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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见面第一印象
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金秋10月，也是我的母校——清华附小百年华诞的大喜日子。为着这一值得纪念的时刻，退了休的我，也跟着母校的校友们一起投入到百年校庆的筹备工作中去了。
记得一年前的今天我赶来参加母校99周年庆典时，偶遇了一位赶来参加校庆活动的老教师，虽然之前她没有教过我，我们并不认识，但见她和很多校友打招呼，一脸慈爱沧桑却谈吐不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多年且有着当记者习惯的我，不由得对她关注并攀谈起来。
果不其然，她正是一位老教师。只见她手拄拐杖，艰难前行，此刻身边没人陪伴，我便上前搀扶，一起向校庆的活动地点走去。路上东拉西扯攀谈了许多，不料竟淘到些有亮点的东西！
她姓徐，家住北京城东南，距学校路较远，这次是儿子开车专程送过来的。她问我整个活动需要多长时间，我拍脑袋说了句：大概两小时吧。随即，见她掏出一个很老式样的手机，开机后告诉儿子，两小时后来接，之后又关机了。见我满脸狐疑，她便笑答，自己只会打，不会接，随时关机省电。进会议室前，徐老师说想上厕所，我便继续搀扶，紧随其后。在接她挎包的瞬间，也低头端详起来：这是一个比那个旧手机还旧的挎包，拉锁已经坏了，就那么敞开着，里面似乎只是些必备的物品。难道这般年纪的老人，连同他们的生活用品也这般老旧吗？眼前这位老教师，极像我的母亲，那就是只要这东西不坏，不讲究款式和模样，再破旧再难看也依然用。唉！那个年代的人，谁又不是这样呢？在我脑子开小差的空当儿，她已经用颤颤巍巍的手，在来宾签到处郑重地写下了“徐全我”三个字，我边默念、边琢磨着这个有特点的名字。其中那个“我”字，竟让我瞬间记牢了她！当我搀扶她走到会场门口时，她的一句“今后每年我都要捐出一个月的养老金给附小”的话，顺风刮入我耳中，立刻把我从杂乱的思绪中拽了回来。我再次审视身边的徐老师：白发苍苍、衣着简单、生活用品老旧、行动不便，竟说出了这样不简单的话！此刻，肃然起敬之心瞬间填满了我！
有个性的名字让她与祖国命运紧紧相连
也许是命中注定，那天我和徐老师仅仅只有十几分钟的交往。之后，我便努力找来她家的电话号码，厚着脸皮拨了过去，一而再、再而三地“叨扰”她，直至成为朋友。
徐全我，上世纪30年代出生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国东北沈阳。那时的东北，国破家亡，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为铭记民族仇恨，徐老师的父亲，一位手无寸铁的教师，以自己的方式给孩子分别起了“奉我、全我”等名字。徐老师的姐姐叫“奉我”，意思是：奉天是我们中国的，而“全我”的意思是：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在家庭的教育下，她从小就懂得：一个中国人永远要爱自己的祖国。后来由于东北战乱，徐老师一家从关外逃到关内，并于1941年前后，逃到华南并定居下来。那时候时局动荡，徐老师父亲一人微薄的工资根本无力养育家人，在这样窘迫的家境下，徐老师便以一名难童的身份，辗转来到重庆保育院，在那里生活直至全国解放。
徐老师介绍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很多失去父母家庭的孩子沦为难童。为保护民族后代，经中国共产党联合各党派与各界知名人士于1938年3月10日在武汉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该组织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
这个由宋美龄任董事长、中共南方局邓颖超、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等人积极倡导和参与下建立的机构组织，旗下设有很多保育院，当时收容了三万余名难童，而重庆保育院就是那时全国44所保育院中的一个。这些机构在海内外慈善机构的捐助下，逐渐具备了一定的生存条件。进入这里的难童不仅有饭吃，有衣穿，还有读书的机会。当时保育院的方针是：既保又育又教，在这里小学毕业后，优秀的孩子还可升入国立中学继续学习，全部费用由政府负担。此外，保育院还注重培养孩子们彼此相亲相爱的品德和爱国思想，使他们从小认识到，正是无数爱心之人的慷慨解囊，才有了这里的一切。
