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历史上少有的一生信念如一、操守如一、言行如一、表里如一的人。学习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和领导作风，对于全党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根本上说，周恩来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优良的领导作风，与他坚定的信念分不开。他一生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不动摇，坚定中华民族腾飞于世界的信念不动摇，坚定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不动摇。信念的光辉照亮了他的一生。与他伟大的奉献分不开，他70余年如一日，26年如一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经常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地工作，精力充沛，从来不知道疲倦。与他深厚的修养分不开，他具有深厚的理论修养与多方面知识修养，集东西方智慧于一身，而且一生不停顿地学习，一生践行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一生坚持行重于言。更与他高尚的品德分不开，他对人民、对国家、对领袖始终忠心耿耿，越是在艰苦环境下，越是在危难局面下，越是在重大转折关头，他的大智慧和浩然正气越是充分显现。纵观周恩来伟大光辉的一生，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是贯穿其中鲜明的主线。周恩来在长期领导革命和建设、治党治国治军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领导艺术和领导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宝贵思想财富。
　　周恩来领导艺术和领导作风，具有以下重要特点。
　　一、举轻若重。广大精微
　　周恩来日理万机，是举轻若重的大师。郭沫若称赞周恩来“思考事物的周密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如电火行空”。周恩来为了让毛泽东集中精力思考战略性和理论上的重大问题，把大量精力放在处理具体事务、具体问题上。有一次，一位曾经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问周恩来为什么这样做？周恩来严肃地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的。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周恩来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总管家，是政务最繁忙的人，但他游刃有余，举轻若重，无论是复杂问题，还是简单问题，都处理得自然流畅，井井有条，节奏分明，有声有色。中国有一句古语：“致广大而尽精微。”周恩来具有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博大襟怀，他的格局是广大的。他一生又养成了精益求精、细致入微的严谨作风，他轻中见重，以轻济重；小中见大，以尽精微而致广大。
　　以周恩来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解决粮食问题为例。根据周恩来工作台历的记载，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就达115次。其中1960年下半年19次，1961年51次，1962年45次。他及时审阅粮食报表，精心计算粮食安排，多次出京调查粮食情况，解决粮食调拨问题。从周恩来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现仍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之多。例如在《1962年至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上，周恩来用红蓝铅笔作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注文字7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周恩来的手迹。这些报表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是周恩来极端负责精神的生动见证，也是周恩来举轻若重领导风格的生动体现。
　　周恩来的举轻若重，贯穿了他的一生，既体现在他处理纷纭变幻的外交工作上，也体现在他处理繁重艰巨的国内事务上；既体现在他处理中美、中苏、中日等大国关系和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等重大国际事件上，也体现在处理周边关系的棘手问题上；既体现在处理三年经济困难调整、抗美援朝、“文化大革命”等重大经济、政治、军事问题上，也体现在处理繁杂琐碎的日常工作上。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崇高威望和历史功绩，既得益于毛泽东的删繁就简、举重若轻、高瞻远瞩、战略运筹；也得益于周恩来的事无巨细、举轻若重、殚精竭虑、夙夜在公。毛泽东思想培育了几代中国人，周恩来作风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中国不能没有毛泽东，也不能没有周恩来。毛泽东举重若轻的战略决策，为周恩来举轻若重的具体落实，解决和处理一个又一个具体的矛盾、困难和问题，创造了根本前提和条件；周恩来举轻若重的具体落实，则为毛泽东举重若轻的战略决策，排除了琐碎事务的具体干扰。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两者之间的互相补充、互相依存关系也是这样明显。对于一个领导集体来说，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相结合，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最佳组合。
　　二、求真务实。以诚持国
　　周恩来在1962年2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把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独具特色地阐发为四条方法论原则：“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他主张讲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真话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认为，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尚且如此，何况共产党的同志之间，就更应该能说真话、听真话。正因为如此，他在总结我们党领导建设的经验时，指明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是要对党的最高决策机构说真话。他这一思想和要求，对困难时期了解实情、做出决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自己也以“兼听则明”、能听不同意见而著称。
