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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多勇是“鲁院”的同学，我们那个班是高研班第三期，时间是在2004年的上半年。而且，我们两人的宿舍是挨在一起的，他是218室，我是216室。岁月过得快。一转眼，就十几年了。在这十几年间，大家一起慢慢地变老了，所有的同学都一起变老了。说来我比多勇还要年长几岁，用不了几年，就该退休了。
写到这儿我想起一件事：这几年，大家都在用微信，而我一直都没用。其间不断有朋友鼓动我，我都借口事情多，没时间打理。其实我最真实的想法，是认为自己正处于一种“退出”的状态，满心期待尽快退出工作，退出各种活动，退出各种饭局，退出杂七杂八，退出热闹，退到一个角落，退回到自己。
从“鲁院”结业后，同学们即各自返“家”。说来真是遗憾，有些同学竟然至今不曾再见过面，有的连电话都没通过，似乎已断了联系。不过，我跟多勇一直是有联系的，见面的次数也比较多。这期间，我在《广州文艺》上编发了他的几篇小说。再就是他所供职的安徽文学院每年都要搞一次文学笔会，我作为刊物主编，每年都受到邀请。这样，至少每年都可以见上一面。
安徽还有我们的另一位同学潘小平，也是每年可以见上一面的。
每次见面，大家都会喝酒聊天。
不过多勇是不能喝酒的，每次都是一杯酒，沾一沾，再沾一沾。而且，整个过程都很安静，安静地吃东西，安静地听别人说话。我想他是不胜酒力，也有可能是懂得自我克制。
有一点比较遗憾，尽管相识这么多年了，我们却没能充分地聊聊天。每次一起说话，基本都是三言两语，且所说都是正经话（不是闲话），主要是相互问一问对方的情况，工作和老婆孩子等，就打住了。偶尔也会说说各自写作的事情，不多。
对他的人生履历，此前我也不甚了了。直到這一次，为了写这篇文章，查阅了一些资料，方了解了一些。知道他与我一样，也是从乡下出来的。知道了他在大学时读的居然是数学系。知道他在企业工作过，且一做就是十几年。知道了那家企业曾经很辉煌。知道了他在企业时曾经做过文秘、宣传、编辑（应该是企业内刊）等工作。
在知道这些之后，我便明白多勇为什么不喜（或不擅）喝酒了。
多勇是一个有正事的人（他的正事就是写作），为人处事很严谨，我从未听他说过任何大话、狂话，他也从来不讲是非。这是难得的。据我多年的观察，多勇的性格应该比较倔强，内心很刚强。
在与多勇的交往中，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
某年冬天，安徽电视台搞了一个节目，请我做嘉宾。一到合肥，我就给多勇和潘小平打电话，希望见个面。其时多勇仍住在淮南，当时还感冒了，不停地咳嗽。不过他还是赶了过来，坐了两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潘小平又喊来了许春樵。那天中午，四个人来到一家饭店，吃了一餐饭，还喝了一瓶白酒（多勇一如往常，只象征性地举了几次杯子）。我记得，那天多勇裹了一件很厚的棉衣，很冷的样子，大概还在发烧吧。
多勇是一位勤奋的作家，有韧劲儿，而且有想法。
说来，在去鲁院之前，我就知道多勇了。20年前，我们还在同一期杂志上发表过作品（那本杂志叫《新大陆》，陕西省文联主办的，没几年就停刊了）。记得他当时发表了两个短篇小说，所写都是乡村里的“琐碎”事情。虽然小说的名字记不起来了，故事却还有印象。在当时的语境下，那是两篇很特别的小说。特别之处包括他的叙述，也包括小说的主题。
鲁院之后，又陆续读了多勇的一些中短篇小说。
印象最深的是《幸福花儿开》（载《中国作家》2005年第1期，被《小说选刊》转载），写的依然是乡村的“琐碎”事。在这篇小说里，他写了一件“捉奸”的事情。然而，通过这件事情，他却写活了一个外貌美丽、内心浅薄、充满了嫉妒心又特爱嚼舌头的乡村女人。有评论说，这篇小说“为中国新时期小说画廊贡献了一个新的人物形象”。我当然认同这个说法。而更难得的，是小说所具有的批判性。他所批判的，乃是我们很多人身上都有的“民族劣根性”。
此外，我还读到了他的《年馍》（载《芳草》2008年第4期）、《种上那块河滩地》（载《山花》2008年第6期）、《上年坟》（载《中国作家》2008年第5期）、《西瓜地长出的风景》（载《山花》2007年第5期）、《磨盘石》（载《华语文学》2008年第5期）等。