说到此，徐老师激动地说，自己出生在一个充满爱国情结的家庭，又在保育院里长大。保育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人人亲如兄弟姐妹，不分彼此。她说，自己是不幸的难童，但又是幸运的人。因为保育院不但让她有了安稳的生活，而且还学到了文化知识。所以，她的一切都是由无数不知名的善良人们给予的。
保育院环境艰苦而特殊，却蕴含了中国哲学中那种“人人爱我、我爱人人”的大爱精神，也让“感恩”成了徐老师毕生追求的理想。
到清华附小任教
上世纪50年代，时任清华附小校长的顾蔚云同志从教育局挑选附小教师。徐全我以优异成绩毕业，档案存在教育局。顾校长了解她的情况后，当即决定任用。就这样，一个年仅18岁、不谙世事的年轻人，结束了保育院的生活，走上了社会，站到了新中国人民教师的讲台上。
徐老师的特殊经历，与其他任教老师相比，从教过程也比较不同。据徐老师回忆，当时附小的教师，很多是清華大学教师、教授的夫人，还有些出身书香门第。相对在保育院长大的徐老师来讲，她不但衣服着装，连言谈举止都显得与众不同，这不仅同窗共事的教师，甚至她教过的四个班级的学生都有感觉。在教学中，有时讲话即便是为学生好，但颇具男孩子性格且单纯的她，可能会言辞犀利，快人快语，方法简单，因此不少同学并不习惯她的做法。
然而，这段时光并不荒凉，至今仍有不少同学对徐老师留有深刻的印象。一位她教过的学生介绍，徐老师是特殊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单纯质朴，把身边的人当成自己的亲人，在教学中想说什么便说什么，不大讲究人情世故。为此，多年后她与同学聚会时，徐老师仍在为当年教学经验不足和方法简单而懊悔，并向同学们表达歉意之情。为弥补她认为的不足，她一直珍藏着与同学们当年的合影照，并在多年后在《北京青年报》上花钱刊登寻人启事，寻找过去的学生。后来她辗转找到过去的学生，希望给每人洗一张照片，送给所有教过的学生留念。这些照片包括清华附小“红领巾班”集体照、 冰球队合影等。 另一位徐老师教过的学生回忆，因为自己天生胆小，平时上课举手发言次数很少。为锻炼她，徐老师未征得本人意见，就直接当堂宣布她担任班里的体育委员。谁都知道这个工作需要胆大，要负责在队前喊操，集合队伍。这位同学至今仍然非常感谢徐老师当年的决定。正是这样的管理方法，才让自己胆子逐渐大起来并取得了好成绩。她认为，当年如果徐老师不给这个机会，很难想象自己能像现在这样适应社会，担当大任！
在徐老师即将离开原来的班级入其它班任教时，同班的另一位同学，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欢迎徐老师去那个班。”徐老师问：“是不是你们不欢迎我在这个班呢？”“不是，是因为我弟弟就在徐老师将去任教的那个班。我愿意徐老师教我弟弟。”上述例子只是徐老师在教学中留下的点滴故事，却是徐老师在附小工作的闪光点。随着时光沉淀与流逝，她过去的同事、包括她教过的学生，都能理解了徐老师教学严格的苦衷，她原本就是这样一个纯粹而简单的人。
现在想来，徐老师这种率真品格多么宝贵！
感恩之情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如今徐老师年事已高，攀谈的思路略显凌乱，她时而谈起当年附小老师对自己教学上的帮助，包括当年老师们手把手地教她掌握教学方法的往事。时而思路一转，又回忆起当年保育院的生活。酣畅时竟然兴起，唱起了保育院的歌曲，或者又聊起了其它。几个回合下来，这种意识流式的谈话方式，让我忽然明白了，直到今天，她依然延续着当年保育院的思维逻辑！用她的话说，多年来，对抗战时期保育院老朋友的关心依然胜过自己的儿女！这句内化于心的真言，才是她世界观的精髓！
我想，或者在她的潜意识里，时空的确会来回穿梭，再或者，保育院情结始终未离开过她。所以，有时候甚至没有真正分清哪儿是保育院、哪儿是后来工作的地方。所以当她面对学生们时，有时会错当成自己保育院里的小朋友、兄弟姐妹。一次徐老师与学生聚会时，她竟然准备了很多装有现金的小红包，并打算用这种方式送给聚会学生。当然同学们不会收红包，但对老师这份浓浓的情意，却令同学们倍感珍惜！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她在附小任教时间长短，教学质量怎样，她的童心未泯，所以才有了她要每年为附小捐一个月养老金这一外化于行的决定。
如果说，一个心中没有大爱的人，那么向所爱之人赠予礼物，或许只有浅层的实用性意义。换言之，礼物的效用只是暂时的，这些钱或许也没有那么大的作用，老照片也会在不经意间丢掉。反之，细心保留这些老照片就有了一层更深的意义，这是充满爱的内心促使她这样做的。于是，即使再微不足道，都会给受者留下深深的感悟。
