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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22日，作家梁羽生在悉尼去世。在他身后，由他开创的新式武侠小说也渐渐随时代的变化，慢慢淡出人们的聚焦处。新式武侠的时代，远去了。
在华人世界里，悉尼确也是一个卧虎藏龙之地。例如新式武侠小说开山鼻祖梁羽生，从1987年9月起，就一直隐居在这里。
据生公回想，他小时看过“绣像小说”如《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万花楼》之类，属于武侠小说的，似乎只偷看过《七剑十三侠》、《荒江女侠》及《江湖奇侠传》，也看过兼有武侠小说性质的公案小说，如《施公案》、《彭公案》等。但总之，他很少看武侠小说，因为从小父亲就要他念《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不喜欢孩子读“无益”的杂书，尤其是“荒唐”的武侠小说。
最主要的是，梁羽生此前从未写过任何小说。他又是一介书生，对弄刀舞剑练功习武一无所知，平时身边琐事一般家务亦都不甚清楚，如何写出武侠小说那些具体清晰如临其境的打斗场面及种种离奇古怪的情节？还有，梁羽生当时的潜意识里，也觉得武侠小说不登大雅之堂。那时，旧派武侠小说已经没落，人们从不把它当作正统文学对待。梁虽然曾拜历史学家简又文为师，对各朝历史包括野史颇有研究，但他毕竟属于正统的文史学者型编辑。因此，他这样劝罗孚：“若登了不入流的武侠小说，你就不怕《新晚报》被降低报格？”罗孚则说：“我就是要打破大报不登武侠小说的惯例！我对你有信心，相信你写的武侠小说，不会降低我们的报格。你一定要写，我们也一定登！”
梁羽生被毫无顾虑、信心“爆棚”的罗孚说服了，只是要求多考虑几天，等酝酿好后再开始连载。也许是怕梁反悔，罗孚来了招“先斩后奏”——擂台比武的第二天，就在报上登出预告，不由分说将梁羽生推上了“虎背”。梁羽生只得连夜赶写，仓促上阵，但由于没想好具体的情节，只好先来段“楔子”，说些“闲话”，——即1954年的1月20日，星期三，《新晚报》登出以义和团事件为背景的《龙虎斗京华》，署名“梁羽生”。陈文统为何姓“梁”？因为南北朝时是“宋齐梁陈”，梁在陈前；至于“羽”，是因为他喜欢旧派武侠小说名家宫白羽的作品。
梁羽生有较好的史学修养，他的武侠小说大都“兼有历史小说之长”，有清晰的历史背景。用《梁羽生传》作者刘维群博士的话说，梁羽生的小说“亦史亦奇，以史传奇，以奇补史”——主要人物和历史事件是真的，次要人物和情节可能是虚构的。梁羽生往往在作品中通过人物的悲欢离合，特别藉正派人物的家国情怀，演绎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事件和发展倾向，表达强烈伸张正义的个人历史观。他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即写出义和团所处的悲剧性历史环境。《女帝奇英传》更像历史传奇，写的大都是历史人物，是为武则天翻案。又像《萍踪侠影录》，以明代“土木堡之变”为背景，写于谦悲剧……梁羽生三十五部作品，写唐代的有四部，宋代的有六部，明代的有八部，清代最多，有十七部之多，其中十五部承上接下，环环相扣。
注重“文学”内涵，又是梁作的一大特色。一部武侠小说，脱不了武功、兵法、布阵、中医、棋牌、诗词、天文地理、风俗方言、历史典故等，而梁羽生对文学情有独钟，犹善填词吟诗作对，其作品不但文字讲究，更贯穿许多优美精致的词令诗赋及饶有意趣的回目。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诗词早就为识者所赞赏。1957年，香港一位老词人，就是极其严于格律的、以《沧海楼词》名闻于世的刘伯端（景唐），梁羽生第一次与他见面时，多少有点诚惶诚恐，没有想到刘伯端谈起梁著中的诗词，竟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来，令梁大为惊奇，不能不兴知己之感。
