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告诉我一个故事，属于每个人不同的故事，是记忆、是梦境，或是生活的体验，不同的历史碎片共同重组成一种陈述：是恐惧的隐射，或是生存的焦虑，都无一例外地通过“叙事”的方式呈现创作主体与观众的心理。
最近外滩美术馆展出的这个“讲故事”的展览，包括了来自亚洲不同地区的艺术家的作品，综合了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从观众的视角审视了不同的地方历史和文化。正如展览副标题所提示的“地方性”，此次对于这类“故事”的叙说并不是局限于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文化背景，而是以穿越了过去和未来的想象，综合了不同民族心理的一种方式。每一个故事、每一个场景、每一种媒介、每一段独白，都是与不同观众的视角和心理相呼应。展览的作品形式包含了装置艺术、环境艺术、观念艺术以及行为艺术等前卫艺术的各种手段，但为什么它们叉都统一在“地方性与叙事”的大旗下呢？因为它们都在告诉公众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不能没有观众的心理互动，否则将失去意义。
如果你是偶然撞进展场，也没有必要为展览的主题理解而担忧，正如策展人谢丰嵘的说明：“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下，历史消逝与文化转换的过程正在加速，碎片化的言语难以形成具有深入脉络且连贯性的叙事。我们希冀由艺术家的作品与展览开启一个对话过程，参与的每一个人，包含观众，都有权利建构个人的历史观点。我们将每件作品视为一个动态的叙事结构，在其叙事意义的生成过程中，艺术家、故事与观众三点之间的相互作用会是一次重要的经历。”这种“地方牲与叙事”并没有强制性地预设任何观念或立场，而是以一种平等的、包容的态度提供一个互动的平台，艺术家、故事与观众三方面都具有自身的经历、观点与角度，但又在一种全球化的观念下统一了某种契合点，使得展览成为聚合这一契合点的重要一举，从这个意义上说，策展人的目的无疑是达到了。
此次展览涉及地方性生存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政治主题以及政治背景下的公众心理等主題内容。当代艺术的当代性在消解了某种特定母题的中心之后，必定要在更加现实、更加贴近人性的方面作出努力。手段不是目的，而是辅助，告诉我们的这个故事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以一种什么方式告诉我们，因为这一点决定了我们接受这个故事时的态度与感受。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不同的故事有着共同的主题，我们接受她们时也会有不同的态度和情绪。
策展人郑慧华的“星丛视野”的定位的确能够有力概括“地方性与叙事”的内在脉络和特点——“关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当然包含其中各种显性或隐性的政治构成。”20世纪的二战时期或许是多数民族刻骨铭心的记忆，而现代战争对人类的影响是直接且暴力的，地理居住地变迁的历史与居住者的心理认同与归属感则表现为显性与隐性之分，正是那种隐性的心理层面的改变才是最不容易接受的。美术馆被占用为军事基地，成为军用娱乐场所，篮球架、篮球、布料与一群被邀请的学生共同重演了“打篮球”的历史，是一场表演，陈述的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一场对话，强权与非强权的一种较量。
与战争有关的关键词如硝烟、战火、残垣断壁都是可见的，但要将其转化为视觉形象来表达一种心理必定要强调其短暂的、如幻影的特点，因为时空已经变化，而记忆却是永恒的。烟火与轰炸声、光影与信号，时隐时现的视觉影像，周围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隐匿的枪声，微弱的、不规律的闪光声，外在于主体和客体意识的第三方目光正在锁定这一历史的黑暗，因为战争而遭到摧残的某个角落或许正在消失，但这一视觉的心理阴影却一直在恐惧者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在当下的全球化资本下的人类生存与现代文明主题，让我们看到了简单而深刻的社会问题，黄浦江上货运为业的家庭，毫无美化的纪实方式，结合人文地理研究的独白陈述，一群被人们遗忘的但又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人的普通生活，折射出一种被边缘化了的地方文化。水上生活是枯燥而又乏味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与水，人与环境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这些生存方式的同一平面上，是我们熟悉的城市生活和象征现代文明的摩天大楼，在与发达的资本经济的速度感的强烈对比之下，破败的民房向我们提示了日益加剧的生存危机的到来。
艺术的创作主体虽然只是艺术家本人，但任何创作主体都属于一定的文化、一定的环境，艺术家以片段、非纪实的方式拍摄艺术家身份的生存状态，记录生存体验；或者以自身的行为作为诠释的工具，在与观众的不可回避的注视中“交流”共同的“危机”体验。这种情况下，纪实的手段似乎不太合适于表达内心，因为纪实太过明白地暴露客体本身所具有的性质，而无形中剥夺了公众对于这一主题的诠释的自主权，像是强行将某种感受或心情赋予观众，而观众没有了发挥想象的余地，也就无法完成艺术家、故事与观众这一系统内部的自在循环。艺术家敢于将自己的身体赤裸裸地展现于公众面前是要挑战一种身份认同，向公众传递现实生存的精神状态。特定的环境和含义为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的依托，而艺术家的创作行为本身就是一个调动观众参与创作的手段和过程，无论结果如何，都达到了消解艺术家与观众之间心理距离的目的。而这种观念先行的艺术形式已经改变了单一视域，更加看中艺术行为的过程，并且在平凡中揭示深刻性特征。从这一角度看，展览的脉络和特点中的显性或隐性的政治构成即被有效地强调了，在未预设的观念与历史背景下，观众与观众之间也在认识和交流，从而重新看重自己。
由此，艺术家的角色从观察者、叙述者转化为聆听者，他通过作品在场，并倾听不同观看者之间的种种交流。“告诉我一个故事”，在形形色色的边缘叙事中，从聆听到交流，每一个个体的“我”悄然登场，而对于差异性的自我的重新认识，正是“地方性”赖以对抗“全球化”的根本所在。
