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书记四年，苏联的改革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看了《新思维与大改革——戈尔巴乔夫改革面面观》，我从中找到了答案。
　　苏联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上而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而且落实到现实生活中。
　　戈尔巴乔夫认为，加速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而涉及到社会的所有重大领域。因此，加速发展战略的实现，不仅需要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且必须要求政治体制的改革。(参见苏共二十七大政治报告，转引自该书)
　　政治的公开性是实现民主化的第一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内容。它表明，社会的政治机构、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家可以通过一定的渠道将他们的行为如实地传递给社会和人民群众。苏联实行政治公开的第一项措施就是新闻自由。一九八六年四月起，报纸、杂志、电台和电视台的报道权力下放给编辑。由此，苏联的八千多种报纸、五千多种杂志和期刊就当然的成为实现政治公开性的工具。它们大胆的披露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如青少年吸毒问题，干部以权谋私、压制批评及高干子女利用特权走后门问题。对一些重大事故、自然灾害和社会的阴暗面，新闻工具也进行了从未有过的真实报道。这种真实的报道使苏联人民了解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唤起了他们的改革意识。他们感到了自己不再是只可使由之，不可使之知的群氓，而是国家的真正主人。政治的公开性又进一步推动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因为公开性使人民参政、议政成为一种可能。
　　实现社会主义人民自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二内容。长期的权力过于集中，党政不分，使苏维埃在决策过程中被排斥在外。许多重要问题都是在没有苏维埃参与的情况下加以解决的，或者是由党和政府机构做出决定，然后挂上苏维埃的名称。这意味着民主受阻，人民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宪法权利受到侵犯，并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为改变这一不正常现象，苏共二十七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新修订本》明确规定，完善苏维埃民主，充分实现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是政治改革的战略方针。会议并提出，苏维埃要发挥立法机构的作用并对法律的实施和每个国家机关领导人的工作产生的实际效果实行切实的监督。对工会、共青团组织，要给他们以在许多情况下停止执行管理机关作出决定的权利。扩大只有在有关工会、共青团和妇女组织的参与下或事先征得这些组织同意的情况下，国家机关才能作出决定问题的范围。
　　人民自治调动了各个方面的改革热忱。
　　干部制度的改革是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三项内容。因为多年来“经济中的障碍机制及其社会和意识形态的一切后果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官僚主义化和各级官僚阶层的‘不断繁衍’，这些官僚阶层在整个国家、行政乃至社会生活中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改革与新思维)为此戈尔巴乔夫任苏共总书记的第一件事就是改组党和国家的领导班子，将那些“长期身居同一个职位，往往不能再看到新的东西，对缺点熟识无睹”和那些“不想改革，甚至阻碍改革”的人解除其职务。截至一九八七年一月，解除了四名政治局委员和两名候补委员、四名中央书记，撤换了十多名苏共中央部长，更换了部长会议主席。政府各部部长、部委会议主席和最高苏维埃主席也进行了较多的更换。撤换了四十多名州委书记。军队系统的人事变动也很大，从国防部长、总政治部主任到各军区司令员几乎全部更换。大规模改组的同时是整顿纪律，精简国家机构。这两项措施为改革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
　　进而，在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又提出将定期撤换干部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
　　干部制度的改革，新改组的领导班子在人民心目中重新树立了一个新的形象，这个形象足以唤起民众，使人民同他们一齐同心同德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上述三项改革其中心是深化民主，它最终的体现了戈尔巴乔夫的“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的人道主义思想。正是基于这一点，苏联才出现今天的朝气蓬勃的局面。
　　
　　(《新思维与大改革》，俞可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第一版，2.8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