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斐同志的文学论文常有独到的见解，最近出版的《诗缘情辨》更是如此。
　　全书分为上篇：“诗缘情辨”；下篇：“诗缘情举偶”；附篇：“诗律明辨”。上篇是主体。作者在“前言”里说，此篇“意在根据一己之见，将历代诗论勾勒出一个简明的轮廓。”统观全书，确实可以看到作者重构中国古代以缘情论为纲要的诗学体系的意图。
　　全书立论的基础或出发点，是把我国诗论分为两大派：言志论与缘情论。中国最古老的诗训可以说是“诗言志”。本书作者的看法是：诗言志重视诗的社会功能，是政治家与经史家的诗论，是儒家正统的诗论。“它的黄金时代仅在先秦两汉，其基本观点也都在这时期形成。一经形成便不再发展，对后世的影响不是逐渐扩大而是日益缩小”。“从汉儒到宋儒再到清儒，正统言志论的影响始终没有超出经学的范围”。因而，作者得出结论：“中国诗论的主流不是属于正统的言志论而是属于非正统的缘情论。”
　　作者说：“缘情论的基本观点又可用一句话概括：强调主观感情(个性)的表达和意境的创造。”并且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勾勒出缘情论的轮廓：“从创作论角度看，六朝是想象论，唐宋至明清是意境论……，意境论是想象论的深入和具体化；从本源论角度看，唐宋是社会决定论，明清是个性论，个性论是社会决定论的深入和具体化。”这个轮廓，我以为是把历史上诸多的缘情议论具体化、系统化了，对于理解中国诗艺特征提供了一把钥匙。
　　这也是作者提出的古典诗学即缘情论的历史范式。可以看到，这个范式在整体上能够从某一个或某几个层面概括出古典诗学的立体结构，但是在细部上有一些还不能认为是十分清晰、具体的。例如认为唐宋诗学是社会决定论，即便把范围缩小到白居易，也显勉强。如果真要说社会决定论，至少也要追溯到《诗大序》(汉)、《诗品序》(南朝·梁)，而这两篇是属于“诗言志”体系的。因而作者提出的历史范式，还有待于根据实际情况作进一步修正。不过，这一有待于修正的范式，实际上是作者自己的理论主张的映射。西方学人认为，文学艺术史既是历史的，从某种意义上看来也是现在的。(韦勒克、沃沦：《文学理论》)这样说有一定道理。近四十年来，中国文艺思潮发生了重大变迁。单就诗歌领域来说，七十年代末期以前，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对于历史上的言志派是肯定多于批判，进入八十年代，许多诗人强调情感表现，推崇个性，追求直觉、意象、韵味、意境、格式等，而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也开始注重了对于缘情论的研究和肯定。借用刘勰的话来说，这就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本书作者企图通过历史的分析，为现代的文艺运动提供某种借鉴，所以字里行间经常出现针砭时弊的言论。在我看来，理论要求全面，创作只须个性。因为理论要求全面，因而把三千多年的诗学史归结为一种范式，把多方位的文学理论归结为一种结构，总是不利于真实地、系统地概括客观存在的；因为创作只须个性，每个诗人只能依仗自己的时代、际遇、教养、心态，偏好，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一个方面的审美方式去吟咏情性，去把握客体。在这个意义上，“言志”是一朵花，“缘情”是一朵花，还有别的什么朵朵花，都可以在正常的社会环境里，百花齐放，群芳斗艳。
　　值得注意的是，《诗缘情辨》一书对于历史上重要的诗论家及其著作都作了评价，有些议论相当大胆。例如，作者认为，清人叶燮的”理论体系——包括他的发展观和创作论——不过是诸多矛盾观念的综合体，并存在机械论的根本弱点。”“叶燮诗论的哲学基础不是什么唯物论，而是程朱理学，再加上作者自己的奇特解念”。又如论王国维“于意境本身的阐明毫未超过前人，而且有错误，有误解”，“除了谬误之外，王国维没有给意境论增添任何新的东西”相反对于时下评价还不算太高的严羽及其《沧浪诗话》却作了极其充分的肯定。作者认为严羽的历史功绩有四点。一是第一次提出尊唐抑宋论，二是第一次对唐诗加以分期，三是第一次对李杜加以比较研究，四是在以上三点的基础上提出以禅喻诗的意境论。作者说：“严羽诗论所以深入人心，就在于它在适当的历史时机说出了人人都能理解的朴素真理。”这些以及书中其它一些议论，无不显示出作者勇于思考的特点。至于是耶非耶，自然还有待于深入讨论，但至少迫使当代学人面向现实，对历史作新的反思。
　　纸尾不妨补充两句。我相信，书中的观点，都是作者独立研究的成果。但是，应该指出，某中一些观点，别人已经作出或部分作出。作为一部学术性著作，没有明确标记出学界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进展，即便是出于作者疏忽，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有待克服的缺陷。
　　
　　(《诗缘情辨》，裴斐著，四川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二月第一版，2.04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