　　1961年5月，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总结十年来的建设经验时，专门提出要解决思想方法问题。在他提到的六条思想方法中，有五条涉及尊重客观规律，不能超越实际的问题。其中指出：不断革命论必须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不能超越革命发展阶段；主观能动性必须与客观可能性相统一，不能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甚至蛮干，对客观可能性估计不足，结果破坏了生产力；革命热情必须与科学精神相结合，不能以感想代替政策；在实施理论和思想时，不能与现实脱节；必须认识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周恩来在各种实践中，尤其在指导实际部门的工作时，极其注意提倡摸索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周恩来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在内政外交事务中，周恩来所进行的调查研究及其对事实的准确把握，都令人叹服。他经常召集各部门的负责人开会，每次会前他不仅仔细地阅读有关文件和材料，而且对文件和材料中提到的问题都作了认真的考虑。在开会时，他从不急于做结论，而总是先问情况并提问题，且对不了解实情、不掌握具体事实的干部进行批评。同时，他不满足于书面材料和听取汇报，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向来自实际、来自基层的同志了解情况。在外交活动中，他事先对对方的情况，对谈判所涉及的材料的历史、过程和现状了如指掌，以充分的事实作论点的根据。
　　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他反复强调团结问题。他曾在矛盾的同一性的意义上给“团结”下了一个定义：“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
　　这一思想后来在新中国的外交中突出地体现出来。他认为，为了在地球上一起生存，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和国与国之间的各种差异去找共同点，虽然这种共同点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甚至是渗透着尖锐的矛盾对立的，但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这一相对同一的途径才能妥善解决。周恩来在各种外交实践中，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求同存异”原则：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思想意识的国家之间，要“从异中求同”；对社会制度或历史遭遇大体相同的国家之间，应“求大同、存小异”；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行为，则应“求同抑异”；而在中美建交中则采取“求同立异”的做法。这种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多渠道的求同存异方法，反映出周恩来解决国际关系问题的高度政治智慧。 　　周恩来在一生的丰富实践中，坚持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一方面，周恩来在领导工作中强调领导者首要的问题就是立场，要求共产党人“要有坚持原则精神”，而采取的工作方法也首先是“在斗争中审查理论原理和原则”。在党的工作中，他“要求有高度党性，反对政治空气稀薄”，摒除庸俗空气。
　　另一方面，周恩来认为，坚持原则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原则，原则性必须通过灵活性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只有当原则性和灵活性很好地结合时，才能产生完整、正确的策略方针，也才能取得预想的成功。他经常提醒人们：我们固然要坚持原则，要有坚持真理、维护真理、当仁不让的精神。但是，“一个原则、真理、政策在实际中实施，是要费很大的力量，做许多的具体工作的”。因此，要善于把真理具体化，拟定出多样化的具体政策和灵活性的策略来实现真理、贯彻原则。周恩来在外交活动中准确地把握妥协的时机、场合和分寸，以实现坚定的原则的杰出才能，也充分体现了他对坚持原则与善于妥协的对立统一关系的深刻认识。他认为，在外交谈判中，只讲斗争而不讲妥协，往往要犯“左”的错误，其结果常常会使谈判陷入僵局甚至破裂；相反，只讲妥协而丧失原则，又往往会犯右的错误，其结果可能导致外交失利，甚至丧权辱国。
　　五、知人善任。依靠群众
　　中国有句古语：“得人者兴，失人者崩。”王夫之说过：“能用人者，可以无敌于天下。”周恩来一生求贤若渴，爱才如命，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建国后，在周恩来的身边，总是聚集着一大批才华横溢又肝胆相照的杰出人物。
　　周恩来担任总理期间组建的几届内阁，都是人才济济，为国家任用和培养了大批人才。
　　1957年，在我国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中国科学家要去苏联参观。但苏方提出，他们的火箭、原子弹，必须是相当级别的官员或者相当高军衔的人才能参观。当时钱学森没有军衔，怎么办？而钱学森去不成，我们的计划必然要落空，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果断决策，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事实上，钱学森回国后，国家一直是按将军等级给予待遇的。当时，钱学森看文件与少将同等，保卫工作按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对待，工资是特一级，当时国务院进口了少数苏联吉姆车，周恩来拨给钱学森一辆。钱学森当年跟着冯·卡门老师去德国柏林、不伦瑞克考察德国的V-2火箭时，曾授予他上校军衔。周恩来说：列宁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尚且高薪聘用，那么一个忠诚爱国的大科学家为什么不能当一个将军呢？他念了龚自珍的诗：“九州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幽默地说：美国人还是蛮有度量的，40年代就给一个中国科学家上校当当。按照清朝的晋升制，他也该是当中将的时候了。这成为50年代我国核武器研制过程中的一段佳话。
