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截至目前，国人对伪好物的研究仍旧处于起步阶段，无论学术探讨还是相关论述，都极为罕见。而伪好物中的典型“苏州片”如今被台北“故宫博物院”所关注，以一场精心策划的特展探讨其中蕴含的历史密码和特殊价值。
勇于面对一个“伪”字
近期，台北“故宫博物院”以“伪好物”为题，由该院助理研究员邱士华、台湾师范大学艺史所教授林丽江、“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赖毓芝策划，推出了“伪好物——16-18世纪‘苏州片’及其影响”特展，呈现一批颇具水准的、制作于16-18世纪、与苏州风格相关的伪古书画作品，展览共展出“苏州片”作品48件，对研究明清书画造假潮流有重要意义。这类冠上唐、宋、元、明书画名家头衔的伪作，无论品质精粗，在近代笼统地被称为“苏州片”。策展人之一赖毓芝说：“我们原本想把关注点落在‘苏州片’，并不敢把它的‘伪’讲出来，因为那是博物馆的大忌。但是米芾讲过，而且把‘伪’翻转成好物，给了我们一个‘金钟罩’。”
此次展览中，策展人精心设计了四大议题：“‘摹本’和‘伪作’之问存在请楚的界线吗？”“哪些‘文本’是‘苏州片’的宠儿？”“‘苏州片’伪造工坊或集团真的存在吗？”“‘苏州片’的购买者或收藏者真的觉得自己买到的是真迹吗？”策展人之一赖毓芝说：“伪作是一个需要被翻转的研究。古代没有复印机、照相机，我们怎么了解大师作品？所以这些伪作其实是了解‘什么是中国美术’的重要文化载体。”
清代帝王是否知道这些作品是“伪好物”？或者真的将其视为古代珍品？“苏州片”在清宫院体风格形成扮演了什么角色？康乾雍三朝透过“苏州片”接收了许多“古代”的题材与图式，例如康雍乾时期曾命宫廷画家摹制“苏州片”的“汉宫春晓”“清明上河图”等。不但摹写“苏州片”热门商品的种类繁多，还将“苏州片”的题材与风格，运用在包括“十二月令图”等不同题材宫廷绘画的制作上。这类清宫冠以“院本”或“画院”等字眼的作品，见证着苏州相关的“伪好物”如何变身为盛清皇家风格的重要来源。
“苏州片”多面观
“苏州片”现象大约从明万历到清代乾隆时期，他们采取作坊的形式，分工合作，线描、皴染、设色、写款、题跋、刻印，流水作业，各尽所长。以绢本青绿设色画居多，以山水为主，也有一些工笔花卉、人物、牛马等形式。画工们大多使用产自苏州虎丘、山塘等地的一种细绢，画法以笔法工细、色彩鲜丽为特色。“苏州片”多半设色浓重，山石敷以鲜艳的青绿色彩，人物衣衫、建筑部件则讲究装饰繁复，是大众趋之若鹜的好物。
从形式上看，“苏州片”是多样化的，高层消费者以手卷为多，是以真迹去卖，又多仿以宋四家、元赵子昂、鲜于枢、柯九思，明沈周、文微明、董其昌等名人的题跋，也有宋黄筌、黄居窠、徐熙的花鸟。中下层消费者以镜片、条幅、扇面为多，以附庸风雅。仿制方法以传抄粉本而摹制，大约是在所绘粉本上改制，一般只是临摹而没有创造。但粉本也不是一成不变，从流传下来的仿制本能看出是有人专门修改粉本，供人仿制。所改粉本一般只局部修改，大体不动。造假作坊采取流水作业，而且分工细致，如线描、着色、皴染、题跋、写款、刻印等。总体来说，由于“苏州片”皆为粉本之画，又多以青绿山水，人物以白描为多，且都是在规定好的范围内作画，故构图、笔法都较程式化，且以临摹为主。杨莉萍在《苏州古旧假画价亦高》一文中提到，“苏州片”的作伪者一般都有书画功底，专做假画，隐姓埋名，现已掌握情况的有王沫、沈硕、詹喜、王彪、吴应卯、文葆光、高简、袁孔璋等人。“苏州片”数量多，水平高低不一，流传范围大。以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沈周绘画为例，共收藏作品182件，其中伪作68件，占373%。