梁羽生唾弃旧武侠小说过分渲染夸大武功以及那种千篇一律的“武侠靓仔”或亦仙亦侠的写法，他认为人不可貌相，极其注重人物的复杂性格，注重人物的思想、道德、品味。他笔下的男女主人公大多是诗剑并举，文武俱佳。读他的作品，人们可以了解到真正的名士气派是什么样的，所谓的民间道德意识是怎么一回事，还有那种古典的浪漫情爱是怎样的一种风姿。香港著名专栏作家龙飞立则明确指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港台，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刻画名士型侠客，能够胜过梁羽生的。”
深受中国文学传统影响的梁羽生，同时也善于向西方小说吸收新手法新思想。可以说，梁羽生只是将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模式，然后以一个真正的文学家的认真、勤奋、严谨态度不断摸索，对文学形象的塑造刻画、语言文字的把握提炼、篇章结构的谋划安排等等方面都非常在意。正如香港浸会大学邝健行教授为广西蒙山县“梁羽生公园”撰写的对联所言：
举世陈言始著新文开侠统，一园生意争鸣翠羽绕雕梁。
台湾名作家司马中原曾这样评论梁羽生的作品：“梁羽生的作品可以‘稳厚绵密’四个字来形容，非常的工稳、厚实，生活的根基很深，重视历史考据，侠中见儒气。”
现在中国文坛已经普遍承认，梁羽生开创“新式武侠小说”，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文化品位。也正如梁羽生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应邀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时所讲：“文学形式本身并无高下之分，所谓高级与低级，只取决于作者本人的见识、才力和艺术手腕。”
莫道萍踪随逝水
永存侠影在心田
记得2006年有一次约请生公聚谈，我南开大学的后辈校友、时任悉尼《东华时报》总编的刘维群博士作陪，生公当时不但把刘著的《梁羽生传》称赞为迄今最好的一部梁传，并在梁传扉页上给我写了这样题词：
莫道萍踪随逝水，永存侠影在心田。
“侠”，在梁羽生心中所占据的位置可谓大矣！“宁可无武，不可无侠”——对于怎样才能写好武侠小说，梁羽生从一开始便强烈坚持和提倡他这个中心观点。
1966年，梁羽生以“佟硕之”署名，发表长达两万字的论文《金庸梁羽生合论》，明确指出，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更重要，“侠”是灵魂，“武”是驱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他反对“武多侠少”，“正邪不分”。
1977年，梁羽生在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上题为《从文艺观点看武侠小说》的讲话中，申明他主张“宁可无武，不可无侠”。
以后多年来，梁羽生反复阐述：“侠是什么呢？十六个字——侠骨文心，云霄一羽，孤怀统览，沧海平生。”他解释说，侠有很多不同的定义，其内容甚至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但不管怎么变化，他们都会留有中华传统文化的烙印。近代对“侠”起码有三种说法，如讲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还有就是人的一般的美德，强调友谊；最主要的是，对大多数人有利的行为就是侠义行为。在1984年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期间，梁羽生曾指出：集中社会下层人物的优良品质于一个具体的个性，使侠士成为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同时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的腐败和暴虐，就是所谓的时代精神和典型性。
