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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的总理周恩来，身患癌症，不幸仙逝
1976年1月8日上午10时，中央警卫局保健处副处长张林大夫在电话中告我：总理抢救无效，今日上午9时57分逝世，即将遗体移送北京医院整容。汪东兴让秘书电话告我即去北京医院保护总理遗体在治丧期间的安全。
党中央于当日在人民大会堂成立了治丧办公室，主任汪东兴、副主任郭玉峰。办公室下设：秘书组、干部群众吊唁组、警卫组、宣传组、外事组、总务组。
1月8日傍晚时候，汪东兴一行人来到北京医院，安排1月10日、11日两天就在这里组织向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临走时，他小声告诉我，有人极力压低总理丧事规格，你们要提高警惕，保护好总理的遗体。
我建议请中办副主任兼警卫局第一副局长张耀祠召开中央警卫局参加治丧工作的人员开个会，跟大家讲讲。1月9日，张耀祠召集参加这一工作的全体人员进行布置。他要求一定要保证安全，维持好秩序，遇事态度要好，如遇冲动情况，多做劝说，在路线及汽车出入口，如有自行车走错路，劝说一下就行了。要注意礼貌，尊重老人。他还作了一些有关安全的具体指导，并嘱咐遗体告别和吊唁大厅布置好后，一定要有专人检查。
告别厅庄严肃穆，厅内摆放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全国政协的花圈。
北京医院马大夫整容技术高超，整容后的总理好像熟睡一样，面目慈祥平静，安卧在以君子兰、马蹄莲为主的鲜花丛中。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遗体下方放着邓颖超送的鲜花花圈。这花圈是广州花卉工人在治丧期间随飞机送来的。这些花圈每天一个，以表示对人民总理的哀悼和怀念。国务院各部部长、副部长和邓颖超一起轮流守灵。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党中央、国务院各部的部长，军队的将军，在哀乐声中都万分悲痛。特别是朱德总司令，他与周总理有五十多年的战斗友谊，1922年在法国是由周恩来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此时，他心情沉重，不停地流泪，久久望着亲爱的战友不肯离去。最后，他临走前举手向总理遗体致一庄严的军礼。郭沫若失声痛哭，回家后在悲痛中写了一首怀念周总理的律诗。两天来向总理遗体告别的达三万多人。
根据安排，1月11日下午，遗体将送八宝山火化，此时，八宝山的火化工人和棺木都来了。治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陪着邓大姐，一起向遗体行三鞠躬礼后，遗体入棺。这时告别厅内，人越来越多，总理医疗小组的医护人员，人民大会堂照料总理的服务人员，中南海总理的身边人员，约有上百人，哭着、喊着拥上来，都争着要再看总理最后一眼。
邓大姐对火化提出要求：骨灰要完整、安全。完整，是指骨灰要全部完整放在一个骨灰袋内。安全，是指火化前和火化后要把火化炉清扫干净。为达到邓大姐的要求，八宝山的火化工人，在单炉的基础上，连夜新建了一个专为火化总理遗体的火化炉，连所有火化用具都是新制造的。
十里长街送总理。1月11日下午，当人们知道周总理的遗体要去八宝山火化的消息时，上百万人冒着严寒聚集在东西长安街至八宝山的道路两旁。每个人都戴着自制的黑纱和白花，泪流满面地站立着等待着，最后送别敬爱的总理。
下午5时，灵车由北京医院，经王府井大街南口左转进入长安街。我同警卫局另一副局长邬吉成同乘一辆车，紧紧地跟着灵车。这时哀乐低回，不少人都深深地向灵车鞠躬，有的人高喊：“周总理您走好！”外国记者报道说：“街上差不多每个人的脸上都很沉重，列车中军人们捶胸痛哭，机关、公寓、学校里的人们在默默地流泪，到处有人哽咽。”灵车到八宝山公墓时天已黑，遗体火化前在小礼堂举行了简单送别仪式。治丧办各组的人一起向总理遗体三鞠躬，再由礼兵抬棺至火化炉前，最后由火化工将总理遗体入炉火化。
三天的吊唁活动。吊唁大厅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内，太庙门口上方大字横幅为：“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内厅正中上方悬挂着周总理的巨幅遗像。遗像下方桌子上安放骨灰盒，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两侧摆放着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中央军委、朱德、叶剑英、邓小平、宋庆龄等一百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人民团体、北京市送的花圈，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首脑和政府，驻中国的外交使团、大使、大使馆、国外马列主义政党及领导人，在北京的外宾、专家、留学生和实习生也送了花圈，约有一千多个，从大厅内两侧依次外摆，一直到太庙太平台上以及几层台阶上，非常壮观。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要来京吊唁，中央谢绝了。金日成派专机送来一个用翠竹制作的非常精美别致的花圈，摆放在大厅外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
