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新华社梳理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的47份巡视反馈情况报告，并披露了部分此前未公布的典型违纪案例。
　　据报道，在西南某省某县，逢年过节收受礼金的歪风盛行，当地官场将这种送钱行为称作“利市”（节庆红包）。当地一些部门不仅用公款送礼，甚至召开党组会议讨论给县委书记和县长送钱的具体数额，然后按当地通行的办法——由两名领导干部去送，其中一人进入领导的办公室，另一人则站在门外，进去的领导干部出门时用手拍一拍空口袋，以示“利市”已送出。
　　无独有偶。1月8日的《人民日报》也报道了一件类似案例：在广东乐昌这个不大的县级市，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的2013年、2014年春节以及中秋节期间，收送“红包”的歪风依然不停，并且发生了腐败窝案——11名市委常委有9人涉案，72名干部栽了跟头，“红包”礼金高达450多万元。有一个细节格外引人关注——在乐昌，以往临近年终时，有的乡镇班子专门开会讨论送礼方案，并在如何安排资金上动一番脑筋。
　　与正常的人情往来不同，上述案例中的“节庆红包”呈现出四个特点：一是送礼资金“公款化”；二是送礼标准“市场化”；三是决策方式“集体化”；四是心理氛围“正常化”。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明确规定：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准“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
　　在十八届中纪委第三次全会上，王岐山同志曾表示，2014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重点纠正领导干部利用婚丧喜庆、乔迁履新、就医出国等名义收受下属以及有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礼金的行为。
　　2014年10月，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收官之际，中央首次晒出“红包”整改清单：10万余人主动上交“红包”及购物卡，涉及金额5.2亿元；查处2550人，涉及金额2.5亿元。有专家称，这张清单意义深远，意味着中纪委将治理收送红包礼金作为反腐重点，正在认真落实并取得初步成效。
　　自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收受节礼”等问题得到有力遏制，但在一些地方，个别“怀揣目的”的单位和个人心存侥幸、我行我素，依然将“节庆红包”当成行贿利器；许多并非“怀揣目的”的人，在这种节骨眼儿上，也不得不遵从积习已久的“潜规则”。
　　在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日益从严的背景下，节庆“潜规则”为何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暗流涌动？
　　以色列著名心理学家本济夫的《情绪的微妙》一书，从群体心理学上解释了这一现象。本济夫把人所在的“群体”分成两种，一种是交往群体，另一种是参照群体。交往群体是由交往中比较亲近的人们构成的，参照群体则是由“等级关系”构成的。
　　本济夫认为，导致人情腐败的“节庆红包”，主要发生在参照群体中：人处于严格的等级关系结构里，收礼的是“手握重权”的人物，送礼的是他的下属或有求于他的人们。有的人送礼是想利用他，分享他所代表的那种特殊利益，通过加入到他代表的那个特殊参照群体，成为“圈子”里的人。还有的人就算不是为了利用他或接近他那个圈子，也得送礼，因为别人都送，唯独你不送，你的异类行为就会被记在账上，日后自有你的好瞧。也就是说，在等级分明的参照群体里，送礼还是一件因为要避免害怕、焦虑、危险感而不得不做的事情。
　　所以，治理节庆“红包”，关键是要切实消除令人们不敢轻视的“潜规则”。这既需要加强监管，扎牢关住权力的制度笼子，不断封堵寻租空间，又需要转变思想观念，涵养廉洁文化，让社会交往“清净”起来。同时，还需要加强社会监督，严肃惩处无视纪律和规矩的顶风违纪者。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军队一次重要会议上指出：今后军官的收入主要是靠工资，不能有其他的所谓灰色收入，更不能有违法所得，否则就要受到查处和追究。有评论称，这段话是讲给部队听的，也是讲给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听的。
　　大量事实一再证明，当官场潜规则成为明面坚决抵制、暗里不敢违抗的“铁律”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形就必然出现。治理败坏党风政风的官场潜规则，还需要在如何釜底抽薪上多动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