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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许多经济学家会出现误判，原因在于没有认清滞胀的基本逻辑，没有充分认识到通胀的惯性，或者说，他们把通胀滞后回落那个阶段较为短暂的“经济不景与高通胀并存”错误地定义为“滞胀”
最近几个月，中国的物价上涨势头超出了去年下半年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继3月份CPI创下5.4%的高位后，4月份CPI仍然高达5.3%。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统计数据（如PMI指数、工业生产、消费）却出现走软的迹象，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投行经济学家们又开始担心经济增长后继乏力问题，最悲观的人已经在高声地谈论宏观经济硬着陆的问题了。如果将这两种现象结合起来，就是如今媒体传播甚广的“滞胀”论了。通胀、硬着陆、滞胀，到底哪一种情景才是我们将要遇到的实况呢？
“滞胀”假象
滞胀，简而言之，就是经济停滞、增速大幅下滑、失业率飙升与通胀居高不下同时并存的局面。在现代经济史上，滞胀在1970年代西方诸国经济中真实地出现过，并成为人们挥之不去的梦魇。
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逊当年曾将“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和称为“痛苦指数”。在1970年代，经济形势非常糟糕，更糟糕的是，经济决策者对此一筹莫展：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会加剧通胀；采取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失业率又会在高位上继续攀升。这种缺乏政策腾挪空间、决策者无计可施的局面，令人们一片迷茫，正因为此， “痛苦指数”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直到今天，只要媒体提到“滞胀”，人们还会本能地感到恐惧，特别是在投资市场上，滞胀简直是信心杀手、指数毒药。
然而不得不说的是，这种对“滞胀”的恐慌虽然符合一般大众的心理，却毫无科学根据，它更多的是一种羊群效应。笔者的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基本的经济规律和历史经验基础上的。
从经济学的供求定律看，在供给曲线不变的情况下，需求上升会导致两方面的结果：一是产出上升，二是物价上升。因此，通胀基本上都是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特别是经济增长超出了其潜在增长率之后，通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发生通胀与经济衰退相伴随的情况，那一定是供给方面出了问题。也就是说，滞胀只会发生在供给冲击（如石油供应突然中断、大面积系统性的自然灾害、大范围的经济秩序紊乱）的情况下。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供给曲线向左移动和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同时发生。
这种情况相当少见，可见的记载只在1970年代西方经济中出现过。1973年和1979年，为了在外交上对抗西方国家，中东石油生产国曾两次实行石油禁运，石油供应突然中断，其结果就是油价狂飙。换成经济学的术语，就是供给曲线突然向左大幅平移。假如这时候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决策者认识到石油冲击的本质，采取较为偏紧的货币政策，那么经济就会出现下滑，但物价却不会失控，因为在货币总量不变的情况下，用于能源的消费开支上升了，用于其他商品上的必然随之减少，总体物价水平并不会失控。
然而，当时美国等国家的货币当局反而采取了在通常情况下的应对策略，即：通过扩张货币来对抗经济下滑，其结果可想而知。一方面是石油中断导致的供给能力下降不会因货币扩张而缓解，经济衰退无法避免；另一方面，过多的货币导致物价不断轮番上涨。更糟糕的是，决策当局并没有认识到这背后的规律，反而通过行政管制手段来控制物价，如尼克松推行臭名昭著的“工资物价控制”，在货币政策放水的情况下，指望通过这种行政手段来控制物价，其结果自然只能是失败。失败一次，人们对行政管制的信心就下降一次，通胀预期就上升一次，其结果就彻底失控了。1979年，美联储新一任主席保罗?沃尔克上台，他采取强硬手段，控制货币供应量，付出巨大代价后，经济秩序才开始走向正常。
虽然今天我们面临的形势和1970年代从表面上看颇为相似，如能源和各种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但实质根本不同。2003-2007年以及2009年至今的两轮能源价格上涨，是受经济增长、需求强劲的推动，前一轮能源多倍上涨与当时的世界经济普遍繁荣相始终，后一轮则与全球危机后的普遍经济强劲复苏（特别是中国）直接相关。因此，并不存在1970年代那样的供给冲击。所以，正常情况下，经济要么是繁荣与通胀并存、要么是衰退与通缩（或通胀下降）共生。这一规律最近10年来被反复验证为可靠。
当前主要问题还是通胀