1月12日上午8点30分，吊唁活动正式开始。9时后外宾来得多，由部长们和邓颖超大姐守灵。外宾们也是行三鞠躬礼，然后走到遗像前与守灵的邓大姐等握手表示慰问和哀悼。
14日下午吊唁结束，邓大姐亲捧骨灰盒，回转身来，满怀感激的心情说：“几天来大家都很辛苦，我和恩来感谢大家！”并深鞠一躬。工作人员被感动得齐声痛哭！然后大家簇拥着邓大姐走出太庙，去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安设灵堂，为明天的追悼大会作准备。
首都各界五千人为周总理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1月15日下午3时，周总理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隆重举行。邓小平表情严肃，面带哀伤，以低沉悲痛的声音宣读悼词。当读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这句话时，他声音颤抖，眼含泪水，稍事停顿，极力抑制着自己的巨大悲伤。这时会场上一片哭泣呜咽声。这样悲戚的场面，在此前，党和国家领导人丧事历史上是空前的。 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四人帮”极力压低周总理的治丧规格。他们利用当时掌管的宣传工具，不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消息，不发对周总理功绩的评论文章。党中央定了不得不发的文章，也只放在报纸最后的版面。他们百般阻挠和竭力压制全国人民自发举行的各种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激起人民群众更加强烈的不满。1月15日周总理追悼大会当天，上海市广大工人不顾“四人帮”的禁令，拉响停泊在各港口码头船只的汽笛。听到汽笛声，行人止步、车辆停驶，人们自动地肃立街头，向周总理默默致哀。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福州等港口码头的中外船只也纷纷拉响汽笛。呜咽、悲壮的笛声，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响彻数千公里的祖国海疆。
二、广受人民爱戴的朱德委员长因病逝世
朱德委员长的病逝起因偶然。1976年6月21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亚马尔科姆·弗雷泽。由于会见的时间推迟，朱德委员长在有冷气降温的客厅里等了近一个小时，因而患了感冒，回到家中就开始发高烧，住进医院治疗后，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反而逐渐加重，继而发展到肺、肾等部位并发炎症。7月5日下午，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以上干部去北京医院看望他。看到朱德委员长插着输氧管微弱地喘息，已经不省人事，阵阵悲痛涌上看望者的心头，大家都眼泪夺眶而出，默默地站立在病榻前。
1976年7月7日上午，参加为朱德委员长治丧的工作班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治丧办公室负责人传达了经党中央批准的为朱德委员长治丧的安排。基本上是按照周恩来总理治丧的模式，即遗体告别、吊唁、追悼会三段式的活动。遗体告别一天，党、政、军各级干部及各界群众代表三千人参加。吊唁两天，首都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万五千人参加。
以毛主席为首的六十九人组成治丧委员会，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名义发布了公告。公告说：“定于1976年7月8日向朱德同志遗体告别，7月9日、10日举行吊唁仪式，7月11日举行朱德同志追悼大会。从讣告发布之日起，至11日，在首都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下半旗志哀。”
“朱德”这个英名在中国人民、全军将士的心目中，是一个巨大的丰碑。他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近五十年“总司令”这一敬仰而亲切的称呼，深深扎根于人民和军队之中。跟随朱老总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浴血奋战走过来的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们，看到自己老司令的遗体，万分悲痛，不少人泣不成声。遗体告别现场，一片“总司令”、“朱老总”的悲悼声，此起彼伏，让人肝肠寸断，悲恸欲绝。首都各界代表也送别广受人民爱戴的委员长。
7月11日下午3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朱德委员长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全国下半旗志哀。