位卑未敢忘忧国
2015年10月清华附小百年校庆盛典到来之际，徐老师再次赶来参加，她认为，是清华附小把自己从一个单纯的年轻人培养成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同样，附小也哺育她、培养了她。这里就是自己的娘家，捐款就是为家里尽点绵薄之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学生，是件份内的小事，感觉很幸福！
我想，徐老师认为捐款是对自己理想的表达，是幸福和快乐的。那么由此推及，人人便都可以做善事，不富裕也可做善事。于是，人的幸福感与财富间便没有了必然和直接的联系，而在于一种发自内心的、精神层面的自觉幸福。徐老师身为一个普通公民，在完成自己善举的同时，也充实并幸福了自己！
徐老师的事迹还让我联想到，历史上那些大人物，有的用青铜器上浇筑的铜字记录着历史，有的用铭刻在大青石上的金文传到后世，有的又用镌刻于模板上印刷书籍保留下来。但这些英雄毕竟是少数，离我们很远。而我们身边的徐老师，一个普通人，在古稀之年，再次用并不普通的行动彰显了一种中国精神，一种大爱，实现了自己在保育院时就立下的理想：“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帮助他人，资助学校。她的行动就是一种英雄行为，不为取悦谁，不为惊天动地，却再次以老师的身份，教育并感动了这里的一片天地！
洗尽铅华呈素姿光
徐老师，一个从保育院走出的普通人，不施粉黛，不藏心機，却有着清新脱俗、淡雅如菊的气质。年逾古稀，依旧活得简单、透明和自我。像她吟唱保育院院歌那样：我们离开了爸爸妈妈，我们失掉了土地、失掉了家，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军阀，我们要打倒他，回到老家，打倒他，才能回家见到爸爸妈妈，打倒他，才能建设新中华……
徐老师的一生，洗尽铅华，却依然未敢忘忧国，继续做着她心里装着的那同一件事，毫不掩饰，却浩浩荡荡！
对徐老师的“叨扰”暂时结束，但她的故事还会延续。我把徐老师的故事呈现给读者，是想说，今后那些获得徐老师资助的同学们，不，不仅是他们，包括所有了解徐老师的人们，都会记住“徐全我”这个名字的！
人生不论到走到何时，都要从当下、从即刻做起。无论是谁，想好了就不要犹豫，像徐老师那样，去做就是了。
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金秋10月，也是我的母校——清华附小百年华诞的大喜日子。为着这一值得纪念的时刻，退了休的我，也跟着母校的校友们一起投入到百年校庆的筹备工作中去了。
记得一年前的今天我赶来参加母校99周年庆典时，偶遇了一位赶来参加校庆活动的老教师，虽然之前她没有教过我，我们并不认识，但见她和很多校友打招呼，一脸慈爱沧桑却谈吐不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多年且有着当记者习惯的我，不由得对她关注并攀谈起来。
果不其然，她正是一位老教师。只见她手拄拐杖，艰难前行，此刻身边没人陪伴，我便上前搀扶，一起向校庆的活动地点走去。路上东拉西扯攀谈了许多，不料竟淘到些有亮点的东西！
她姓徐，家住北京城东南，距学校路较远，这次是儿子开车专程送过来的。她问我整个活动需要多长时间，我拍脑袋说了句：大概两小时吧。随即，见她掏出一个很老式样的手机，开机后告诉儿子，两小时后来接，之后又关机了。见我满脸狐疑，她便笑答，自己只会打，不会接，随时关机省电。进会议室前，徐老师说想上厕所，我便继续搀扶，紧随其后。在接她挎包的瞬间，也低头端详起来：这是一个比那个旧手机还旧的挎包，拉锁已经坏了，就那么敞开着，里面似乎只是些必备的物品。难道这般年纪的老人，连同他们的生活用品也这般老旧吗？眼前这位老教师，极像我的母亲，那就是只要这东西不坏，不讲究款式和模样，再破旧再难看也依然用。唉！那个年代的人，谁又不是这样呢？在我脑子开小差的空当儿，她已经用颤颤巍巍的手，在来宾签到处郑重地写下了“徐全我”三个字，我边默念、边琢磨着这个有特点的名字。其中那个“我”字，竟让我瞬间记牢了她！当我搀扶她走到会场门口时，她的一句“今后每年我都要捐出一个月的养老金给附小”的话，顺风刮入我耳中，立刻把我从杂乱的思绪中拽了回来。我再次审视身边的徐老师：白发苍苍、衣着简单、生活用品老旧、行动不便，竟说出了这样不简单的话！此刻，肃然起敬之心瞬间填满了我！
有个性的名字让她与祖国命运紧紧相连
也许是命中注定，那天我和徐老师仅仅只有十几分钟的交往。之后，我便努力找来她家的电话号码，厚着脸皮拨了过去，一而再、再而三地“叨扰”她，直至成为朋友。
