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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心理史学”作为阿西莫夫《基地三部曲》中最经典的设计，历来被人称道。但根据达科·苏恩文的观点，这一设定内在的“封闭性”妨害了作品叙事的“开放性”。所以，小说在“史诗”与“神话”这两种结构的取向上是“摇摆”的。本文从小说的文本结构、叙述动力和文本意义三个方面论述了这种“摇摆”，在揭示这一问题的同时，也试图对阿西莫夫如此设计的“合理性”作出一番关照。
关键词：阿西莫夫；基地三部曲；心理史学
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在他所有的科幻小说创作中，地位极高。此作不仅于1966年获得雨果奖“空前最佳系列”，更被无数科幻爱好者喻为“圣经”。小说通过对“基地”不断面临险境而一次次化解的描写，成功构筑起一幅波澜壮阔的“银河史”，而其中最让人称道的设计，就是“心理史学”。但通过对这一虚构的“学说”进行分析，它似乎也造成了小说在“史诗”与“神话”取向间的“摇摆”。虽然对于“心理史学”的研究文章颇多，但这一问题似乎并未受到足够重视。
一
达科·苏恩文在《科幻小说变形记》中引用洛特曼的话对小说的“神话”和“史诗”结构进行了区分，他说：“所有的小说文本都分布在神话结构和史诗结构这两级的区域之内，神话结构的现世时间是循环式的，而史诗结构的现世时间是发展式的。”通过这一定义，达科·苏恩文给出了“现代科幻小说处于史诗结构的霸权之下”这一观点。
以这一视角观照阿西莫夫的小说，然，也不尽然。因为根据达科·苏恩文的观点，以塞佛·哈定、侯伯·马洛、拉珊·迪伐斯、贝妲·达瑞尔、普芮姆·帕佛一次次利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六次将“基地”于灭亡的危机当中拯救出来的设定看，这部小说无疑能被称为最成功的“基地史诗”。然而我们发现，隐藏在小说内部的“哈利·谢顿计划”却将这一切完全“打乱”了。根据他的“心理史学”，历史早已延着一条“必然”的轨迹运行。在银河帝国灭亡以后，通过“谢顿计划”的努力，“黑暗三万年”被缩短至一千年，之后银河就将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帝国时代，过去的一切全都回来了，历史恍如“循环”。
一面是精彩刺激的“冒险”，一面是万事笃定的“循环”，小说就这样在“神话”与“史诗”之间来回“摇摆”。这种“摇摆”对于小说内在逻辑的影响是显见的，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正是“心理史学”。
“心理史学”在小说中被设定为一种专门处理人类群体对特定社会、经济刺激产生的反应的学科，而要使“它”发挥作用，两个条件必须满足：一是被研究对象的数量要大；再是被研究者必须保证毫不知情。这门想象出来的学科似乎被表述得极为可信，它在最大程度上消弭了历史的“偶然性”和“不可预见性”。它以一条几乎是完全封闭的循环轨线向前发展，对此最好的例证就是前四次危机的自然化解。然而，阿西莫夫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直线式”叙述的“苍白”，为此他努力在小说中插入戏剧性的情节，乃至无视文本内在逻辑的因素，如“骡”，来试图挽救。但无论这样的努力有多明显，文本内部的“对先在的和意识形态化的概念体系的虚构性重复”仍旧无法避免，也因此，小说在价值方向上的探寻陷入“窠臼”。
达科·苏恩文说：“只有当每一个在语段组合横轴上前后相连的元素成为范式聚合纵轴上的价值论选择的结果，而不再是价值论上预先既定的或自动化了的序列时，与神话文本迥然相异的史诗文本才是有意义的。”《基地三部曲》显然无法满足这一条件。不过，我们也要看到，虽然小说的情节推进有过度依赖“心理史学”之嫌，但文中频现的灵光，如贝尔·里欧斯的灭亡、骡的灭亡、第二基地的“灭亡”等，也并非完全落入了读者的期待。从这一方面来说，小说的价值确因过于简单的结构设定而有欠缺，但以一位科幻小说家的标准来衡量，阿西莫夫的技艺是高超的。
二
除小说结构以外，文本内在的“叙述动力”也在这种“摇摆”中变得不够确定。有关这一问题，还要上溯到约翰·坎贝尔。
众所周知，阿西莫夫最早因受坎贝尔的赏识，才在后者主编的《惊奇故事》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逐出灶神星》。不同于雨果·根斯巴克，坎贝尔对作家的创作方法有更多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作家从一个创新性的点子开始，然后借助科学的思维过程或外推法，将这个点子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背景，并最终从背景中演绎出一段故事；理想的话，故事几乎完全自动地从背景中自然浮现，而无须任何刻意雕琢。”这样的观点被当时许多的同仁接纳，阿西莫夫受到影响也就不足为怪了。而在《基地三部曲》中，这个“创新性”的点子正是“心理史学”。
“心理史学”的构成中有“气体运动论”、“群众心理学”、“历史决定论”、“群体动力论”等的影子，作者正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杂糅，使推动其小说发展的核心动力，在最大的限度上保持完美，从而使得该小说具备一种完整的“史诗”形态的架设。然而，从一个既成“命题”上演绎出来的故事，注定无法满足“史诗”所需要的“文本开放性”，因为它的逻辑链条自洽，所以文本的指向注定只能是向内的，同时也是封闭的。坎贝尔说，他不希望阿西莫夫的小说只是单个的故事，而是长篇的英雄传奇，一个“没有结尾”的故事，这样的想法在一开始就注定无法实现。