这些小说，都是好小说。
值得一说的是，多勇的很多小说，写的都是淮河岸边的事——不难发现，他在有意营造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文学世界。
在一个访谈里，多勇曾明确地表示，他要写淮河。
他在访谈里说：“2004年我去北京参加鲁迅文学院第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习，与同学邱华栋谈话时，他说一个作家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河流，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一个作家的创作如同一个人的生命一样，要有自己的一块出生地，要有滋养自己生命的一条河流。这是一个作家最坚实的出发地和落脚地。”
他还说：“我笔下的大河湾就是我的故乡大河湾，一个淮河边的小村庄。就是这么一个小村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附近煤矿扒煤塌陷的缘故，整个村庄不得不搬迁离开。也就是说，我真实的故乡大河湾是一个现在不存在，是一个早已消失的村庄，是一个只在我梦中萦绕的村庄。当我书写与童年记忆相关的篇章时，落脚地会毫无疑问地就是大河湾。”
他还说：“我不知道我的寫作版图将来会怎样，但有一点我是始终坚守的，那就是写淮河，写淮河流域里的人和事，写他们的生存状态及生命状态，写他们的生命气息及生命密码。”
最近，我又读到了多勇最新出笼的长篇小说《淮水谣》。
用他自己的话说：“《淮水谣》应该是一部关乎淮水记忆的小说。”
在这部作品的后记里，他写了一段话：“第五天上午10点钟，书稿剩下最后一章最后两小节，我疲惫至极……想着应该去看一看我的父母亲……父亲今年虚岁八十六，在家喂养两头牛，见天去四周田地里割牛草。家里的大门锁着，父亲没有回来。我转头去见我母亲。母亲死于1992年秋天，死后葬在离我家三百米的地方。看母亲就是去她的坟前。每一次回老家，我都要去看我母亲。我以为坟里的母亲能够看见我，时刻等候我去她的坟前。不年不节，不用烧黄表纸，相隔一层泥土说一说话，或者在坟前站一站，一句话不用说。”
读到这儿，我心头不由怦然一动。
我希望多勇越写越好！我坚信多勇会越写越好！
写到这儿我想起一件事：这几年，大家都在用微信，而我一直都没用。其间不断有朋友鼓动我，我都借口事情多，没时间打理。其实我最真实的想法，是认为自己正处于一种“退出”的状态，满心期待尽快退出工作，退出各种活动，退出各种饭局，退出杂七杂八，退出热闹，退到一个角落，退回到自己。
从“鲁院”结业后，同学们即各自返“家”。说来真是遗憾，有些同学竟然至今不曾再见过面，有的连电话都没通过，似乎已断了联系。不过，我跟多勇一直是有联系的，见面的次数也比较多。这期间，我在《广州文艺》上编发了他的几篇小说。再就是他所供职的安徽文学院每年都要搞一次文学笔会，我作为刊物主编，每年都受到邀请。这样，至少每年都可以见上一面。
安徽还有我们的另一位同学潘小平，也是每年可以见上一面的。
每次见面，大家都会喝酒聊天。
不过多勇是不能喝酒的，每次都是一杯酒，沾一沾，再沾一沾。而且，整个过程都很安静，安静地吃东西，安静地听别人说话。我想他是不胜酒力，也有可能是懂得自我克制。
有一点比较遗憾，尽管相识这么多年了，我们却没能充分地聊聊天。每次一起说话，基本都是三言两语，且所说都是正经话（不是闲话），主要是相互问一问对方的情况，工作和老婆孩子等，就打住了。偶尔也会说说各自写作的事情，不多。
对他的人生履历，此前我也不甚了了。直到這一次，为了写这篇文章，查阅了一些资料，方了解了一些。知道他与我一样，也是从乡下出来的。知道了他在大学时读的居然是数学系。知道他在企业工作过，且一做就是十几年。知道了那家企业曾经很辉煌。知道了他在企业时曾经做过文秘、宣传、编辑（应该是企业内刊）等工作。
在知道这些之后，我便明白多勇为什么不喜（或不擅）喝酒了。
多勇是一个有正事的人（他的正事就是写作），为人处事很严谨，我从未听他说过任何大话、狂话，他也从来不讲是非。这是难得的。据我多年的观察，多勇的性格应该比较倔强，内心很刚强。
在与多勇的交往中，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