追悼大会会场庄严肃穆，四周挂着黑纱。巨大的横幅上写着“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同志永垂不朽！”大厅正中悬挂着朱德总司令的大幅遗像，遗像下安放着覆盖党旗的朱德同志骨灰盒，周围布满了兰草和鲜花。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华国锋、叶剑英、宋庆龄等都送了花圈。朱德委员长的老战友、夫人康克清和子女送的花圈，放在骨灰盒的前面。两侧礼兵持枪肃立。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级干部，首都工、农、兵代表和爱国人士共五千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追悼会上致悼词。
三、为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送行
1976年9月9日，晨7时，汪东兴给我打电话：要我通知中央警卫局科长以上、8341部队团级以上干部，立即到中南海西楼大厅开紧急会议。那时因毛主席重病，加之唐山大地震，中央警卫局各位副局长都在本单位坚持值班，有事随叫随到。
我通知以后，即从中南海东八所到了西楼大厅会场。不多时，东兴同志就从中南海202毛主席住处过来了。他整夜没有闭眼，前半夜他同医务人员一道抢救病危的毛主席，下半夜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毛主席的治丧事宜。
人到齐以后，东兴同志面带悲痛、低声地告诉大家，毛主席患病后经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会场一片呜咽，不少人直到放声大哭。会议停顿一会儿，东兴同志劝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就在我们眼前有许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今天下午4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向全国、全世界广播：中共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9月11日至 9月16日，三十万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吊唁，瞻仰遗容；9月18日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有一百万人参加的隆重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吊唁、瞻仰遗容期间和追悼会期间，要设礼兵，礼兵由中央警卫团派出；更重要的是要将毛主席的遗体移往人民大会堂，追悼大会开过后，要将遗体送到中南海附近某处保护起来。这么多事都要我们密切配合有关单位和有关同志切实做好。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遵照中央政治局交办：9月10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召集与毛主席治丧有关各方面的人开会，汪东兴任毛主席治丧办公室主任。这个办公室下设七个组：秘书组负责文件、证件及电函的处理，安排活动日程；群众组织组、负责来宾签到，群众队伍的组织指挥；警卫组，负责各个集会、吊唁瞻仰活动的保卫以及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及有关方面的安全警戒工作；总务组，负责人民大会堂、天安门会场的布置，治丧期间的物资供应和生活安排等；宣传报道组，负责活动的摄像、电视、扩音及新闻报道等；外事组，负责各国驻京使节，各国外宾的组织联系以及唁电处理等工作；卫生保健组，负责参加治丧活动的首长和群众的医疗救护工作。 警卫组是由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以及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乌吉成等人组成。警卫组的值班室，设在人民大会堂的黑龙江厅。
9月10日晚，毛主席遗体从中南海住处出西门，经府右街进人民大会堂西门，安放在设于北大厅的灵堂。为了在吊唁期间毛主席的遗体得到完好的保护，除了严格的安全警卫外，还制订了一系列保护遗体的严格规定，如对室内温度的控制，照明用的灯光、照相摄影等等，都不能超过所要求的限度。
北大厅灵堂布置得庄严肃穆，坐南朝北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极其沉痛地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横幅中央下方悬挂着毛主席的遗像，在鲜花丛中，毛主席的遗体安卧在水晶棺罩内，两侧站立着持枪的礼兵。大厅四周摆放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一百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的花圈。
9月11日上午8时，哀乐奏响，吊唁仪式开始。吊唁的群众队伍，佩戴黑纱白花，两路进入大厅，到遗体前从两侧瞻仰遗容。一时间，大厅里悲声四起，哭声不断。
上午10时，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以及国家领导人集体吊唁。在军乐队奏起的悲壮的哀乐声中，以华国锋为首的全体政治局委员，从福建厅走出来，每人都戴着黑纱，面容悲伤，低头缓步进入北大厅。在遗体前，他们怀着对毛主席无限崇敬和爱戴的心情，肃立、默哀三分钟，行三鞠躬礼，瞻仰遗容，然后分别站立两侧守灵。9月16日下午5时30分，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再一次集体吊唁，并在毛主席遗体旁守灵。6时整哀乐停止，吊唁活动结束。
