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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印度所呈现出的发展局面有点令人沮丧——机遇好坏参半。由于印度共产党对于印美核协议的反对，印度现任政府极有可能声望大跌，甚至垮台。与此同时，印度政府也过于胆小，始终无法下决心将高企的油价和肥料价格转嫁给消费者。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的财政赤字陡然间增加一倍，基础设施建设一片混乱，通胀率也超过了历史最高点。
中国也同样面临着问题，然而它却能够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抑制通胀，中国政府看起来也更具效率和针对性。
然而，美国麻省理工黄亚生教授最近在《外交政策》上撰文指出， “不要被这种对比所误导。”他认为，印度近五年来保持9％的高增长率已经在重新书写历史。 “印度经济奇迹的出现，应该能够--希望是永远--打破一个虚假的概念，那就是民主不利于经济增长。”他写到， “印度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前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正值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在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年之时，他们应该借鉴印度的发展经验，仔细探寻后者经济增长背后的真正原因。如果印度在一个嘈杂、喧闹以及笨重的政治框架下都能够获得增长，那么其他贫穷的国家就不必在增长和民主--这个浮士德般地选择中做出自己艰难的抉择了。”
印度自己似乎已经对每年9％的高增长率司空见惯了。黄亚生适时提醒人们：这是-个革命性的变化；它改变了印度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
回顾过去5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经济发展获得成功的国家基本上都处于相对专制或权威的政治体制下，包括韩国、中国台湾、印尼、泰国和新加坡。20世纪，亚洲国家的整体民主进程相对落后，在此同时，皮诺切特在智利的独裁统治也制造了拉丁美洲最为壮观的经济增长。198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则成为了经济增长中的耀眼巨星。
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专制体制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也制造了经济灾难。如果仔细研究过1990年代的世界经济，我们应该说，民主国家的经济表现也还是不错的，或者说稍稍好于专制国家。
直至2000年，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博弈大致如下：民主的制衡力量制止了当权者给本国带来巨大的变化。在印度民主体制中，很多人的脚踩在经济发展的“刹车板”上，相反，却没有人踩在“加速器”上。因此，专制政体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在民主体制下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民主政体下获得的经济增长，即使比不上成功的专制体制，但也不比最糟糕的专制体制慢。最好情况下，民主体制能够取得中上等的增长速度，例如印度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取得的5.8％－6.2％的增长。没有人想到，印度在2003--2008年又跨出了一大步，从6％增长到了9％。
基于此，黄亚生就认为，这样的增长改变了民主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我看来，这样的观点部分正确，但在某种程度上，他夸大了民主的作用。他声称，中国的腾飞并不是因为政治体制，而是因为1980年代在中国发生的激进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的精英们声称，中国通过绕开政治改革，从而避免了前苏联式的崩溃。黄亚生认为，事实正好相反。1980年代，中国农村经历了最激进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到了1990年代，工业发展赋予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声誉，但这其中，主要受益的是城市，农村地区的发展远远落后与城市，农村穷人受困于教育和医疗的高成本。
相比之下，印度在1990年代修订的宪法将权力下放给农村的“村务委员会”。印度向1980年代的中国学习，学习后者如何扩大社会和农村消费。 “印度民主机制曾经在英迪拉·甘地统治下萎缩，如今得以重新建立。”黄亚生指出，“世界银行的指标显示：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印度在当局的统治下，在几个关键领域都获得了较大的改善。”
很可惜，黄亚生得出结论的根据显然有些站不住脚。下放权力给“村务委员会”仍然只是停留在表面，它对经济发展几乎没有什么贡献。政府的治理在某些方面可能有所提高，但世界银行的“商务报告”中，印度在180个国家中仅排在第120位，4/5的印度人对现政府投了反对票，因为后者的管理不善。加大的社会开支大多浪费在了缺席的教师和卫生工作人员身上。如此一来，声称以上这些因素都促成了印度高增长的说法就是完全错误的。
同时，印度在混乱和不完整的经济改革中获得了如此的高增长，必须是依赖于一定的制度基础。尼赫鲁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有可能带来的是一场经济灾难，但尼赫鲁时期所建立的各种机制成为了坚固的磐石，它在日后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尼赫鲁的经济政策失误，也成为了支撑印度在经济改革之后加速发展的动力源泉。
在黄亚生看来，“中国至少已经在口头上回归其进行政治改革的梦想，这一梦想，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指赋予农村地区更大的发展动力。在如何摆脱非自由主义的阴影上，印度显然有很多经验可以与中国分享。过去，中国教会印度如何重视社会投资和经济开放，如今中国则需要向印度学习，或者说，从印度的经历认识到，政治改革并不会阻碍经济发展。”
