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因其独到的经济分析屡屡言中经济气候而被誉为 “明星分析员”，年纪轻轻便拥有数百万美元的年薪，集众多荣誉和光环于一身。2006年9月底，一向语出惊人的谢国忠再次口出不逊，直言指责新加坡，随后突然离开了服务近10年的摩根士丹利，在业界引起了关注。
　　
　　失意新加坡
　　
　　谁也没有想到，新加坡成了谢国忠的滑铁卢。2006年9月中旬，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联合年会在新加坡举行。19日晚，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宴请各国政要，但没有中国官方人士，谢国忠心生不满：“好像请了我，中国就被代表了似的。”接着他又称，会议应该在中国或印度这样经济增长的热点国家举行，相比之下“东盟是一个失败”。然后，他近乎直白地抨击新加坡的经济模式：“实际上，新加坡的成功绝大部分是因为它成为了印尼腐败政商的洗钱中心。印尼已耗空，新加坡因此佳景不复。为了维系经济，新加坡正在修建赌场，以吸引中国的腐败资金。”
　　这些话，被谢国忠写进内部交流的邮件里。然而，大摩内部却有职员外泄邮件，谢国忠的话迅速流传开来，很快被新加坡政府看到。
　　10月初，大摩方面证实，谢国忠已基于“个人理由”辞职，并公开声明谢国忠的观点不代表大摩的观点。“摩根士丹利一直是新加坡非常坚定的支持者，并极其尊敬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
　　谢国忠并不是因为言论而栽跟头的第一人。1999年年初，时任汇丰证券中国研究主管的张化桥对外表示，中国财政部高息发行扬基债券，然后去买美国国债，是“双输行为”。不久，张化桥在办公室被老板骂句“笨蛋”后即被炒了鱿鱼。
　　“但我不认为我的观点不对。”离职后的谢国忠并没有后悔自己发表过如此观点。
　　谢国忠的外表并不固执。早年与谢国忠有过接触的记者回忆，已经40岁的谢国忠有着张娃娃脸，心态也年轻，一米七五左右的身高，戴着圆框的眼镜，有时头发比较凌乱，但看起来还是相当斯文。接受采访时，他从来不打腹稿，也不专门做准备，随问随答。
　　
　　在争议中走红
　　
　　不过，与谢国忠打交道多了的人士会知道，他是个比较自我的人，即使观点偏激也会坚持己见。一位台湾基金经理说，他曾看过谢国忠与基金经理起争执的场面，“直率的言辞与对研究观点的坚持，常让他跟基金经理人僵持不下。”在争议中走红
　　不过，没有大摩的经历，也就没有谢国忠成为明星分析师的故事。
　　谢国忠对中国经济的观点受争议，也早在1997年开始。当时谢国忠独辟蹊径，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国人过去的消费欲望之所以强烈是因为产品短缺，但1997年时短缺情势已经基本得到缓解，人们的消费欲望就会开始下降。于是他做出结论：财富积累较低的中国并不能保持高消费，通货紧缩将成为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主旋律。这与当时内地的普遍乐观情绪背道而驰，后来的形势发展果然如谢国忠所言。
　　谢国忠真正红透半边天，红到超越投资界乃至财经界的时间，是在2004年年末。当时，谢国忠发表文章抨击上海地产市场，认为上海楼市是因为热钱流入而形成的大泡沫，离破灭不会超过一年。为证明己见，他甚至卖掉了自家在上海的房产。
　　这个观点立刻被各家媒体形容为著名的“上海楼市崩溃论”。
　　2005年年初，谢国忠再次向人们描绘房地产的危机：中国地产市场只是10年前东南亚的翻版，楼市岌岌可危。这年年中，谢国忠经过简单的计算，又一次抛出了自己的论断：热钱正在撤离亚洲，而高达3500亿美元热钱撤离中国将使楼市崩塌。一位记者还记得谢国忠在上海一个场合直接批评：“你们以为上海的主业是汽车、金融业，错了!上海的主业根本是卖房子!”
