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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上尘天影》的叙事建构中贯穿着创作主体文化身份的强烈诉求。身处新旧时代的转折点,作者难掩心中的失落,借助“红楼想象”缅怀逝去的优游岁月,冀此抵消价值消殒所导致的内心失处。与此同时,疮痍满目的现实情势、亡国灭种的忧患意识,又激发起作者的民族自尊,继而引发师法泰西,富国强民的紧迫感。两种不乏抵牾、商榷之处的身份意图,最终在“中体西用”的层面上达成共识。
关键词:《海上尘天影》 红楼想象 文化认同 身份建构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海上尘天影》又名《断肠碑》,此书系据真人真事摹仿《红楼梦》之笔调创作而成。作者邹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在上海结识妓女汪瑗,两人情爱日笃。光绪二十年(1894)赴湘,始作《海上尘天影》。及光绪二十一年(1895)返沪时,瑗已从良,人去楼空,全书已完成五十二章,因瑗已别嫁他人,故将原稿悉行删改,又续增数章作结,易名为《断肠碑》,书中男主人公韩秋鹤即为作者自照,而女主人公即名妓汪瑗。
小说“大旨专事言情”,主要围绕名妓苏韵兰的不凡经历及与才子韩秋鹤的情感纠葛展开。苏韵兰原名汪瑗,字畹香,才貌俱佳,幼年家道中落,欲觅佳偶却又遇人不淑,屡经感情挫折。病重时幸得韩秋鹤割肉和药相救,自此互通款曲。然碍于身份,只能兄妹相称。后畹香沦落风尘改名苏韵兰辗转流徙至上海,在武员莫须有的私家宅院里,她广招沪上名妓同居,并与秋鹤再续前缘。正乐之时,忽传徵音,绮香园遭封闭查抄,自此风流云散。
在小说中,作者在一力铺陈苏、韩二人若即若离命运的同时,又于小说中楔入“时务一门”,连篇累牍地介绍西方科技、物候与政教知识。其浓郁的时代意识自然也引起了学界的瞩目,不过除了展示反抗侵略的爱国热忱,存留西学东传的真实影像,体现作者博学宏通的视野外,这一不惜割裂文本的言语冲动是否别具意旨,“中西合璧”的动人图景是否还蕴蓄了作者更为深层的人文指向?直面文本,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贯穿首尾的强烈诉求,建构自身的文化身份。结合作者实际经历与文本创作的特定时代语境,本文努力探析创作主体的文化诉求及其如何于中西文明的游移牵摆中启动身份认同与建构的机制,以期更为全面、客观地把握作品的文化意蕴。
一 “红楼”想象与文化认同
文学创作既是以个人为主体的创造性精神劳动,也是递送身份吁求的上佳渠道。诚如荷兰学者瑞恩·赛格斯所说,文化身份同时具有固定“特征”和理论上的“建构”之双重意义。前者侧重文化的相似性和连续性,是对“某一特定的文化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的认同,它建基于对共同社群的想象,认为凡属同一种族、性别、社会阶层,或拥有相同历史、文化背景的人们,都能合而为一,分享“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这既是区划族群的文化界标,更是文化身份赖以构筑的基石。后者则聚焦文化的差异性与断裂,“某一特定的文化被看作一系列彼此相互关联的特征,但同时也有或多或少独立于造就那种文化的人民。将‘身份’的概念看作一系列独特的或有着结构特征的一种变通的看法实际上是将身份的观念当作一种‘建构’。”质言之,文化认同与身份建构是建构文化身份时两条并列的主轴,彼此互为依托、不可或缺。
《海上尘天影》里,创作主体的自我身份正是藉由这“两个同时发生作用的轴心或向量‘构架’的”。这之中,作家的题材取向与心态走势蕴藉着对文化传统的向心力,透露出精神原乡的强烈期盼。