徐全我，上世纪30年代出生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国东北沈阳。那时的东北，国破家亡，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为铭记民族仇恨，徐老师的父亲，一位手无寸铁的教师，以自己的方式给孩子分别起了“奉我、全我”等名字。徐老师的姐姐叫“奉我”，意思是：奉天是我们中国的，而“全我”的意思是：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在家庭的教育下，她从小就懂得：一个中国人永远要爱自己的祖国。后来由于东北战乱，徐老师一家从关外逃到关内，并于1941年前后，逃到华南并定居下来。那时候时局动荡，徐老师父亲一人微薄的工资根本无力养育家人，在这样窘迫的家境下，徐老师便以一名难童的身份，辗转来到重庆保育院，在那里生活直至全国解放。
徐老师介绍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很多失去父母家庭的孩子沦为难童。为保护民族后代，经中国共产党联合各党派与各界知名人士于1938年3月10日在武汉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该组织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
这个由宋美龄任董事长、中共南方局邓颖超、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等人积极倡导和参与下建立的机构组织，旗下设有很多保育院，当时收容了三万余名难童，而重庆保育院就是那时全国44所保育院中的一个。这些机构在海内外慈善机构的捐助下，逐渐具备了一定的生存条件。进入这里的难童不仅有饭吃，有衣穿，还有读书的机会。当时保育院的方针是：既保又育又教，在这里小学毕业后，优秀的孩子还可升入国立中学继续学习，全部费用由政府负担。此外，保育院还注重培养孩子们彼此相亲相爱的品德和爱国思想，使他们从小认识到，正是无数爱心之人的慷慨解囊，才有了这里的一切。
说到此，徐老师激动地说，自己出生在一个充满爱国情结的家庭，又在保育院里长大。保育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人人亲如兄弟姐妹，不分彼此。她说，自己是不幸的难童，但又是幸运的人。因为保育院不但让她有了安稳的生活，而且还学到了文化知识。所以，她的一切都是由无数不知名的善良人们给予的。
保育院环境艰苦而特殊，却蕴含了中国哲学中那种“人人爱我、我爱人人”的大爱精神，也让“感恩”成了徐老师毕生追求的理想。
到清华附小任教
上世纪50年代，时任清华附小校长的顾蔚云同志从教育局挑选附小教师。徐全我以优异成绩毕业，档案存在教育局。顾校长了解她的情况后，当即决定任用。就这样，一个年仅18岁、不谙世事的年轻人，结束了保育院的生活，走上了社会，站到了新中国人民教师的讲台上。
徐老师的特殊经历，与其他任教老师相比，从教过程也比较不同。据徐老师回忆，当时附小的教师，很多是清華大学教师、教授的夫人，还有些出身书香门第。相对在保育院长大的徐老师来讲，她不但衣服着装，连言谈举止都显得与众不同，这不仅同窗共事的教师，甚至她教过的四个班级的学生都有感觉。在教学中，有时讲话即便是为学生好，但颇具男孩子性格且单纯的她，可能会言辞犀利，快人快语，方法简单，因此不少同学并不习惯她的做法。
然而，这段时光并不荒凉，至今仍有不少同学对徐老师留有深刻的印象。一位她教过的学生介绍，徐老师是特殊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单纯质朴，把身边的人当成自己的亲人，在教学中想说什么便说什么，不大讲究人情世故。为此，多年后她与同学聚会时，徐老师仍在为当年教学经验不足和方法简单而懊悔，并向同学们表达歉意之情。为弥补她认为的不足，她一直珍藏着与同学们当年的合影照，并在多年后在《北京青年报》上花钱刊登寻人启事，寻找过去的学生。后来她辗转找到过去的学生，希望给每人洗一张照片，送给所有教过的学生留念。这些照片包括清华附小“红领巾班”集体照、 冰球队合影等。 另一位徐老师教过的学生回忆，因为自己天生胆小，平时上课举手发言次数很少。为锻炼她，徐老师未征得本人意见，就直接当堂宣布她担任班里的体育委员。谁都知道这个工作需要胆大，要负责在队前喊操，集合队伍。这位同学至今仍然非常感谢徐老师当年的决定。正是这样的管理方法，才让自己胆子逐渐大起来并取得了好成绩。她认为，当年如果徐老师不给这个机会，很难想象自己能像现在这样适应社会，担当大任！