吊唁期间，我们在现场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包括毛主席医疗组的医护人员，都安排为毛主席守灵，我就为毛主席守灵三次，每班守灵要在毛主席的遗体旁站立一个多小时，所有守灵人员的名字，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都一一刊出。
9月18日，首都百万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为毛主席举行了极其隆重的追悼大会。
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横贯天安门城楼黑底白字横幅上写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七米高的毛主席巨幅遗像竖立在城楼的红墙中央。数名礼兵持枪肃立，守护在遗像两旁。在城楼前面新搭建的红色高台上面，排列着翠绿的松柏和淡黄的秋菊，陈放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的花圈。城楼下东西两侧的红台上，陈放着党、政、军各部门和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敬献的花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树立着巨幅黑色挽幛，号召人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下午3时整，追悼大会开始。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全场肃立，百万人默哀三分钟。由五百人组成的军乐团奏起悲壮的哀乐。大会的实况，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传送到千家万户。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也在省会城市召开追悼会，与北京同步进行。伟大祖国在静默，八亿人民含着眼泪、肃立志哀。此时，在祖国江河湖海的轮船、军舰上，汽笛长鸣，声震万里长空。
追悼大会后，汪东兴让张耀祠和我组织人把毛主席遗体，安全转移到中南海附近具备保护好遗体条件的地方。当晚汪东兴又陪同华国锋看了毛主席的遗体保护情况，认为遗体在这里保存一段时间是可行的，待毛主席纪念堂建好后再把遗体移送过去长期陈放保护。
（作者原为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现已离休）责任编辑 沈飞德
1976年1月8日上午10时，中央警卫局保健处副处长张林大夫在电话中告我：总理抢救无效，今日上午9时57分逝世，即将遗体移送北京医院整容。汪东兴让秘书电话告我即去北京医院保护总理遗体在治丧期间的安全。
党中央于当日在人民大会堂成立了治丧办公室，主任汪东兴、副主任郭玉峰。办公室下设：秘书组、干部群众吊唁组、警卫组、宣传组、外事组、总务组。
1月8日傍晚时候，汪东兴一行人来到北京医院，安排1月10日、11日两天就在这里组织向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临走时，他小声告诉我，有人极力压低总理丧事规格，你们要提高警惕，保护好总理的遗体。
我建议请中办副主任兼警卫局第一副局长张耀祠召开中央警卫局参加治丧工作的人员开个会，跟大家讲讲。1月9日，张耀祠召集参加这一工作的全体人员进行布置。他要求一定要保证安全，维持好秩序，遇事态度要好，如遇冲动情况，多做劝说，在路线及汽车出入口，如有自行车走错路，劝说一下就行了。要注意礼貌，尊重老人。他还作了一些有关安全的具体指导，并嘱咐遗体告别和吊唁大厅布置好后，一定要有专人检查。
告别厅庄严肃穆，厅内摆放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全国政协的花圈。
北京医院马大夫整容技术高超，整容后的总理好像熟睡一样，面目慈祥平静，安卧在以君子兰、马蹄莲为主的鲜花丛中。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遗体下方放着邓颖超送的鲜花花圈。这花圈是广州花卉工人在治丧期间随飞机送来的。这些花圈每天一个，以表示对人民总理的哀悼和怀念。国务院各部部长、副部长和邓颖超一起轮流守灵。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党中央、国务院各部的部长，军队的将军，在哀乐声中都万分悲痛。特别是朱德总司令，他与周总理有五十多年的战斗友谊，1922年在法国是由周恩来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此时，他心情沉重，不停地流泪，久久望着亲爱的战友不肯离去。最后，他临走前举手向总理遗体致一庄严的军礼。郭沫若失声痛哭，回家后在悲痛中写了一首怀念周总理的律诗。两天来向总理遗体告别的达三万多人。
根据安排，1月11日下午，遗体将送八宝山火化，此时，八宝山的火化工人和棺木都来了。治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陪着邓大姐，一起向遗体行三鞠躬礼后，遗体入棺。这时告别厅内，人越来越多，总理医疗小组的医护人员，人民大会堂照料总理的服务人员，中南海总理的身边人员，约有上百人，哭着、喊着拥上来，都争着要再看总理最后一眼。