某年冬天，安徽电视台搞了一个节目，请我做嘉宾。一到合肥，我就给多勇和潘小平打电话，希望见个面。其时多勇仍住在淮南，当时还感冒了，不停地咳嗽。不过他还是赶了过来，坐了两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潘小平又喊来了许春樵。那天中午，四个人来到一家饭店，吃了一餐饭，还喝了一瓶白酒（多勇一如往常，只象征性地举了几次杯子）。我记得，那天多勇裹了一件很厚的棉衣，很冷的样子，大概还在发烧吧。
多勇是一位勤奋的作家，有韧劲儿，而且有想法。
说来，在去鲁院之前，我就知道多勇了。20年前，我们还在同一期杂志上发表过作品（那本杂志叫《新大陆》，陕西省文联主办的，没几年就停刊了）。记得他当时发表了两个短篇小说，所写都是乡村里的“琐碎”事情。虽然小说的名字记不起来了，故事却还有印象。在当时的语境下，那是两篇很特别的小说。特别之处包括他的叙述，也包括小说的主题。
鲁院之后，又陆续读了多勇的一些中短篇小说。
印象最深的是《幸福花儿开》（载《中国作家》2005年第1期，被《小说选刊》转载），写的依然是乡村的“琐碎”事。在这篇小说里，他写了一件“捉奸”的事情。然而，通过这件事情，他却写活了一个外貌美丽、内心浅薄、充满了嫉妒心又特爱嚼舌头的乡村女人。有评论说，这篇小说“为中国新时期小说画廊贡献了一个新的人物形象”。我当然认同这个说法。而更难得的，是小说所具有的批判性。他所批判的，乃是我们很多人身上都有的“民族劣根性”。
此外，我还读到了他的《年馍》（载《芳草》2008年第4期）、《种上那块河滩地》（载《山花》2008年第6期）、《上年坟》（载《中国作家》2008年第5期）、《西瓜地长出的风景》（载《山花》2007年第5期）、《磨盘石》（载《华语文学》2008年第5期）等。
这些小说，都是好小说。
值得一说的是，多勇的很多小说，写的都是淮河岸边的事——不难发现，他在有意营造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文学世界。
在一个访谈里，多勇曾明确地表示，他要写淮河。
他在访谈里说：“2004年我去北京参加鲁迅文学院第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习，与同学邱华栋谈话时，他说一个作家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河流，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一个作家的创作如同一个人的生命一样，要有自己的一块出生地，要有滋养自己生命的一条河流。这是一个作家最坚实的出发地和落脚地。”
他还说：“我笔下的大河湾就是我的故乡大河湾，一个淮河边的小村庄。就是这么一个小村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附近煤矿扒煤塌陷的缘故，整个村庄不得不搬迁离开。也就是说，我真实的故乡大河湾是一个现在不存在，是一个早已消失的村庄，是一个只在我梦中萦绕的村庄。当我书写与童年记忆相关的篇章时，落脚地会毫无疑问地就是大河湾。”
他还说：“我不知道我的寫作版图将来会怎样，但有一点我是始终坚守的，那就是写淮河，写淮河流域里的人和事，写他们的生存状态及生命状态，写他们的生命气息及生命密码。”
最近，我又读到了多勇最新出笼的长篇小说《淮水谣》。
用他自己的话说：“《淮水谣》应该是一部关乎淮水记忆的小说。”
在这部作品的后记里，他写了一段话：“第五天上午10点钟，书稿剩下最后一章最后两小节，我疲惫至极……想着应该去看一看我的父母亲……父亲今年虚岁八十六，在家喂养两头牛，见天去四周田地里割牛草。家里的大门锁着，父亲没有回来。我转头去见我母亲。母亲死于1992年秋天，死后葬在离我家三百米的地方。看母亲就是去她的坟前。每一次回老家，我都要去看我母亲。我以为坟里的母亲能够看见我，时刻等候我去她的坟前。不年不节，不用烧黄表纸，相隔一层泥土说一说话，或者在坟前站一站，一句话不用说。”
读到这儿，我心头不由怦然一动。
我希望多勇越写越好！我坚信多勇会越写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