　　由于谢国忠的知名度，以及过去曾多次准确预见市场大势，“房市崩塌论”被迅速广泛地传播。在不少媒体上，谢国忠的种种分析被抽象成一条：“中国房地产即将崩盘!”大批反对高房价的民众在网上激情地表达对谢国忠的支持，甚至一些财经记者都懒得从谢国忠的分析逻辑里寻找这些结论的依据，直接把他摆上神坛。
　　
　　离去仍受关注
　　
　　谢国忠是一个偏向于悲观的经济学家，他自言：“观察与分析时都习惯先从负面或风险的角度切入。唯有先认知风险，进而掌控风险，才能累积财富。”这样的风格使他与一般大银行经济学家相比，在分析问题的逻辑上更加简单，结论往往更加直接，乃至偏激而富于争议性，于是屡屡制造轰动效应。
　　长期编辑谢国忠报告的周年洋先生认为，除了偏悲观以外，其他投行经济学家总是严格地按照既定格式去写报告，但谢国忠的报告个性十足。他有时从历史、文化等因素分析中国经济，有时又把中国国情晾在一边，以普适的价值、全球的经验去判断热点问题。
　　投资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并不好做，尤其是在像大摩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一位与谢国忠关系良好的记者在10月初听到他辞职的消息后，第一个回忆起的，是过去每一次见面，都觉得他累得头发又少了一些。不过，接下来至少3个月，谢国忠不再需要在香港、东京和上海之间做空中飞人，不用开没完没了的电话会议和路演，不必与基金经理和记者编辑们打交道，更不用像赶功课般地发表报告，然后苦思如何用又快又恰当的方式表达观点。
　　多位资深财经记者评论说，自从“中国最英俊的经济学家”胡祖六改做销售后，陶冬与谢国忠就是国际投行首席华人经济学家中的两个佼佼者，如今谢突然退出大摩，难保陶冬不感到一丝难以言喻的寂寞。
　　也许，感到寂寞的还有写字楼里的女白领们。一个年薪以百万美元起计，年轻又有风度、英语流利、充满理性智慧，善于讲故事又不畏权势的谢国忠，因为敢言而从位高权重处辞职，自此“云深不知处”。这故事成为从香港到上海不少女性论坛里的话题，其中大部分留言都伴随着一串问号：“他会到哪里去？”
　　这同样是财经记者们的疑问。休完国庆长假后归来的他们发现，无论是给谢国忠打电话还是发邮件，都无法联系上他。
　　然而，对那些最关心谢国忠的人——基金经理们来说，谢国忠消失的最关键处并非辞职事件的真相，而是他的经济分析报告——他们案头曾经的必读品，从此消失了。
　　
　　重压下的职业生涯
　　
　　经济分析师们通常从助理分析师做起，然后是分析师，到区域首席经济学家，乃至副总裁、董事总经理。投行的业务非常紧张，谢国忠们从大行的办公室格子里几经努力，才能在那些摩天大楼里划到几平方米的私人领地。
　　在跨国投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基本任务是定期分析宏观形势，把研究报告提供给客户，同时代表机构参加各种公开的论坛等活动，为投行带来更多的曝光率。
　　对于投资者，尤其是基金经理们，投资银行经济学家们的意义在于：当他们在做投资决策时，总是要参考若干投行的分析报告。这些报告好不好，影响着他们对相关投行的印象。然后决定是否将手上的钱交由相关的投行进行投资等操作。投行则主要靠收取佣金赢利。
　　其实，投行的经济学家们常常会在具体的热点问题上意见相左。在各种研讨会上，学者们于台上针锋相对也是常有的事，不过到了台下，彼此都会恢复西装革履和睦相处的状态，实在还有话想说，就向熟悉的财经记者提两句，但通常也要求不要具名刊登。
　　一位熟悉投行分析师圈子的人士认为，与学院的经济学家的从容钻研不同，投行的经济学家必须给客户和媒体“赶稿”，他们对经济问题的分析操作周期很短，难免在分析和预测上有不准确的地方，放到市场的争论上，就会变成做学问不严谨，或者“别有用心”。
　　事实上，投行们的研究部门与业务部门一般都彼此分隔，但外界终究无法透过玻璃幕墙看清里面的奥妙。一位分析师向外部发表的言论，通常都要经过本人确认，以及投行法律部门的审核；而自身机构的利益，大客户的要求，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他们。
　　谢国忠之所以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也是因为他屡屡以挑战职业操守和公司利益平衡的形象出现。就在谢国忠不断抛出房地产泡沫论的时候，大摩也发表声明，说谢国忠的观点只属于个人，并不代表大摩。然而，这种坚守在电邮事件发生后已经无法维持，用学者倪金节的话来形容，金融机构的利益、大客户的利益以及学术独立性三者之间，实在是存在着“不可能的三角”。
　　在这个三角中，分析师们不断地旅行、演讲、争论，重复着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休息五六个小时的生活。陶冬形容：“这也是青春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