《海上尘天影》的叙事操作,无论是故事缘起、形象塑造还是细节勾勒,都显示了作者对于《红楼梦》的熟稔。《红楼梦》以补天传说与太虚幻境领起全篇,人物出场与情节展开均笼罩着一层迷离徜恍的神秘气息。《海上尘天影》也将故事始原定位在天倾西北、地陷东南的神话时代,连男女主人公均为上天谪降的安排也与《红楼梦》如出一辙。《红楼梦》有《金陵十二图册》预示众人命运走向,《海上尘天影》也有《花神榜》暗示人物未来凶吉。形象塑造方面,风流才士韩秋鹤“惟酷好《红楼梦》一书,倾心林颦卿,至甘为潇湘馆服役而不辞,甚至设位以祀之。”《海上尘天影》的章回布局上,绮香园的叙事构建无疑是小说布局的重心,二十一回之后更成为故事情节搬演的中心舞台。作者“以大观园群芳诸钗的日常生活为模式,铺排了绮香园众校书的生活场景”。名妓们悠闲地泛舟游湖,观花品草;结社联吟,鼓瑟吹笙;衡文论画,谈玄论道。翩翩才士也慕名前来,众人诗书唱答、宴饮酬酢,不啻为《红楼梦》大观园惬意生活的翻版。
邹之所以如此热衷于《红楼梦》的叙事想象,除了师心自用及清朝嘉庆、道光以来“拟红”、“仿红”之风所引起的集体效应外,其据此启动文化认同机括的用心彰彰可睹。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文人从“四民之首”迅速滑落社会的边缘,山河破碎的实际形势与现实生活的不尽人意,着实牵动着第一代洋场才子乡关何处的身份焦虑。“红楼”想象适逢其时,《海上尘天影》略去了《红楼梦》中对家族、时代命运的醒视与反思,转而竭力摹画名士佳人的惬意景象。面对着日益深重的文化危机,这种在臆想空间中的自我抚慰,正是为了重构“想象的共同体”。
二 涉西描写与身份建构
王韬为《海上尘天影》作序,曾谓:“余尝观此书,颇有经世实学寓乎其中,若以之问世,殊足善风俗而导颛蒙,亦以说部视之,亦浅之乎测生矣。”的确,小说在竭力缅怀昔日士夫文人情艺生活的同时,也毫不隐讳对时代特征的强烈关注,章回书写中更是整篇整段地引介西方科技、文化知识。如十四章到十六章,借韩秋鹤之口,作者详细介绍了美国商务国政、地理版图、采矿技术,俄国炮台设置、弹道计算方法,绘制日本地图标注各处险要;十九章介绍西洋化学、电气及器械制造;三十八章谈论西洋火器与英、法、俄、德四国武备情况等等,不一而足。
有学者指出《海上尘天影》以“中西比较的视野反思了自己爱情悲剧、人生困境的文化根源,以西方文明的眼光批判中国的制度”,结合全书实践,这一见解独具慧眼。所谓“他者”,“就是可使我们……换一种方式来思考问题的东西”。作者大量引介西方科技、政教知识,其目的之一就是在中西文明互动、比较、对话中审视己方之短、涵纳西人所长。书中主人公大多推崇西学、讲求时务,韩秋鹤“时务精熟,凡天文、地舆、军政、兵法、历算、格致、制造、化学,无不源源本本。”国富民强首倡科技与政治,韩秋鹤游历美国时,参观十三层大客寓,见洋房“上出重霄,下临无地”,全凭机器座升落,不禁大为惊叹;看到美国矿山开采“工人虽多,皆用机具”,冶炼锅炉都是“最新之法”,不禁表示要好好“学习学习”。作者真心赞颂西人求真务实的谋事态度,“外国人通是实事求真,不肯说谎”。相形之下,满清朝廷内多充斥蝇营宵小之徒、弄权误国之辈,国家年年花费巨款,学习西学,如打水漂,“多被这些大员引用私人,照应亲族朋友,半吞半用,那里能涓滴归公!”有志不获骋、义愤气难平,“老天,你生我这个人,应该给我一个称心施展的境遇。为何使这些众小登场,虎耽狐媚,使我无容身之地呢?”透过主人公惨凄的哀鸣,作者见贤思齐,自觉向西方求进的自我面影跃然纸上。
四 “中体西用”与时代吁求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海上尘天影》创作主体的文化身份不时交织着中与西、新与旧的并举对峙。如何处理“红楼拥蹙”与“西学尖兵”之间错综的身份关联,如何在精神恋旧与物质求新的两难课题中取得平衡,创作者也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阳双琼是书中众多的悲剧人物之一,她聪颖好学无所不通,不仅嗜读《牡丹亭》,诗词功底深厚,对西洋格致之学也钻研甚深,电器、化学、制造之学无一不精。然而,正是这位“女诸葛”最终却如黛玉一般,因无法与意中人结合而绝粒病逝。这种自残式的决绝,与邹笔下中西兼治的新式女性背道而驰,具现红楼思维定势的同时,也反向递送出作者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表征的传统礼教的信守。尽管作者也曾愤怒地申讨节孝贞烈之说,肯定男女之欲“属性中所固有”,应任其相悦,不可强遏。但是在具体实践中,韩苏两人依旧不能跨越一方已有婚约的内心障碍,始终囿于欲说还休、欲迎还拒的暧昧难言中。从两位主人公多舛的命运中不难窥觇创作主体的身份意图:一方面,在小说中不顾文本脉络地堆砌西学知识以展现身为第一代洋场才子的开明先进;另一方面,又沉溺于大观园的儿女情爱,在幻设的乌托邦中自悼自伤。靠拢西方文明之时,仍念念不忘中华道统,创作者“中西合璧”的理想身份,终究难脱“中体西用”的文化范畴。