梁羽生笔下的侠客所崇拜岳飞这样的英雄。但梁羽生毕竟受过现代思想的熏陶，他并没有如岳飞那样，对皇帝无条件地服从。他笔下较少仗义江湖、锄强扶弱的江湖义士，较多的是忧国忧民、为国为民的历史英雄，而这些以历史英雄面目出现的侠客，“报国”并非因为“忠君”，在其家国意识中并不认同当朝皇权，他们要捍卫要挽救的是人民群众的国家，而并非皇帝或权臣的国家。
梁羽生写了三十五部武侠小说，塑造了上百个主要人物，谁最能体现他的“侠”思想？他自己最喜爱的是哪个角色？这是许多采访者喜欢问的问题。梁羽生说他喜爱的比较理想的，一个是张丹枫，一个是金世遗。张丹枫比较靠近儒家，心中有一个道德观念；金世遗比较接近道家，他本身没有一个规范，可能会有一些小过错，但本性是善良的，整体是好的。女性角色中讲正派当然是吕四娘，不过她太规范了；云蕾是贤妻良母型，比较适合做妻子；性格最鲜明的是厉胜男，可以讲她邪中有正，非常有刺激性，老是做出想象不到的事情。梁羽生强调，任何人都不可能完美。侠也好，圣人也好，都不可能没有瑕疵。
梁羽生笔下，侠士多情，情事又每多崎岖，简直五彩缤纷。但生公本人，却一生只与太太林萃如一人谈过恋爱，淡淡然恩爱半世纪。黄苗子给《梁羽生传》亲笔题字“名士风流”，但此风流非彼风流。梁羽生的看法是：“太太是一生一世的，不讲那么多浪漫的。激情可以维持多久？我要比较平静安稳的感情。”“侠骨文心”，我们又看到梁羽生的“文如其人”。
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文学实践，可能并未达至艺术巅峰，但他对“侠”义的执着，的确融进了自己最美丽的理想与情怀，融进了自己整个的生命意识。
“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
谈梁羽生，便会谈到金庸。当年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在《新晚报》刊登之后，武侠小说大受欢迎，梁羽生被多报索稿，一时分身乏术。怎么办？罗孚找梁羽生商量，梁就推荐他的《新晚报》同事金庸。金庸也是快手、能文，而且与梁有同好，早就见猎心喜，跃跃欲试。结果，《龙虎斗京华》问世一年半之后，金庸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也发表了，以更成熟的魅力吸引读者。两人以双剑合璧之姿，壮大了武侠小说的声势，奠定了新式武侠小说的基础。
新式武侠小说诞生十二年后，大陆掀起了文化大革命，香港也受到影响。当时，金庸已经自己办了《明报》，此时罗孚他们在香港办了一个文艺月刊《海光文艺》。为了适应读者口味，罗孚又想打武侠小说的主意。何不以合论两位最著名的武侠小说作者打响第一炮呢？他又很自然地想到了梁羽生。梁爽快接受邀请，只提一个条件，要罗孚冒认是作者。这就是《海光文艺》从创刊号开始连载了三期的那篇两万多字的《金庸梁羽生合论》。
此文第一部分有段经典的比较：
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则较重。
以此生发开去，梁羽生实事求是地分析了“金梁”（梁不称“梁金”）各自作品的特色和优缺点，如金庸小说情节变化多，出人意外。他自己则在文史诗词上显功夫。这里面没有对金庸的故意贬抑，更没有对自己的不实的吹嘘。此后几十年，每当提及金庸，梁羽生必说金庸比他写得好。他只是“占点便宜”——比金庸写得早。他觉得，他写名士风流比较有一手，但写邪派怎么样写，都比不上金庸那么精彩。如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中，写得最精彩的是张召重，写四大恶人，一个比一个精彩。一句话:“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
罗孚本来希望金庸也来个长篇大论回应（《合论》署名“佟硕之”，便是取“同说之”的意思），他却婉转拒绝了，只写了一篇两千字左右的《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登在《海光文艺》第四期）。金庸在文章中谦称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人”，把写武侠小说当作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不像梁羽生那样是严肃的“文艺工作者”，“‘梁金’不能相提并论”。
