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知识分子最没有用，但也最有用。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其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依附于统治阶级而生活，从未有过独立的人格，所以是最没有用的。但知识分子的笔头、嘴巴厉害，能够唤起民众，能够大造舆论，能够撕开禽兽的皮，如骆宾王《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事昭理辨，义正词严，锋芒锐利，斩钉截铁，淋漓慷慨，激切光明，不仅揭露了武则天的种种罪恶，还剖示了武则天阴险残狠的品质，激发人们保卫唐室，反对武则天的义愤，连武则天本人读了，也情不自禁地矍然惊叹。文人的笔是最善于剖示统治者的凶恶丑陋的嘴脸和肮脏灵魂的，要不然统治者何以要大兴文字狱来迫害知识分子呢？可见知识分子又是最有用的。知识分子写的说的，在一定的时候，写了也许等于白写，说了也许等于白说，但到了一定的时候，又会显得不白写不白说，于国于民还极为有用呢。今年以来，我注意了《读书》杂志上的一些文章，如《要是世界上只有中文》、《在美国读中国书》、《政治学家的天真》以及“诗画话”专栏和“新百喻”专栏里的一些小文章如《皇家》、《综合治理》、《服药》、《诏戒》等，就富于批判性与否定性，是一种真诚而正义的声音，足以启迪民智，但，也属于说了等于白说的话。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正在发生脱胎换骨的蜕变的大人先生的心目中唯一值得崇拜的就只有“孔方兄”，至于报刊杂志上的文章，他们是不屑一顾的。所以有人会说，“说了也等于白说”。
　　不过，孤陋寡闻的我，还是希望能在《读书》杂志上读到更多的“白说了也要说”的文章，因为积以时日，这类文章不会是白说的。