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首先与作者所受的家庭教育和自身经历有关。邹祖上世代务农,“堂上皆以显扬相勖”,邹身上寄托了几代人改换门庭的期待。科场数度拼搏,终传佳音。捷报至,举家欢欣欲狂,病重大母也“因少愈”。以科举为正途的传统教育与早年应试的难忘经历带给作者的巨大影响不难想见。步入中年之后,邹虽“富于才而穷于遇,当世卿大夫,无非慕其名爱其才者,而绝不闻一为推挽,至以卖文糊其口,可谓穷矣。”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更萌生了作者在文字中快慰平生的颓然感念,“红楼范式”的存在则为放诞的想象提供了一个简明易行的操作规程。
从文化转换变迁的观点来看,物质因素的转变总较之非物质方面为快,它直观、可感、具备实用性,又不牵涉文化深层的核心价值,因而较少受到阻力,能够最先突破原先文化的价值防线。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日益猛烈的冲击,“变亦变,不变亦变”的实际情势已无法回避,西方文明在器物技术上的鲜明优势更是众目睽睽的事实。从创作者如野人献曝似地罗列西方物事,举凡“象纬、舆图、格致、韬略、算学、医术、制造工作以及西国语言”无一不备的喋喋不休中,其对西人器术之学的热衷即可窥一斑。
文本创作期间正值甲午战争爆发之际,身处危局,保种图存的忧患意识与传统文化之间达成了共识,成为维系民众信仰、凝聚民族意志的精神支柱。日本船坚炮利、清政府节节败退的事实进一步刺激了创作者在器物层面上比学泰西,洗刷民族耻辱,挽救国家危亡的紧迫感,书中众人协力制造热气球以为前线战局之用即是明证。
身处新旧时代的转折点,一方面作者难掩失落,“躲进小楼”,从传统文化体系内部寻求精神资源,借助言情与写实交融的传奇式书写来建构心中的乌托邦,籍此述说着由社会边缘重回文化中心的渴望。另一方面,作者对现实又保持着异常清醒的认知,农业文明在泰西物质文明的冲击下渐呈昨日黄花的颓势已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满目疮痍的现实情势更激发其内心深处的民族自尊,进而引发作者师法泰西诸强、吸纳西方文化典律而脱胎换骨的持久热力。这两种不乏抵牾、榷商之处的身份意图,最终在“中体西用”的层面上取得了共识。
参考文献:
[1] (清)邹:《海上尘天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
[2] [荷]瑞恩·赛格斯:《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化身份建构》,乐黛云:《跨文化对话》(第二辑),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
[3] [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4] 王学钧、邹:《〈海上尘天影〉的中西比较意识》,《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2期。
[5]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6] (清)邹:《读书之难》,《三借庐笔谈》,《《清代笔记丛刊》(卷四),齐鲁书社,2001年。
[7] 葛其龙:《三借庐笔谈序》,《三借庐笔谈》,《清代笔记丛刊》(卷四),齐鲁书社,2001年。
作者简介:
卞秋华,女,1982—,江苏盐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20世纪中国文学,工作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仇,男,1982—,江苏盐城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文学,工作单位:广东省惠州市市委组织部。
关键词:《海上尘天影》 红楼想象 文化认同 身份建构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海上尘天影》又名《断肠碑》,此书系据真人真事摹仿《红楼梦》之笔调创作而成。作者邹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在上海结识妓女汪瑗,两人情爱日笃。光绪二十年(1894)赴湘,始作《海上尘天影》。及光绪二十一年(1895)返沪时,瑗已从良,人去楼空,全书已完成五十二章,因瑗已别嫁他人,故将原稿悉行删改,又续增数章作结,易名为《断肠碑》,书中男主人公韩秋鹤即为作者自照,而女主人公即名妓汪瑗。
小说“大旨专事言情”,主要围绕名妓苏韵兰的不凡经历及与才子韩秋鹤的情感纠葛展开。苏韵兰原名汪瑗,字畹香,才貌俱佳,幼年家道中落,欲觅佳偶却又遇人不淑,屡经感情挫折。病重时幸得韩秋鹤割肉和药相救,自此互通款曲。然碍于身份,只能兄妹相称。后畹香沦落风尘改名苏韵兰辗转流徙至上海,在武员莫须有的私家宅院里,她广招沪上名妓同居,并与秋鹤再续前缘。正乐之时,忽传徵音,绮香园遭封闭查抄,自此风流云散。
在小说中,作者在一力铺陈苏、韩二人若即若离命运的同时,又于小说中楔入“时务一门”,连篇累牍地介绍西方科技、物候与政教知识。其浓郁的时代意识自然也引起了学界的瞩目,不过除了展示反抗侵略的爱国热忱,存留西学东传的真实影像,体现作者博学宏通的视野外,这一不惜割裂文本的言语冲动是否别具意旨,“中西合璧”的动人图景是否还蕴蓄了作者更为深层的人文指向?直面文本,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贯穿首尾的强烈诉求,建构自身的文化身份。结合作者实际经历与文本创作的特定时代语境,本文努力探析创作主体的文化诉求及其如何于中西文明的游移牵摆中启动身份认同与建构的机制,以期更为全面、客观地把握作品的文化意蕴。
一 “红楼”想象与文化认同
文学创作既是以个人为主体的创造性精神劳动,也是递送身份吁求的上佳渠道。诚如荷兰学者瑞恩·赛格斯所说,文化身份同时具有固定“特征”和理论上的“建构”之双重意义。前者侧重文化的相似性和连续性,是对“某一特定的文化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的认同,它建基于对共同社群的想象,认为凡属同一种族、性别、社会阶层,或拥有相同历史、文化背景的人们,都能合而为一,分享“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这既是区划族群的文化界标,更是文化身份赖以构筑的基石。后者则聚焦文化的差异性与断裂,“某一特定的文化被看作一系列彼此相互关联的特征,但同时也有或多或少独立于造就那种文化的人民。将‘身份’的概念看作一系列独特的或有着结构特征的一种变通的看法实际上是将身份的观念当作一种‘建构’。”质言之,文化认同与身份建构是建构文化身份时两条并列的主轴,彼此互为依托、不可或缺。
《海上尘天影》里,创作主体的自我身份正是藉由这“两个同时发生作用的轴心或向量‘构架’的”。这之中,作家的题材取向与心态走势蕴藉着对文化传统的向心力,透露出精神原乡的强烈期盼。
《海上尘天影》的叙事操作,无论是故事缘起、形象塑造还是细节勾勒,都显示了作者对于《红楼梦》的熟稔。《红楼梦》以补天传说与太虚幻境领起全篇,人物出场与情节展开均笼罩着一层迷离徜恍的神秘气息。《海上尘天影》也将故事始原定位在天倾西北、地陷东南的神话时代,连男女主人公均为上天谪降的安排也与《红楼梦》如出一辙。《红楼梦》有《金陵十二图册》预示众人命运走向,《海上尘天影》也有《花神榜》暗示人物未来凶吉。形象塑造方面,风流才士韩秋鹤“惟酷好《红楼梦》一书,倾心林颦卿,至甘为潇湘馆服役而不辞,甚至设位以祀之。”《海上尘天影》的章回布局上,绮香园的叙事构建无疑是小说布局的重心,二十一回之后更成为故事情节搬演的中心舞台。作者“以大观园群芳诸钗的日常生活为模式,铺排了绮香园众校书的生活场景”。名妓们悠闲地泛舟游湖,观花品草;结社联吟,鼓瑟吹笙;衡文论画,谈玄论道。翩翩才士也慕名前来,众人诗书唱答、宴饮酬酢,不啻为《红楼梦》大观园惬意生活的翻版。