金庸是现实中的大侠高手。他精通英文，熟悉中外史籍，思想深邃，敢言敢为，既能写武侠小说，又能编剧，更能成功办报，纵横政坛，文政商三大江湖应付自如。而梁羽生，恐怕做梦也没有这种胆量这种欲望。有人说，梁羽生是真心好侠，以说剑的胆色豪气来弥补文士身上本质的先天不足；而金庸的好侠，却是他的一种政治理想的隐喻。所以梁羽生就真的先写了武侠小说，如若不是梁的成功让金庸技痒，很难说金庸是否会主动来干这一行。
梁羽生也说，金庸和他虽然早年有些经历相似，但两人性格不一样。金庸是振奋，知难而进，他呢能守住就不错了，不为天下先，大概是个中庸之人。的确，梁羽生乃是本质的名士风度的中国传统文人，生性平淡，不求功名，随遇而安，天真率性。当年，金庸写武侠小说正卓然成家，却又毅然去办报，即使几十年后的今日，还不时发表政论，指点江山；而梁羽生始终依然故我，普普通通，当年在《大公报》作编辑、撰述员，后来专写武侠小说，都是一直埋首笔耕。移居澳洲后，更远离名利场，对俗世声名更为看淡，就像他喜欢的柳永那首词所言：“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只追求心灵清净，寄情山水之间琴棋书画之中，补读平生未读书。
梁羽生有一次这样说道：“他（金庸）是国士，我是隐士。他奔走海峡两岸，我为他祝贺，但我不是这块材料。当年青岛市市长请弘一法师（李叔同）赴宴，应邀的有社会各界名流。弘一法师没去，回信道：老僧只合山中坐，国士筵中甚不宜。”
侠骨文心云霄飘一羽
孤怀统览沧海慨平生
2007年4月的一天，我和《澳洲新报》前总经理吴承欢以及悉尼诗词名家彭永滔一同到医院探望在香港中风后返回悉尼静卧疗养的生公。那是一个星期一的上午，人们此时又开始新的一周上班工作，市区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行色匆匆。医院位于北郊，远离繁华喧嚣，里外一片清静，或者说太冷清了。到了生公的病房，骤然看见生公独自一人，坐在轮椅上，面对空墙，我心头不觉为之一震。
但生公慢慢也接受了这人生一劫。此前十几年，如他笑言，人类的三大杀手皆缠上了：癌症、心脏病及糖尿病。他屡受病魔袭击，但险关都得以一一度过。他觉得自己还是有福之人，甚至觉得七十岁后的日子都是赚来的。他说老年人要拥有“三老”才会幸福，第一，有老伴；第二，有老友；第三，有老本，他庆幸自己这“三老”都拥有。至于对自己一生作何总结和评价时，虽然他觉得有很多做得不够的地方，有很多遗憾，但“不后悔”是他不假思索地说出来的三个字。
性格即命运。我又想到这句话。
我也想到武侠小说的命运。梁羽生和金庸开创新式武侠小说，也许纯属偶然；但此后几十年这个文学式样历久不衰，那就不是偶然了，它证明武侠小说还是有生命力的。但金梁之后，是否后继无人？一九九四年一月金庸、梁羽生应邀参加悉尼作家节时，也谈到这个问题，金庸说可能是的，梁羽生觉得很难讲。不过一般人都认为，虽然以后的作家未必不能踵武前贤，但一种文学式样盛行，也在乎时也运也，天时地利不再，便难再创辉煌。
不过，这些，可能都和梁羽生关系不大了。行水流云，转眼几十年过去，梁羽生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他无愧于他的时代。关于梁羽生的人生与成就，有人作过一首诗：
金田有奇士，侠影说羽生。南国棋中意，东坡竹外情。
横刀百岳峙，还剑一身轻。别有千秋业，文星料更明。
梁羽生自己所作的自况嵌名联可能更加恰切。十年前，他曾作一副对联，请香港书法家陈文杰书写后，悬挂于屋中。联曰：
散木樗材，笑看云霄飘一羽；人闲境异，曾经沧海慨平生。
最近，他有一本书将要出版，书名为《统览孤怀》，里面收集了他几十年前的几十年里所创作的所有武侠小说里的诗词和对联，他有感而发，遂将旧联修改为：
侠骨文心，笑看云霄飘一羽；孤怀统览，曾经沧海慨平生。
梁羽生武侠小说里的那些诗词对联，都是他的平生至爱，亦用工最深，已经垂垂老矣又经中风打击的他又回到自己的平生至爱，借对联抒发自己一生的情怀,一生的抱负,一生的业绩,一生的感慨。
