邦穿衣也很简朴。在家时，夏天穿个圆领汗衫，冬天穿一件旧灰色毛衣，五粒纽扣还不一样，有一粒是后来配的；脚上则一年四季穿一双拖鞋。只有外出参加会议时，他才穿一双旧皮鞋和中山装。有一年夏天接待外宾时，他穿了一件新做的绸衬衫，但贴身汗衫脊背上有3个破洞，隔着衬衫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认为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丢脸，秘书李彦提出应换一件。胡耀邦问：“这样不行呀？”李彦说不行，我也说不行，他这才又找了一件换上。
最有趣的是1962年9月，中央决定由胡耀邦率领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当时规定的制装费150元，只能做一套衣服和购置一些零星用品。但9月份去欧洲需带大衣，胡耀邦的咖啡色呢面大衣已褪了色，领子发白，而且由于太旧了，熨不平。想从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借一件，又因耀邦个子小，没有那么短的大衣，找不到合适的。
当时我有一件新做不久的烤花呢大衣，我提议耀邦穿我的，因为我的个子同他差不多。他说可以试一试。拿来一试，能凑合，除了肥一点，长短合适。李汉平把这件大衣送到洗衣店熨了熨，耀邦就穿着出国了。
首长向秘书借大衣出国，这在中央委员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摘自《我給胡耀邦当秘书》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