邓大姐对火化提出要求：骨灰要完整、安全。完整，是指骨灰要全部完整放在一个骨灰袋内。安全，是指火化前和火化后要把火化炉清扫干净。为达到邓大姐的要求，八宝山的火化工人，在单炉的基础上，连夜新建了一个专为火化总理遗体的火化炉，连所有火化用具都是新制造的。
十里长街送总理。1月11日下午，当人们知道周总理的遗体要去八宝山火化的消息时，上百万人冒着严寒聚集在东西长安街至八宝山的道路两旁。每个人都戴着自制的黑纱和白花，泪流满面地站立着等待着，最后送别敬爱的总理。
下午5时，灵车由北京医院，经王府井大街南口左转进入长安街。我同警卫局另一副局长邬吉成同乘一辆车，紧紧地跟着灵车。这时哀乐低回，不少人都深深地向灵车鞠躬，有的人高喊：“周总理您走好！”外国记者报道说：“街上差不多每个人的脸上都很沉重，列车中军人们捶胸痛哭，机关、公寓、学校里的人们在默默地流泪，到处有人哽咽。”灵车到八宝山公墓时天已黑，遗体火化前在小礼堂举行了简单送别仪式。治丧办各组的人一起向总理遗体三鞠躬，再由礼兵抬棺至火化炉前，最后由火化工将总理遗体入炉火化。
三天的吊唁活动。吊唁大厅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内，太庙门口上方大字横幅为：“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内厅正中上方悬挂着周总理的巨幅遗像。遗像下方桌子上安放骨灰盒，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两侧摆放着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中央军委、朱德、叶剑英、邓小平、宋庆龄等一百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人民团体、北京市送的花圈，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首脑和政府，驻中国的外交使团、大使、大使馆、国外马列主义政党及领导人，在北京的外宾、专家、留学生和实习生也送了花圈，约有一千多个，从大厅内两侧依次外摆，一直到太庙太平台上以及几层台阶上，非常壮观。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要来京吊唁，中央谢绝了。金日成派专机送来一个用翠竹制作的非常精美别致的花圈，摆放在大厅外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
1月12日上午8点30分，吊唁活动正式开始。9时后外宾来得多，由部长们和邓颖超大姐守灵。外宾们也是行三鞠躬礼，然后走到遗像前与守灵的邓大姐等握手表示慰问和哀悼。
14日下午吊唁结束，邓大姐亲捧骨灰盒，回转身来，满怀感激的心情说：“几天来大家都很辛苦，我和恩来感谢大家！”并深鞠一躬。工作人员被感动得齐声痛哭！然后大家簇拥着邓大姐走出太庙，去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安设灵堂，为明天的追悼大会作准备。
首都各界五千人为周总理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1月15日下午3时，周总理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隆重举行。邓小平表情严肃，面带哀伤，以低沉悲痛的声音宣读悼词。当读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这句话时，他声音颤抖，眼含泪水，稍事停顿，极力抑制着自己的巨大悲伤。这时会场上一片哭泣呜咽声。这样悲戚的场面，在此前，党和国家领导人丧事历史上是空前的。 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四人帮”极力压低周总理的治丧规格。他们利用当时掌管的宣传工具，不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消息，不发对周总理功绩的评论文章。党中央定了不得不发的文章，也只放在报纸最后的版面。他们百般阻挠和竭力压制全国人民自发举行的各种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激起人民群众更加强烈的不满。1月15日周总理追悼大会当天，上海市广大工人不顾“四人帮”的禁令，拉响停泊在各港口码头船只的汽笛。听到汽笛声，行人止步、车辆停驶，人们自动地肃立街头，向周总理默默致哀。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福州等港口码头的中外船只也纷纷拉响汽笛。呜咽、悲壮的笛声，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响彻数千公里的祖国海疆。
二、广受人民爱戴的朱德委员长因病逝世
朱德委员长的病逝起因偶然。1976年6月21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亚马尔科姆·弗雷泽。由于会见的时间推迟，朱德委员长在有冷气降温的客厅里等了近一个小时，因而患了感冒，回到家中就开始发高烧，住进医院治疗后，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反而逐渐加重，继而发展到肺、肾等部位并发炎症。7月5日下午，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以上干部去北京医院看望他。看到朱德委员长插着输氧管微弱地喘息，已经不省人事，阵阵悲痛涌上看望者的心头，大家都眼泪夺眶而出，默默地站立在病榻前。