“心理史学”统摄下的《基地三部曲》，在叙述的目的与动力之间由此产生悖论，它无法同时关注史诗所凸现的“情节”和神话所凸现的“结果”，因此它能是对一种“斯宾格勒式”的，有关文明兴亡的历史哲学的简单模仿（达科·苏恩文语）。在这种模仿当中，阿西莫夫进行了自身经验的拟换，一方面他找来了可供试验的“社群”，另一方面它设定了附加在这一社群上的“准则”，作者由此进行叙述尝试。小说的前半部分，哈里·谢顿以“先知”的身份，通过影像为受难的“子民”指点迷津，而到了后半部分，这样的形式却隐而不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阿西莫夫对自身叙述的“不够自信”。
当作者在“文本的开放性”与“逻辑的自洽性”之间产生犹疑的时候，小说叙述的推动力便被削弱了，因此才会出现小说结尾对第二基地的毁灭，侯密尔·孟恩、裴礼斯·安索、杜伦·达瑞尔、普芮姆·帕佛反复对结局进行“推翻”的情况。这可以理解成阿西莫夫对小说“惊奇效果”的追求，但在某种程度上，如此繁复而急促的“推翻”，实际上已经表现出了小说叙述动力的“不逮”与“摇摆”。 三
在“心理史学”对小说结构和叙述动力的影响被分析完后，自然地，视线就要落到它本身上去。
仍借用达科·苏恩文的观点，“对重要科幻小说进行的一种貌似最为‘内在的’或‘形式的’分析离不开逼真性或可信性这两个概念，因此，它也同样可被视作参与了某种‘外在的’或‘社会-政治的’分析。”就像我们对“内部”文本空间完全隔离于“外部”世界这一观点的质疑，阿西莫夫的“心理史学”也不可能只是作者在小说中进行的“叙述游戏”，它必然要与现实世界相关。而在讨论“心理史学”的现实映射时，以下三个观点较有代表性。
郭建中认为，小说通过对宇宙的描写，暗示了地球上人们对西方工业社会不合理制度的反抗，反映了人类崇拜科学， 又害怕科学的心理，指出了人类、尤其是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卞毓麟则说，“心理史学”是对世纪初威尔斯称之为‘人类生态’的完善。约翰·克卢特的观点则是：《基地三部曲》明显在复述罗马帝国的衰败与没落，并暗示代替基督教而崛起的世俗信仰。
在同一个文本当中，既存在对未来世界的展望，又实现对过去历史的回顾，这可不可能？也即，史诗式的“探寻”，与神话式的“经验反射”能否在同一部作品当中达到折衷与平衡？阿西莫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我很早就想到自己编一段历史，然后据此写一本历史小说。换句话说，我可以写一本未来的历史小说——一本读起来就像历史小说的科幻小说。”
“未来的历史”这一提法本身具有暧昧性，然在描述阿西莫夫的“心理史学”时，却是再恰当不过的比喻。这种以历史承载未来，以未来关照历史的形式，帮助阿西莫夫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范式。哈里·谢顿在小说的一开篇便早已去世，但他却在之后的内容中不断出现，这使小说的时空观变得极为宏大，而这种宏大也是该作胜于他后来另一经典名作《机器人三部曲》之处，意外的收获无疑叫人惊喜。
同样的，这种在超现实的层面上影射现实，从而提供一种社会思考方法的写作形式，也对后世作家多有启迪。在刘慈欣的《三体》中我们就能看见类似的 “宇宙社会学”的系统。他同样以“系统”演绎小说内容，从而安排“三体人”与“地球人”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阿西莫夫的“心理史学”虽然存在内在含义的“摇摆”，但却有其合理性。
有关“心理史学”，值得分析的还远不止以上三点。从价值论的观点出发，考究其正义性，其对文本造成的“二元分歧”问题十分明显。但从小说艺术贡献的方面来说，它又是精彩而可被接受的。正如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在自传中披露的那样，是对“心理史学”的崇拜促使他进入了经济学领域。而他也一直想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这一“学说”。当然，这注定只能是小说产物，设定也似乎不够完美。“阅读阿西莫夫的作品，多数人都会感到，其中的社会生活比较简单。……小说中的那种历史决定论的主题，也显得过分直白。但这些无损它作为一部令人震撼的未来世界小说而彪炳史册。”这样的评价，无疑是恰如其分的。
注释：
[加]达科·苏恩文著，郝琳译：科幻小说面面观[M].合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第198页。
[加]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M].郝琳译，合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第201页。
[加]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M].郝琳译，合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第202页。
[美]罗伯特·斯科尔斯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M].王逢振译，合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第213页。