既然从逻辑上看，在没有发生供给冲击的前提下，通胀与经济衰退不可能并存，那么又为何常常出现在某一阶段通胀不低，但经济却开始走弱的现象呢？其实不难理解。通胀有惯性，不仅人们订立的购销、工资等各种合同不可能立即随经济形势调整，而且人们认识到经济下滑、需求转弱也需要一段时间，因此，投资和消费行为，以至通胀预期都会保持一段时间的惯性。经济开始转弱后，高通胀往往会延续3-6个月，甚至会略长，在这段时间内，往往就会出现与滞胀的某些特征，某些人不明就里，自然就会认为滞胀已经来临，大为恐慌了。
2008年三、四季度（特别是第四季度GDP仅6.3%，创10年新低），中国经济已经明显下降，但平均通胀仍接近5%，当时也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滞胀已经来临，但到了2009年一季度，通胀很快就转变成通缩。
之所以许多经济学家会出现这种误判，原因在于没有认清滞胀的基本逻辑，没有充分认识到通胀的惯性，或者说，他们把通胀滞后回落那个阶段较为短暂的“经济不景与高通胀并存”错误地定义为“滞胀”。
当前同样不存在1970年代那样的供应冲击，故而，我们可以得出滞胀不会发生这一基本结论。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在通胀与经济衰退的替换关系中，通胀短期内仍然是主要的矛盾。这不仅是因为当前的通胀较高，人们的通胀预期居高不下，而且因为影响推高通胀的一系列基本因素并未解除。这些因素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长时间过度宽松的货币。虽然最近两个月M2已经被控制在预期目标内，但在非市场化的环境下，M2的衡量作用存在缺陷，频繁进行数量调控，上调准备金率，使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恶化，但国企仍然未受到冲击。只要不上调利率，只要政策总的倾向是以保增长为主，那么总需求旺盛局面就很难出现根本性的逆转，物价也就很难出现快速下降。中国的GDP增长已较长时间处于潜在生产能力之上，事实上，粗略估计，只有经济增长下降到9%或以下，通胀才有可能得到实质性的控制。
二是资产泡沫对消费物价的传导正处于强劲阶段。房价泡沫经过6—7年的膨胀，已构成最主要的通胀催化剂，在初始阶段，资产价格对CPI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一旦这种资产泡沫的力量由潜伏状态转达为显性状态，将持续而强有力地推动CPI的上升。房价贵则百业腾贵，千万不能低估这句话里包括的真理性。这种推动作用，在资产价格破裂之前将会持续很长时间。
三是在当前的物价管制情况下，通货膨胀中相当一部分被潜伏下来，一旦这些潜伏的力量浮出水面，将构成推升通胀的另一股强大力量。即便实行更长时间的物价管制，物价表面上受到控制，但实质性高通胀也将继续维持下去。更何况，物价管制最终会导致经济秩序的大混乱，最终不得不被放弃，到那时，通胀下降的速度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最近几个月，中国的物价上涨势头超出了去年下半年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继3月份CPI创下5.4%的高位后，4月份CPI仍然高达5.3%。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统计数据（如PMI指数、工业生产、消费）却出现走软的迹象，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投行经济学家们又开始担心经济增长后继乏力问题，最悲观的人已经在高声地谈论宏观经济硬着陆的问题了。如果将这两种现象结合起来，就是如今媒体传播甚广的“滞胀”论了。通胀、硬着陆、滞胀，到底哪一种情景才是我们将要遇到的实况呢？
“滞胀”假象
滞胀，简而言之，就是经济停滞、增速大幅下滑、失业率飙升与通胀居高不下同时并存的局面。在现代经济史上，滞胀在1970年代西方诸国经济中真实地出现过，并成为人们挥之不去的梦魇。
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逊当年曾将“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和称为“痛苦指数”。在1970年代，经济形势非常糟糕，更糟糕的是，经济决策者对此一筹莫展：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会加剧通胀；采取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失业率又会在高位上继续攀升。这种缺乏政策腾挪空间、决策者无计可施的局面，令人们一片迷茫，正因为此， “痛苦指数”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直到今天，只要媒体提到“滞胀”，人们还会本能地感到恐惧，特别是在投资市场上，滞胀简直是信心杀手、指数毒药。
然而不得不说的是，这种对“滞胀”的恐慌虽然符合一般大众的心理，却毫无科学根据，它更多的是一种羊群效应。笔者的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基本的经济规律和历史经验基础上的。