在徐老师即将离开原来的班级入其它班任教时，同班的另一位同学，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欢迎徐老师去那个班。”徐老师问：“是不是你们不欢迎我在这个班呢？”“不是，是因为我弟弟就在徐老师将去任教的那个班。我愿意徐老师教我弟弟。”上述例子只是徐老师在教学中留下的点滴故事，却是徐老师在附小工作的闪光点。随着时光沉淀与流逝，她过去的同事、包括她教过的学生，都能理解了徐老师教学严格的苦衷，她原本就是这样一个纯粹而简单的人。
现在想来，徐老师这种率真品格多么宝贵！
感恩之情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如今徐老师年事已高，攀谈的思路略显凌乱，她时而谈起当年附小老师对自己教学上的帮助，包括当年老师们手把手地教她掌握教学方法的往事。时而思路一转，又回忆起当年保育院的生活。酣畅时竟然兴起，唱起了保育院的歌曲，或者又聊起了其它。几个回合下来，这种意识流式的谈话方式，让我忽然明白了，直到今天，她依然延续着当年保育院的思维逻辑！用她的话说，多年来，对抗战时期保育院老朋友的关心依然胜过自己的儿女！这句内化于心的真言，才是她世界观的精髓！
我想，或者在她的潜意识里，时空的确会来回穿梭，再或者，保育院情结始终未离开过她。所以，有时候甚至没有真正分清哪儿是保育院、哪儿是后来工作的地方。所以当她面对学生们时，有时会错当成自己保育院里的小朋友、兄弟姐妹。一次徐老师与学生聚会时，她竟然准备了很多装有现金的小红包，并打算用这种方式送给聚会学生。当然同学们不会收红包，但对老师这份浓浓的情意，却令同学们倍感珍惜！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她在附小任教时间长短，教学质量怎样，她的童心未泯，所以才有了她要每年为附小捐一个月养老金这一外化于行的决定。
如果说，一个心中没有大爱的人，那么向所爱之人赠予礼物，或许只有浅层的实用性意义。换言之，礼物的效用只是暂时的，这些钱或许也没有那么大的作用，老照片也会在不经意间丢掉。反之，细心保留这些老照片就有了一层更深的意义，这是充满爱的内心促使她这样做的。于是，即使再微不足道，都会给受者留下深深的感悟。
位卑未敢忘忧国
2015年10月清华附小百年校庆盛典到来之际，徐老师再次赶来参加，她认为，是清华附小把自己从一个单纯的年轻人培养成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同样，附小也哺育她、培养了她。这里就是自己的娘家，捐款就是为家里尽点绵薄之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学生，是件份内的小事，感觉很幸福！
我想，徐老师认为捐款是对自己理想的表达，是幸福和快乐的。那么由此推及，人人便都可以做善事，不富裕也可做善事。于是，人的幸福感与财富间便没有了必然和直接的联系，而在于一种发自内心的、精神层面的自觉幸福。徐老师身为一个普通公民，在完成自己善举的同时，也充实并幸福了自己！
徐老师的事迹还让我联想到，历史上那些大人物，有的用青铜器上浇筑的铜字记录着历史，有的用铭刻在大青石上的金文传到后世，有的又用镌刻于模板上印刷书籍保留下来。但这些英雄毕竟是少数，离我们很远。而我们身边的徐老师，一个普通人，在古稀之年，再次用并不普通的行动彰显了一种中国精神，一种大爱，实现了自己在保育院时就立下的理想：“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帮助他人，资助学校。她的行动就是一种英雄行为，不为取悦谁，不为惊天动地，却再次以老师的身份，教育并感动了这里的一片天地！
洗尽铅华呈素姿光
徐老师，一个从保育院走出的普通人，不施粉黛，不藏心機，却有着清新脱俗、淡雅如菊的气质。年逾古稀，依旧活得简单、透明和自我。像她吟唱保育院院歌那样：我们离开了爸爸妈妈，我们失掉了土地、失掉了家，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军阀，我们要打倒他，回到老家，打倒他，才能回家见到爸爸妈妈，打倒他，才能建设新中华……
徐老师的一生，洗尽铅华，却依然未敢忘忧国，继续做着她心里装着的那同一件事，毫不掩饰，却浩浩荡荡！
对徐老师的“叨扰”暂时结束，但她的故事还会延续。我把徐老师的故事呈现给读者，是想说，今后那些获得徐老师资助的同学们，不，不仅是他们，包括所有了解徐老师的人们，都会记住“徐全我”这个名字的！
人生不论到走到何时，都要从当下、从即刻做起。无论是谁，想好了就不要犹豫，像徐老师那样，去做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