毋庸置疑，这样的说法有些道理；但整体而言，黄的看法难免矫枉过正——印度确实在过去证明了一塌糊涂的民主同样能够获得高速的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中国更加令人侧目的成就也是无法忽视的事实。(翻译／袁瑛)
中国也同样面临着问题，然而它却能够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抑制通胀，中国政府看起来也更具效率和针对性。
然而，美国麻省理工黄亚生教授最近在《外交政策》上撰文指出， “不要被这种对比所误导。”他认为，印度近五年来保持9％的高增长率已经在重新书写历史。 “印度经济奇迹的出现，应该能够--希望是永远--打破一个虚假的概念，那就是民主不利于经济增长。”他写到， “印度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前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正值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在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年之时，他们应该借鉴印度的发展经验，仔细探寻后者经济增长背后的真正原因。如果印度在一个嘈杂、喧闹以及笨重的政治框架下都能够获得增长，那么其他贫穷的国家就不必在增长和民主--这个浮士德般地选择中做出自己艰难的抉择了。”
印度自己似乎已经对每年9％的高增长率司空见惯了。黄亚生适时提醒人们：这是-个革命性的变化；它改变了印度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
回顾过去5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经济发展获得成功的国家基本上都处于相对专制或权威的政治体制下，包括韩国、中国台湾、印尼、泰国和新加坡。20世纪，亚洲国家的整体民主进程相对落后，在此同时，皮诺切特在智利的独裁统治也制造了拉丁美洲最为壮观的经济增长。198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则成为了经济增长中的耀眼巨星。
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专制体制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也制造了经济灾难。如果仔细研究过1990年代的世界经济，我们应该说，民主国家的经济表现也还是不错的，或者说稍稍好于专制国家。
直至2000年，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博弈大致如下：民主的制衡力量制止了当权者给本国带来巨大的变化。在印度民主体制中，很多人的脚踩在经济发展的“刹车板”上，相反，却没有人踩在“加速器”上。因此，专制政体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在民主体制下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民主政体下获得的经济增长，即使比不上成功的专制体制，但也不比最糟糕的专制体制慢。最好情况下，民主体制能够取得中上等的增长速度，例如印度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取得的5.8％－6.2％的增长。没有人想到，印度在2003--2008年又跨出了一大步，从6％增长到了9％。
基于此，黄亚生就认为，这样的增长改变了民主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我看来，这样的观点部分正确，但在某种程度上，他夸大了民主的作用。他声称，中国的腾飞并不是因为政治体制，而是因为1980年代在中国发生的激进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的精英们声称，中国通过绕开政治改革，从而避免了前苏联式的崩溃。黄亚生认为，事实正好相反。1980年代，中国农村经历了最激进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到了1990年代，工业发展赋予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声誉，但这其中，主要受益的是城市，农村地区的发展远远落后与城市，农村穷人受困于教育和医疗的高成本。
相比之下，印度在1990年代修订的宪法将权力下放给农村的“村务委员会”。印度向1980年代的中国学习，学习后者如何扩大社会和农村消费。 “印度民主机制曾经在英迪拉·甘地统治下萎缩，如今得以重新建立。”黄亚生指出，“世界银行的指标显示：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印度在当局的统治下，在几个关键领域都获得了较大的改善。”
很可惜，黄亚生得出结论的根据显然有些站不住脚。下放权力给“村务委员会”仍然只是停留在表面，它对经济发展几乎没有什么贡献。政府的治理在某些方面可能有所提高，但世界银行的“商务报告”中，印度在180个国家中仅排在第120位，4/5的印度人对现政府投了反对票，因为后者的管理不善。加大的社会开支大多浪费在了缺席的教师和卫生工作人员身上。如此一来，声称以上这些因素都促成了印度高增长的说法就是完全错误的。
同时，印度在混乱和不完整的经济改革中获得了如此的高增长，必须是依赖于一定的制度基础。尼赫鲁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有可能带来的是一场经济灾难，但尼赫鲁时期所建立的各种机制成为了坚固的磐石，它在日后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尼赫鲁的经济政策失误，也成为了支撑印度在经济改革之后加速发展的动力源泉。
在黄亚生看来，“中国至少已经在口头上回归其进行政治改革的梦想，这一梦想，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指赋予农村地区更大的发展动力。在如何摆脱非自由主义的阴影上，印度显然有很多经验可以与中国分享。过去，中国教会印度如何重视社会投资和经济开放，如今中国则需要向印度学习，或者说，从印度的经历认识到，政治改革并不会阻碍经济发展。”
毋庸置疑，这样的说法有些道理；但整体而言，黄的看法难免矫枉过正——印度确实在过去证明了一塌糊涂的民主同样能够获得高速的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中国更加令人侧目的成就也是无法忽视的事实。(翻译／袁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