从经济学的供求定律看，在供给曲线不变的情况下，需求上升会导致两方面的结果：一是产出上升，二是物价上升。因此，通胀基本上都是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特别是经济增长超出了其潜在增长率之后，通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发生通胀与经济衰退相伴随的情况，那一定是供给方面出了问题。也就是说，滞胀只会发生在供给冲击（如石油供应突然中断、大面积系统性的自然灾害、大范围的经济秩序紊乱）的情况下。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供给曲线向左移动和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同时发生。
这种情况相当少见，可见的记载只在1970年代西方经济中出现过。1973年和1979年，为了在外交上对抗西方国家，中东石油生产国曾两次实行石油禁运，石油供应突然中断，其结果就是油价狂飙。换成经济学的术语，就是供给曲线突然向左大幅平移。假如这时候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决策者认识到石油冲击的本质，采取较为偏紧的货币政策，那么经济就会出现下滑，但物价却不会失控，因为在货币总量不变的情况下，用于能源的消费开支上升了，用于其他商品上的必然随之减少，总体物价水平并不会失控。
然而，当时美国等国家的货币当局反而采取了在通常情况下的应对策略，即：通过扩张货币来对抗经济下滑，其结果可想而知。一方面是石油中断导致的供给能力下降不会因货币扩张而缓解，经济衰退无法避免；另一方面，过多的货币导致物价不断轮番上涨。更糟糕的是，决策当局并没有认识到这背后的规律，反而通过行政管制手段来控制物价，如尼克松推行臭名昭著的“工资物价控制”，在货币政策放水的情况下，指望通过这种行政手段来控制物价，其结果自然只能是失败。失败一次，人们对行政管制的信心就下降一次，通胀预期就上升一次，其结果就彻底失控了。1979年，美联储新一任主席保罗?沃尔克上台，他采取强硬手段，控制货币供应量，付出巨大代价后，经济秩序才开始走向正常。
虽然今天我们面临的形势和1970年代从表面上看颇为相似，如能源和各种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但实质根本不同。2003-2007年以及2009年至今的两轮能源价格上涨，是受经济增长、需求强劲的推动，前一轮能源多倍上涨与当时的世界经济普遍繁荣相始终，后一轮则与全球危机后的普遍经济强劲复苏（特别是中国）直接相关。因此，并不存在1970年代那样的供给冲击。所以，正常情况下，经济要么是繁荣与通胀并存、要么是衰退与通缩（或通胀下降）共生。这一规律最近10年来被反复验证为可靠。
当前主要问题还是通胀
既然从逻辑上看，在没有发生供给冲击的前提下，通胀与经济衰退不可能并存，那么又为何常常出现在某一阶段通胀不低，但经济却开始走弱的现象呢？其实不难理解。通胀有惯性，不仅人们订立的购销、工资等各种合同不可能立即随经济形势调整，而且人们认识到经济下滑、需求转弱也需要一段时间，因此，投资和消费行为，以至通胀预期都会保持一段时间的惯性。经济开始转弱后，高通胀往往会延续3-6个月，甚至会略长，在这段时间内，往往就会出现与滞胀的某些特征，某些人不明就里，自然就会认为滞胀已经来临，大为恐慌了。
2008年三、四季度（特别是第四季度GDP仅6.3%，创10年新低），中国经济已经明显下降，但平均通胀仍接近5%，当时也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滞胀已经来临，但到了2009年一季度，通胀很快就转变成通缩。
之所以许多经济学家会出现这种误判，原因在于没有认清滞胀的基本逻辑，没有充分认识到通胀的惯性，或者说，他们把通胀滞后回落那个阶段较为短暂的“经济不景与高通胀并存”错误地定义为“滞胀”。
当前同样不存在1970年代那样的供应冲击，故而，我们可以得出滞胀不会发生这一基本结论。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在通胀与经济衰退的替换关系中，通胀短期内仍然是主要的矛盾。这不仅是因为当前的通胀较高，人们的通胀预期居高不下，而且因为影响推高通胀的一系列基本因素并未解除。这些因素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长时间过度宽松的货币。虽然最近两个月M2已经被控制在预期目标内，但在非市场化的环境下，M2的衡量作用存在缺陷，频繁进行数量调控，上调准备金率，使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恶化，但国企仍然未受到冲击。只要不上调利率，只要政策总的倾向是以保增长为主，那么总需求旺盛局面就很难出现根本性的逆转，物价也就很难出现快速下降。中国的GDP增长已较长时间处于潜在生产能力之上，事实上，粗略估计，只有经济增长下降到9%或以下，通胀才有可能得到实质性的控制。
二是资产泡沫对消费物价的传导正处于强劲阶段。房价泡沫经过6—7年的膨胀，已构成最主要的通胀催化剂，在初始阶段，资产价格对CPI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一旦这种资产泡沫的力量由潜伏状态转达为显性状态，将持续而强有力地推动CPI的上升。房价贵则百业腾贵，千万不能低估这句话里包括的真理性。这种推动作用，在资产价格破裂之前将会持续很长时间。
三是在当前的物价管制情况下，通货膨胀中相当一部分被潜伏下来，一旦这些潜伏的力量浮出水面，将构成推升通胀的另一股强大力量。即便实行更长时间的物价管制，物价表面上受到控制，但实质性高通胀也将继续维持下去。更何况，物价管制最终会导致经济秩序的大混乱，最终不得不被放弃，到那时，通胀下降的速度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