（本文作者为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召集人，2008年11月7日主持向梁羽生博士敬颁“澳华文化界终身成就奖”。）
在华人世界里，悉尼确也是一个卧虎藏龙之地。例如新式武侠小说开山鼻祖梁羽生，从1987年9月起，就一直隐居在这里。
据生公回想，他小时看过“绣像小说”如《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万花楼》之类，属于武侠小说的，似乎只偷看过《七剑十三侠》、《荒江女侠》及《江湖奇侠传》，也看过兼有武侠小说性质的公案小说，如《施公案》、《彭公案》等。但总之，他很少看武侠小说，因为从小父亲就要他念《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不喜欢孩子读“无益”的杂书，尤其是“荒唐”的武侠小说。
最主要的是，梁羽生此前从未写过任何小说。他又是一介书生，对弄刀舞剑练功习武一无所知，平时身边琐事一般家务亦都不甚清楚，如何写出武侠小说那些具体清晰如临其境的打斗场面及种种离奇古怪的情节？还有，梁羽生当时的潜意识里，也觉得武侠小说不登大雅之堂。那时，旧派武侠小说已经没落，人们从不把它当作正统文学对待。梁虽然曾拜历史学家简又文为师，对各朝历史包括野史颇有研究，但他毕竟属于正统的文史学者型编辑。因此，他这样劝罗孚：“若登了不入流的武侠小说，你就不怕《新晚报》被降低报格？”罗孚则说：“我就是要打破大报不登武侠小说的惯例！我对你有信心，相信你写的武侠小说，不会降低我们的报格。你一定要写，我们也一定登！”
梁羽生被毫无顾虑、信心“爆棚”的罗孚说服了，只是要求多考虑几天，等酝酿好后再开始连载。也许是怕梁反悔，罗孚来了招“先斩后奏”——擂台比武的第二天，就在报上登出预告，不由分说将梁羽生推上了“虎背”。梁羽生只得连夜赶写，仓促上阵，但由于没想好具体的情节，只好先来段“楔子”，说些“闲话”，——即1954年的1月20日，星期三，《新晚报》登出以义和团事件为背景的《龙虎斗京华》，署名“梁羽生”。陈文统为何姓“梁”？因为南北朝时是“宋齐梁陈”，梁在陈前；至于“羽”，是因为他喜欢旧派武侠小说名家宫白羽的作品。
梁羽生有较好的史学修养，他的武侠小说大都“兼有历史小说之长”，有清晰的历史背景。用《梁羽生传》作者刘维群博士的话说，梁羽生的小说“亦史亦奇，以史传奇，以奇补史”——主要人物和历史事件是真的，次要人物和情节可能是虚构的。梁羽生往往在作品中通过人物的悲欢离合，特别藉正派人物的家国情怀，演绎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事件和发展倾向，表达强烈伸张正义的个人历史观。他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即写出义和团所处的悲剧性历史环境。《女帝奇英传》更像历史传奇，写的大都是历史人物，是为武则天翻案。又像《萍踪侠影录》，以明代“土木堡之变”为背景，写于谦悲剧……梁羽生三十五部作品，写唐代的有四部，宋代的有六部，明代的有八部，清代最多，有十七部之多，其中十五部承上接下，环环相扣。
注重“文学”内涵，又是梁作的一大特色。一部武侠小说，脱不了武功、兵法、布阵、中医、棋牌、诗词、天文地理、风俗方言、历史典故等，而梁羽生对文学情有独钟，犹善填词吟诗作对，其作品不但文字讲究，更贯穿许多优美精致的词令诗赋及饶有意趣的回目。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诗词早就为识者所赞赏。1957年，香港一位老词人，就是极其严于格律的、以《沧海楼词》名闻于世的刘伯端（景唐），梁羽生第一次与他见面时，多少有点诚惶诚恐，没有想到刘伯端谈起梁著中的诗词，竟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来，令梁大为惊奇，不能不兴知己之感。