邹之所以如此热衷于《红楼梦》的叙事想象,除了师心自用及清朝嘉庆、道光以来“拟红”、“仿红”之风所引起的集体效应外,其据此启动文化认同机括的用心彰彰可睹。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文人从“四民之首”迅速滑落社会的边缘,山河破碎的实际形势与现实生活的不尽人意,着实牵动着第一代洋场才子乡关何处的身份焦虑。“红楼”想象适逢其时,《海上尘天影》略去了《红楼梦》中对家族、时代命运的醒视与反思,转而竭力摹画名士佳人的惬意景象。面对着日益深重的文化危机,这种在臆想空间中的自我抚慰,正是为了重构“想象的共同体”。
二 涉西描写与身份建构
王韬为《海上尘天影》作序,曾谓:“余尝观此书,颇有经世实学寓乎其中,若以之问世,殊足善风俗而导颛蒙,亦以说部视之,亦浅之乎测生矣。”的确,小说在竭力缅怀昔日士夫文人情艺生活的同时,也毫不隐讳对时代特征的强烈关注,章回书写中更是整篇整段地引介西方科技、文化知识。如十四章到十六章,借韩秋鹤之口,作者详细介绍了美国商务国政、地理版图、采矿技术,俄国炮台设置、弹道计算方法,绘制日本地图标注各处险要;十九章介绍西洋化学、电气及器械制造;三十八章谈论西洋火器与英、法、俄、德四国武备情况等等,不一而足。
有学者指出《海上尘天影》以“中西比较的视野反思了自己爱情悲剧、人生困境的文化根源,以西方文明的眼光批判中国的制度”,结合全书实践,这一见解独具慧眼。所谓“他者”,“就是可使我们……换一种方式来思考问题的东西”。作者大量引介西方科技、政教知识,其目的之一就是在中西文明互动、比较、对话中审视己方之短、涵纳西人所长。书中主人公大多推崇西学、讲求时务,韩秋鹤“时务精熟,凡天文、地舆、军政、兵法、历算、格致、制造、化学,无不源源本本。”国富民强首倡科技与政治,韩秋鹤游历美国时,参观十三层大客寓,见洋房“上出重霄,下临无地”,全凭机器座升落,不禁大为惊叹;看到美国矿山开采“工人虽多,皆用机具”,冶炼锅炉都是“最新之法”,不禁表示要好好“学习学习”。作者真心赞颂西人求真务实的谋事态度,“外国人通是实事求真,不肯说谎”。相形之下,满清朝廷内多充斥蝇营宵小之徒、弄权误国之辈,国家年年花费巨款,学习西学,如打水漂,“多被这些大员引用私人,照应亲族朋友,半吞半用,那里能涓滴归公!”有志不获骋、义愤气难平,“老天,你生我这个人,应该给我一个称心施展的境遇。为何使这些众小登场,虎耽狐媚,使我无容身之地呢?”透过主人公惨凄的哀鸣,作者见贤思齐,自觉向西方求进的自我面影跃然纸上。
四 “中体西用”与时代吁求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海上尘天影》创作主体的文化身份不时交织着中与西、新与旧的并举对峙。如何处理“红楼拥蹙”与“西学尖兵”之间错综的身份关联,如何在精神恋旧与物质求新的两难课题中取得平衡,创作者也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阳双琼是书中众多的悲剧人物之一,她聪颖好学无所不通,不仅嗜读《牡丹亭》,诗词功底深厚,对西洋格致之学也钻研甚深,电器、化学、制造之学无一不精。然而,正是这位“女诸葛”最终却如黛玉一般,因无法与意中人结合而绝粒病逝。这种自残式的决绝,与邹笔下中西兼治的新式女性背道而驰,具现红楼思维定势的同时,也反向递送出作者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表征的传统礼教的信守。尽管作者也曾愤怒地申讨节孝贞烈之说,肯定男女之欲“属性中所固有”,应任其相悦,不可强遏。但是在具体实践中,韩苏两人依旧不能跨越一方已有婚约的内心障碍,始终囿于欲说还休、欲迎还拒的暧昧难言中。从两位主人公多舛的命运中不难窥觇创作主体的身份意图:一方面,在小说中不顾文本脉络地堆砌西学知识以展现身为第一代洋场才子的开明先进;另一方面,又沉溺于大观园的儿女情爱,在幻设的乌托邦中自悼自伤。靠拢西方文明之时,仍念念不忘中华道统,创作者“中西合璧”的理想身份,终究难脱“中体西用”的文化范畴。