1976年7月7日上午，参加为朱德委员长治丧的工作班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治丧办公室负责人传达了经党中央批准的为朱德委员长治丧的安排。基本上是按照周恩来总理治丧的模式，即遗体告别、吊唁、追悼会三段式的活动。遗体告别一天，党、政、军各级干部及各界群众代表三千人参加。吊唁两天，首都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万五千人参加。
以毛主席为首的六十九人组成治丧委员会，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名义发布了公告。公告说：“定于1976年7月8日向朱德同志遗体告别，7月9日、10日举行吊唁仪式，7月11日举行朱德同志追悼大会。从讣告发布之日起，至11日，在首都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下半旗志哀。”
“朱德”这个英名在中国人民、全军将士的心目中，是一个巨大的丰碑。他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近五十年“总司令”这一敬仰而亲切的称呼，深深扎根于人民和军队之中。跟随朱老总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浴血奋战走过来的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们，看到自己老司令的遗体，万分悲痛，不少人泣不成声。遗体告别现场，一片“总司令”、“朱老总”的悲悼声，此起彼伏，让人肝肠寸断，悲恸欲绝。首都各界代表也送别广受人民爱戴的委员长。
7月11日下午3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朱德委员长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全国下半旗志哀。
追悼大会会场庄严肃穆，四周挂着黑纱。巨大的横幅上写着“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同志永垂不朽！”大厅正中悬挂着朱德总司令的大幅遗像，遗像下安放着覆盖党旗的朱德同志骨灰盒，周围布满了兰草和鲜花。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华国锋、叶剑英、宋庆龄等都送了花圈。朱德委员长的老战友、夫人康克清和子女送的花圈，放在骨灰盒的前面。两侧礼兵持枪肃立。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级干部，首都工、农、兵代表和爱国人士共五千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追悼会上致悼词。
三、为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送行
1976年9月9日，晨7时，汪东兴给我打电话：要我通知中央警卫局科长以上、8341部队团级以上干部，立即到中南海西楼大厅开紧急会议。那时因毛主席重病，加之唐山大地震，中央警卫局各位副局长都在本单位坚持值班，有事随叫随到。
我通知以后，即从中南海东八所到了西楼大厅会场。不多时，东兴同志就从中南海202毛主席住处过来了。他整夜没有闭眼，前半夜他同医务人员一道抢救病危的毛主席，下半夜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毛主席的治丧事宜。
人到齐以后，东兴同志面带悲痛、低声地告诉大家，毛主席患病后经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会场一片呜咽，不少人直到放声大哭。会议停顿一会儿，东兴同志劝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就在我们眼前有许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今天下午4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向全国、全世界广播：中共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9月11日至 9月16日，三十万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吊唁，瞻仰遗容；9月18日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有一百万人参加的隆重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吊唁、瞻仰遗容期间和追悼会期间，要设礼兵，礼兵由中央警卫团派出；更重要的是要将毛主席的遗体移往人民大会堂，追悼大会开过后，要将遗体送到中南海附近某处保护起来。这么多事都要我们密切配合有关单位和有关同志切实做好。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遵照中央政治局交办：9月10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召集与毛主席治丧有关各方面的人开会，汪东兴任毛主席治丧办公室主任。