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羲之、陶渊明并称为“东晋三杰”的习凿齿，著有专记文人旧闻的笔记《襄阳记》，其中一则云：李衡于武陵作宅，种柑橘千株。临死敕儿曰：“吾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矣。”这位李衡真可谓虑事长远，身后的事也安排得周全，不为儿子增添负担，往生所需，皆由其生前所养之木奴供应。非但如此，“木奴”一词也由此而生。
　　明末文学家、史学家张岱，在其《梦憶》一书中，便借用“木奴”赞其家乡一位果农种的橘子好。他说：绍兴有一位陈姓果农，种谢橘百株，“青不撷，酸不撷，不树上红不撷，不霜不撷，不连蒂剪不撷。故其所撷，橘皮宽而绽，色黄而深，瓤坚而脆，筋解而脱，味甜而鲜。”还十分地耐储藏。对于这样的果子，以“食不厌精”而为所好的陶庵自然不能错过，“余岁必亲至其园买橘，宁迟，宁贵，宁少”。有这样品质的橘子，如张岱一样的顾客必定很多，所以，陈氏虽只有橘树百株，但收入却十分可观，常常是“岁获绢百匹”，陶庵由此叹曰：“不愧木奴！”
　　称果树为木奴，实在绝妙。只是一个“奴”字，不可以今人的心思来理解。一者古时称奴称仆者，做的虽是专事侍奉主人的差事，身份地位固然不高，但那是一种职业，决不是今人在红色文学、教育中所看到的“奴隶”的样子，每天生活在凄凄惨惨之中。再者，无论李衡的千株橘树，还是陈氏的百株橘树，在种者眼中，均为自己的衣食所出之处，虽然口称“木奴”，可语气中有一种情感在里面，是对其心怀敬意的。说到侍奉，种树的果农对于橘树，倒是会精心侍弄的，不然，那“木奴”也未必会结出质好味美的果子。如果要找一位与其相仿的今人，大概那位经历过人生跌宕起伏的褚时健先生差可近之，他在云贵高原上的那些橙树，大约也可以说是他的“木奴”。人与果树之间的感情，想必褚先生便与我们的理解不同。
　　以种果树为业者，称果树为“木奴”，似我等以文字为业者，又该如何自称？好友芝罘周英杰先生自称“文丐”，其中的酸楚不言自明。我想，倒也不妨借用“木奴”之意，名之为“字奴”。我之为“字奴”并非是要有意违拗“敬惜字纸”的古训，以“字”为奴，使文字为自己所使驱使，从中可“岁获绢百匹”，而是取其反意，自己甘心情愿地为文字的仆役，由其驱使罢了。
　　中国的文字事业，自古便有着宏大的名号，“不朽之盛事，经国之大业”，使从此业者大有高贵之感，以致很有一些不自量力的文人，做起了“帝王师”大梦，可自古以来，帝王家的事业，岂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能在里面纵横笔墨的？对于文人来说，宋真宗赵恒还是说了一点实话的，一篇《励学篇》便为文人指明了实在的路，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不过是自欺的诳语与迷幻的豪气而已，纵然你胸中藏有论语百部，这帝王的天下也不是由文人来治的。
　　操业文字者，古时有“九儒十丐”之座位，后又有“臭老九”之名目，总是不得体面。不再纠结于为丐为奴，安心地借几枚汉字，说一点自己的想法，恐怕才是文人的本分。王小波在谈到杂文时说：“有时也写些杂文，来表明自己对世事的态度。作为一个寻常人，我的看法也许不值得别人重视，但对自己却很重要。这说明我有自己的好恶、爱憎等等，假如没有这些，做人也没有什么味道。”
　　【郭德鑫/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