仇英与文微明细腻绚丽、雅俗共赏的风格在“苏州片”中尤为盛行，多为青绿山水而以人物为点景，其中能以人物故事为主题，而不失仇英之工致与神态者，为精良之品。艾伦莱恩在详细考证了“苏州片”中署名仇英的《清明上河图》《桃花源图》《苏慧和她的回文》后，总结了作伪者的手段：“当我们清楚地了解了伪造者的欺骗意图后，就不难看出画里面的诡计和异端。复制品要么是正宗的，要么是精心制作愚弄少心眼的买家。伪造者要么依赖复制品，要么完全拼凑成一幅新画。狡猾的古董买卖家也许会耍计谋篡改一下某幅画，或在一幅完全相异的作品上添加其他地方的画名或有名气的题字，还有就是修改原画使之与原意大相径庭。据伪造者记载，随意的涂抹也能创作出一幅画。很明显并非所有的伪造者都熟悉某位大师的绘画特点和风格，因而其膺品也会漏洞百出。”廖尧震在《魅惑的颜色探寻“苏州片”青绿山水中的仇英原型》中指出，据初步统计，目前存世的“苏州片”《上林图》卷中，质量较佳的约有超过六件收藏于海内外公私文博单位，其中四件藏于“台北故宫”，另有两件见于私人收藏或輾转于艺术市场，这一题材足以与同为仇英所摹制、风靡一时的《清明上河图》相媲美，并列为“苏州片”中最热门的商品。
在《伪好物》展览中，策展人表示，在整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苏州片”、决定展品时，也重新理解和定义了“苏州片”，即“制作于16-18世纪、与苏州风格相关的伪古书画作品”。其中既有如李思训、李昭道重青绿山水一类的作品，也有如晚明画家尤求、丁云鹏等人复兴的白描复古风格的画作，而仿制此类风格的作品往往被传称为李公麟所作。“伪好物”展览所选取的明代流行的“苏州片”，主要分成四大类：其一是图画宫殿中的嫔妃生活，如《汉宫春晓》《百美图》等，描绘女人在庭院间穿梭，有人倚栏眺望远方，有人正翩翩起舞，姿态婀娜多变。其二是依据著名诗文，画家挑选文章精彩片段完成的叙事性绘画，如根据司马相如《上林赋》描绘皇家狩猎壮盛场面的《上林图》。其三是具有教化意味也受大众欢迎，如谈论伦常的《二十四孝册》及讲述帝王品格养成的《养正图解》。其四是《群仙会祝》《瑶池献寿》一类具吉祥祝寿涵意的群仙图。
“苏州片”引发的学术深思
关于“苏州片”的研究，除了要了解流行样式及其影响力，这些大批书画是如何被伪造出来，明代画家、作伪工坊及艺术市场之间的互动等，都是值得深究的重要议题。学界对“苏州片”工坊的了解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有许多待解之谜。策展人邱士华认为：“我觉得‘苏州片’工坊在建立自己的画史。”赖毓芝表示赞同，当她担任策展人而重新检视这批明清伪画，不禁开始怀疑明代画坛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是不是山水画在明代最具代表？现在知道上层文人有参与，因此‘苏州片’真的是大众文化吗？是否有了一个大众流行的画史存在，所以董其昌积极地建立他的画史？”林丽江在经过这些讨论之后肯定：“我们讲的画坛，不再是空泛的东西。”
值得一提的是，在举办《伪好物》展览之前，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已在2017年12月21日合作举办“伪作与文化传媒：明清苏州商业绘画”工作坊，从会上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到对“苏州片”的深入研究：邱士华《拼嵌群组—“苏州片”作坊的探索》；林丽江《名迹作成：从苏州绘画中的仇文合作谈起》；许文美《人间多传本—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仇英<仙山楼阁><上林图>探讨仇英作品原本与传本问题》，赖毓芝《从“苏州片”到清宫院体的成立》，板仓圣哲《<清明上河图>在东亚的传播——“苏州片”的机能》，Chelsea Foxwell“Revisiting the PictorialIdeology of the Flourishing City in and Around Kansei-EraJapan（1789-1801）”。这些学者从书画家的组合、主题剖析、绘画风格、印章使用等方法，试图为一批作品分类、断代，并进一步探讨了市场、消费者、社会经济、身份认同与合作，以及域外流传等课题。伪好物及苏州商业绘画所涉及的种种面向作为新兴的学术范畴，将会引起学界进一步研究。