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首先与作者所受的家庭教育和自身经历有关。邹祖上世代务农,“堂上皆以显扬相勖”,邹身上寄托了几代人改换门庭的期待。科场数度拼搏,终传佳音。捷报至,举家欢欣欲狂,病重大母也“因少愈”。以科举为正途的传统教育与早年应试的难忘经历带给作者的巨大影响不难想见。步入中年之后,邹虽“富于才而穷于遇,当世卿大夫,无非慕其名爱其才者,而绝不闻一为推挽,至以卖文糊其口,可谓穷矣。”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更萌生了作者在文字中快慰平生的颓然感念,“红楼范式”的存在则为放诞的想象提供了一个简明易行的操作规程。
从文化转换变迁的观点来看,物质因素的转变总较之非物质方面为快,它直观、可感、具备实用性,又不牵涉文化深层的核心价值,因而较少受到阻力,能够最先突破原先文化的价值防线。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日益猛烈的冲击,“变亦变,不变亦变”的实际情势已无法回避,西方文明在器物技术上的鲜明优势更是众目睽睽的事实。从创作者如野人献曝似地罗列西方物事,举凡“象纬、舆图、格致、韬略、算学、医术、制造工作以及西国语言”无一不备的喋喋不休中,其对西人器术之学的热衷即可窥一斑。
文本创作期间正值甲午战争爆发之际,身处危局,保种图存的忧患意识与传统文化之间达成了共识,成为维系民众信仰、凝聚民族意志的精神支柱。日本船坚炮利、清政府节节败退的事实进一步刺激了创作者在器物层面上比学泰西,洗刷民族耻辱,挽救国家危亡的紧迫感,书中众人协力制造热气球以为前线战局之用即是明证。
身处新旧时代的转折点,一方面作者难掩失落,“躲进小楼”,从传统文化体系内部寻求精神资源,借助言情与写实交融的传奇式书写来建构心中的乌托邦,籍此述说着由社会边缘重回文化中心的渴望。另一方面,作者对现实又保持着异常清醒的认知,农业文明在泰西物质文明的冲击下渐呈昨日黄花的颓势已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满目疮痍的现实情势更激发其内心深处的民族自尊,进而引发作者师法泰西诸强、吸纳西方文化典律而脱胎换骨的持久热力。这两种不乏抵牾、榷商之处的身份意图,最终在“中体西用”的层面上取得了共识。
参考文献:
[1] (清)邹:《海上尘天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
[2] [荷]瑞恩·赛格斯:《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化身份建构》,乐黛云:《跨文化对话》(第二辑),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
[3] [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4] 王学钧、邹:《〈海上尘天影〉的中西比较意识》,《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2期。
[5]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6] (清)邹:《读书之难》,《三借庐笔谈》,《《清代笔记丛刊》(卷四),齐鲁书社,2001年。
[7] 葛其龙:《三借庐笔谈序》,《三借庐笔谈》,《清代笔记丛刊》(卷四),齐鲁书社,2001年。
作者简介:
卞秋华,女,1982—,江苏盐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20世纪中国文学,工作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仇,男,1982—,江苏盐城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文学,工作单位:广东省惠州市市委组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