梁羽生唾弃旧武侠小说过分渲染夸大武功以及那种千篇一律的“武侠靓仔”或亦仙亦侠的写法，他认为人不可貌相，极其注重人物的复杂性格，注重人物的思想、道德、品味。他笔下的男女主人公大多是诗剑并举，文武俱佳。读他的作品，人们可以了解到真正的名士气派是什么样的，所谓的民间道德意识是怎么一回事，还有那种古典的浪漫情爱是怎样的一种风姿。香港著名专栏作家龙飞立则明确指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港台，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刻画名士型侠客，能够胜过梁羽生的。”
深受中国文学传统影响的梁羽生，同时也善于向西方小说吸收新手法新思想。可以说，梁羽生只是将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模式，然后以一个真正的文学家的认真、勤奋、严谨态度不断摸索，对文学形象的塑造刻画、语言文字的把握提炼、篇章结构的谋划安排等等方面都非常在意。正如香港浸会大学邝健行教授为广西蒙山县“梁羽生公园”撰写的对联所言：
举世陈言始著新文开侠统，一园生意争鸣翠羽绕雕梁。
台湾名作家司马中原曾这样评论梁羽生的作品：“梁羽生的作品可以‘稳厚绵密’四个字来形容，非常的工稳、厚实，生活的根基很深，重视历史考据，侠中见儒气。”
现在中国文坛已经普遍承认，梁羽生开创“新式武侠小说”，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文化品位。也正如梁羽生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应邀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时所讲：“文学形式本身并无高下之分，所谓高级与低级，只取决于作者本人的见识、才力和艺术手腕。”
莫道萍踪随逝水
永存侠影在心田
记得2006年有一次约请生公聚谈，我南开大学的后辈校友、时任悉尼《东华时报》总编的刘维群博士作陪，生公当时不但把刘著的《梁羽生传》称赞为迄今最好的一部梁传，并在梁传扉页上给我写了这样题词：
莫道萍踪随逝水，永存侠影在心田。
“侠”，在梁羽生心中所占据的位置可谓大矣！“宁可无武，不可无侠”——对于怎样才能写好武侠小说，梁羽生从一开始便强烈坚持和提倡他这个中心观点。
1966年，梁羽生以“佟硕之”署名，发表长达两万字的论文《金庸梁羽生合论》，明确指出，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更重要，“侠”是灵魂，“武”是驱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他反对“武多侠少”，“正邪不分”。
1977年，梁羽生在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上题为《从文艺观点看武侠小说》的讲话中，申明他主张“宁可无武，不可无侠”。
以后多年来，梁羽生反复阐述：“侠是什么呢？十六个字——侠骨文心，云霄一羽，孤怀统览，沧海平生。”他解释说，侠有很多不同的定义，其内容甚至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但不管怎么变化，他们都会留有中华传统文化的烙印。近代对“侠”起码有三种说法，如讲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还有就是人的一般的美德，强调友谊；最主要的是，对大多数人有利的行为就是侠义行为。在1984年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期间，梁羽生曾指出：集中社会下层人物的优良品质于一个具体的个性，使侠士成为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同时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的腐败和暴虐，就是所谓的时代精神和典型性。
梁羽生笔下的侠客所崇拜岳飞这样的英雄。但梁羽生毕竟受过现代思想的熏陶，他并没有如岳飞那样，对皇帝无条件地服从。他笔下较少仗义江湖、锄强扶弱的江湖义士，较多的是忧国忧民、为国为民的历史英雄，而这些以历史英雄面目出现的侠客，“报国”并非因为“忠君”，在其家国意识中并不认同当朝皇权，他们要捍卫要挽救的是人民群众的国家，而并非皇帝或权臣的国家。