最近外滩美术馆展出的这个“讲故事”的展览，包括了来自亚洲不同地区的艺术家的作品，综合了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从观众的视角审视了不同的地方历史和文化。正如展览副标题所提示的“地方性”，此次对于这类“故事”的叙说并不是局限于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文化背景，而是以穿越了过去和未来的想象，综合了不同民族心理的一种方式。每一个故事、每一个场景、每一种媒介、每一段独白，都是与不同观众的视角和心理相呼应。展览的作品形式包含了装置艺术、环境艺术、观念艺术以及行为艺术等前卫艺术的各种手段，但为什么它们叉都统一在“地方性与叙事”的大旗下呢？因为它们都在告诉公众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不能没有观众的心理互动，否则将失去意义。
如果你是偶然撞进展场，也没有必要为展览的主题理解而担忧，正如策展人谢丰嵘的说明：“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下，历史消逝与文化转换的过程正在加速，碎片化的言语难以形成具有深入脉络且连贯性的叙事。我们希冀由艺术家的作品与展览开启一个对话过程，参与的每一个人，包含观众，都有权利建构个人的历史观点。我们将每件作品视为一个动态的叙事结构，在其叙事意义的生成过程中，艺术家、故事与观众三点之间的相互作用会是一次重要的经历。”这种“地方牲与叙事”并没有强制性地预设任何观念或立场，而是以一种平等的、包容的态度提供一个互动的平台，艺术家、故事与观众三方面都具有自身的经历、观点与角度，但又在一种全球化的观念下统一了某种契合点，使得展览成为聚合这一契合点的重要一举，从这个意义上说，策展人的目的无疑是达到了。
此次展览涉及地方性生存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政治主题以及政治背景下的公众心理等主題内容。当代艺术的当代性在消解了某种特定母题的中心之后，必定要在更加现实、更加贴近人性的方面作出努力。手段不是目的，而是辅助，告诉我们的这个故事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以一种什么方式告诉我们，因为这一点决定了我们接受这个故事时的态度与感受。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不同的故事有着共同的主题，我们接受她们时也会有不同的态度和情绪。
策展人郑慧华的“星丛视野”的定位的确能够有力概括“地方性与叙事”的内在脉络和特点——“关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当然包含其中各种显性或隐性的政治构成。”20世纪的二战时期或许是多数民族刻骨铭心的记忆，而现代战争对人类的影响是直接且暴力的，地理居住地变迁的历史与居住者的心理认同与归属感则表现为显性与隐性之分，正是那种隐性的心理层面的改变才是最不容易接受的。美术馆被占用为军事基地，成为军用娱乐场所，篮球架、篮球、布料与一群被邀请的学生共同重演了“打篮球”的历史，是一场表演，陈述的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一场对话，强权与非强权的一种较量。
与战争有关的关键词如硝烟、战火、残垣断壁都是可见的，但要将其转化为视觉形象来表达一种心理必定要强调其短暂的、如幻影的特点，因为时空已经变化，而记忆却是永恒的。烟火与轰炸声、光影与信号，时隐时现的视觉影像，周围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隐匿的枪声，微弱的、不规律的闪光声，外在于主体和客体意识的第三方目光正在锁定这一历史的黑暗，因为战争而遭到摧残的某个角落或许正在消失，但这一视觉的心理阴影却一直在恐惧者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在当下的全球化资本下的人类生存与现代文明主题，让我们看到了简单而深刻的社会问题，黄浦江上货运为业的家庭，毫无美化的纪实方式，结合人文地理研究的独白陈述，一群被人们遗忘的但又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人的普通生活，折射出一种被边缘化了的地方文化。水上生活是枯燥而又乏味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与水，人与环境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这些生存方式的同一平面上，是我们熟悉的城市生活和象征现代文明的摩天大楼，在与发达的资本经济的速度感的强烈对比之下，破败的民房向我们提示了日益加剧的生存危机的到来。
艺术的创作主体虽然只是艺术家本人，但任何创作主体都属于一定的文化、一定的环境，艺术家以片段、非纪实的方式拍摄艺术家身份的生存状态，记录生存体验；或者以自身的行为作为诠释的工具，在与观众的不可回避的注视中“交流”共同的“危机”体验。这种情况下，纪实的手段似乎不太合适于表达内心，因为纪实太过明白地暴露客体本身所具有的性质，而无形中剥夺了公众对于这一主题的诠释的自主权，像是强行将某种感受或心情赋予观众，而观众没有了发挥想象的余地，也就无法完成艺术家、故事与观众这一系统内部的自在循环。艺术家敢于将自己的身体赤裸裸地展现于公众面前是要挑战一种身份认同，向公众传递现实生存的精神状态。特定的环境和含义为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的依托，而艺术家的创作行为本身就是一个调动观众参与创作的手段和过程，无论结果如何，都达到了消解艺术家与观众之间心理距离的目的。而这种观念先行的艺术形式已经改变了单一视域，更加看中艺术行为的过程，并且在平凡中揭示深刻性特征。从这一角度看，展览的脉络和特点中的显性或隐性的政治构成即被有效地强调了，在未预设的观念与历史背景下，观众与观众之间也在认识和交流，从而重新看重自己。
由此，艺术家的角色从观察者、叙述者转化为聆听者，他通过作品在场，并倾听不同观看者之间的种种交流。“告诉我一个故事”，在形形色色的边缘叙事中，从聆听到交流，每一个个体的“我”悄然登场，而对于差异性的自我的重新认识，正是“地方性”赖以对抗“全球化”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