勇于面对一个“伪”字
近期，台北“故宫博物院”以“伪好物”为题，由该院助理研究员邱士华、台湾师范大学艺史所教授林丽江、“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赖毓芝策划，推出了“伪好物——16-18世纪‘苏州片’及其影响”特展，呈现一批颇具水准的、制作于16-18世纪、与苏州风格相关的伪古书画作品，展览共展出“苏州片”作品48件，对研究明清书画造假潮流有重要意义。这类冠上唐、宋、元、明书画名家头衔的伪作，无论品质精粗，在近代笼统地被称为“苏州片”。策展人之一赖毓芝说：“我们原本想把关注点落在‘苏州片’，并不敢把它的‘伪’讲出来，因为那是博物馆的大忌。但是米芾讲过，而且把‘伪’翻转成好物，给了我们一个‘金钟罩’。”
此次展览中，策展人精心设计了四大议题：“‘摹本’和‘伪作’之问存在请楚的界线吗？”“哪些‘文本’是‘苏州片’的宠儿？”“‘苏州片’伪造工坊或集团真的存在吗？”“‘苏州片’的购买者或收藏者真的觉得自己买到的是真迹吗？”策展人之一赖毓芝说：“伪作是一个需要被翻转的研究。古代没有复印机、照相机，我们怎么了解大师作品？所以这些伪作其实是了解‘什么是中国美术’的重要文化载体。”
清代帝王是否知道这些作品是“伪好物”？或者真的将其视为古代珍品？“苏州片”在清宫院体风格形成扮演了什么角色？康乾雍三朝透过“苏州片”接收了许多“古代”的题材与图式，例如康雍乾时期曾命宫廷画家摹制“苏州片”的“汉宫春晓”“清明上河图”等。不但摹写“苏州片”热门商品的种类繁多，还将“苏州片”的题材与风格，运用在包括“十二月令图”等不同题材宫廷绘画的制作上。这类清宫冠以“院本”或“画院”等字眼的作品，见证着苏州相关的“伪好物”如何变身为盛清皇家风格的重要来源。
“苏州片”多面观
“苏州片”现象大约从明万历到清代乾隆时期，他们采取作坊的形式，分工合作，线描、皴染、设色、写款、题跋、刻印，流水作业，各尽所长。以绢本青绿设色画居多，以山水为主，也有一些工笔花卉、人物、牛马等形式。画工们大多使用产自苏州虎丘、山塘等地的一种细绢，画法以笔法工细、色彩鲜丽为特色。“苏州片”多半设色浓重，山石敷以鲜艳的青绿色彩，人物衣衫、建筑部件则讲究装饰繁复，是大众趋之若鹜的好物。
从形式上看，“苏州片”是多样化的，高层消费者以手卷为多，是以真迹去卖，又多仿以宋四家、元赵子昂、鲜于枢、柯九思，明沈周、文微明、董其昌等名人的题跋，也有宋黄筌、黄居窠、徐熙的花鸟。中下层消费者以镜片、条幅、扇面为多，以附庸风雅。仿制方法以传抄粉本而摹制，大约是在所绘粉本上改制，一般只是临摹而没有创造。但粉本也不是一成不变，从流传下来的仿制本能看出是有人专门修改粉本，供人仿制。所改粉本一般只局部修改，大体不动。造假作坊采取流水作业，而且分工细致，如线描、着色、皴染、题跋、写款、刻印等。总体来说，由于“苏州片”皆为粉本之画，又多以青绿山水，人物以白描为多，且都是在规定好的范围内作画，故构图、笔法都较程式化，且以临摹为主。杨莉萍在《苏州古旧假画价亦高》一文中提到，“苏州片”的作伪者一般都有书画功底，专做假画，隐姓埋名，现已掌握情况的有王沫、沈硕、詹喜、王彪、吴应卯、文葆光、高简、袁孔璋等人。“苏州片”数量多，水平高低不一，流传范围大。以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沈周绘画为例，共收藏作品182件，其中伪作68件，占373%。