梁羽生写了三十五部武侠小说，塑造了上百个主要人物，谁最能体现他的“侠”思想？他自己最喜爱的是哪个角色？这是许多采访者喜欢问的问题。梁羽生说他喜爱的比较理想的，一个是张丹枫，一个是金世遗。张丹枫比较靠近儒家，心中有一个道德观念；金世遗比较接近道家，他本身没有一个规范，可能会有一些小过错，但本性是善良的，整体是好的。女性角色中讲正派当然是吕四娘，不过她太规范了；云蕾是贤妻良母型，比较适合做妻子；性格最鲜明的是厉胜男，可以讲她邪中有正，非常有刺激性，老是做出想象不到的事情。梁羽生强调，任何人都不可能完美。侠也好，圣人也好，都不可能没有瑕疵。
梁羽生笔下，侠士多情，情事又每多崎岖，简直五彩缤纷。但生公本人，却一生只与太太林萃如一人谈过恋爱，淡淡然恩爱半世纪。黄苗子给《梁羽生传》亲笔题字“名士风流”，但此风流非彼风流。梁羽生的看法是：“太太是一生一世的，不讲那么多浪漫的。激情可以维持多久？我要比较平静安稳的感情。”“侠骨文心”，我们又看到梁羽生的“文如其人”。
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文学实践，可能并未达至艺术巅峰，但他对“侠”义的执着，的确融进了自己最美丽的理想与情怀，融进了自己整个的生命意识。
“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
谈梁羽生，便会谈到金庸。当年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在《新晚报》刊登之后，武侠小说大受欢迎，梁羽生被多报索稿，一时分身乏术。怎么办？罗孚找梁羽生商量，梁就推荐他的《新晚报》同事金庸。金庸也是快手、能文，而且与梁有同好，早就见猎心喜，跃跃欲试。结果，《龙虎斗京华》问世一年半之后，金庸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也发表了，以更成熟的魅力吸引读者。两人以双剑合璧之姿，壮大了武侠小说的声势，奠定了新式武侠小说的基础。
新式武侠小说诞生十二年后，大陆掀起了文化大革命，香港也受到影响。当时，金庸已经自己办了《明报》，此时罗孚他们在香港办了一个文艺月刊《海光文艺》。为了适应读者口味，罗孚又想打武侠小说的主意。何不以合论两位最著名的武侠小说作者打响第一炮呢？他又很自然地想到了梁羽生。梁爽快接受邀请，只提一个条件，要罗孚冒认是作者。这就是《海光文艺》从创刊号开始连载了三期的那篇两万多字的《金庸梁羽生合论》。
此文第一部分有段经典的比较：
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则较重。
以此生发开去，梁羽生实事求是地分析了“金梁”（梁不称“梁金”）各自作品的特色和优缺点，如金庸小说情节变化多，出人意外。他自己则在文史诗词上显功夫。这里面没有对金庸的故意贬抑，更没有对自己的不实的吹嘘。此后几十年，每当提及金庸，梁羽生必说金庸比他写得好。他只是“占点便宜”——比金庸写得早。他觉得，他写名士风流比较有一手，但写邪派怎么样写，都比不上金庸那么精彩。如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中，写得最精彩的是张召重，写四大恶人，一个比一个精彩。一句话:“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
罗孚本来希望金庸也来个长篇大论回应（《合论》署名“佟硕之”，便是取“同说之”的意思），他却婉转拒绝了，只写了一篇两千字左右的《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登在《海光文艺》第四期）。金庸在文章中谦称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人”，把写武侠小说当作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不像梁羽生那样是严肃的“文艺工作者”，“‘梁金’不能相提并论”。