[加]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M].郝琳译，合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第201页。
郭建中：论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J].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第2期，第56页。
王泉根：现代中国科幻主潮[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第529页。
[英]约翰·克卢特：彩图科幻百科[M].陈德明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第135页。
[美]艾萨克·阿西莫夫：《基地》[M].叶李华译，成都，天地出版社，2005，“序言”，第7页。
吴岩：科幻文学论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第89页。
参考文献：
专著
[1][加]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M].郝琳译，合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
[2][加]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变形记[M].丁素萍译，合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
[3][美]罗伯特·斯科尔斯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M].王逢振译，合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
[4][英]约翰·克卢特.彩图科幻百科[M].陈德明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
[5]王泉根.现代中国科幻主潮[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
[6]吴岩.科幻文学论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
小说
[1][美]艾萨克·阿西莫夫著，叶李华译.基地三部曲[M].成都，天地出版社，2005.
[2]刘慈欣.三体[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
论文
[1]郭建中.论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J].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2）.
关键词：阿西莫夫；基地三部曲；心理史学
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在他所有的科幻小说创作中，地位极高。此作不仅于1966年获得雨果奖“空前最佳系列”，更被无数科幻爱好者喻为“圣经”。小说通过对“基地”不断面临险境而一次次化解的描写，成功构筑起一幅波澜壮阔的“银河史”，而其中最让人称道的设计，就是“心理史学”。但通过对这一虚构的“学说”进行分析，它似乎也造成了小说在“史诗”与“神话”取向间的“摇摆”。虽然对于“心理史学”的研究文章颇多，但这一问题似乎并未受到足够重视。
一
达科·苏恩文在《科幻小说变形记》中引用洛特曼的话对小说的“神话”和“史诗”结构进行了区分，他说：“所有的小说文本都分布在神话结构和史诗结构这两级的区域之内，神话结构的现世时间是循环式的，而史诗结构的现世时间是发展式的。”通过这一定义，达科·苏恩文给出了“现代科幻小说处于史诗结构的霸权之下”这一观点。
以这一视角观照阿西莫夫的小说，然，也不尽然。因为根据达科·苏恩文的观点，以塞佛·哈定、侯伯·马洛、拉珊·迪伐斯、贝妲·达瑞尔、普芮姆·帕佛一次次利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六次将“基地”于灭亡的危机当中拯救出来的设定看，这部小说无疑能被称为最成功的“基地史诗”。然而我们发现，隐藏在小说内部的“哈利·谢顿计划”却将这一切完全“打乱”了。根据他的“心理史学”，历史早已延着一条“必然”的轨迹运行。在银河帝国灭亡以后，通过“谢顿计划”的努力，“黑暗三万年”被缩短至一千年，之后银河就将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帝国时代，过去的一切全都回来了，历史恍如“循环”。
一面是精彩刺激的“冒险”，一面是万事笃定的“循环”，小说就这样在“神话”与“史诗”之间来回“摇摆”。这种“摇摆”对于小说内在逻辑的影响是显见的，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正是“心理史学”。