　　李四光是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是个不喜欢多说话的人。抗日战争时期，李四光在重庆两次见到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人民政府就酝酿召开一次全国地质工作会议，周恩来指示要等李四光回国后再开。李四光听说周恩来等他回来开全国地质工作会议，深感党的信任，刚一到北京，就开始考虑全国地质工作问题。一天下午5点左右，他们正在埋头工作，忽然进来两位同志对李四光说：“李先生，有位中央负责同志来看你。”李四光刚刚站起身，周恩来已经跨进了房门。李四光万万没有想到，周总理工作那么多，会亲自来看望他。李四光向周恩来报告、请示地质工作的问题。周恩来认真听完后说：“我们的事业正在开始，不论是工业还是国防，都和地质工作分不开。地质工作要先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我们就打算召开第一次全国地质工作会议，那时候我想，没有个挂帅的，一定要等你回来。”李四光听了周恩来这一番话，感动极了。他本想向周恩来辞去科学院副院长的职务，现在再没有勇气说出口了。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李四光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新中国第一任地质部部长。
　　周恩来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伟大创造力量，号召全党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60年代初，他在反思“三面红旗”的缺点错误时曾说：“要承认我们知识不够。现在只要我们接触实际，深入群众，每天都会发现许多新事情，我们知识有限，看得不够。”在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即“从群众中来”方面，周恩来堪称楷模。在实施一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过程中，周恩来还善于做细致的群众工作，说服群众。他强调：决定工作速度的快慢，“必须依据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不能由少数人强制解决，致犯命令主义的错误”。他认为：“要想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等待群众的觉悟。”在解决“到群众中去”的问题上，周恩来也作出了表率。
　　正因为周恩来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心里每时每刻都想着群众，因此，人民群众也发自内心地呼喊：“人民的总理人民爱，总理和人民心连心。”
　　六、谦逊实际。平等待人
　　中华民族谦逊实际的作风，集中、充分而完美地在周恩来身上得到体现。“活到老、学到老”，是他终生不渝的座右铭。早在幼年时代，他就养成了好学深思的习惯，练就了常人达不到的记忆力。他既学习书本知识，又学习实践知识；既学习前人的间接经验，又学习当代人的现实经验，他持之以恒地从同志、朋友甚至敌人那里，汲取着无穷的智慧。
　　他严于律己，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不掩饰自己的错误。辞世前夕，他强撑着参加贺龙元帅的追悼会，连向贺龙遗体鞠了7个躬，还对家属致歉，自责没有保护好贺龙元帅。他在我们党的领导人中，是最勇于自我批评的人，也是自我批评最多的人。他制定的《自我修养要则》，恪守终生。
　　周恩来身居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岗位数十年，但他始终把自己当做普通劳动者，当做人民公仆。他不论对什么人，从不摆架子，从不以领导自居，在他身上看不到官气的影子。 　　政府管理中，如何协调和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周恩来坚持深思熟虑、慎之又慎。他认为国家面貌的根本改变，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周恩来认为每一代人要做好每一代人的事，既不要给子孙后代带来不利后果，也不要企图把子孙后代的事情都做完。
　　周恩来是我们党内最懂得知识分子，最善于做知识分子工作，而又最为知识分子爱戴的一位卓越领导人。他在担任共和国总理后，曾经三次发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他生前在知识分子中做了大量工作，交了大量知识分子朋友，其深刻影响，在今天人们仍然能够感觉得到。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周恩来认为，“所有民族都是优秀的、勤劳的、智慧的，只要给他们发展的机会；所有的民族都是勇敢的、有力量的，只要给他们锻炼的机会。”因此，“各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不能有任何歧视”，因为中国“人口众多”是汉族，“地大物博”则在兄弟民族区，所以，“各民族不分大小应互相依存，互相团结才有利”。他特别要求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应注意了解兄弟民族的心理感情，学习研究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他说：“风俗习惯常是一个民族一个，因此，风俗习惯也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如果不尊重，就很容易刺激感情。”
　　周恩来特别注意率先垂范，同少数民族群众水乳交融、打成一片。最感人的事例是1961年3月，他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城与傣族、布依族、拉祜族等少数人民群众共度傣族新年——泼水节的生动情景。泼水节期间，周恩来曾三次穿起傣族服装与群众一起欢度节日。望着傣家装束的人民总理，各族群众热泪盈眶，连呼毛主席万岁，周总理好。泼水时，周恩来到达景洪街头。开始群众都用柏枝蘸着银碗里的清水礼节性地洒在总理身上。当总理看见有些群众用大盆泼水时，也拿起一个大盆泼起来，各族群众一下消除了拘束，纷纷用大盆向自己的总理泼来。依照傣族习俗，泼水节时，水泼得越多越热烈就表示彼此越亲近、越尊重。警卫人员要用伞给周恩来遮挡，他让把伞收起来，说：“不要紧的，要到群众中去和大家一样。”他对当地干部说：“傣族群众的每滴水都是热乎乎的，我一点都不感到寒冷”，“只有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才能和各族人民心连心啊！”各族人民每回忆起这一天都激动万分，他们说：“周总理泼的不是一般水啊，而是甘泉，甘泉落在我们身上，甜在我们心里！”穿一身民族服装，跳一段民族舞蹈，泼出一盆盆象征友谊的银水，映出一张张笑脸，这些热烈感人的画面，一下子拉近了总理同人民之间的距离，这种精神的吸引力、凝聚力是无法估量的。 （本刊有删节，全文见党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