金庸是现实中的大侠高手。他精通英文，熟悉中外史籍，思想深邃，敢言敢为，既能写武侠小说，又能编剧，更能成功办报，纵横政坛，文政商三大江湖应付自如。而梁羽生，恐怕做梦也没有这种胆量这种欲望。有人说，梁羽生是真心好侠，以说剑的胆色豪气来弥补文士身上本质的先天不足；而金庸的好侠，却是他的一种政治理想的隐喻。所以梁羽生就真的先写了武侠小说，如若不是梁的成功让金庸技痒，很难说金庸是否会主动来干这一行。
梁羽生也说，金庸和他虽然早年有些经历相似，但两人性格不一样。金庸是振奋，知难而进，他呢能守住就不错了，不为天下先，大概是个中庸之人。的确，梁羽生乃是本质的名士风度的中国传统文人，生性平淡，不求功名，随遇而安，天真率性。当年，金庸写武侠小说正卓然成家，却又毅然去办报，即使几十年后的今日，还不时发表政论，指点江山；而梁羽生始终依然故我，普普通通，当年在《大公报》作编辑、撰述员，后来专写武侠小说，都是一直埋首笔耕。移居澳洲后，更远离名利场，对俗世声名更为看淡，就像他喜欢的柳永那首词所言：“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只追求心灵清净，寄情山水之间琴棋书画之中，补读平生未读书。
梁羽生有一次这样说道：“他（金庸）是国士，我是隐士。他奔走海峡两岸，我为他祝贺，但我不是这块材料。当年青岛市市长请弘一法师（李叔同）赴宴，应邀的有社会各界名流。弘一法师没去，回信道：老僧只合山中坐，国士筵中甚不宜。”
侠骨文心云霄飘一羽
孤怀统览沧海慨平生
2007年4月的一天，我和《澳洲新报》前总经理吴承欢以及悉尼诗词名家彭永滔一同到医院探望在香港中风后返回悉尼静卧疗养的生公。那是一个星期一的上午，人们此时又开始新的一周上班工作，市区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行色匆匆。医院位于北郊，远离繁华喧嚣，里外一片清静，或者说太冷清了。到了生公的病房，骤然看见生公独自一人，坐在轮椅上，面对空墙，我心头不觉为之一震。
但生公慢慢也接受了这人生一劫。此前十几年，如他笑言，人类的三大杀手皆缠上了：癌症、心脏病及糖尿病。他屡受病魔袭击，但险关都得以一一度过。他觉得自己还是有福之人，甚至觉得七十岁后的日子都是赚来的。他说老年人要拥有“三老”才会幸福，第一，有老伴；第二，有老友；第三，有老本，他庆幸自己这“三老”都拥有。至于对自己一生作何总结和评价时，虽然他觉得有很多做得不够的地方，有很多遗憾，但“不后悔”是他不假思索地说出来的三个字。
性格即命运。我又想到这句话。
我也想到武侠小说的命运。梁羽生和金庸开创新式武侠小说，也许纯属偶然；但此后几十年这个文学式样历久不衰，那就不是偶然了，它证明武侠小说还是有生命力的。但金梁之后，是否后继无人？一九九四年一月金庸、梁羽生应邀参加悉尼作家节时，也谈到这个问题，金庸说可能是的，梁羽生觉得很难讲。不过一般人都认为，虽然以后的作家未必不能踵武前贤，但一种文学式样盛行，也在乎时也运也，天时地利不再，便难再创辉煌。
不过，这些，可能都和梁羽生关系不大了。行水流云，转眼几十年过去，梁羽生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他无愧于他的时代。关于梁羽生的人生与成就，有人作过一首诗：
金田有奇士，侠影说羽生。南国棋中意，东坡竹外情。
横刀百岳峙，还剑一身轻。别有千秋业，文星料更明。
梁羽生自己所作的自况嵌名联可能更加恰切。十年前，他曾作一副对联，请香港书法家陈文杰书写后，悬挂于屋中。联曰：
散木樗材，笑看云霄飘一羽；人闲境异，曾经沧海慨平生。
最近，他有一本书将要出版，书名为《统览孤怀》，里面收集了他几十年前的几十年里所创作的所有武侠小说里的诗词和对联，他有感而发，遂将旧联修改为：
侠骨文心，笑看云霄飘一羽；孤怀统览，曾经沧海慨平生。
梁羽生武侠小说里的那些诗词对联，都是他的平生至爱，亦用工最深，已经垂垂老矣又经中风打击的他又回到自己的平生至爱，借对联抒发自己一生的情怀,一生的抱负,一生的业绩,一生的感慨。
（本文作者为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召集人，2008年11月7日主持向梁羽生博士敬颁“澳华文化界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