“心理史学”在小说中被设定为一种专门处理人类群体对特定社会、经济刺激产生的反应的学科，而要使“它”发挥作用，两个条件必须满足：一是被研究对象的数量要大；再是被研究者必须保证毫不知情。这门想象出来的学科似乎被表述得极为可信，它在最大程度上消弭了历史的“偶然性”和“不可预见性”。它以一条几乎是完全封闭的循环轨线向前发展，对此最好的例证就是前四次危机的自然化解。然而，阿西莫夫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直线式”叙述的“苍白”，为此他努力在小说中插入戏剧性的情节，乃至无视文本内在逻辑的因素，如“骡”，来试图挽救。但无论这样的努力有多明显，文本内部的“对先在的和意识形态化的概念体系的虚构性重复”仍旧无法避免，也因此，小说在价值方向上的探寻陷入“窠臼”。
达科·苏恩文说：“只有当每一个在语段组合横轴上前后相连的元素成为范式聚合纵轴上的价值论选择的结果，而不再是价值论上预先既定的或自动化了的序列时，与神话文本迥然相异的史诗文本才是有意义的。”《基地三部曲》显然无法满足这一条件。不过，我们也要看到，虽然小说的情节推进有过度依赖“心理史学”之嫌，但文中频现的灵光，如贝尔·里欧斯的灭亡、骡的灭亡、第二基地的“灭亡”等，也并非完全落入了读者的期待。从这一方面来说，小说的价值确因过于简单的结构设定而有欠缺，但以一位科幻小说家的标准来衡量，阿西莫夫的技艺是高超的。
二
除小说结构以外，文本内在的“叙述动力”也在这种“摇摆”中变得不够确定。有关这一问题，还要上溯到约翰·坎贝尔。
众所周知，阿西莫夫最早因受坎贝尔的赏识，才在后者主编的《惊奇故事》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逐出灶神星》。不同于雨果·根斯巴克，坎贝尔对作家的创作方法有更多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作家从一个创新性的点子开始，然后借助科学的思维过程或外推法，将这个点子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背景，并最终从背景中演绎出一段故事；理想的话，故事几乎完全自动地从背景中自然浮现，而无须任何刻意雕琢。”这样的观点被当时许多的同仁接纳，阿西莫夫受到影响也就不足为怪了。而在《基地三部曲》中，这个“创新性”的点子正是“心理史学”。
“心理史学”的构成中有“气体运动论”、“群众心理学”、“历史决定论”、“群体动力论”等的影子，作者正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杂糅，使推动其小说发展的核心动力，在最大的限度上保持完美，从而使得该小说具备一种完整的“史诗”形态的架设。然而，从一个既成“命题”上演绎出来的故事，注定无法满足“史诗”所需要的“文本开放性”，因为它的逻辑链条自洽，所以文本的指向注定只能是向内的，同时也是封闭的。坎贝尔说，他不希望阿西莫夫的小说只是单个的故事，而是长篇的英雄传奇，一个“没有结尾”的故事，这样的想法在一开始就注定无法实现。
“心理史学”统摄下的《基地三部曲》，在叙述的目的与动力之间由此产生悖论，它无法同时关注史诗所凸现的“情节”和神话所凸现的“结果”，因此它能是对一种“斯宾格勒式”的，有关文明兴亡的历史哲学的简单模仿（达科·苏恩文语）。在这种模仿当中，阿西莫夫进行了自身经验的拟换，一方面他找来了可供试验的“社群”，另一方面它设定了附加在这一社群上的“准则”，作者由此进行叙述尝试。小说的前半部分，哈里·谢顿以“先知”的身份，通过影像为受难的“子民”指点迷津，而到了后半部分，这样的形式却隐而不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阿西莫夫对自身叙述的“不够自信”。
当作者在“文本的开放性”与“逻辑的自洽性”之间产生犹疑的时候，小说叙述的推动力便被削弱了，因此才会出现小说结尾对第二基地的毁灭，侯密尔·孟恩、裴礼斯·安索、杜伦·达瑞尔、普芮姆·帕佛反复对结局进行“推翻”的情况。这可以理解成阿西莫夫对小说“惊奇效果”的追求，但在某种程度上，如此繁复而急促的“推翻”，实际上已经表现出了小说叙述动力的“不逮”与“摇摆”。 三
在“心理史学”对小说结构和叙述动力的影响被分析完后，自然地，视线就要落到它本身上去。
仍借用达科·苏恩文的观点，“对重要科幻小说进行的一种貌似最为‘内在的’或‘形式的’分析离不开逼真性或可信性这两个概念，因此，它也同样可被视作参与了某种‘外在的’或‘社会-政治的’分析。”就像我们对“内部”文本空间完全隔离于“外部”世界这一观点的质疑，阿西莫夫的“心理史学”也不可能只是作者在小说中进行的“叙述游戏”，它必然要与现实世界相关。而在讨论“心理史学”的现实映射时，以下三个观点较有代表性。
郭建中认为，小说通过对宇宙的描写，暗示了地球上人们对西方工业社会不合理制度的反抗，反映了人类崇拜科学， 又害怕科学的心理，指出了人类、尤其是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卞毓麟则说，“心理史学”是对世纪初威尔斯称之为‘人类生态’的完善。约翰·克卢特的观点则是：《基地三部曲》明显在复述罗马帝国的衰败与没落，并暗示代替基督教而崛起的世俗信仰。
在同一个文本当中，既存在对未来世界的展望，又实现对过去历史的回顾，这可不可能？也即，史诗式的“探寻”，与神话式的“经验反射”能否在同一部作品当中达到折衷与平衡？阿西莫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我很早就想到自己编一段历史，然后据此写一本历史小说。换句话说，我可以写一本未来的历史小说——一本读起来就像历史小说的科幻小说。”
“未来的历史”这一提法本身具有暧昧性，然在描述阿西莫夫的“心理史学”时，却是再恰当不过的比喻。这种以历史承载未来，以未来关照历史的形式，帮助阿西莫夫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范式。哈里·谢顿在小说的一开篇便早已去世，但他却在之后的内容中不断出现，这使小说的时空观变得极为宏大，而这种宏大也是该作胜于他后来另一经典名作《机器人三部曲》之处，意外的收获无疑叫人惊喜。