这个办公室下设七个组：秘书组负责文件、证件及电函的处理，安排活动日程；群众组织组、负责来宾签到，群众队伍的组织指挥；警卫组，负责各个集会、吊唁瞻仰活动的保卫以及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及有关方面的安全警戒工作；总务组，负责人民大会堂、天安门会场的布置，治丧期间的物资供应和生活安排等；宣传报道组，负责活动的摄像、电视、扩音及新闻报道等；外事组，负责各国驻京使节，各国外宾的组织联系以及唁电处理等工作；卫生保健组，负责参加治丧活动的首长和群众的医疗救护工作。 警卫组是由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以及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乌吉成等人组成。警卫组的值班室，设在人民大会堂的黑龙江厅。
9月10日晚，毛主席遗体从中南海住处出西门，经府右街进人民大会堂西门，安放在设于北大厅的灵堂。为了在吊唁期间毛主席的遗体得到完好的保护，除了严格的安全警卫外，还制订了一系列保护遗体的严格规定，如对室内温度的控制，照明用的灯光、照相摄影等等，都不能超过所要求的限度。
北大厅灵堂布置得庄严肃穆，坐南朝北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极其沉痛地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横幅中央下方悬挂着毛主席的遗像，在鲜花丛中，毛主席的遗体安卧在水晶棺罩内，两侧站立着持枪的礼兵。大厅四周摆放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一百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的花圈。
9月11日上午8时，哀乐奏响，吊唁仪式开始。吊唁的群众队伍，佩戴黑纱白花，两路进入大厅，到遗体前从两侧瞻仰遗容。一时间，大厅里悲声四起，哭声不断。
上午10时，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以及国家领导人集体吊唁。在军乐队奏起的悲壮的哀乐声中，以华国锋为首的全体政治局委员，从福建厅走出来，每人都戴着黑纱，面容悲伤，低头缓步进入北大厅。在遗体前，他们怀着对毛主席无限崇敬和爱戴的心情，肃立、默哀三分钟，行三鞠躬礼，瞻仰遗容，然后分别站立两侧守灵。9月16日下午5时30分，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再一次集体吊唁，并在毛主席遗体旁守灵。6时整哀乐停止，吊唁活动结束。
吊唁期间，我们在现场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包括毛主席医疗组的医护人员，都安排为毛主席守灵，我就为毛主席守灵三次，每班守灵要在毛主席的遗体旁站立一个多小时，所有守灵人员的名字，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都一一刊出。
9月18日，首都百万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为毛主席举行了极其隆重的追悼大会。
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横贯天安门城楼黑底白字横幅上写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七米高的毛主席巨幅遗像竖立在城楼的红墙中央。数名礼兵持枪肃立，守护在遗像两旁。在城楼前面新搭建的红色高台上面，排列着翠绿的松柏和淡黄的秋菊，陈放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的花圈。城楼下东西两侧的红台上，陈放着党、政、军各部门和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敬献的花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树立着巨幅黑色挽幛，号召人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下午3时整，追悼大会开始。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全场肃立，百万人默哀三分钟。由五百人组成的军乐团奏起悲壮的哀乐。大会的实况，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传送到千家万户。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也在省会城市召开追悼会，与北京同步进行。伟大祖国在静默，八亿人民含着眼泪、肃立志哀。此时，在祖国江河湖海的轮船、军舰上，汽笛长鸣，声震万里长空。
追悼大会后，汪东兴让张耀祠和我组织人把毛主席遗体，安全转移到中南海附近具备保护好遗体条件的地方。当晚汪东兴又陪同华国锋看了毛主席的遗体保护情况，认为遗体在这里保存一段时间是可行的，待毛主席纪念堂建好后再把遗体移送过去长期陈放保护。
（作者原为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现已离休）责任编辑 沈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