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应该由道德来引导才是善法
　　最近，一位正厅级干部刘耘辞职，放言：“我们都是罪犯。”《中国周刊》以《一个官员的隐忧》为题，深度报道该辞职事件，引发网络议论热潮。
　　我很理解刘耘的心情。32岁那一年，我辞去副处长职务，也有类似的感慨。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上风气已经败坏了，但高校里还没盛行买官卖官之风。即使如此，高校官场也已经暮气沉沉。青年干部相当普遍地不读书、不思考，打牌搓麻将，喝酒拉关系，空虚无聊。机关工作，文山会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令人生厌。我逐渐看清楚了，这样的生活无异于浪费青春。如此沉沦下去，必然走上追名逐利、权钱交易的道路。这不就是走向犯罪吗？所以，我就断然离开这条众人羡慕的仕途，回到教研室当老师了。
　　后来，一些有志青年人想走仕途，想象着可以“先掌握一定的权力，再为人民服务”，我都不以为然。官场正气不振，邪风流行，足以将绝大多数有志有节的青年腐蚀成贪脏枉法的罪犯。刘耘的故事就是有力的证明。吴思借古讽今，用“潜规则”一词将官场的逆淘汰规则揭示得淋漓尽致，解释了无数人的日常生活感受。
　　问题在于，这潜规则是中国特色还是“普世价值”？
　　按照《圣经》的启示，人本来生活在无知无畏的伊甸园里，没有攀比心、炫耀心、虚荣心，只有实实在在的自然欲望。饥餐渴饮，洞宿巢居，快快乐乐，无忧无虑。后来吃了知善恶果，懂得了分辨区别，就有了攀比心、炫耀心、虚荣心，就有了竞争、交换、积累，有了不劳而获，有了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这就是所谓原罪。原罪难逃，后天能否纠正？有原罪的人为了在现世生活中寻找某种公平，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游戏规则。与此相应，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出现了各种潜规则。
　　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不相信道德，不相信教会，不相信神。逻辑所致，风气所及，东方的自由主义不相信三皇五帝，不相信儒、释、道，不相信天、地、君、亲、师。什么都不相信，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只看得到眼前的利益，就叫唯物主义。但是，自利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靠法治，靠他律，靠相互约束，靠三权分立，靠信息公开，靠监督。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既然法治以德治为对立面，法治构造现代社会，德治构造古代社会，那么，毫无疑问，罪犯就是法治制造出来的。形象地说，法治社会，就是挖好了无数坑，怂恿人往里跳，再把人往死里整。现在，每年被判刑的处级以上干部数以万计，远高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干部的数量。但是，因为死于法治，似乎与社会无关，是个人犯罪，理所应当。其实，这正是法治思想的作用，害人于不觉、杀人于无形。正如股票市场，无数人赔得倾家荡产，却有苦无处诉。
　　但是，正如股市该取消，法治也该反思。在道德的引领下，法律起辅助性的惩戒作用，这是好法律。否则，以摧毁、践踏道德为乐事，对法治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步，就是设下陷阱让人跳，就是社会最大的祸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