同样的，这种在超现实的层面上影射现实，从而提供一种社会思考方法的写作形式，也对后世作家多有启迪。在刘慈欣的《三体》中我们就能看见类似的 “宇宙社会学”的系统。他同样以“系统”演绎小说内容，从而安排“三体人”与“地球人”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阿西莫夫的“心理史学”虽然存在内在含义的“摇摆”，但却有其合理性。
有关“心理史学”，值得分析的还远不止以上三点。从价值论的观点出发，考究其正义性，其对文本造成的“二元分歧”问题十分明显。但从小说艺术贡献的方面来说，它又是精彩而可被接受的。正如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在自传中披露的那样，是对“心理史学”的崇拜促使他进入了经济学领域。而他也一直想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这一“学说”。当然，这注定只能是小说产物，设定也似乎不够完美。“阅读阿西莫夫的作品，多数人都会感到，其中的社会生活比较简单。……小说中的那种历史决定论的主题，也显得过分直白。但这些无损它作为一部令人震撼的未来世界小说而彪炳史册。”这样的评价，无疑是恰如其分的。
注释：
[加]达科·苏恩文著，郝琳译：科幻小说面面观[M].合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第198页。
[加]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M].郝琳译，合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第201页。
[加]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M].郝琳译，合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第202页。
[美]罗伯特·斯科尔斯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M].王逢振译，合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第213页。
[加]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M].郝琳译，合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第201页。
郭建中：论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J].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第2期，第56页。
王泉根：现代中国科幻主潮[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第529页。
[英]约翰·克卢特：彩图科幻百科[M].陈德明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第135页。
[美]艾萨克·阿西莫夫：《基地》[M].叶李华译，成都，天地出版社，2005，“序言”，第7页。
吴岩：科幻文学论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第89页。
参考文献：
专著
[1][加]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M].郝琳译，合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
[2][加]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变形记[M].丁素萍译，合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
[3][美]罗伯特·斯科尔斯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M].王逢振译，合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
[4][英]约翰·克卢特.彩图科幻百科[M].陈德明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
[5]王泉根.现代中国科幻主潮[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
[6]吴岩.科幻文学论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
小说
[1][美]艾萨克·阿西莫夫著，叶李华译.基地三部曲[M].成都，天地出版社，2005.
[2]刘慈欣.三体[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
论文
[1]郭建中.论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J].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