仇英与文微明细腻绚丽、雅俗共赏的风格在“苏州片”中尤为盛行，多为青绿山水而以人物为点景，其中能以人物故事为主题，而不失仇英之工致与神态者，为精良之品。艾伦莱恩在详细考证了“苏州片”中署名仇英的《清明上河图》《桃花源图》《苏慧和她的回文》后，总结了作伪者的手段：“当我们清楚地了解了伪造者的欺骗意图后，就不难看出画里面的诡计和异端。复制品要么是正宗的，要么是精心制作愚弄少心眼的买家。伪造者要么依赖复制品，要么完全拼凑成一幅新画。狡猾的古董买卖家也许会耍计谋篡改一下某幅画，或在一幅完全相异的作品上添加其他地方的画名或有名气的题字，还有就是修改原画使之与原意大相径庭。据伪造者记载，随意的涂抹也能创作出一幅画。很明显并非所有的伪造者都熟悉某位大师的绘画特点和风格，因而其膺品也会漏洞百出。”廖尧震在《魅惑的颜色探寻“苏州片”青绿山水中的仇英原型》中指出，据初步统计，目前存世的“苏州片”《上林图》卷中，质量较佳的约有超过六件收藏于海内外公私文博单位，其中四件藏于“台北故宫”，另有两件见于私人收藏或輾转于艺术市场，这一题材足以与同为仇英所摹制、风靡一时的《清明上河图》相媲美，并列为“苏州片”中最热门的商品。
在《伪好物》展览中，策展人表示，在整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苏州片”、决定展品时，也重新理解和定义了“苏州片”，即“制作于16-18世纪、与苏州风格相关的伪古书画作品”。其中既有如李思训、李昭道重青绿山水一类的作品，也有如晚明画家尤求、丁云鹏等人复兴的白描复古风格的画作，而仿制此类风格的作品往往被传称为李公麟所作。“伪好物”展览所选取的明代流行的“苏州片”，主要分成四大类：其一是图画宫殿中的嫔妃生活，如《汉宫春晓》《百美图》等，描绘女人在庭院间穿梭，有人倚栏眺望远方，有人正翩翩起舞，姿态婀娜多变。其二是依据著名诗文，画家挑选文章精彩片段完成的叙事性绘画，如根据司马相如《上林赋》描绘皇家狩猎壮盛场面的《上林图》。其三是具有教化意味也受大众欢迎，如谈论伦常的《二十四孝册》及讲述帝王品格养成的《养正图解》。其四是《群仙会祝》《瑶池献寿》一类具吉祥祝寿涵意的群仙图。
“苏州片”引发的学术深思
关于“苏州片”的研究，除了要了解流行样式及其影响力，这些大批书画是如何被伪造出来，明代画家、作伪工坊及艺术市场之间的互动等，都是值得深究的重要议题。学界对“苏州片”工坊的了解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有许多待解之谜。策展人邱士华认为：“我觉得‘苏州片’工坊在建立自己的画史。”赖毓芝表示赞同，当她担任策展人而重新检视这批明清伪画，不禁开始怀疑明代画坛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是不是山水画在明代最具代表？现在知道上层文人有参与，因此‘苏州片’真的是大众文化吗？是否有了一个大众流行的画史存在，所以董其昌积极地建立他的画史？”林丽江在经过这些讨论之后肯定：“我们讲的画坛，不再是空泛的东西。”
值得一提的是，在举办《伪好物》展览之前，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已在2017年12月21日合作举办“伪作与文化传媒：明清苏州商业绘画”工作坊，从会上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到对“苏州片”的深入研究：邱士华《拼嵌群组—“苏州片”作坊的探索》；林丽江《名迹作成：从苏州绘画中的仇文合作谈起》；许文美《人间多传本—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仇英<仙山楼阁><上林图>探讨仇英作品原本与传本问题》，赖毓芝《从“苏州片”到清宫院体的成立》，板仓圣哲《<清明上河图>在东亚的传播——“苏州片”的机能》，Chelsea Foxwell“Revisiting the PictorialIdeology of the Flourishing City in and Around Kansei-EraJapan（1789-1801）”。这些学者从书画家的组合、主题剖析、绘画风格、印章使用等方法，试图为一批作品分类、断代，并进一步探讨了市场、消费者、社会经济、身份认同与合作，以及域外流传等课题。伪好物及苏州商业绘画所涉及的种种面向作为新兴的学术范畴，将会引起学界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